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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的师友感旧录

文/李怀宇

转载自/澎湃新闻

艺术史学者白谦慎致力书法和学术。自从年入萧铁门下学习书法，这门艺术成了他的终身爱好。而年考上大学后，学术研究便成了他立身的职业。年在美国由政治学转入艺术史后，书法从爱好变为职业。《傅山的世界》奠定了白谦慎在学术界的地位，正在进行的吴大澂研究也让人充满期待。如今出版的《云庐感旧集》，写了十五位师友，从中可见白谦慎的学艺之路。

书中人物，我只访问过章汝奭和张充和二位，读来格外亲切。如果以世俗的眼光来看，白谦慎的老师中，二位在书法界名气最响，张充和更是日隆。名气也许只是误会的总和，我亲眼所见的章汝奭与张充和，则是纯然学人，与世俗毫无相干。

白谦慎写老师章汝奭，不流于世俗。有人见了他，常问：“你‘混’得怎样？”他非常严肃地说：“我章汝奭这辈子从来没有混过！”他唱京戏、打桥牌、斗蛐蛐，但每做一件事，都能做得很精。白谦慎说：“老师的书法，以二王和颜真卿为根基，旁涉诸家，点画凝重，气息淳厚，格调清高。如果让我来概括老师的书法，我会用‘清’和‘大’这两个字来描述。‘清’说的是老师的字有一种清雅之气，这使他的书法不同于世俗的作品。现在社会风气不好，书法中俗气、混浊的东西很多。老师喜欢写蝇头小字，但他的字却很大气，堂堂正正，不营营苟苟。”

我曾数次在上海古北路章汝奭先生家听他畅论书法，也曾陪他在状元楼吃饭，席间他臧否人物的神情至今难忘。甚至对白谦慎在报纸上发表的观点，章先生也别有看法。

年代初章汝奭先生（右）和白谦慎（左）

章汝奭先生题签

如果以书法的气息而言，白谦慎更近于张充和。记得我年在耶鲁访问张充和，临行时，她对我说：“你到波士顿，可以去找小白。”可见“小白”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白谦慎在美国读艺术史专业，更是张充和推荐的。白谦慎在《充和送我进耶鲁》一文，细说此中因缘。年10月，白谦慎离开北京大学，前往位于美国东部新泽西州的罗格斯大学攻读比较政治学博士学位。年8月，白谦慎到华盛顿拜访傅申，带了自己的书法去请教。傅申看了白谦慎写的小楷，便请他欣赏张充和的蝇头小字，在旁说了一句：“看了这样的字，就知道我们从小就没有写好字。”年9月4日，白谦慎第一次到张充和家访问，这才开始彼此的交往。年10月13日，白谦慎在电话中顺便提到自己准备转行，张充和稍稍停顿了一下，似乎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你想不想到耶鲁大学来读艺术史系，你若愿意，我会郑重推荐。”为了把白谦慎推荐给耶鲁大学教中国艺术史的班宗华教授，张充和开着车直奔艺术史系，自己敲门找班宗华，对他说：“你的学生都是研究绘画的，我向你推荐一个研究书法的。”这是她第一次也可能是唯一一次向耶鲁推荐学生。多年后，白谦慎告诉张充和的儿子以元：“你母亲只见过我两面，就推荐我上耶鲁了。”张充和笑道：“好像我的眼力还不错。”

