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水、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悲惨的人生，温暖的写作

——写给萧红百年诞辰

魏微

萧红的一生，泛泛而言是很惨的，短命，穷困，奔波，她从十九岁离家出走，这一走便再没回头——中间辗转回去过一次，和未婚夫住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后来怀孕，未婚夫出逃，引出著名的“萧军救美”一段。

这一段堪比小说情节，然而萧红自己断不肯这样写，也写不出，因为她是散文化的笔法，她最好的文字几乎都是非虚构的，关于她童年的记述，在后花园里，和祖父、秋虫在一起；关于她的呼兰县城，东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那些穷邻居，翠姨和堂哥的恋爱……她以一个小孩子的眼光，就这样东看看、西瞧瞧，很多年后才想起把它写出来。

很多年后，也就是年，她离家出走已经有十年了，这十年，她几乎是马不停蹄的，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几乎大半个中国她都走过了——这大概是她一直以来的梦想：离开家乡，到外面看看去！萧红的出走是为逃婚，然而即便不为逃婚，她大概也会找其他的理由逃出去的，小小的呼兰县城藏不下她，不是因为她要写作，立志当个作家，而是她身上有太多活泛的、不安定的因素。

萧红是典型的“女文青”的性格，历朝历代的“女文青”大多如此：爱折腾，不愿守本份。李清照也折腾过，那是人过中年，赵明诚死了以后，她择人再嫁，嫁的是张汝洲，此人大概品性不端，贪慕李清照的钱财，因此夫妇不睦，常有恶语相向、拳脚相加的时候。我读李清照的生平，读到这一节，真是“惊且骇”，继而又有些欣喜，以为是看到了一个真女子，并不如常人所想的，总一副“凄凄惨惨切切”幽怨模样，而是具有真性情、大胸怀的，否则怎会扶窗北向，呼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这样的千古句？

总之，早晚都得折腾，这是一般文艺女性的通病——或许是所有人的通病，——那些有才华的去折腾文艺，没才华的去折腾异性，世间人莫不如此吧？也有一些人，是连带文艺、异性一块折腾的，并且都弄出了很大动静的，大概算得上是人间极品了：非有巨大生命能量的人不能为，譬如毕加索，譬如拜伦。也有一类人，生命能量更大一些的，他把能量攒着，所谓“术有专攻”，攒到一定程度，世界就乱了，我所知道的拿破仑和希特勒，在私生活方面都是极其节俭的。

其实文艺创作也如此，才华是一方面，生命能量是另一方面，这两者缺一不可，就好比一枚钱币的正反两面。世间若真有个林黛玉，恐怕也是“空有才华自嗟叹”，因为她太弱了，耗不起。创作本身，该是对生命的一场消耗吧？很奢侈的，对女人来说尤其如此，大概是，女性无论身心两面，较之男人都弱了一层，若想做成一件事情，必得付出十分努力才有可能，其余事竟难以顾及了。

倘若有人以冰心、凌叔华等人为反例，——然而此两人实在不是作反例的合适的人选。第一，才华不够，凌叔华或许稍好些，然而太多的小儿女闲愁，格局终究有限；第二，不多的一点才华，冰心分出来了，用来爱全天下的小朋友去了；凌叔华也爱，比较合乎情理，她爱上了英国的一个年轻人，后来不了了之；其实还是折腾，又不够彻底，只好妥协，终究是心力不足，有也是有的。

妥协下来的结果是，生活圆满了，创作结束了——也许是，生活不圆满，创作也结束了。这是另一个话题了，涉及到才华。

不是说，生活和创作不可兼得，虽然兼得者很少；我想这其中最关键的是个性，创作尤其需要个性，而生活必不能有个性，除非实施分身术，否则谁能做到左右缝源，写作时是一副面孔，生活时另换一副面孔，一天中无数次的变脸，一月月，一年年，非发疯不可！

