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金时代》上映前最后一轮营销是和某安全套品牌合作，取名“黄金实戴”，和萧红共享一个口号：“一切都是自由的。”营销者的理由是：民国若有安全套，萧红也不至于受怀孕所累，也就不会有种种妇科病的后遗症导致身体虚弱，人生从此豁然开朗。
把萧红的人生悲剧归结为避孕技术，不是没有道理，但也漏掉萧红背后的大时代陷阱。新女性们主动脱离夫权和父权，但正在转型的东方社会却没有准备好足够健全的制度和足够成熟的男性。例如萧军享受新女性的知性和开明，自己却还留着出轨和家暴恶习。
年，苏青和张爱玲曾在上海对谈妇女议题，对男女绝对平权都持保留意见，张爱玲说：“因为女人要崇拜才快乐，男人要被崇拜才快乐。”苏青还提到了民国女性的择偶难题：“知识浅的还容易嫁人，知识高的一时找不到正式配偶……年青人观察力差，而年老了又要色衰。”
年，同为女作家的丁玲在延安撰文《三八节有感》，提出延安的妇女权利仍不理想：“她们不能同一个男同志比较接近……被逼着带孩子的一定可以得到公开的讥讽……而离婚的口实，一定是女同志的落后。”
两类女作家在两种社会环境下同时提出了女性的困境，放到今天依然有借鉴意义。民国的风月儿女们行事彪悍，但女性在其中仍是弱势群体。有一份“民国四大才女”的榜单，分别是萧红、石评梅、张爱玲、吕碧城（另一说为庐隐），除了为今人所熟知的张爱玲、萧红，另外三位进入过榜单的才女，恋爱史同样是时代标本。
吕碧城
（年—年），诗人、政论家、社会活动家、资本家，女权运动的首倡者之一，中国女子教育的先驱，中国第一位动物保护主义者，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位女编辑，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并开创近代教育史上女子执掌校政先例的民国奇才女。20世纪头一二十年间，中国文坛、女界以至整个社交界，曾有过“绛帷独拥人争羡，到处咸推吕碧城”的一大景观。
吕碧城：民国败犬
吕碧城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女权主义者。清末各种启蒙思潮开始露头，吕碧城接受了新思想，决意逃出家门，独自闯荡天津。到了天津后，吕碧城身无分文且举目无亲，写信给《大公报》寻求帮助。
故事到这里看上去都跟萧红差不多，从清末到民国，多的是女子从家庭逃到大城市的事例。不过吕碧城的运气比萧红好得多，她的求援信被《大公报》总经理英敛之看到，直接给了她一份工作，请她到《大公报》任见习编辑。手中有了话语权后，她在《大公报》上发表了一系列倡导女子解放与宣传女子教育的诗歌和文章，一时名声大噪。秋瑾因此慕名前来结交，之前她也有诗文署名“碧城”流传，因此这一对闺蜜号称“南北两碧城”。不过见了吕碧城之后，秋瑾主动放弃了“碧城”这个名字，让给吕碧城专用。
年，袁世凯授命其幕僚傅增湘在天津兴办女子学堂，吕碧城因在女界有地位，得到举荐，协助傅增湘筹办女学。年11月，北洋女子公学正式开学，吕碧城出任总教习，相当于教务长。两年后，北洋女子公学更名为北洋女子师范学堂，年仅23岁的吕碧城升任监督，即校长。邓颖超、许广平都听过吕碧城讲的课。后来她还从事外贸生意，在上海两三年间就聚集了一笔财富。年，吕碧城只身出国，求学游历，在国外的见闻写成《欧美漫游录》在国内报章连载。
