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理念及其规划，在实施过程中因为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往往会发生与最初预期相偏离的情形——这是观念与实践之间常见的不平衡状况，在文学史上屡见不鲜。作为一种当代政治化与制度化的文学设计，“少数民族文学”的意识形态自觉要早于其学术自觉或批评自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前三十年的发展中一直保持着与组织制度的紧密关联，但在改革开放后的四十余年，则出现了新变——其带有理想的“自由人联合体”状态的集体性，伴随着外部语境的整体变化而趋于个体化与私人化，从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所体现的内在理念上看，“人民”置换为“公民”，“群众”转向为“族众”。这与最初作为“人民文艺”的设想有一定距离，关涉当代中国人复杂的身份认同，也意味着有关“少数”“民族”“中国”的相应认知，需要重新进行反思。

追溯少数民族文学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分期上会与“主流文学”的分期略有不同，原因在于它的生产、传播、研究同国家文化政策和文学制度建设、文学组织生产及评奖传播机制密切相关。这种紧密关系体现于它在“十七年”时期与“主流文学”无论题材还是观念上都同声合唱，新时期以来也一度与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潮流如影随形。而问题也正在于此：它似乎是合唱者，但总是慢半拍，是一位迟到的模仿者，而从来不是领风气之先的开创者。那种堪称笼罩性的强势国家话语到“后新时期”发生松动，伴随着官方与民间话语在一定程度上的分离，少数民族文学与那些后来被文学史书写为主潮的写作逐渐拉开距离。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学逐渐树立起自身的“主体性”意识，进而获得了多元化特征。

基于这种差异性，我大致将改革开放以来的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恢复和蓬勃发展期，大致从“文革”结束、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到20世纪90年代初。此时的少数民族文学承续了从社会主义初期以降对宏大事物的关切，即便在关于族群和地方题材的书写中也并没有纠缠于身份政治、文化差异等问题，其内部生机勃勃，呈现多样性的平衡状态。第二阶段是休整期，大约从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前半期的十年左右时间。从外部文学生态来看，这是一个精英人文知识分子哀叹“边缘化”、大批文人“下海”和消费主义兴起的时代；就内部观念转变而言，则是文学不再充当“先锋”的角色，而将日常生活审美化提升为主流；与此同时，少数民族文学发生诸多分化，预示着多元文化主义时代的到来。第三阶段是繁荣期，大约从年前后到当下。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化多样性话语的兴起，少数民族文学不仅从官方得到支持，更有来自民间的自觉表述与商业的符号征用等多种形态。但几种不同话语之间表面的联结并不能掩盖其内在的差别。从外延与内涵来看，少数民族文学观念和手法则日益群落化和“内卷化”。在进入具体讨论前，需要声明的是，我之所以没有以精确的年份进行分期，是因为文学固然受外部环境影响，但自身有其作为文化产品在生产、传播与接受中的独特性，并不会因为某个戏剧性的事件或年份而发生陡然的转折或断裂，兴盛期亦有陈旧与过时的理念，休整期也不乏亮眼的作家与作品，所有变化都在潜移默化中进行，它更像是星系在整体运行，而不是其中某个超新星的爆发或老恒星的氦闪。