也有不折腾的，像张爱玲，我想，这是因为她有自知，太过冷静；就生命力而言，张爱玲是弱了些，远不及她的才华，幸好她那时还很年轻，是能够凝神、聚气写几篇漂亮文章的，再晚一些，恐怕就真来不及了。我能够想像，她住在上海的那间公寓里，不拘是书桌旁，还是阳台上，整个身心都打开了，每个毛孔都在呼吸，感觉、听觉、味觉、嗅觉、自己、世界全连成一片了……即便没有胡兰成，这样的写作怕也不会持续太久，她是整个把自己搭进去写了，两年已是极限了。

可是这样也好！张爱玲是，她把一生的精华集中在两年内挥霍殆尽了，无论是文字的，还是情感的，三十岁以后已是油灯将尽了。可是才华的体现本该是这样的吧？集中起来才叫绽放，分摊到生命的各个阶段，就看不见了，形同没有。

我曾经比较过张爱玲和萧红——很多人都愿意把她们作比较——其实这两人毫无共同点，除了都姓张，都写得好，都活得惨。——可是写到末一句，我突然有点怀疑，什么叫惨呢？谁不惨呢？也许是，并不是因为她们写得好才活得惨，而是因为写得好，读者“发现”了她们的惨。怎样的心理啊？深究下去很可怕的。

就譬如萧红，倘若有幸如冰心，去过那样一种安逸人生——究竟冰心是否安逸，外人又怎知道？不过是猜测罢了——她还能写出那样的文字吗？即便写出来了，好是好的，读者还会那样念记吗？这世上好的文字太多了，太多都被湮没了。

想来这是一切文艺女性的悲哀，“人文不分”是她们普遍的归宿，但凡以才华显世的，经历立刻被翻出来，翻尸倒骨尽挑恼人的部分来说，像费雯丽疯了，克洛岱尔也疯了，伍尔芙投河自尽，普拉斯煤气自尽，邓肯风流且死于非命，奥斯丁终生未嫁，嘉宝隐居又是同性恋……总之，一个个都很传奇，而且下场很惨。究竟未知是才华带来了噩运，还是噩运使才华得以名世？也许才华之于女性，本身就是一个传奇、一个魔咒吧？也许中国古话里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竟是有些道理的吧？

本来写这篇文章，是为纪念萧红百年诞辰，写到这里突然良心发现：萧红地下有知，当不会愿意被人这样纪念吧？统共就那点事儿、那几个男人，被人唾沫横飞说了几十年，几乎私生活的每一条缝隙都被扒开了，各种假设、可能性……一二三四都作了回答，她整个人已经被穷尽了。谁愿意这样被人嚼舌呢？谁禁得起这样嚼舌呢？若是因为文字的拖累，我想她一定会后悔她所写过的，虽然她所写过的，跟她后来所经历的没一点关系——可是，真的没一点关系吗？

所以我这里不能免俗，终究还是要“扒”一下她的经历。

我曾经作过一个设想，就是，萧红能否活得稍稍像样一点？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原因并不在于那几个男人，而是她身上有一团火，她是自己把自己烧死了。一般说来，萧红的生命力是很旺盛的，远胜于张爱玲，她若不是早逝，恐怕会一场接着一场恋爱谈下去的，每一场恋爱都很失望，消停一阵，欢天喜地又谈下一场去了；这并不是她不长记性，归根结底还是身体能量的问题，虽然她的体质又是很差的。

差不多她是靠直觉和本能行事的人，而不是靠头脑和理智。

她是十几岁的时候，家里给定的娃娃亲，后来祖父一死，父亲逼她成亲；逃，当然是要逃的，她是五四背景下的新女性，逃婚、叛逆、追求个性，几乎是那个时代年轻人的主流。先逃到北京，后来钱不凑手，又回去了；再逃，这一次未婚夫追出来了，萧红与他来到哈尔滨，竟然同居了。为什么要同居呢？不是白逃了吗？

未婚夫的兄长气不过，也许是面子上挂不住，一怒之下解除了他们的婚约，萧红的反应如何呢？她把夫家的哥哥告了！这一年，萧红差不多二十岁。

我后来总在想，我二十岁时在干吗？会去告状吗？应该不会吧，一般女性都不会吧？差不多就是囫囵几下，不了了之。是软弱？是胆小？是舍不得把自己砸进去！说到底，可能还是少一点力，萧红身上是有力量的，有一股狠劲儿，冷不防就会冒出来，一俟意识到，她自己也吓着了。