张充和与白谦慎（）

张充和赠白谦慎《草字编》题词（）

《云庐感旧集》中尤为珍贵的是记录一些书法界不太受注意或正被遗忘的人物。比如白谦慎记早期的老师王弘之：“在日常的谈话中，王老师更多的是启发和品评。其实，当时周围的其他老师也都是通过品评来表达自己的审美观念。‘文革’中上海有个很红的工人书法家，我初学书法时，很喜欢他的字。年我在静安区办事处实习时，骑车路过一个‘群力皮鞋店’，那个店的招牌就是用那位当红书家的字体写的，我很喜欢。有一天我兴致勃勃地拿着新买的那位书家的字帖去给我的会计老师濮思炽先生看，他的简单回答让我大吃一惊：‘这个字俗。’一个会计老师，平时并没看出他喜欢书法，居然对上海的当红书法家发出如此自信而又尖锐的评论。当时年轻，对濮老师的评价非但不理解，而且还满腹狐疑。不过我知道，他绝不是信口臧否。濮老师‘文革’前在市分行工作，是非常优秀的财务专家，在业内有很高的声誉。濮老师的‘棒喝’至少让我明白，自己认为漂亮的字，别人不见得抱有同样的看法。”这一段看似闲笔，却是不可多得的史料，甚至可以说是“醍醐灌顶”。

王弘之老师多年后将自己的家世告诉白谦慎：他的母亲孙婉是孙中山先生的次女；父亲王伯秋是同盟会的早期会员，深得中山先生的信任。孙婉到美国留学时，中山先生委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王伯秋照顾孙婉。日久生情，两人相爱，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和王弘之。可王伯秋在家乡有原配，王母以死相胁，不许王伯秋和原配离婚。只要能和王伯秋在一起，孙婉并不在乎是否有妻子的名分。可中山先生则不能容忍自己的女儿做“妾”。王伯秋幼年丧父，是大孝子，在左右为难之中，他选择了和孙婉分手。“文革”结束后，王弘之和在台湾的姐姐王纕蕙恢复了联系。一个偶然的机缘，王纕蕙打听到母亲还健在，寓居澳门，设法取得联系。年，王纕蕙安排弟弟赴香港，与阔别六十年的母亲见面。当王弘之在上海办好赴港手续、买好机票准备出发之际，噩耗突然传来：望眼欲穿的孙婉，兴奋得几个晚上睡不着觉，于6月3日突发心脏病去世。白谦慎写道：“年，王老师在一次医疗事故中意外去世。从此我到上海，再也不能聆听他的教诲了，音容笑貌只能在回忆中再现。王老师去世后，师母继续着王家年后的故事的写作，取名为‘岁月’，并嘱我为尚未完成的书稿题写了书名。可年，师母也因脑出血溘然辞世，留下了两部没有完成的手稿（一部是写她的娘家蓬莱李家的）。最熟悉王老师的人走了，他的故事，不知何人、何时还能完成？”这段历史，如果有心人进一步挖掘，何尝不是绝佳的影视题材？

年孙中山外孙王弘之与家人合影

年，白谦慎考上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国政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知道他爱好书法，曾经带他去拜访季羡林，观赏季先生的书画印章收藏；还安排他和华人德拜访了魏建功。本科快毕业的那年，白谦慎到中联部实习，赵宝煦嘱白谦慎以小楷抄录赵作旧体诗两首，奉时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先生雅教。对此，李一氓很高兴，还特命白谦慎为他治印两方：“一氓吟草”“一氓八十”。李一氓在晚年题字时，经常用这两方印。有一次中国书法家协会举办座谈会，李一氓还专门提起，现在国际政治系的学生还有喜欢书法的。白谦慎的这段回忆，现在读来颇有“古风”。

白谦慎笔下的汪世清，更可以说是“今之古人”：“汪先生对明清艺术史研究的贡献很大，他对清初四僧和龚贤等书画家的研究，常有重要突破。很多明清艺术史中的难题，若不是有汪先生的研究，我们很可能至今尚在重重疑雾中。但汪先生从不喜欢张扬，对名利的事，他看得很淡。”多年来，汪世清一直热心地为同道和晚辈们提供种种学术上的帮助，而又从不求回报。我想另举一例以为佐证：余英时先生的名著《方以智晚节考》中，《方以智死节新考》第一段云：“余草《方以智晚节考新证》既脱稿待刊，忽获徐复观先生转来北京汪世清先生手稿印本一份。据方中通《陪集》及方中发《白鹿山房诗集》订正余所撰《方以智晚节考》，读之大喜之望。……此文所创获则皆汪世清先生之赐也。”

