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大学时才读到了萧红，开始便喜欢。一直到今天。其实，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女作家们，个个都魅力非凡，但私心里，总觉得冰心太淑女，那些清风明月大海的诗篇把人间的一切不堪荡涤得干干净净，固然纯洁，固然美丽，但却是我们够不着的一种风景，就像隔着玻璃在看远远的花园草坪上一位穿着公主裙的女孩。而丁玲，过于风头浪尖，她的美丽强悍，她的写作，她的爱情，她的革命人生，都是引领时代潮流的，是寻常女子无法企及的高度。至于张爱玲，她太华丽高蹈，她太点石成金，她太聪明犀利，她的一支笔将人性最没有光的所在剖露出来。这样洞彻世事的女子，该是先天的就对爱情对伤害有免疫力的，偏偏，她却是爱了，也被伤了。张爱玲，她真是一个奇女子啊。
就是这样，在我极其性情化的个人阅读视野里，冰心太远，丁玲太高，张爱玲太深，而萧红刚刚好。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她就是邻家女儿那种类型的。萧红之于我，不是激情的邂逅，而是贴心贴肺的相遇相知。我常常看着她的照片，那张被经常用于书的封面的照片上，萧红像旧式女人把头发全部向后拢去，挽成发髻，只是在前额上密密齐齐地留着她那标志似的刘海。她的脸庞是清丽的，不很漂亮但还是好看。打动人心的是她的眼睛，她的眼睛里，有一个天才的写作者该有的深邃的目光，也有几许孩子般的清澈和犹惧，更多的是属于女人的哀愁。萧红的眼睛不是清泉，是深的湖，倒映着低的天。
张爱玲的《红玫瑰白玫瑰》里，有一幕颇有意味的情节。男主人公和被他始乱终弃的旧情人不期而遇，女人回答别后情景时说：“我不过是往前闯，碰到什么就是什么。”然而男人并不怜惜她的面子，男人说：“你碰到的无非是男人。”无非是男人，是对这个世界极富概括性的一句话。在男人织就的天罗地网里，女人只是无处逃遁的网中之鱼。除了男人，女人还能有什么别的遭遇呢？在走上文坛走进公众视野之前，萧红也只是一个这样的女子。她为了逃开家庭给她安排的男人，毅然走出了那死了老祖父后便不再有爱和温暖的呼兰河城。她是勇敢的，然而外面，也还是男人。她先是被恋人欺骗，后在困境中委身于未婚夫，怀孕后却遭遗弃，她求生不得求死都没有自由，因欠房租她被作为人质扣押在旅馆里，眼看着就要被卖到妓院。
是萧军救了她。二萧在哈尔滨的见面，是文学史上的佳话，也该是萧红生命中瑰丽的一页。她终究不是寻常的女人。哪个男人会爱上一个饥寒交迫气息奄奄的大肚子孕妇呢？萧军看到了萧红最狼狈最丑陋的一面，然而他却爱上了她。是的，是爱，而不是什么豪爽仗义的同情。杜拉斯说：没有爱，留下来不走，是不可能的。
肯定是任怎样的邋遢都难以全然掩去的清秀脱俗，肯定是怎样的千疮百孔都遮蔽不尽的纯净天真，肯定是怎样的走投无路都不甘认命的隐忍坚持，肯定是像石头缝里开出红红白白的花一样难以扑灭的炫目才华——最终征服了萧军。肯定是那个苦命的女人自身美丽的生命质地，救了她自己。没有一个男人，会舍得拿自己的爱情去温暖除了绝望别无他物的女人。
爱着是美丽的。依然是寒冷，依然是无穷无尽的饥饿，但知道自己从此不再是一个人，那份踏实便可以安妥心灵。饿了巴巴地等着萧军从外面找回来吃的，冷了套上他的长袍把自己穿成个大口袋。他们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但依然恣意地快乐着。他们有时吵架但很快和好，他们把新做的棉袍送进当铺换包子吃，他们白天找生计，晚上在昏黄的油灯下写被收进二人合集《跋涉》里的那些诗文。那时候的东北汉子萧军是一团火一座山，萧红穿着花格子衣服靠在他胸前，一双扎着蝴蝶结的小辫流泻着俏灵灵的生机。