八百多年前，李清照做过同样的一件事，她把张汝洲给告进牢里去，——才新婚三个月；代价是她自己也坐了牢。我没有证据地猜想，李清照在做这些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镇静的，她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每走一步都很清楚；她既然能不管不顾地下嫁张汝洲，那么在被骗得人财两空的情况下，她也会叫他把牢底坐穿。

我在想，较之萧红，李清照是个更有力的女性，所以一样是折腾，萧红把命赔进去了，才三十一岁。而李清照活了七十多岁，经历了梦幻一般的人生，先是童话里才有的前半生，书香府第，温柔富贵，神仙眷侣，东京城里去看元宵灯节；后是战争，离乱，夫亡，整个北宋王朝的覆灭，两个皇帝都成了俘虏……可是这些都不说了，不说了，往后退，往后退，慢慢竟退成她泣血的后半生的一个背景！她这样一个女子，站在偌大的舞台前，时代的帷幕已经拉开，眼见得风雨飘摇，残垣断壁……可是她竟然站定了，攒了一身力气，又是砰砰一阵作响，——她把自己捣鼓进牢里去了！同时，她还不忘创作，一时间词风大变，悲怆，雄浑，辽阔……这是个真的天才！

回头说萧红。萧红的未婚夫叫汪恩甲，世人多指责他的负心和不担责任，我想实际情形也许并不是这样。汪只是个普通的青年，小县城里的富家子弟，大约也知书达理，类似于苏青丈夫一样的人物，他们的麻烦就在于，他们都碰上了文学女人，一个要离婚，一个要逃婚；汪虽软弱，却也仁厚，萧红再次逃婚的时候，他追出来接济；同居期间，萧红告了他的哥哥，汪会站在哪一边呢？我想恁是谁都会选择哥哥。及至萧红怀孕，他逃走了，他纵有万般不是，前提是，两人的感情坏了。

好了，现在萧军出现了，他就如天神一般，在松花江决堤的那个夏天，满城的汪洋啊，萧红被困于东兴顺旅馆，饿，挺着大肚皮，交不起旅馆费，老板急吼吼想把她卖去当妓女……这时萧军现身了，在合适的时候，合适的地点，扮演了他最喜欢、也最合适的角色——英雄救美；可是萧军也没钱，因此，他像变戏法似的，也不知从哪儿弄来一叶小舟，搁于她的窗前，再系一根绳子把她从窗口吊下来……这一幕，简直像电影里的桥段。

萧红的一生，实际上比她的文字要丰富多彩，充满了各式各样的戏剧性，跟假的似的；也许那是乱世，人生人性的广阔翻飞，都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能设想的。

萧红漂泊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她再没想到，她这一漂就是十年，好像漂成了习惯，再也不能停止，一直到她的死。可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认定，她这十年一味总是凄风苦雨，恰恰相反，她这十年，生命真正在放光彩。

首先是，她的生命能量得以释放了。萧红的性格，是一定要在奔走中才能焕发活力的，把她局限在一个地方，她会很快枯萎的；她没有在一个地方枯萎，却因为一路奔波、心力交瘁而死；总之，这个姑娘，是怎么也弄不好了。

起先，她跟在萧军身后，我能想像她那双单眼皮的不大的眼睛，鼓鼓的小圆脸，一路走着，跳着，看着，指点着，叽叽喳喳像个小麻雀似的。这是两萧的好时光，以至他们到了青岛，穷得去变卖家俱的时候，我仍认为这是他们的好时光。其中主要一个原因是，他们适时扮演了对方需要的角色，萧军自不必说，此时的萧红，她是一个小鸟依人的小女子。——她性格里是有这一面的，虽然不全是。

此时，两萧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了，在青岛，写《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萧红最有意思的一点是，她很容易就受了别人的影响，却又能把自己的天性保持得很完好。倘若萧军是个画画的，那么中国美术界很有可能多出一个优秀的女画家，我猜想；倘若萧军是学音乐的，那么萧红呢，极有可能把个什么乐器摆弄得像模像样。

