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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年各行各业的关键词。年传记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特色是回顾、梳理、总结70年来传记文学创作概况和研究发展历史脉络，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提出问题，展望未来；与此同时，研究界深耕细作传统传记研究话题，开拓挖掘新的研究领域，呈现值得肯定的发展态势。“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时代，与时代精神、时代之中人的故事紧密相连的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繁荣景象，与之相比，传记文学研究和批评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无法为传记创作予以符合其自身特色和发展的全面而有效的理论指导和支撑。这是传记文学研究领域陈年旧疾。年的成绩虽可圈可点，但研究明显滞后现状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中国传记文学迄今已有多年的悠久历史，曾经创造过《史记》这样辉煌灿烂的高峰。如今，在全面发展繁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时代背景下，推动和加强传记文学研究，努力构建中国特色传记文学理论体系显得愈发重要。年；传记文学；研究；作家传记；传记批评；传记文学理论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是年各行各业的关键词。年传记文学研究领域一个突出特色是回顾、梳理、总结70年来传记文学创作概况和研究发展历史脉络，总结经验，反思不足，提出问题，展望未来；与此同时，研究界深耕细作传统传记研究话题，开拓挖掘新的研究领域，呈现值得肯定的发展态势。年全年发表论文与年基本持平，亦在篇以上，专著出版至少有四部[1]。整体上看，虽有些成绩，但依然掩盖不住传记研究领域所存在的众多问题，择其要者简列如下：中国现代传记文学研究收获最丰，出现了一些高质量学术论文，其中作家传记研究、传记史料整理与研究尤为突出，但广度和深度需要进一步拓宽；传记理论研究出现几篇一新耳目的好文，但整体基础依然薄弱，无法有效有力支撑快速多元发展的传记创作；古代传记研究成绩平平，选题偏窄，论题偏小，数量偏少，人才后继乏人，需要加强和拓展；外国传记研究质量相对可观，选题有突破，学术性强，但所涉及领域依然较为狭窄，多集中在作家传记研究方面；传记电影研究数量和质量能保持一个正常水准，但突破不大、高质量论文难觅，缺乏理论高度上的分析和把握；传记批评最为薄弱，以此为志业的批评家寥若晨星，作品质量亟待加强，人才队伍亟需培养。“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新时代，与时代精神、时代之中人的故事紧密相连的传记文学创作呈现一派生机盎然、繁荣景象，与之相比，传记文学研究和批评则处于明显滞后状态，主要问题有：学科归类不明确，研究团队后继乏人，学术成果分散不成规模，不能为传记创作给予更加全面而有效的支撑和指导，这是中国传记文学研究领域陈年旧疾。年所呈现出来的各类问题，并不全是新近产生的，大多则是多年累积老问题之具体化、个案化。从学科内部划分来看，传记文学研究应至少包含传记文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研究、中国现当代传记文学研究、外国传记文学研究、传记电影研究五部分。本报告主体部分将按此学科分支逐一考察。同时，鉴于“传记批评”的特殊性和重要性，本报告特将之单列出来，与“会议活动”合并为一节予以述评。

传记文学理论研究：

一树春风千万枝传记作为一种文体，中国古来有之。早在先秦时期，《诗经》中就已出现传记文学萌芽，《离骚》以及诸子散文中已涌现传记文学因素，《左传》《国语》《战国策》《晏子春秋》等史传著作初步孕育传记文学雏形[2]；汉代开始，史传文学走向成熟，而《史记》的出现，则标志着我国传记文学高峰时代的到来。此后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漫长的多年历史时期内，传记的发展及其成就虽不及汉代，不过也产生了大量传记作品。这些传记文体多样，名目繁多，影响深远，极大丰富了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但是“传记文学”这个概念的出现则是在20世纪初，这时期开始传记文学才真正脱离史学而归属于文学范畴。“传记文学”这一概念最早由胡适从西方引进并大力提倡[3]。虽后来也有“传叙文学”（朱东润提出）、“新传记”（孙毓棠提出）等命名，但“传记文学”作为区别于古代传记的一种新概念并由此而自立为一统发展至今，学界依然喜欢沿用“传记文学”这一统称。现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创作形成了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实践之路：先拿来，后建设；先实验，后纠偏。几乎与传记文学创作同步，传记学也随即兴起，真正意义上的传记文学理论探讨有效展开并取得一些成果也发生于20世纪前40年间[4]。这也是一个“西学东渐”并与中国现代语境发生内在关联的必然结果：经由梁启超、胡适、朱东润、孙毓棠等学者引进或理论阐释，并经林语堂、沈从文、鲁迅、郁达夫、郭沫若、谢冰莹等一大批新文学作家的实践，中国现代传记理论由此创生并自立为一科而发展至今。