这些都是萧红的散文集《商市街》里的记载。《商市街》是极富私人化写作特征的一本书，二萧在哈尔滨一个名为“商市街”的地方开始的爱情生活和家庭日常是书里的全部内容。一对青年男女结合伊始，然而看不到情欲的躁动，没有卿卿我我的甜蜜，没有文学青年罗曼蒂克的忧愁和梦想，充斥着在字里行间的全是关于饥饿、寒冷的刻骨体验，和苦难中互相给予的体贴呵护。今天的读者看这样的爱情，定会觉得是一种残酷的美丽，而我在萧红令人心悸的文字中，一次次感受着新鲜的疼痛和震撼。萧红是怎样一个稚拙的作家啊！写到饿昏头时，她说：“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在家徒四壁只有一张桌子和草褥子的房间里，她只能从一张桌子和草褥子发问。但当她从一张桌子和草褥子发问时，她便担当了人间一切的饥饿和苦难。没有人不为这样的句子怦然心动。写到因饥寒而感受到生命的无趣时，她写道：“我想雪花为什么要翩飞呢？多么没有意义！忽然我又想：我不也是和雪花一般没有意义吗？坐在椅子里，两手空着，什么也不做；口张着，可是什么也不吃。我十分和一架完全停止了的机器相像。”她写生病后被寄养在朋友家苦苦盼到了萧军到来时的喜悦时写道：“好像父亲来了似的，好像母亲来了似的。我发羞一般的，没有和他打招呼，只是让他坐在我的近边”。
《商市街》里处处是这种令人心酸的情景，然而更令人心酸的是，《商市街》不是现场记录，而是时过境迁之后的回忆。写《商市街》时，商市街已一去不返，哈尔滨的漫天飞雪中那雪花一样无羁抛洒的忧伤和快乐已渐行渐远，那在最荒寒的日子里尽情演绎的灰姑娘的童话已风雨飘摇，看不到结局。在《商市街》的好几篇散文里萧红都说：没有食物萧军外出时，她一个人呆着的家就像“没有阳光，没有暖的夜的广场”，“不生茅草的荒凉的广场”。而今，当她一字一句写下当年的感受时，才明白这个“广场”才是她短暂一生中所拥有的最为完整的家。《商市街》年在上海的整理出版，该是藏着怎样的隐痛啊！不是炫耀，不是宣泄，而是对已然要逝去的所有柔情缱绻的抚摸和挽留，是泪眼迷离的再回首，是张爱玲笔下那个极其苍凉的手势。在南方阴雨霏霏的哀愁中，《商市街》是一堆温暖的火，萧红用它烘烤着自己生命中再也拂不去的寒冷。
本来，最坏的都已经来过了。本来，后面该是长长的好日子。年，二萧一路跋涉抵达上海。年，他们在鲁迅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各自得以成名的小说《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自此后他们有了安定的生活，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了文学的声名，在恩师鲁迅的身边，这对文坛伉俪的人生追求有了切实的目标，该是携手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的时候了。然而，太多的爱情故事，只有在童话里，“幸福和快乐是结局”。年，萧军闹出与别的女人的情感纠葛，家庭裂痕日益加深，萧红只身东渡日本，以求解脱。但空间的距离依然不能使萧红理性地审视这份感情，她无力挥剑斩情丝，爱恨依旧。年，他们终于彻底分手。其时，萧红肚子里还怀着萧军的孩子。我不知道，当萧红终于放手时，脸上是怎样的表情？当她离开“父亲似的”“母亲似的”萧军，一个人上路时，巨大的疼痛是否还能让她哭出泪来？
几个月后，她生下了一个死孩子。这已经是第二次了。第二次，萧红孤苦伶仃地面对“刑罚的日子”，生下没有父亲没有未来的孩子。
这样的收场。让人心灰如死的收场。人说萧军的粗鲁自私伤害了萧红，人说萧红的柔弱依赖牵绊了萧军。而当我眼睁睁地看着半个多世纪之前他们的分手，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从北中国的冰天雪地一路驶来的爱的方舟终于沉没时，我了无心力说一句话，只是站在故事之外感受着尘埃落定的灰黯和冷寂。就这样戛然中止了。就这样零落成泥了。再来评价当事人是非对错还有什么意趣？这样的爱情竟然都会破碎，这样的相濡以沫竟然也会相忘于江湖，那么，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抓住的，是值得信仰的？
