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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个清华人，读书自然是本分，也是园子里最有趣的事儿。有趣就在于没人限制你读什么，一切从心所欲。这给了我这种不务正业的人在学业上偷懒的空间。记得那五年里，除了课业要求外，我很少读专业书和教科书，在课外阅读上花的时间远超课上。对此我没感到丝毫的内疚，相反倒沾沾窃喜。因为环顾四周，像我这样“不务正业”的同学似乎也不在少数。我们周围就有浸淫于围棋的，有搞乐队的，有吟诗作画的，有痴迷于编程的-编程对我系来说是副业。清华提供了“不务正业”的场所，不用岂不辜负了。

有句俗话叫书非借而不能读。我的中学虽然在首都北京，但学校图书馆很小，借起来极其复杂。更要命的是，从老师到家长都不喜欢孩子们读课外书，要看只能偷偷地来。到了清华，我才对这句俗语有深切体会。第一次去清华的图书馆的时候，那一排排的书，一面面墙的检索柜子令人有初入大观园的感觉，不知道从何下手。高兴的是，每个月那点可怜的生活费不用挤在买书上了，图书馆里琳琅满目，借都借不完。即便我买了新书，有时候也紧着图书馆借的书先读。因为自己的书以后随时可以看，而走出校门后还能不能碰上这样全面而开放的图书馆就很不一定了。

我还记得入校不久第一次拿到借书证的时候，那喜悦不亚于早饭突然不见了油饼，取而代之的是肉包子一样。那五年，我成了图书馆的常客，几乎每周都去。有时候路过都不自禁地踱进去，无目的地徜徉一番。她给我的营养绝对超过了那日思夜想的肉包子。等到毕业的时候，我的借书证都盖满了章，和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商量，想留下做个纪念，但很遗憾未获同意。

那时候没有电脑检索，一本本书都是从一张张卡片里翻出来的，要么就一排排书架上去找。找到自己想要的书固然常常让人大喜过望。可要是发现意想不到的好书，更是让人能笑出声儿来。我还记得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就是不经意中的发现。她给我打开了新文学的画廊。从这儿我才意外地知道了除了鲁迅巴金之外还有很多应该如雷贯耳的名字和作品。钱钟书的《围城》和徐訏的《风萧萧》就是从这儿顺藤摸瓜找到的。徐兴业的《金瓯缺》是另一个惊喜。本来只当闲来翻翻，但几章过后就难以释手了，至今我仍然觉得这是中国最好的历史小说。《红楼梦》似乎是当时才子佳人们的必读书，但端木蕻良的《曹雪芹》知道的人就不多了。能有幸读到她也是我清华年华里的荣幸。不管现如今对《红楼梦》作者有何争议，端木先生的绵绵细述和淡淡的惆怅都足以自立于文坛之上。清华图书馆还让我第一次接触到推理小说。松本清张的《点与线》和仁木悦子的《猫知道》，奎因的《希腊棺材之谜》和《荷兰鞋之谜》，高罗佩的《狄公案》等等，后来我才知道这些都是一时的经典。感谢清华，这样的高起点造成了我对推理小说长期的爱好。

八十年代是中国思想开放的黄金时代，当时的清华校园几乎每天晚上都有各种话题的讲座。这些讲座不但开阔了视野和思路，也成了我闲书的绝佳目录。记得在西阶听梁晓声不苟言笑、一脸痛苦的演讲，随之我们就读了不少伤痕文学作品，比如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和《绿化树》等等。来自台湾的北大教授陈鼓应开系列讲座讲庄子，印象中好像在三教，座无虚席。陈老师气度恰如庄子，恬淡舒缓，紧要处击节有力。受他的影响，我读了他的《老庄今注今译》，进而详读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编》。记得《简编》当时国内只出到第六册，毕业后为了读到第七册寻觅了几年的时间，始觉圆满。很难忘却谢百三教授。没记错的话，他那时好像在隔壁任教，每周来清华西阶开讲座讲经济学和改革开放。老师本人瘦削，戴一副很厚的眼镜，声音高亢，结合当下热点话题讲来很风趣，放到当下肯定是知识传播的流量明星。他的讲座常常阶梯走廊上都挤满了人，笑声不断，恍如相声。我以后转学经济学，那绝对是个起点。