现在，萧军是个青年作家，比较左倾，身边的朋友也多是些进步青年……于是萧红便写了《生死场》，——可能是一群人聊出来的主题，跟萧红说：“这个合适你，你来写吧。”于是萧红琢磨一下，便开始写了。

这并不是她擅长的题材，这时候，她也没找到自己的题材，不过东一榔头西一棒的，什么都试着写写。写的时候，脑子里可能还想着时代、战争、革命什么的，这样一些大词汇，一时弄得她很茫然……可是她一旦想到自己的小城、小街、街坊邻居，她就又活了。

写得不错，因为鲁迅的推介一炮打响，大概是成名了。然而我以为，《生死场》并不能算作萧红的代表作，只是她在通向代表作的路途中必经的一座桥。

这样一来，两萧又启程了，去上海正式拜见鲁迅，这是的冬天，萧红二十三岁了。——此时，十四岁的张爱玲正就读于上海圣玛丽亚女校，是个文艺少女，以天才自视，可是面上很谦逊的，她不怎么爱讲话。她读一切文艺的、通俗的小说，给校刊投稿，后来也尝试写了像《牛》这样质朴的农村小说，以及像《霸王别姬》这样绮丽的历史小说。只是在继母治下生活，永远穿一年酱牛肉色的长袍，她是很不开心的。

在上海，萧红焕发了更大的活力，遗憾的是，和萧军的关系变冷了，很多人都认为是和鲁迅有关，我也这么认为，——几乎一定是的！未必真的发生什么；也许是什么都发生了，“只是在心里”。很多年前，我忘了从哪儿看到的一段，或许就是我的臆想：有一天深夜，两萧和几个朋友走在上海的马路上，萧红一高兴，提议说：“我们赛跑吧，”于是便开始跑……我至今都能听见她的半高跟皮鞋在柏油路上发出的“啪嗒啪嗒”的清脆的声音，她的笑声，她也许还会尖叫一声；她个子蛮高的，她在路灯光底下渐长、或渐短的影子。

萧红临死前的样子，我想像着，并不觉得太难受；可是一旦想起她在上海的某个深夜，在马路上，她撒腿奔跑，我便觉得心里堵得慌……萧红的天性，实在是很开朗的，很容易就快乐的，她是那种“给一点阳光就灿烂”的人，然而就这一点点阳光，上天对她也是吝啬的。

有一次她去鲁迅家里，一进门，什么话也不说，就咯咯笑了。鲁迅问：“为什么笑呢？”

她说：“天晴了，太阳出来了。”

很好。非常非常地好。我想萧红最可贵的一点是，她至死都保持了她少女的天性，她的淳朴和自然，她投向万物时如初生儿一般新鲜而好奇的那一瞥……她是永远的闺女，不管环境多么严酷，不管她是多老的一个老太太，有一天走在街头，若是看见了什么新鲜物件，她都会忍不住凑上前去，说一声：“咦？”

她这一点，和张爱玲是截然不同的，我难以想像她们会成为好朋友——真实的情况是，她们绝无可能认识，萧红写作的时候，张爱玲还是个中学生；张爱玲写作的时候，萧红已经死了。

两萧在上海呆了不到两年，这也是鲁迅生命的最后两年。对于两萧来说，鲁迅差不多是半人半神式的、父亲一样的存在，所不同的是，萧红还是个年轻女人，偏偏又容易动情……起先，他们住在法租界，离鲁迅家很远，为了方便见面，他们就把房子换到鲁迅家附近了。

鲁迅家里，每天都有很多很多的客人，走了一批，又来一批。这些年轻人来到鲁迅的书房里，不拘站着，坐着，喝茶，抽烟……他们是什么都聊的，时局，人生，文艺，苦恼。鲁迅听着，附合着，或是给予他们一点意见。倘若他们说了什么笑话，鲁迅便笑了，放声的，明朗的，笑得烟卷都快拿不住了。