距离初次的阅读，十多年时间已过去了。今天，生活中积了更多的灰尘，而当我想起萧红，却依然是那种感觉。依然是那样疼痛。我就是这么没长进的人。李碧华说：她对他的绝望，是鱼对水的绝望。这样的句子，就像拿着一把刀片细细地慢慢地割过人的心。我无端地觉得这该是当年萧红的切肤之痛。我没有想到，其实我对一份想象中的完美爱情的绝望，也是鱼对水的绝望。可为什么，我们是鱼，只能是鱼？
萧红后来又跟了别的男人，东北作家群的另一个代表人物端木蕻良。关于这段情缘，也是有人说好有人说坏，有人说萧红最后的时光很寂寞，有人说其实端木给了萧红幸福。至今，学界对此纷纷扰扰，无一了断。也许，二萧最终的分手对不起他们的过去，对不起寄厚望予他们的人，也对不起后来的端木。他们曾经的爱情光环肯定遮蔽了他现实的存在，这是不公平的。就连我也常常想，萧军之后的男人，难道还会很重要吗？如果端木不好，无非是伤口上再撒一把盐，如果端木很好，曾经沧海的感觉定然也在损坏着萧红，“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端木蕻良，该是和萧军很不相同的一个男人。只是，只是他们一样地看不起萧红的作品，他们说：“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但萧红还是写着，在他们的目光中，在来自主流文坛的疏离和隔膜中，寂寞地写下去。她用不到九年时间的创作，最终超越了这些看不起她的男人，超越了时代。她是执著的，就是在离开萧军又接受了端木之后，就是在这样的创痛和空漠中，她依然完成了《呼兰河传》。《呼兰河传》是萧红最好的作品。它延续了《商市街》的私人性话语，发展了《生死场》的独特的文本形式，将《生死场》中初露锋芒的那种令人不安的个人风格推向极致。《呼兰河传》比《生死场》更不像小说，但更行云流水，更淋漓尽致，更有自足的完整性。茅盾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时至今日，人们还在为《呼兰河传》到底是诗化的小说还是长篇散文在争论不休，其实是什么文体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萧红自此彻底放弃了她本不擅长的时代主题和宏大叙事，而用一种更纯粹更自我的方式进行写作。《呼兰河传》是完全属于萧红自己的。
这是年的香港，烽火连天，一个喧嚣激情的大时代。但萧红所能握住的，只有回忆。她懂得属于自己的时日不多了，在难耐的病痛和深深的孤寂中，她开始回忆，在回忆中踏上回家的路。她离开家乡已整整10年了，在这10年里，她曾经竭力逃亡竭力忘却。她以为她已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可现在，隔着千山万水，当她蓦然回首，她才发现，她的故乡并没有消遁，而是藏匿在她的体内，与她的生命融为一体。才懂得，能慰籍她残破心灵的，只有留在那遥远的北国小城里的依稀的儿时记忆。
呼兰河就这样从幽深的岁月奔涌而来，30年的时光，像不可抗拒的浩荡的河流，流进了萧红的生命。萧红借此缝合了由无数的零碎情感经验组成的个人的历史，借此回到了她的童年。她也许没有刻意选择，下笔时便自然出现了儿童叙述视角和口吻。她的眼睛是明澈的，好奇的，她的语言是短促的，罗嗦的，稚气、天真的，她带我们一一走过呼兰河的大街小巷，观赏所有的热闹和有趣。她告诉我们，祖父是一个多么慈爱多么善良的老头儿，她家的后花园是多么丰富神奇的世界：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它。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谁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然而，即便有这样美好纯净的画面，《呼兰河传》的底色依然是悲凉的，无奈的。就在萧红乐滋滋地说“是凡在太阳下的，都是健康的、漂亮的”之后，却又指给我们看那些阳光照不到的角落：呼兰河人死水般的生活，生老病死的往返循环，对生命的麻木冷漠，精神的极端愚昧，小团圆媳妇的被虐致死，有二伯和冯歪嘴子的故事。在讲述这些时，萧红的口吻和视角不再是儿童的，“人生何如，为什么这样悲凉？”沉重的感慨让写作的萧红再次跌回到了现实中，她的细致敏锐，她的独特的生命感受，深沉的悲悯情怀，她对民族命运的审视和忧患意识，都在不经意间让叙述者从天真懵懂的小丫头转换成了饱经沧桑的往事回忆者。
