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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漫天雪

这个标题引用的是王小波对马基雅维利的评价。我很赞同。

近读王小波的书，感触颇深。其大名早已如雷贯耳，但系统地读，却是最近的事。他对权力和现实的批判，对文化的省思，对人性的宣扬和对自由的追求，加之典型的王氏黑色幽默叙述风格，令人高山景行、敬佩不已，更让人对其英年早逝扼腕唏嘘。他是那个癫狂的年代里走出的清醒人，是在束缚中艰难挣脱的自由人，是无畏地讲出真相的勇敢者，当然了，他也是奋力抗争保卫自己“有趣的权利”的有趣的人。他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良心和骄傲。

小波先生对中国知识分子故作清高、回避利益的拧巴心态也有犀利的批判，用他的话说，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古遗风”，总喜欢空泛地谈论道德，不论事实和逻辑，先进行价值判断，“最爱干的事情就是拿着已有的道德体系说别人”。说穿了，就是个“酸葡萄”心态。心里想着权力，嘴上却说权力肮脏；心里想着金钱，嘴上却说金钱庸俗。并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进行道德表演，对别人进行道德棒喝。

但是，恕我直言，小波先生在社会经济问题上，却犯了和其他知识分子同样的错误，他对市场与商业的作用、市场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似乎有着难以逾越的偏差。

例如，在《饮食卫生与尊严》一文中，他谈到“外地来京人员”居住条件窘迫和环境卫生恶劣问题，对一位朋友认为应建设寄居宿舍，让外来人员的生活环境清洁、有秩序，活得更有尊严这样的方案不吝溢美，但对人家谈到这个项目应当盈利时却颇不以为然，并表露出轻蔑。

这种轻蔑的合理推论是：赚这样的钱不道德。但这种事又应该去做，那怎么办呢？只能交给政府。让权力介入经济事务，“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

文学圈子里这种对经济问题的认知偏差似乎司空见惯，他们是左翼思潮的孵化器和引擎。他们对民众的苦难抱有强烈的同情，对革命热潮那种血色的浪漫似乎情有独钟。当一个国家处在革命的浪潮中时，热情地鼓与呼、对领袖顶礼膜拜的，往往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伟大如加西亚·马尔克斯，也与菲德尔·卡斯特罗过从甚密。他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反对强权，但是对实现的路径却信口开河，对经济议题有着令人惊讶的无知。他们憧憬和描绘一个美好的乌托邦，让所有人血脉喷张，但真按他们的想法与实施，就是通往奴役之路，打开地狱之门。

不妨用小波先生举的例子进行一个简单的推演。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差，建一些宿舍，有人管理和运维，来改善他们的居住条件。没有问题，谁都同意。但是怎样达成这样的目标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做这件事的人得到利益，好事才会办好。托马斯·索维尔在《经济学的思维方式》里教会我们一个方法：对社会经济议题中的一些现象，先不要进行道德和价值判断，先进行反向思维——如果没有这种机制会怎么样？那么很明显，假如都不赚钱，谁还愿意干这件事呢？没有人干这事，农民工的居住环境就会一直这样脏乱差下去。当然，不排除个别慈善家发善心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一个社会到底应该靠一种机制去保证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是依靠个别人发慈悲，这不是显而易见的么？相反，如果建宿舍盈利，对投资人有好处，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资本投入进来，形成竞争，长期的结果必然是宿舍越建越多、价格越来越低廉、条件越来越好、服务越来越到位。由是，农民工的生活环境会不断得到改善，他们生活得越来越体面和有尊严。

你看，只谈道德，农民工的生存环境原地踏步，人们还会指责这社会世道浇漓，对弱势群体冷若冰霜。而谈了利益，农民工的处境得到改善，弱势群体有了更好的发展，社会也更加和谐。应该怎么选不是不言自明吗？那么，谈利益就不道德，不谈利益就道德吗？

恰恰相反，利益与道德是共生关系，财产造就公正、交换创造价值、市场培育美德。这可能是人们误解最深、最难以理解的地方。

我们的道德观念是这样形成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就是你的，不能相互侵犯，更不能要求我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我有利可图，你生活改善，唇齿相依，互助双赢。天长日久，人们知道，我要想争取自己的利益，必然像对待自己的利益一样改善同胞的物质生存条件。这就要求我们人人都要尊重别人的产权，讲品质、讲诚信、重长远，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权威醍醐灌顶地指出一个先验的道德标尺，或者有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规则先置于头顶，而是因为我们的自利动机。我们愿意放弃眼前的小利益，争取长远的大利益。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放大到全社会，却形成了意想不到的良好效果，并形成了人人习以为常的道德习俗。这样，道德就会在日常生活中深植于心底，成为自觉的行动，成为不假思索的自然。最不假思索的，往往是影响最深的。

这就是哈耶克所说的，“我们的道德原则是进化和选择过程的结果，是我们本人并不了解的经验的结晶。它之所以获得了普遍权威，是因为受到他们支配的群体证明自己比其他群体更为有效。我们服从这些原则指引时，才不至于和自己的同胞不断发生冲突。”于是形成了尊重他人、自由交换和合作共赢的氛围，道德就蕴涵于其中。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关系，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古今中外都有这样的认知和实践。我们有“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至理名言；子贡作为儒商鼻祖，有“端木遗风”；陶朱公范蠡经商有道热忱公益；就连红顶商人胡雪岩也知道“真不二价”。到了现在，前有张瑞敏砸冰箱，后有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设置第三方账户、保障诚信和品质、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些都是某个权威设计和发明的结果吗？显然不是。由此看来，道德实际上是自发形成的一种机制和规则，而不是不断宣扬的虚妄的道德标准。没听说过他们中有任何人不需要赚钱的，他们在诚信的基础上赚取利润既是合理的，又是道德的。

子贡赎人不要报偿之所以被孔子批评，就是因为拔高了道德标准，使他人无法实践，看起来道德标准高了，实际上全社会受损。两汉三国时期实行察举制举孝廉，就有人为了表现自己的孝顺，直接住进长辈的墓道里，一住就是二十年，人们无不交口称赞。后来却发现，他在墓道里啥也没耽搁，光孩子就生了五个！孟老夫子若是知道了这件事，定会气得从坟墓里跳出来破口大骂：“无耻之耻，无耻也！”

道德上高尚的事业同样应该是收入有保障、利润有回报的事业。如果不是这样，必然是某个环节出了问题。教师是人类灵魂工程师，谈钱就是庸俗堕落；医生是白衣天使，谈钱就是乘人之危缺乏爱心。这种观念一旦形成或者被决策者应用，就会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错乱。他们和我们平常人一样，要追求利益，一味地进行道德评判，不解决任何问题，道德标准并不会因此而提高，反而将他们推向了危险和尴尬的境地。

道德应该像空气一样平常，嵌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行动中。而不是某个强权虚设一个高尚的道德标准，看似完美，却让所有人高不可攀望而却步。树一个高尚的模范并不难，但是它只会使道德虚无化，全社会道德滑坡，人人成为伪君子，一些狂人将自己包装成道德楷模，一些沽名钓誉之徒可借此锐利武器，干一些欺世盗名的勾当。

我诚惶诚恐，不知道这样说是否狂妄——知识分子应该多学学古典经济学！大胆地谈利益，只要它取之有道，就与道德相辅相成。这个“道”，依靠的是人们共同守护的秩序，而不是权力——它恰恰是在破坏——的介入。不能一边抨击权力，一边想要权力大有作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