初始，萧红见到这一幕，以她那孩子似的好奇心，她一定会惊喜地在心里嘀咕一句：“咦，这个人也会笑呢！”或者是：“咦，这个人也会打喷嚏呢！”她大概是觉得很亲切了。

两萧常结伴来看鲁迅，每天都来……后来，就是萧红一个人来了。

萧红来到鲁迅的书房里，鲁迅也只是平常地问一句：“来啦？”

萧红说：“来啦！”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萧红便和许先生一起做饭，包饺子，包韭菜合子……两个女人一起闲话，许广平告诉她她从前的往事，她在女师大念书，怎么做家庭教师……两个女人之间，大概是什么都知道了，但什么都不能说。

萧军开始打萧红。自然了，他是从青岛一路打过来的，越打越顺手，一直打到他们分手。萧军打她总有太多的理由，一说他在外面有了女人，可是他又不跟萧红分手，大概他以为，他对她负有救世主一般的责任，这责任是从哈尔滨的一条船上开始的，从此这责任就深种在他们心里，一直到萧红将死，她还在念叨她的业已娶妻荫子的萧三郎。

然而萧军在上海的打她，也许另添了一个理由，但这这个理由他是不会说的，也许他压根心里就不愿意承认。我想像这一幕，真是难受得很，后来鲁迅逝世，萧军参与了丧事的全过程，行弟子礼，他是走在第一个的。

情况就是这样吧，每天萧红都要去鲁迅家，常常一呆就是一天；萧军知道她去哪儿，又不方便总问的，或者就是问了，也未必问出什么来。他已经左右不了她了。这时候，也不知他看出来没有，萧红身上的那股子力量，和他的力量完全不同的，很韧的，很有劲道。她不复是从前那个柔弱的、顺从的小女人了。

萧红来到鲁迅家里，也不过是说点家常。鲁迅不在，她就和许广平说；许广平不在，——然而许广平很少有不在的，她是家庭主妇；她就和他们夫妇一块说。或有就是，她陪着海婴公子玩一玩，海婴最喜欢她了，因为她有小辫子，他最喜欢抓她的小辫子了。

她心情好的时候，比如穿了一件新的红上衣，一家人都没注意到，她忍不住了，咚咚咚跑上二楼，问鲁迅：“我这衣裳好不好看？”

鲁迅就会放下工作，打量她一眼，老实地作出评价：“不大好看。”

隔了一会儿，他又告诉她不好看的理由，比如红的不能配紫的，也不能配咖啡色的；绿的也不能配紫的；又说到她的靴子……这是我们所能知道的两人独处的唯一的场景，然而也只是说说衣服，鞋子，搭配。——是啊，还能说什么呢？什么都在里头了。

说了一会，萧红看时间差不多了，大概又咚咚咚地跑下楼去，第一，她不能耽搁先生的工作，第二，她得顾忌许广平的感受，——如果这个家她还想每天出入的话。

站在萧红的角度，以她那自由奔放的天性，这段时间她是很压抑的。

又有一次，她要出门赴约，许广平替她打扮，找来各种颜色的绸条装饰她的头发，其中一根红绸条，扮得萧红似乎不是很好看，鲁迅生气了，大声地对许广平说：“不要那样装她……”这一幕真是意味深长，在那不知是春天还是冬天的房间里，三个人，静静地站了一两秒，有什么东西似乎昭然若揭了，许广平很窘，萧红安静下来了，鲁迅呢，他把眼皮子往下一放……然而也就这一两秒，这艰难、隐涩、沉重的一两秒过去就好了。过去了，又是什么都没发生了。

后来，萧红便离开了，她去了日本，这是年夏天的事。她为什么要离开呢？据说是“养病”，又有说是“精神上的苦闷”，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已经断断续续病了大半年了；她走了三个月以后，鲁迅就去世了。

这三个月中间，她跟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他似乎是欲言又止的。

这之前发生什么了吗？

然而这些不说了，再不会有人知道了。

上海的这两年，是萧红生命中最有意义的两年，——如果不能说是最幸福、或是最快乐的两年。首先，她没那么穷了，至少有饭吃，偶尔还能穿上新衣服；第二，稍稍安定了些，虽然是短暂的；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她结识了鲁迅，每天朝夕相处，成了她精神上、感情上的最大的慰籍，也成了她忍受萧军的铁拳头的最大的慰籍，成了她生活中类似于支柱的东西，成了习惯！