这种叙述视角的含混性，不应该看成是《呼兰河传》文本本身的的缝隙，而是萧红的情感不容回避无力弥合的一个矛盾。她本想用童年的记忆来对抗今天冰冷的世界，她渴望在生命的最后用回忆完成对故乡的回归。回忆是萧红对自我灵魂的拯救。然而，没有谁可以逃避现实，她最终发现，她依然是回不去的。在年的散文《失眠之夜》中，她写了萧军热切悲壮的思乡之情，而她对沦陷中的东北故乡的态度是暧昧的，是不能与身为男性的萧军形成共鸣的：
“而我呢？坐在驴子上，所去的仍是生疏的地方；我停留着的仍然是别人的家乡。家乡这个观念，在我本是不甚切，但当别人说起来的时候，我也就慌了！虽然那块土地再没有成为日本人的之前，‘家’在我就等于没有了。”
无法脱离身为女性，无法脱离永遭放逐的命运。对于萧红，家不再是某个特定的地方，而是成长中那些注定的凄风苦雨。10年前她逃出来的那个家，在10年后定然不会成为安妥她受伤的灵魂的栖息地。她无法真正回归梦中的后花园，她用作品构建的精神家园根本上只是一个虚妄的存在，一个她无法渡过去的彼岸。当萧红呕心以血，写完《呼兰河传》的最后一个字时，脸上该是冷月葬诗魂的凄绝吧？却原来，生命最后的停泊点，依然是“别人的故乡”。却原来，《呼兰河传》，只是，注定了只是一场幻灭之旅。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仍旧，也许现在完全荒凉了。
大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也许现在根本没有了。
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那午间的太阳是不是还照着那大向日葵，那黄昏时候的红霞是不是还会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马来，一会工夫会变出来一匹狗来，那么变着。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离开了人世。她对自己三十一岁的生命是了悟的。她曾“向温暖和爱的方面，怀着永久的憧憬和追求”，然而，她始终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她没有家。就连死了，也是一缕飘荡的孤魂。她给人世留下的最后的文字，是“不甘”。
不甘。
但幸亏这一生遇上的不只是男人。幸亏，除了男人，更有文学。有了文学的缘故，她虽然掉下来了，但确曾在低的天空，以稀薄的羽翼，美丽地飞过。
原载《文学自由谈》年第1期，后被中国文学网学术论文全文数据库“现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
严英秀，藏族，甘肃省舟曲县人，兰州文理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发表诗歌散文百余篇，近年来主要从事文学评论和小说创作，发表文学评论40余万字，出版《纸飞机》、《严英秀的小说》2部中短篇小说集。小说作品多次被《小说选刊》、《小说月报》、《长江文艺·好小说选刊》等刊转载，并入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藏族卷》、《新时期甘肃文学作品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年度作品选》等多种选本，获“甘肃省第七届敦煌文艺奖”、“甘肃省第四届黄河文学奖”等奖项。年入选“甘肃小说八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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