莱溪居主人翁万戈先生也是我当年计划访问的旅美学人，可惜无缘。如今读白谦慎写翁先生，心向往之。年，当白谦慎告诉翁先生，因要参加纪念傅山先生四百周年诞辰的学术讨论会而不能参加七月为他九十大寿举办的晚会，并为此深感遗憾时，翁先生风趣地说：“你当然应该参加纪念傅山先生的会议，九十岁不能和四百岁比。”言毕大笑。至今翁先生年逾百岁而著述不已，想是这种豁达的性格使然。

年秋白谦慎初次拜访翁万戈先生时合影

白谦慎年带研究生观摩翁万戈先生收藏

白谦慎的感旧集中，有师亦有友。其友中，以曹宝麟、华人德、潘良桢三位为熟，所交以书法为中心。曹宝麟以一手米字名世，最近尤以揭露书坛腐败而震动业界。白谦慎从“恰同学少年”忆起，原来曹宝麟是北大中文系汉语史方向的研究生，导师是王力先生。最妙的一节是：“年的一天，宝麟和我一起骑车进城。傍晚在回北大的路上，他告诉我说，他近来研究古文字颇有心得，他在考释甲骨文方面有一些不同于郭沫若先生的见解。我虽不研究文字学，但也知道郭沫若先生是这方面的权威。听说宝麟有了新见解，自然很是兴奋。回到北大后，我们在校园内的一个小饭馆要了点菜和啤酒，边喝酒，宝麟边在一张小纸上写写画画，解释给我听他的见解。我虽不完全懂，但仍很有兴趣地听着。宝麟说，下次去见王先生时，要向他报告自己的研究结果。几天后，我去他的宿舍小坐，问他是否已向王先生报告自己的发现。他说，已见过王先生，但受到王先生的严厉批评：证据不足，无以立论。”后来曹宝麟在他的论文集《抱瓮集》的序中提到了当年被王力先生批评一事：“我在北京大学从先师王力先生学的是古代汉语，专业方向为汉语史。负笈三载，体会最深的，莫过于了一师‘例不十，法不立’的至理名言。这句话反映的治学精神，与乾嘉诸子是一脉相承的。我不讳言有过被先师斥为‘穿凿’的沉痛的教训。”这一治学精神，真该多讲给后学听听，可一扫时风。即使知音寥寥，如此空谷足音也不妨多弹。

华人德和白谦慎是北大同级校友，毕业后的同声同气尤见可贵。比如年华人德发起成立沧浪书社，白谦慎在海外无法出席，所寄贺信的最后一句是：“在今天，我们的书法、书社不应是某一阶层、某一组织的附庸，愿书社能始终以一个独立的、严肃的艺术研究团体屹立于中国书坛。”以此观之，今日书坛的机构层出不穷，值得反思者何其多！画家吴冠中晚年有感于艺术界的弊端，多次呐喊：“取消美协！取消画院！”何尝不是另一种刻骨铭心的反省？

白谦慎的另一位诤友潘良桢，对官本位文化及其在书坛的反映非常不满。“良桢对权力和资源的垄断，对利用权力进行不公平竞争的行为具有天生的反感。”白谦慎写道，“因为，当年让我们感到不满意的情况并没有根本的改变，所以我们依然还要努力。”对于白谦慎和他的诤友们的努力，我抱一种“短期悲观”而“长期乐观”的态度。

北大学生书法社社委合影（）

潘良桢（）

不过，白谦慎在写潘良桢时顺便提到“上海的寓公文化”，不可等闲视之：“由于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上海不但是介绍西方文化的前沿阵地，也是保存和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的重镇。在上海有许多清朝、民国的遗老遗少和他们的后人。即便是中国近代的资本家，他们中的许多人也是从传统的士绅转变为工商界人士的。这一社会背景，使他们和中国传统艺术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他们的艺术品味还是非常中国化和传统的，收藏中国的书画艺术品也是十分自然的事。