这两年对于鲁迅来说呢，也是一种慰籍吧？我想像他那位于大陆新村九号的二楼的书房里，虽然也能照进阳光，不知为何总有一种阴天的感觉，隐隐的有点冷；一家三口并两个老妈子，三层楼，一个院子……填不下，填不下，太冷清了。所以他是很喜欢年轻人来家里的，来他的书房里，欢天喜地，海阔天空。

内中就有这样一个姑娘，开朗，天真，聪慧；起先她或许有些拘束，话不多，熟了以后竟完全变了个人，咭咭呱呱，爱笑，她是什么话都愿跟他说，——究竟她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总能把他从一大堆的书稿、校样、人事、烦恼中暂时解脱出来，使他知道他是活在人间。后来，她就每天都来了，差不多成了一家人。病中他一个人躺在书房里，眼看虚空，大约也意识到这是他的暮年，他是孤独的，他这样一个瘦弱的老人（他那时其实并不算太老）……身后响起熟悉的脚步声，他回过头去，顿时，满屋子的阳光啊，他打了个招呼：“来啦？”

她说：“来啦！”

鲁迅死了两个月以后，萧红回到了上海，先去万国公墓祭拜；这是年1月，半年以后，中日战争爆发。

这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两萧都曾做过努力，从上海到武汉，到山西，到西安……然而终不行了，他们是在西安正式分手的。这时，萧红已有孕在身。

在西安，萧红和丁玲曾有过一夜长谈，谈了什么未可知；我在想另一个问题，她为什么没有去延安——就像丁玲那样；而且，她的朋友圈都是这一类型的，有信仰，有追求；萧军也是从延安过来跟她汇合的……唯一的解释是，她和张爱玲一样，对政治既无兴趣，也不通。

而且这时，她和端木已互通情款了，我猜想。他们刚认识半年，这半年来，端木一直陪伴身边，——当然不只他们两个，还有萧军，还有一群人，俗称“东北作家群”的，他们是从武汉一路辗转来到西安的。

在西安稍作停留，萧红就又回到了武汉，不久，她怀揣萧军的孩子，和端木举行了婚礼，这已是年5月了。据载，萧红对这次结婚是很平静的，在婚礼上，主持人让她发表感想，她说，她没有别的希求，只想过安定的生活。——然而对萧红来说，安定是何其艰难的一件事，简直是难于上青天；先不说那个乱世，兵慌马乱的，一颗炸弹没准就家破人亡了；单说她的性格，即便在和平年代，她也是难能有一颗安定的心的。

她是走在路上想家的、一俟回家又想上路的那种人，一句话，她是“生活在别处”的人。对于这样的人来说，安定、幸福都是一些抽象的词汇，是他们赴汤蹈水、飞蛾扑火、怎么求都求不来的词汇，慢慢的，它就变成了哲学的词汇。

两萧的分手，朋友圈里多有替他们惋惜的，然而对于萧红来说，我想这也是她性格的一个必然。她在生活上总有点稀里糊涂的，随意性很大，或有偶尔列个计划什么的，一二三四贴在墙上，执行不了几天就忘了的；就像一盆水泼出去，任由它自己流，她不过是遇上谁就是谁，遇上萧军是萧军，遇上端木是端木了。——后来她又遇上了骆宾基，生命的最后一截，就是这个年轻人陪她度过的。

人家对她一点点好，她就记着了，早已泯灭的对于生活的希望又起来了；这一点她不像张爱玲，张爱玲是先预设了人生是一场悲剧，她按着这预设往下走，不作一点反抗，很冷酷地看着自己往下掉；她对人性也不作奢望，也正因此，反能有喜悦和慈悲，有惊喜。她对于爱也是这样，她是可以去爱人的，而不单单是被爱。胡兰成避难的时候，她去乡下看他，忍痛替他的女朋友画像；私下里，两人还交流对这姑娘的看法，议论一下她的美。她回到上海，不拘自己是卖文为生，省吃俭用攒钱汇他，因为她体会他的难处，知道他更需要钱。她做完了她该做的，心里平安了，就去了结这件事，写信告诉他不再联系了，这以后就真不联系了。这以后，她就彻底地放下了这个人，其实是放下了所有的人，——连赖雅都不算的。