一

从发生学上看，现代以来的文类以及相应的文学学科与命名，从一开始就并非某种自然之物，而是文化政治的显现，“少数民族文学”则更是政策性的结果，这一点较之其他的文学分类更加明显——“少数民族”首先意味着平权政治下的身份标识，它在起初就携带着群体的、“类”的色彩，某个作家、作品会作为某个族群的代表，决定了它的合法性建立在集体的、星系式的运行之上，而不是靠某几位著名作家像路灯一样树立在文学史的道路上。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的少数民族文学建构一度中断，当激进政治结束后，改革开放初期的少数民族文学依然由一系列文化政策所决定。这些举措大致包括八个重要事件：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成立；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成立，中国作协成立少数民族文学委员会，第一次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召开；年，中国作协与国家民委举办了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评奖，国家级文学期刊《民族文学》创刊，中国作协文学讲习所（年定名为鲁迅文学院）开设少数民族作家班；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创刊。这中间固然有重要人物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比如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给中宣部及作协领导的上书与建议，但少数民族文学的相关组织、刊物、奖项、作家培养机制和教育、科研机构的设立，根本上来自国家宏观文化规划的统筹安排。它先行决定了少数民族文学并不是少数民族作家自然形成的自发创作（当然也尽力吸纳自发创作），而是有计划地联络、培养和倡导一国内部的多民族文学生产与传播。通过“文学共和”表征“人民共和”，少数民族作为“人民”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文学书写与形象塑造对内具有统战、团结、凝聚、交流的功能，对外则有形象塑造、宣传与辐射的作用。如此一来，有助于营构出多民族统一、多样性文化融合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形象。

这个过程中涌现出一些知名的少数民族作家，他们并不构成“家族相似”的群落，而是各以其自身特质独立地获得区域性、全国性乃至跨国影响力。他们可以粗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就已经成名的老作家的归来。萧乾“在度过了21年的寒蝉生涯后，于年开始写作”，30年代就已经凭借《科尔沁旗草原》获得声望的端木蕻良复出后也于同年底开始创作历史小说《曹雪芹》。50年代发表过有重要影响的《不能走那条路》《李双双》等作品的李凖，于年从河南调到北京中国作协工作，年根据张贤亮短篇小说《灵与肉》改编电影《牧马人》，与李存葆联合改编中篇小说《高山下的花环》为电影剧本；年12月，他的长篇小说《黄河东流去》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萧乾是蒙古旗人后裔，端木蕻良的母亲是满族，李凖是蒙古族，还有土家族和苗族混血的沈从文，他们尽管有时会被论者提及其少数民族身份，但一般不会被当作少数民族作家，因为他们的大多数作品并没有很多少数民族题材与内容，也并没有用在后来者看来对“少数民族文学”至关重要的民族语写作，但少数民族文学史书写者，尤其是族别文学史作者则乐于将他们纳入具体的族别之中以壮声势。这涉及如何认识“少数民族文学”内涵与外延的问题，下文会继续讨论。另外一些在“主流文学”史中不那么出名的作家，如五六十年代陆续出版过《欢乐的金沙江》三部曲（年《醒了的土地》，年《早来的春天》，年《呼啸的山风》）的彝族作家李乔再次提笔创作。年发表过《美丽的南国》的壮族作家陆地，也开始重新修改60年代的作品《瀑布》初稿，并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长篇小说一等奖。其他在“十七年”时期较有影响的作家，如蒙古族的纳·赛音朝克图、玛拉沁夫，回族的米双耀，维吾尔族的祖农·哈迪尔、克尤木·吐尔，苗族的伍略等，也陆续有新作品发表，他们的风格延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传统，致力于描写社会主义建设与少数民族生活的变迁。

第二类是知青、农民、工人中的少数民族精英人物在激进政治结束后大量出现，并成为中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达斡尔族的李陀、回族的张承志和鄂温克族的乌热尔图。李陀原先是工人，年以《愿你听到这支歌》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剧本《李四光》《沙鸥》分别获年、年文化部优秀电影奖。他曾任《北京文学》副主编，但年以后较多地从事理论批评工作，在关于电影长镜头理论、现代派文学、文化研究的引介、“纯文学”的反思等方面都有开风气的意义，可以说见证了整个中国文学从“新时期”到“新时代”的历程。但90年代后，发生了堪称截然不同的“两个李陀”的观念转变，年发表的长篇小说《无名指》引发巨大争议。张承志年发表处女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年发表《黑骏马》，年发表《北方的河》，分别获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第二届和第三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他通汉、蒙、日、阿拉伯等多种语言，在90年代也发生创作转向，由祖国母亲的讴歌者、中国道路的探索者转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