年以后，由于盛行阶级分析理论，这些遗老遗少及其后人在政治上不可能有所作为，许多人便以书画自娱。于是在年后的上海，依然有一个对传统文化很有研究的特殊阶层。以我在上海请教的五位老师来说，萧铁先生出身常熟望族，王弘之先生是孙中山先生的外孙，其父亲王伯秋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曾任国民政府的立法委员和东南大学的教务长；金元章老师的父亲是民国初年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的行长，师母出身杭州望族，姨夫是篆刻家王福庵；章汝奭先生的父亲章佩乙，曾任《申报》主笔、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次长，也是著名的收藏家。”这些人物正是《云庐感旧集》的主角，其中蕴藏的文化价值，如同一座还未深挖的宝山。在我看来，对中国书法，与其抨击时弊，不如取法传统。前人书法中的精华，如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取之无禁，用之不竭，也许正是“文艺复兴”的源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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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谦慎，年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年毕业后留校任教。赴美国罗格斯大学留学，年获比较政治硕士后，至耶鲁大学攻读艺术史博士，师从著名美术史家班宗华教授，年获博士。—年任教于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年获终身教席。年后任浙江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主要中英文著作有《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天倪——王方宇、沈慧藏八大山人书画》（与人合作）《傅山的交往和应酬——艺术社会史的一项个案研究》《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白谦慎书法论文选》《吴大澂和他的拓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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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庐感旧集》

白谦慎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云庐感旧集》??

-目录-

沪上学书摭忆——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王老师的故事

身残犹作汗漫游——记邓显威老师

我的老师章汝奭先生

附录：记与恩师章汝奭先生的最后一次会面

忆赵宝煦老师对我的艺术活动的关心和支持

八大山人的异代知己——纪念王方宇先生

充和送我进耶鲁

汪世清先生汪世清先生带我去读书

莱溪居主人的情怀——记翁万戈先生

忆和曹宝麟兄在北大时的交往

华人德和民间社团及其他

忆我和潘良桢兄的交往

一事能狂便少年——悼念乐心龙兄

怀念周永健兄

经授权，展玩特别摘选本书第一篇与你分享。

沪上学书摭忆

——从傅山《哭子诗卷》说起

文/白谦慎

年夏，我到台北参加纪念台北故宫博物院前副院长、著名书画家江兆申先生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后，在台北多逗留了几天，观览公私书画收藏，其中之一便是石头书屋所藏书画。书屋主人陈启德先生从事建筑业，为人儒雅，不但收藏中国古代书画，还成立了石头出版社，专门出版艺术史和昆曲的书籍，在中文读书圈的口碑甚佳。

那天陈先生为我准备了一些明清书画。每当我看完一件后，他便会递给我下一件，并报出那件作品的名称。当他告诉我下一件将是傅山的行草《哭子诗卷》时，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因为在我的博士论文和当时已经完稿的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一书中，都详细地讨论了一件题为《哭子诗》的傅山手卷。由于傅山书写过不只一本《哭子诗》，我无法确定这卷是否就是我曾讨论过的作品。卷子还没打开，我问陈先生，此卷是否有何绍基的题跋。陈先生答“有”。我马上意识到，这即是我十七年前曾经见过的那件《哭子诗卷》。于是，我站了起来，兴奋地和陈先生握了握手，告诉他，这是一件我苦寻多年的艺术精品，它和我多年前在上海学习书法的经历有一段难忘的因缘。

傅山书《哭子诗卷》（局部）

台北石头书屋藏

年，中国步入“文革”后期，政治空气明显松动，各地的文化活动开始逐渐复苏。那年，我初中毕业。由于我的哥哥已经到黑龙江插队落户，按照当时上海市的政策，排行老二的我可以留城。那年9月，我被分配到上海财贸学校财经八班（亦即金融班）学习。这个学校由“文革”前的上海银行学校、上海海关学校、上海商业学校等数所中专合并而成。金融班的老师除了原来银行学校的一些老教员外，还调集了上海银行系统的一些优秀业务人员担任。上海历来是中国的金融重镇，在过去，银行业被称为“百业之首”，从业人员的素质非常高。有意思的是，在上海银行系统，字写得好的老职工非常多，包括我在财贸学校的一些老师。在打字机还未普及的时代，银行的一些票据（如定期存款单等），都需手写，银行对书写十分重视。在“文革”前，上海银行学校有书法课，老师是刘景向先生，写得一手端正的楷书。我入校后，书法课还没有恢复，但老师们在和学生的接触中，经常会提起写字，在老师们的引导下，学生中也有练习写字的风气。