某种意义上，张爱玲是比萧红更有力的人，咎在生命力不活跃；她对于这世界几乎是采取主动的态度，——虽然是以被动的方式：避世，旁观，悲观，独处……然而这也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她是可以做到“文责自负”，敢承担，不推诿，不依傍任何人。我想这是因为她天性聪慧——少有人达到的聪慧——把人生的来龙去脉过早地看清楚了。

萧红却正相反，对于人世，我想她从来就没看清过，她就像一个小火炉，一个鱼跃飞身扑进这滚滚红尘，然而她这小火炉终究是不能烫伤任何人，她只是自顾自地烧着，伤了她自己。甚至对于爱，她也从来就没搞清爽过，虽然她一直在“爱”里头，她是太需要爱、也敢爱，却不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人家对她好，她心里有感应，于是就生活在一起了。可是她对人终究是有要求的，萧军太霸道，她吃不消，端木太绵软，她照样也吃不消；恁是换了谁跟她一起生活，慢慢的她心里总是有苦楚，有委屈……对于男人来说，她其实是很难侍候的。

世人对端木多有指责，——自然了，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一个人独自逃命去了。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从武汉到汉口，到重庆，到江津……惨是很惨的。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她亲爱的丈夫又不知哪儿去了。

然而我想情形也许并不那么简单（后来白朗等人也证实了这一点），端木就性情而言，是更能懂得女性，与她们的内心发生共鸣的，他对于萧红的懂得和体谅，自始至终都没有一点改变。他是萧红在世的时候，少数几个看出她才华的人之一，——另一个据听说是胡风。这一点对萧红来说太重要了，我猜她在写作上可能没那么自信，尤其跟萧军一起的时候。

他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份，因而不顾全家人的反对，以未婚少爷的身份娶了一个经历复杂的大肚子女人，并且坚持举行仪式……究其然，是他知道萧红想要什么，喜欢什么，这是他对她的怜惜，不是高高在上的，不是施舍，而是他把她当作自己人，一个同样有才华的自己人。后来萧红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那是萧红不识人。

萧红死了以后，他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端木这样的人，其实是很稀罕的，即便那个时代都难有；更稀罕的是，对世人对他的非议和误解，他能不着一词，至死都不作解释，我以为这点是很了不起的。

有一个说法不知是否可信，萧红写《呼兰河传》是受了端木的启发，从时间上看，确实是《科尔沁旗草原》在先的。也许端木常跟萧红聊起，关于这篇小说的构思、风格，关于他的家乡，他的童年，他对这一切的思念……无论如何，萧红又开始写了，这已是年了。

年1月，劫后余生的端木夫妇来到了香港，——此时，张爱玲已在香港呆了两年，是港大英文系一名品学兼优的二年级生，照样很沉默的，对这世界采取一种局外人的冷眼旁现的态度；这是中国两位天才文学女性的第二次交接：在同一个时间段，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

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可以说，没有《呼兰河传》，萧红将不成为萧红；有了《呼兰河传》，呼兰这个不起眼的北方小镇，就成了中国文学版图上最闪亮的地方之一。

也可以说，萧红从十九岁离家出走，漂泊十年，逛遍大半个中国，中间历经饥寒、战争、逃难、逃婚、生育、和男人的伤心事，身体的衰败、内心的动荡……为的就是写这样一部小说，写这一部安稳的、平静的、温暖的、跟她的传奇经历绝无关系、事实上又有绝大关系的小说。

我的意思是，萧红若没有离开故乡——故乡本来就是用来离开的——她就不会去写《呼兰河传》；她若没有后来的坎坷和不幸，《呼兰河传》就不会写得这样有感情，虽然她并不愿为了写得有感情而去经历那些坎坷和不幸。