她可能是中国最早的“败犬”，有钱有事业，但不愿为婚姻所束缚。严复曾劝吕碧城“早觅佳对”，她却表态“不嫁以终其身之意”。《与甥女何纫兰书》中，严复记录了吕碧城的婚恋观：“自由结婚之人，往往皆少年无学问、无知识之男女。当其相亲相爱、切定婚嫁之时，虽旁人冷眼明明见其不对，然如此之事何人敢相参与，于是苟合，谓之自由结婚。转眼不出三年，情境毕见，此时无可诿过，其悔恨烦恼……”这段话放在今天描述婚姻中常见的问题也毫不过时。
虽然不愿嫁人，吕碧城也有过几个绯闻男友，首先是她的伯乐英敛之。英敛之一度对吕碧城有所倾慕，后来发乎情止乎礼硬给克制住了。两人后来因政见不合而生出罅隙，不复当初的谈笑风生。袁世凯公子袁克文也对吕碧城青眼有加，但吕碧城不为所动，评价他是：“袁属公子哥，只许在欢场中偎红依翠耳。”她还以择偶标准衡量过当时的几位风云人物：“生平可称心的男人不多，梁启超早有家室，汪精卫太年轻，汪荣宝人不错，也已结婚，张謇曾给我介绍过诸宗元，诗写得不错，但年届不惑，须眉皆白，也太不般配。”
尽管活得强势，但吕碧城并未放弃女性的特征和爱好。她喜欢洋装，尤其喜欢绣孔雀的服饰。担任教习期间吕碧城打扮招摇，引来《大公报》批评，一篇名为《师表有亏》的文章说女教习打扮妖艳有损师德，吕碧城则在《津报》上发文一一驳斥。在上海时吕碧城穿着前卫的露背礼服出入舞厅，“开上海摩登风气之先”，但依旧遭人非议，她不以为意：“女人爱美而富情感，性秉坤灵，亦何羡乎阳德？若深自讳匿，是自卑抑而耻辱女性也。”
吕碧城集智慧、风流、财富于一身，还一直在那个年代呼吁男女平权，实在是拍电影的好题材。
庐隐
（年—年），原名黄淑仪，又名黄英，福建闽侯人，以教书和写作为生。笔名庐隐，有“隐去庐山真面目”的意思。年加入文学研究会。年出版第一本小说集《海滨故人》。接下来的几年间，母亲、丈夫、哥哥和挚友石评梅先后逝世，悲哀情绪浸透在这个时期出版的作品集《灵海潮汐》和《曼丽》之中。年与李唯建结婚，年出版了二人的通信集《云欧情书集》。婚后一度在东京居住，出版过《东京小品》。36岁时因医院。
庐隐：新旧女性都骂她
除了曾名列“民国四大才女”，庐隐还与冰心、林徽因被并称为“福州三大才女”，她在少女时期曾经和自己的表亲相恋，执意反抗家庭要和他订婚。读大学后庐隐见识到了新世界，沉浸在读书和新思潮里。她的第二篇小说《一个著作家》发表在茅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而后成为文学研究会的首批会员。迈入文坛的庐隐发现自己和未婚夫已经属于两个不能沟通的人，于是果断取消婚事。
后来，庐隐在一个新思想团体“社会改良派”中结识了志趣相投的郭梦良。但郭梦良早有妻儿，还向庐隐坦白自己是包办婚姻，与妻子并没有感情，庐隐就继续对他一往情深。大学毕业后，庐隐和郭梦良举行了婚礼，这场爱情当时为千夫所指，旧女性自然说庐隐不守妇道，新女性也骂她放弃原则，因为这相当于给郭梦良做小，但苏雪林为庐隐辩护：“不应当拿平凡的尺，衡量一个不平凡的文学家。”
婚后不久，她跟随郭梦良回福建，与郭的原配妻子同住在一起，才切实感受到身份的尴尬。在给好友程俊英的信中，她这样写道：“应郭父母之命，回乡探亲，备尝奚落之苦，而郭处之泰然。俊英，此岂理想主义者之过乎！”
这段婚姻只维持了两年。庐隐的孩子刚出生不足十个月，郭梦良就因积劳成疾离世。庐隐护送丈夫的灵柩回福州安葬，但因名不正言不顺而遭到郭家的冷眼相待。庐隐在郭家生活，写作熬夜，居然被婆婆嫌弃灯盏点得太久、耗油太多，最终她带着女儿回到北京，说那半年和婆家的相处“可谓极人世之黯淡”。
比萧红幸运的是，庐隐在人生后半程找到了更好的归宿。郭梦良离世三年后，庐隐认识了小自己九岁的清华大学学生李唯建。这场爱情拯救了她，庐隐说：“宇宙从此绝不再暗淡了！”