年上半年，在语文老师任珂先生的介绍下，我认识了萧铁先生（德新，—）。萧先生出身常熟望族，退休前在华东化工学院工作，退休后在家写字自娱，有时教教友人的孩子们书法。萧先生的家离我家很近，走路不到三分钟。萧先生的字以颜体为根基，后专攻怀素大草。在他那里，我虽未学草书，却认识了不少草字。萧先生常在报纸上练字，去他那请教的小朋友们，都用报纸练字。我那时练字，中楷写在毛边纸上，稍大些的字，也写在报纸上。去向萧先生请教时，他常会抽着烟斗，拿那一枝沾着红颜料的毛笔，在报纸上圈圈点点，指出哪里好哪里不好，时间便在满室的烟斗味中悄悄溜走。萧先生的常熟口音很重，虽说上海话和常熟话同属吴语系统，可刚开始时，我还是很不习惯，过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够比较准确地听懂他的话。好在书法是视觉的，看他用笔，看他圈点，也大概能理解他的意思。

萧铁先生

“文革”时学书法的条件并不好，能买到的碑帖很少。上海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即朵云轩，“文革”时改名为东方红书画出版社）出版了一些从古代字帖里辑出来的字和摹仿的字（因为有些繁体字要改为简体字），做成文字内容反映时代革命精神的字帖，如《王杰日记》《智取威虎山》等。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用晒蓝纸复制一些书法资料，或是用半透明的描图纸来双钩一些借到的古代碑帖或墨迹，在书法爱好者中流传。有一次，萧先生借到一卷文徵明的行草书《游石湖长歌》卷，非常精彩，萧先生先用描图纸双钩出一本，原作还给友人后，我又根据萧先生的双钩本，钩摹了一本。在那个时代，对于我们这些没有很多机缘接触原作的年轻人来说，这是最珍贵的学习机会了。

年的下半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换作王弘之先生（—）。看到我喜欢写字，王老师就经常给我一些指导。那时我还没有毕业，指导我写字，是王老师和我在学校里师生之间正常的交往。但王老师对我说，他有个邻居字写得很好，等我毕业后，他会介绍我认识。我那时并不知道王老师的父亲是民国政界的一个人物。他这样的家庭背景，让他养成了事事仔细小心的性格。在那个时代，社会上通行的罪名之一就是：“用封建文化腐蚀青少年”，而大多数喜好书法的前辈，都和清朝和民国的统治阶层脱不了干系，“出身不好”。即便此时政治气氛已经宽松了不少，但介绍一个在校的年轻学生认识社会上的老人，王老师还是相当谨慎，他不想为自己带来不必要的麻烦。当然，如果王老师不主动介绍我认识一个老先生，自然更不会惹麻烦上身。只是，在那个缺乏正常学习传统文化氛围的年代里，遇见愿意学习的年轻人，前辈们总是垂爱有加。

年，我从财贸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静安区办事处工作。有了正式的工作，就算是走向了社会，标志着成熟了。毕业后不久，王老师果然带着我去拜访他的邻居——金元章先生（—）。王老师和金先生住在静安区延安中路的明德里，是老式的石库门房子，离我的工作单位很近，离我的家也不远，骑自行车几分钟就能到，我常去拜访。