总而言之，年赴港后的萧红，借得短暂安宁——日本人还未打进来——她开始了《呼兰河传》的创作。我能够想像，写这部作品时，她一定是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在她抬眼看向窗外的时候，不知她是否意识到，她是来到几千里外的香港，才想起自己也有故乡；身患重病（她得了肺结核，也许常担心自己就要死了），才跟童年有了亲近；回望自己这一生，她所受到的伤害，才知道祖父是这世上唯一对她好的人……她这个时候，整个就又回到了故乡，回到了童年，——某种意义上，她终生都活在童年里，从来就不曾离开过。

我揣摩萧红的写作速度，应该是相当快的，她差不多是一气呵成式的写作，真正做到了“我手写我心”，就是心中有的，她就写出来，心中没有，她就不写了。她的语言虽好，却很少讲究，一看便知是喷薄而出的，——喷薄而出的作品，大多气血充足，气脉贯通，语言上却粗鄙简陋，不忍卒读。萧红却是其中少有的例外，她的文字，细观没一字是出彩的，她不肯在字句上做任何的推敲停留，但几段读下来，那个意思便有了，她想表达的便呼之欲出了，甚至超过了她能表达的……这个人对语言的运用是天生的，她的文字是有魔力的。

她写文章就像说话，很口语化的，非常自由，有她自己的调门，颠来倒去，咭咭呱呱，却是怎么说都成文章；她大概有些古典文学的素养，但未必太多，而且看不出师承，却创造了今天“口语化”写作的先例，——不知可否这样说？

而张爱玲正好相反，她自己也承认，她写文章慢而吃力；她熟读诗书，有深厚的中外文学的基底，她是在做足了童子功的情况下开始写作的，有太多的约束，一落笔就想到了前人的影子，然而她却创造了自己的风格；因为讲究，就整体的作品而论，她的成品率大于萧红，少数篇目甚至是字字珠玑，有些字词的应用简直是神来之笔；她也是自由的，只是在百般约束之下获得了自由；她的写作有点像跳芭蕾，捆着，绑着，脚尖踮起来，一圈，二圈，十圈，二十圈……就这么一直跳下去，达到了她这一行的极限。她和萧红的区别就在于，一个是跳芭蕾的，一个跳自由舞的。

很多年前，我对她们作过比较，我曾经以为，萧红的文字是可能的，张爱玲的文字是不可能的；即，张更具有天才性。然而我现在推翻了这说法，这两人的文字都是不可能的，是我们这些平凡的写作者穷一生之力也难以企及的，因为她们不是在用力，她们是在耗自己的气血和生命！

年10月，医院，确诊是肺结核，一个月以后，因经济拮据返家养病。

年1月，香港沦陷。

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临死前，在纸上写了一句话：“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与别人写了。”

这个别人她是看不见了：她死后不久，张爱玲即返回上海——萧红生活了两年的、发表成名作的地方；一年以后的年春天，张爱玲正式登上文坛，发表了以香港——萧红写出了代表作的葬身之地——为背景的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从此光芒耀眼。

巧合乎？天意乎？中国文学的这一对双璧，这两个城市？

魏微

魏微，女，生于年。年开始写作，迄今已发表小说、随笔一百余万字。作品曾登、、、、、年中国小说排行榜。曾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二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十届庄重文文学奖、第九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小说家奖及各类文学刊物奖。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日、韩、意、俄、波兰、希腊、西班牙、塞尔维亚等多国文字。现供职于广东省作家协会。

欧洲政治思想史

作者:[意]萨尔沃?马斯泰罗内

译者：黄华光

定价:28.00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年:-7

《欧洲政治思想史》是一本大学教学用工具书，具有方法论的普遍性。作者阐述了从15世纪到年的欧洲政治生活的社会环境，研究了每个重要阶层（僧侣、贵族、第三等级、平民阶级）的集体心态的反映，以及各个不同时代的政治学说和国家模式。这部结构上有着有机联系和原创性的著作详细和平实地论证了几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各种政治和社会思想，展示了它们形成和引起争论的历史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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