九岁的年龄差在民国就是“畸形恋爱”，庐隐再一次被世俗非议，甚至连她自己的朋友都戏称李唯建是她裤腰带上的“小情人”，但庐隐和上一次选择郭梦良一样坚持己见。这一次，李唯建陪她走到了人生尽头。
石评梅
年出生于山西省平定县，原名汝壁，因爱慕梅花之俏丽坚贞，自取笔名石评梅，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游记、小说，尤以诗歌见长。小说创作以《红鬃马》、《匹马嘶风录》为代表。年9月30日因病逝世。
石评梅：一朝当小三，十年怕恋爱
民国才女中，石评梅和庐隐是好朋友，两人的命运也有相似之处，都曾深陷和有妇之夫的感情，不过石评梅是被迫成了第三者。
她进京考学时被父亲托付给同乡吴天放照顾。吴天放是北大毕业生，见到石评梅后就展开一整套追求攻势，把伊人护送进京后邀她逛公园，准备了一套印花信笺，每页都有梅花，配上古人咏梅诗句，还有“评梅用笺”的字样。手段如此高明，少女心被情场老手拿下自然不在话下。
正在热恋之中呢，石评梅居然在吴天放公寓门口偶遇一个小男孩，自称是吴天放的儿子。石评梅顿时如五雷轰顶，吴天放的态度则是既不想破坏原有婚姻，又要跟石评梅继续维持感情。石评梅写道：“上帝错把生命之花植在无情的火焰下。”“情感是个魔鬼，谁要落在他的手中，谁便立刻成了他的俘虏。”经此一役，她发誓一直独身，决不结婚。
早期共产党人高君宇爱慕石评梅，和她一直保持通信，还向石评梅寄去了西山红叶示爱，石评梅在红叶的背面题字“枯萎的花篮不敢承受这片鲜红的叶儿”，把叶子退回。高君宇一再表白，石评梅一再拒绝，如此直到高君宇因手术大出血，29岁英年早逝，石评梅才知道自己已错过爱情。高君宇入殓时，她将自己的一帧照片作为陪葬,悔恨自己“既是封建礼教的反抗者，又是世俗‘人言可畏’面前的弱者”。
石评梅最后也只活了27岁，庐隐整理石评梅遗物时，发现她的枕头下有本日记，夹着高君宇的遗像和被退回的红叶。日记扉页两行字曰：“生前未能相依共处，愿死后得并葬荒丘！”根据这遗愿，石评梅被葬在高君宇墓旁。北京的陶然亭公园中现在还有他们俩的“高石墓”。
萧红
被誉为“30年代文学洛神”。代表作品包括《生死场》、《马伯乐》、《呼兰河传》
许鞍华谈萧红：选错了爱人，她也有责任
《黄金时代》第一次在威尼斯电影节露出真容，评价就已呈现两极趋势。喜欢的人赞它格调文艺、材料扎实；不喜欢的人认为电影沉闷、琐碎，是没有创意的堆砌。
争议来自导演许鞍华和编剧李樯的大胆试验。他们放弃虚构，不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而把有据可考的萧红人生片段都呈现出来，有些地方甚至还演了两种版本。
在这样一篇严谨的“电影论文”前，很难看出女导演许鞍华对女作家萧红的态度。“她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就怎样去拍她。我不会刻意从女性的立场来拍女性。”她这样对本刊记者表示。
●Vista看天下（以下简称V）：您最早读萧红是什么时候？
●许鞍华（以下简称X）：70年代。最开始看到的都是她的生平，觉得萧红这个名字很吸引人，而她是抗战时期在香港死的，我觉得好惨，打仗医院医院。所以我对她最初的印象是同情。后来看了她的作品，那时候不是觉得特别好，觉得写得太散了。可能年轻的时候容易被情节吸引，再大一点会不一样。
●V：你觉得萧红的悲剧主要原因是什么？
●X：首先是穷，因为她没有生活的保障、稳定的工作。第二个是当时的社会状况，家庭给她的压力。萧红自己的才华很突出，她的创作比配偶的创作更好，自然有很多冲击，不过放在现在的时代也会有这种状况，再加上萧红一向身体不好，所有这些因素在一起。