金元章先生

金先生是杭州人，父亲金承诰（—）是西泠印社早期社员，善山水，工治印，喜仿汉人粗朱文。金家是杭州的大家族，金承诰先生曾任中国银行杭州分行行长。师母也出身名门，是西泠印社社长王福庵先生的外甥女。像金先生这种家庭背景的人们，在“文革”中大多会受到冲击。但金先生在50年代就提前退休，在家赋闲，平时除了去领退休金外，和原单位没有什么关系。“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单位的造反派早已经记不起有这样一个人，他因此逃过一劫，家中的一些艺术品（主要是印章和印谱等）也得以幸存。

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金先生的退休生活却相对平静。白天不下雨的话，他到公园里去锻炼身体，喝茶聊天。回到家里，便是写字、画画、刻印。我认识金先生的时候，他正好七十岁。虽为古稀老人，但精神矍铄，声音洪亮，每日临池不辍。楷书临的是褚遂良的《雁塔圣教序》、敬客书《王居士砖塔铭》，隶书喜临《曹全碑》，行草则广涉诸家。金先生习字，喜欢将半透明的描图纸蒙在帖上，用朱墨摹写。他的褚体楷书和曹全体隶书，都写得温文尔雅而又端庄灵动。

金元章先生书赠白谦慎楷书纳兰容若词（）

金先生虽为世家子弟，自幼家境优越，但绝无纨绔气。他性格直率豪爽，乐于助人。在30年代和40年代，上海有些艺术家生活困苦，金先生曾慷慨地帮助过他们。他和沪上的浙籍收藏家和艺术家如高络园、唐云、张大壮、钱君匋、来楚生等交往甚密，在上海的书画圈很有口碑。书画圈的友人出现纠纷，有时也会请金先生出面调解，主持公道。由于他交游广，我去他家请教时，常能看到墙上挂着一些书画家的近作，这给了我很好的观摩机会。

除了写字、画画、刻印外，金先生还会很多和书画相关的技艺。比如说，他在毛边纸上双钩的碑帖，线条很细，但匀称有力。打完印章后，他会从乌贼鱼骨头上刮下粉末，保护印色。他能用国画颜料打很好的界格，并自制信笺。他还会刻扇骨、笔筒，作各种拓片。金先生比我大整整五十岁，他75周岁那年，我们曾合作过一把扇子，他为我画了一个扇面，另一面我写了小楷，他在扇骨上刻上了他画的梅花。师生俩的岁数相加，正好百岁。

金元章先生手拓徐孝穆刻扇骨止堂藏

我认识金先生的两年后，“文化大革命”结束。又过了两年，高考恢复。年秋，我考上北大。临行前去向金先生告别，金先生拿出他画的兰花和一本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珂罗版双层宣纸单面精印的《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作为赠别礼物。在兰花旁，金先生抄录了一首画兰诗，并题曰：

谦慎同志赴京深造，玄木写此作为纪念。

这张画后来一直贴在我的床头。在《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扉页上，也有着金先生的题字：

谦慎同志与余交往多年，甚为相得。今将赴京深造，临别依依，兹以此册奉赠留作纪念。杭人玄木时年七十有四。一九七八年国庆节。

金元章先生为白谦慎作兰花（）

金元章先生赠白谦慎《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里寻亲图上的题词（）

金先生知道我喜欢写小楷，特意指出，这本画册后有何绍基的小楷长跋。打开册子一看，里面的何绍基小楷果然精到之极。我把画册带到北京，它伴随着我在燕园的求学生活。年赴美留学，它又随着我到了太平洋彼岸。

何绍基书《黄孝子传》民国影印本

我到北京读书后，参加北京大学燕园书画会的活动，和同学一起筹建北京大学学生书法社，翻开了我的艺术生活的新一页。不过，我和在上海的书法老师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每次寒暑假回上海省亲，也都会去向几位老师请教。金先生也会不时把他的书画作品寄给我。年6月，金先生和他的四位朋友到北京旅游，12日还专门到北大来找我同游圆明园。那年金先生75岁，和他同来的朋友，最大的一位81岁，最年轻的一位65岁。当他们到我的宿舍时，我的室友才惊讶地发现：白谦慎原来有这么多的“老朋友”。那天，由我带路，我们从北大出发，步行了近一小时，抵达圆明园，在那里凭吊古迹。一路上说笑，个中愉悦，自不待言。