讲座的覆盖范围比较宽，但正式课堂上也常常能获得大量出乎课本的知识。比如正经八百的哲学课，记不清老师的名字了，只记得他讲弗洛伊德，梳理当代西方哲学的渊源的时候，一脸为思想所困的痛苦，却极有感染力。在他的介绍下，我读了马克斯·韦伯的《宗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至今获益良多。

清华有诗一般的校园，也是诗人的乐园。有不少唐诗宋词选修课自不待言，现当代诗也热闹非凡，常有校内外诗人组织的交流讲座。记得最清楚的是海子和西川等大碗在二教的那次，满室盈座。众诗人纷纷忘情吟诵，乐在其中，但混迹其中的我不明所以，不知道台下芸芸众生是不是都听懂了，我们恍惚活在不同的世界。不过，我和一个诗人倒是活到到了一起，那就是我们班的陈昔欧。他来自广东阳江，在校时因其文采翘楚而为中文双学位录取。可惜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读下去。毕业后下鹏城，打工创业，忙得不亦乐乎，可惜天不假年于年病故。在校的最后一年，我们共同谋划创作闻一多剧本。我们知道这不一定有什么结果，但仍然倾注了所有的热情。我们从图书馆搜罗了大量关于闻一多先生的书，有传记，有论文。我们还一起探访闻一多先生的亲传弟子季镇淮，听他讲述闻先生的故事。读到《死水》、《红烛》时，昔欧的品评总出人意表，诗意满满，连不甚其解的我也深受感染。

说到读书免不了稍谈谈读书的地点。清华下午5点以后各教室都坐满了自习的同学，要想找个人少而安静的地方很不容易。我倒有个秘密地点，就是在思想文化研究所的顶楼，不知道这个所还有没有。楼比较高，愿意爬到顶楼的同学寥寥无几，有时候就是我一个人在教室。尤其是周末，早点吃午饭，然后到这儿可以安静地坐一天。主楼的教室多，也能找到很安静的地方。我主要去东楼，有时候一个教室只有三两个人。在空旷恬静的清华教室里，不由你不想象一下-诺大教室里，你坐在后排，前排总有个靓丽才女，天天不期而遇……。只可惜这桥段在我这儿就从没上演过。可见影视都是不靠谱的。

除了讲堂和图书馆外，我的不少闲书也源自我的同学。必须要提到张建东。和他同寝室两年多，获益颇丰。记得从他那儿曾借到陆健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读后再去徘徊王国维纪念碑，始恍然大悟，“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于天壤而日久，共三光而永光”才是清华的魂，我辈的魂。其后拜他所赐，我陆续了解了沈从文，张爱玲，克里斯朵夫等及其作品。印象深刻的还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好像也是从张建东那儿最先看到的。

谢铁骊导演的系列电影《红楼梦》当时风靡校园的程度远超87版的电视。我们很多同学常常在大礼堂西边的西阶教室后面排队买票，不辞劳苦。回到宿舍后大家彻夜长谈有关话题，甚至从林黛玉聊到潘金莲，呵呵，天马行空，不拘一格，那趣味远超和廖慈亚讨论量子力学。记得不久以后，本班曾传阅《金瓶梅词话》，转手率很快，只是直到今天我也没想明白为什么没传到我这儿。

我还能清楚地记得我们寝室读书众生相：王海滨在上铺捧读英文字典（注意，不是背）；张建东在感叹本家张爱玲的人生际遇；王伟带回市面上见不到的金庸武侠精装版–那也是我第一次读金庸；陈鹏常有一摞《时代周刊》杂志，那时候是个稀罕物；王云华朗读徐志摩，嗓门儿之大，难见轻轻；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图书馆里没有，一书难求，临到毕业才从赵曙光那儿借到了，可见同学那儿有很多待挖掘的私货；……还有很多可言说和不可言说的，得聚谈才尽兴，正如十年前在九华山庄。

离开清华后的三十年，无论如何辗转，读闲书的主轴似乎在清华园就定下了，从未改变。我还有个癖好，陆续搜集那些曾经不期而遇过的难忘的书。后来真的陆续淘到了，有些还是在旧书网上高价淘到的，比如前面提到的《中国新文学史》。书架上虽然堆得越来越多，可大部分却再也没读过。清华园那时的读书环境和心境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是真实的清华，我们阅读的黄金年代。

工物61班王炼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