●V：现在我们谈到萧红，就会说她的悲剧是女性没有充分权利才发生的。
●X：这个因素也存在，那时候女性比现在要难很多。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事，例如同居，在当时都是有压力的。但我觉得萧红有一个好，她从来没有说自己是对的。萧军其实也这样，他说：“爱便爱，不爱便丢开。”他也没说他是一个好男人、很道德。这一点来看，他们两个都非常有种，无论是对生活、对爱情，还是对创作都是如此。这可能是革命精神，就是很坦白地说出自己的欲望，不是非要给这件事一个道义的说辞。现在像他们这样坦然的已经不多了。
●V：《黄金时代》里有萧红和丁玲的会面，丁玲似乎结局比萧红好一些，自主性也更强些？
●X：谁能完全控制自己的命运呢？所谓“自主”，萧红她不做什么，这也是一个选择。丁玲在和男性的关系选择上，比萧红要幸运，几个伴侣感觉大家都很满意，但丁玲后来的情况……一点也不安全吧（指丁玲被下放到农场劳动12年）。
●V：如果让你回到那个年代，你会怎么做？
●X：我感觉我会像丁玲多一点，进一个主流，跟着大部队走。
●V：普通人回望他们的故事，最感兴趣的是情感纠葛，在处理萧红的感情线上你是如何考量的？
●X：我不会去解释，只把已知的情节表达出来就行了，你自己去想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会尽量做得自然，不会表现得萧军特别坏，端木特别好，只是时机决定的，后来萧红选了端木也是错了啊。但我不觉得萧红是一个牺牲品。整件事情萧红自己也有责任，你选了一个爱人，后来不合适了，你自己没有责任吗？
●V：现在的读者对萧红的印象都是忧郁的，你觉得她是这样的吗？
●X：萧红回忆鲁迅的文字，写给萧军的信，看得出来她有些快乐的时候。尤其是在日本给萧军的信，她很准确地传达出自己心情很平安，她说这是“黄金时代”，但又是在“笼子里的”，她想念上海和萧军。每一种新生活萧红都会遇到新的烦恼，我觉得她自己的性格也有问题，她太敏感，不安于现状。
●V：《黄金时代》几乎没有虚构内容，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设计？
●X：我感觉这个戏不是主题为先的。从前传记片的拍法都是按照中心思想拍的，就是刻画一个人物，这个人物代表什么，最后得到某种说法，但这部电影不是这样的。我们做了一个试验，把萧红跟她的朋友写的东西呈现出来，像编辑一样把它编好，让观众看了自己去读解。
最近几年，我发现，如果想进入某个人、某件事，发现那个核心原因，通常都会找不到。像《天水围的夜与雾》，我们花了一年多，断断续续去访问新闻当事人，找一些脉络，想了解一个人为什么会制造谋杀，到最后发现找不到那个原因。
现在看萧红写的东西，她会笑、会哭、会骂人，但她没有说很多自己的心情。你可以想象她离开萧军是因为萧军对她不好、令她失望，端木对她不错，但到底是怎样的状况就跟端木结婚了？有一个核心是不知道的。那是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现在没有办法解释。我只能把当时的状况给人家看，当时她是怎么说的。如果拍一部戏，先一个中心思想，再拿一些线索来解释，可能真的会离事实很远。你怎么知道？可能当事人自己都不知道。
我觉得现在的拍法更写实。但这是非常危险的，可能观众看了会觉得很不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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