金元章先生与友人游圆明园（）

金元章在照片背后的题字

年，我大学本科毕业，由于当时政治学在我国刚恢复不久，亟需这方面的专业人员，我留校在国政系的政治学教研室任教。也就在这一年，我在《书法研究》上发表了《也论中国书法的性质》一文，我给金先生送去我的文章，他非常高兴，专门赋诗一首：

忘年交谊实难忘，

七八老翁二八郎。

谈印论书共研讨，

少年远比老年强。

诗后有跋文云：“谦慎与余相识十载以来，商讨书法篆刻，过从甚密。自去首都深造，学业更为精进，书法以及著述、治印作品时见于报章杂志，深得读者赞赏，余称其‘少年远比老年强’诚非溢美之辞。壬戌初冬杭人玄木书于海上玄庐精舍。”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了，重新检视那时我的书、印、文，都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金先生的诗和跋，是他见到一个晚辈的进步，欣喜之余给予的鼓励。

金元章赠白谦慎自作诗条幅（）

在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文化生活也越来越繁荣，学习书法的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文物出版社、上海书画出版社（即“文革”中的东方红书画出版社）等开始陆续出版古代碑帖。上海开始落实归还抄家物资的政策，一些没有被毁坏、盗窃或遗失的抄家书画，逐渐回到原主之手，能够观赏到原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年暑假，当时已在北大留校任教的我回上海探亲，在苏州大学工作的北大同学华人德（北大学生书法社创始社长）到上海来看我。8月21日那天，我们一起去拜访金先生，已经81岁的金先生兴致很高，专门带我和华兄一起拜访他的老朋友、收藏家郑梅清先生，观看一些“文革”中被抄走、新近归还的书画，其中有一件便是本文开始提到的傅青主的《哭子诗卷》。打开卷子，我们立即被卷中奇肆跌宕的行草书所震撼。当时金先生已听说手卷主人有意将手卷转让给某博物馆，但议价未谐。为了能留住这一墨迹的神采并得以时时寓目，金先生提议我们集资请他的友人林树楠先生拍摄全卷，每人手中能有一套照片。不久照片拍好了，一套6元。我带着这套照片返回北大。

一年后，我便出国到美国罗格斯大学政治学系留学了。在艰苦的留学生活中，书法一直伴随着我。除了练字外，我还在罗格斯大学的东亚系担任中国书法课的助教，在当地的中文学校教华裔小朋友和他们的家长练书法，并于年春和友人在罗格斯大学画廊策划了美国的第一个当代中国书法篆刻展览。同年秋，在张充和、王方宇两位前辈的推荐下，我进入耶鲁大学艺术史系攻读博士学位。从此，学习和研究书法由业余爱好变成为专业。

初到美国时由于我经济拮据，转到耶鲁后学业紧张，阔别祖国六年后才于年第一次回国探亲。那时我已决定以傅山书法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所以回国后我还打算去山西实地考察。我在给王弘之老师的信中提到了自己的研究计划。到上海后，我去看望金先生，六年未见，自然是高兴之极。金先生虽然已经88岁了，但精神很好，健谈如故，每日还是写写画画。他详细询问了我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情况。谈及自己，他说年事已高，家中所藏的一些清代原拓印谱和来楚生先生为他刻的印章，都已转让给了来先生的一个学生。就在我准备告辞时金先生想起了什么，说：“小白，听说你的博士论文要写傅山的书法，我这里还保存着《哭子诗卷》的胶卷，或许对你的研究有用。”说完，打开写字台右侧的抽屉，取出黑色的胶卷盒，交到我的手中。

拿到胶卷，我真是喜出望外。虽说我还保存着七年前拍摄的那套照片，但毕竟那时暗房条件不够好，冲洗质量一般，而且照片的尺寸也比较小，要作为比较好的艺术史论文附图，总显不足。如今有了胶卷，就可以在专业的暗房里把照片放得更大更好了。