不过，其中一个现象很耐人寻味，即从理论角度探讨“传记”或“传记文学”的概念内涵或本体意义，只是在涉及到学科归属或具体文体实践时被纳入预定议题；相关研究并非从虚到虚，而是从实到虚，而且只在实践中遇阻或遭困时才被予以展开。这种一边摸索一边总结的理论革新之路既有其优点，也有其弊端。优点是不设定条条框框，研究人员发挥空间大；弊端是缺乏成熟而稳定的传统，文体特质、学科归属、核心理念等与传记文学体系息息相关的基本要素一直模棱两可。这不仅致使理论探讨严重滞后于创作实际，而且发展至今成了大而无当、一锅煮式的巨型文类，乃至让后来者无所适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传记文学理论（含批评）研究是相当重要而且迫切需要有所突破的重大课题。我国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向来薄弱，本年度亦然。相比较而言，带有一定理论探索趋向并给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是文体或方法论上的探讨。代表作有孟晖的《“传记式批评”研究——以中国近现代作家传记文本为主要考察对象》、李贺的《“先贤传记”与方志的关系探究——兼论方志的学科归属》[5]、赵炳祥的《将生命还给社会：传记法作为一种总体叙事方式》[6]、谢尚发的《这是文学年谱还是作家传记》[7]、张立群和赵硕合写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书写的“地域性”问题初探》[8]、斯日的《“凡事经自己之口说出来永远都是诗”——文学作品对传主生平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9]、侯雨佳的《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集体传记方法》[10]、田可文的《音乐家“生命史”的历史表述》[11]、王芳的《传记视域中的“分阶段写作”与毛泽东思想的整体性研究》[12]、廖一的《口述传记的恢弘乐章——满族口语说部的口述传记文学特点初探》[13]、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杂文学”的在场与缺席》[14]等。孟晖的《“传记式批评”研究》以大量现代传记作家文本为例，对“传记式批评”的内涵、外延以及诸多有关问题进行界定、分析，是一部专注于理论阐释和文本细读的学术专著。张立群和赵硕合写的《现当代作家传记书写的“地域性”问题初探》提出了一个很具理论性的传记学问题，即如何看待中国现当代传记中的“地域性”内涵或意义的生成与呈现问题。由于传记书写主客观因素、传记作者身份、传记数量、作家文学史地位、具体出版等众多外因和内因的制约，中国现当代传记有关“地域性”的表达必然有其复杂性和因之而形成的在修辞向度与风格上的多元性。这些问题尤需理清，其意义不可漠视，即如作者所言“现当代作家传记‘地域性’”问题的提出,有助于现当代作家传记的阅读、研究和应用，并以此可以簇新现代传记理论的生长点”。斯日的《“凡事经自己之口说出来永远都是诗”——文学作品对传主生平建构的可能性及其局限性》从对“文类属性困境是传记研究的根本命题”的认定出发，以鲁迅自传性叙述散文《朝花夕拾》为例，结合中外传记文学理论，深入探讨文学与传记之间的关系，侧重讨论传主已有文学文本对传记写作的潜在影响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复杂形态。斯文不仅涉及传记写作中的真实性、虚构性、传记作家与前文本之间的“间性关系”等看似常见实则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也提出了诸如“文类属性困境”、“前文学文本可否作为传记写作的材料”等亟待廓清但又不宜一刀切的实践问题。这些问题都值得再次讨论和论析。谢尚发的《这是文学年谱还是作家传记》本来是一篇书评，阐述《张炜研究资料长编》的编纂思想和叙述风格，但提出了一个很具理论性和实践性的议题，即在当代文学研究亦发生“史料转向”这一大背景下，对所谓文献资料、文学年谱，作家传记有必要作理论上的界定或区分吗？很显然，伴随作家传记、史料整理、文献归集的大规模展开，所谓“作家传记”该是一个怎样的文体形态和学科归属？谢文提出的这一议题，不仅是一个实操性的实践问题，也是一个前沿性理论问题。廖一的《口述传记的恢弘乐章——满族口语说部的口述传记文学特点初探》以“满族口语说部”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其生成、流传、本体特点（形式口述性、传承单一性、功能教化性）、审美风格（悲凉、崇高）、语言风格（清新自然、瑰丽神奇），并对“口述传记文学”这种文类作了理论上的阐释。金宏宇的《中国现代“杂文学”的在场与缺席》在谈及“杂文体”时对传、传记、自传、报告文学的文体归属及艺术特质有独到阐释，他将发生于现代文学三十年间有代表性的传记作品悉数列举并予以学理化解读，实乃本年度现代传记文学研究领域内一篇理论性极强的论文。另外，马洛丹的《作家传记的理论之花——评〈作为一种体裁的作家传记〉》[15]是一篇书评，围绕“作家传记”这一文体“评”中有述，述中有论，亦给人以不少启迪。张蕴艳的《精神史脉络中狄尔泰对李长之传记批评之影响》[16]虽是对李长之传记批评影响的研究，但该文所提出的“传记批评”是一种重要的文类，有关“传记批评”的文类特征、学科职责、发展史、批评方法，等等，都理应得到充分研究，但学界对这一领域的研究也相当孱弱。张文着力点虽不在文体或本体阐释，但作为本年度少数几篇提及“传记批评”并有所阐释的文章，其填补空白的意义当不可漠视。李德辉的《论行记的内涵、范畴、体系、职能》[17]专论“行记”这类带有突出传记学特征的古代文类，也颇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