年我完成了博士论文，获耶鲁大学的博士学位。此后，经过6年的修改，英文版《傅山的世界》于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在经过翻译、增删、修改后，此书的中文繁体字版于年由石头出版社刊行，次年大陆三联版印行了简装本。无论是在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在《傅山的世界》中英文版中，年在上海所见的《哭子诗卷》都是我讨论的最后一件傅山的作品。它作于年，是存世傅山作品中的最后一件，因为在独子傅眉（—）死后不到一年，傅山也去世了。傅山年轻时妻子张静君便去世，此后并未续弦。年鼎革后，才情很高的傅眉，没有参加新朝的科举考试，而是追随父亲，做了前朝遗民。在动荡而又艰难的岁月里，父子相依为命40年，最终却白发人送黑发人，傅山的悲戚可以想见。傅山作了一组诗，哭傅眉的忠、孝、才、志、赋、文、诗、书、画……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和抄写这组诗，在诗中、在书写中寄托自己的哀思。而此时的傅山已经人书俱老，充沛的感情、娴熟的笔法，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和挥洒。年，金先生带我去观赏这一手卷时，距它的书写时间刚好三百年。（关于傅山去世的时间，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傅山卒于年，一种意见认为卒于年。我持年说。）那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仔细观赏傅山的原作。七年后，选择傅山作为我进入艺术史研究领域后的第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冥冥之中，早已注定。

年三联版《傅山的世界》在大陆问世后，多次重印，总印数已近五万册，读者可谓众矣。但令我深感遗憾的是，我的两位书法老师——萧铁先生和金元章先生，却未能看到它。年寒假我未回上海探亲（此时我已在北京成家），1月下旬，我照例给上海的几位老师发了贺年片。2月上旬，收到萧先生的明信片。这时正好我的中学同学童金龙兄到北京出差，我托他带些北京点心给萧先生。不意同学回沪后来信说，萧先生不久前脑出血去世。萧先生生于年，享年80岁。他的晚境并不好，经济拮据，身患疾病。萧先生去世后，孑然一身的萧师母也搬到侄女家去住了。年我回国时，张充和先生托我带信给她的老友樊伯炎先生。樊先生住在上海新村，离我家很近。他是萧先生的老友，我曾请萧先生托他为我画过一幅山水扇面，背面是萧先生的草书《忆江南·虞山好》十二首。樊先生告诉我，他曾在公共汽车站遇见萧师母。得知师母尚健在，请樊先生代我打听师母的地址，以便探望。最终也没有结果。

萧铁先生寄白谦慎的明信片（）

金先生在年2月14日因感冒引起肺炎并发症去世，享年89岁。年夏的重逢，竟成永诀。从金先生游二十年，他教我写字、刻印，不曾收过我一分钱。见我喜欢刻印，为我广求上海名家的印蜕，借给我他珍藏的清代名家原拓印谱，并曾送我两本当代名家的原拓印谱（一本是来楚生的肖形印谱，一本是赵石、邓散木、来楚生诸家印谱。而《哭子诗》胶卷，是他老人家送给我的最后一件，也是和我的艺术史生涯直接相关的珍贵影像资料，对我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

金先生去世后不久，师母也去世了。上世纪90年代，我平均两年回国一次，我一直想找到金先生的后人，打听安葬金先生和师母的墓地。年访求无果。年，上海延安路要建高架桥，明德里临街的房子拆除，等我回国时，二十年前经常叩访的金先生旧居，已荡然无存。不过，我还没有放弃寻找金先生墓地的希望。当年金先生的孙子金昇从东北考上清华大学时，金先生曾托我在京照顾他的爱孙。我曾和金昇联系过，只是学校对学生的生活学习都安排得很好，年轻人本不需我的关照，以后也就没有什么联系了。或许有一天我能找到金昇，能前往金先生的墓前祭拜，了却这二十多年来的一个心愿。

附记

本文原发表于《掌故》第2辑（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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