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舫：萧红的一生，就是一朵又一朵的谎花

“黄瓜愿意结一个谎花，就结一个谎花吧……”

在《呼兰河传》中，萧红哀伤地感叹。

萧红的生和死都是个谜，一如她的爱和恨、情和仇，她的离弃与忠贞、忧郁与炽烈。然而，所有的扑朔迷离似乎又那么的通晓直白，宛若养育着萧红的呼兰河水，终其一生，她对这里不愿言说又缱绻不已，对养育其成长的家族，她毅然背叛又深情回望。病重之时，她拼着生命最后的力气完成了她《呼兰河传》，这成就了她文学旅程的巅峰气象，然而，这部史诗式的自传长篇何尝不是她一生寂寞凄苦的写照？

萧红，本名张乃莹，年6月2日，生于松花江北岸的呼兰小城，年1月22日，逝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的临时救护站，时年仅三十一岁。

弃世之前，萧红的身边只有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两个人，前者是她生命中唯一的合法丈夫，后者是她生命终点如弟弟一般的亲人。在烽火连天、尸横遍野的战时，端木蕻良和骆宾基力求尽自己所能给萧红以这个世界上最后的尊严。此前的几个小时，在回天无力的失望中，他们已四处奔波为她筹措到了二十元丧葬费，然而当时的香港已被日本人全面接管，俨然成为一座废城，兵匪遍地、灾虐横行中保持尊严着实不易，医院的路上，他们遭遇街头的烂仔，钱和衣服全部被抢光，同时被抢走的，还有不名一文的尊严。

清晨的雾气慢慢散去，温暖的阳光缓缓射来，残冬就要过去了，春天却还未到来。萧红仰着脸，躺在简单的担架上，从清晨开始，她已陷入深度昏迷。她的眼睛微合，脸色愈加惨白，头发披散在脑后，唯有牙齿还有光泽，嘴唇还略红润。不多时，她的脸色愈见晦暗，血沫从喉管被医生误诊为肿瘤的刀口处涌出，像一朵朵残败的花儿——一代才女就此香消玉殒。

这是许鞍华《黄金时代》中的萧红。今天，她离开这喧嚣的尘世已经有72个年头了，可是她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意义却越来越深远。如今，这呼兰河的歌者在许鞍华的镜头下重又回到人间。在这个香港导演的抒情的长镜头下，北中国的凛冽与奔放、北方生活的舒缓与峻急、北方女子的率直与狷介，不动声色地喷薄而出。

松花江支流呼兰河绕城而过，呼兰因此得名。满清王朝视黑龙江流域为“龙兴之地”，自康熙七年（年）始对其实行了将近年的封禁政策。期间，关内特别是河北、山东等地的破产农民纷纷闯关东、谋生路，试图在广袤的黑土地上淘金、伐木、垦荒，张家便是从山东东昌府（今山东聊城）逃难而来的一支，萧红正是这一支的后代。

在三十一年短暂的生命中，萧红一直奔波在逃难的路上，在饥饿、贫困、流离、奔逃与疾病之中度过：呼兰、哈尔滨、北平、上海、东京、临汾、武汉、重庆、西安、香港……她走出呼兰，便再也没有了家。在一首诗中，她曾经阴郁地写道：

从异乡又奔向异乡，

这愿望多么渺茫，

而况送着我的是海上的波浪，

迎接着我的是乡村的风霜。

从异乡到异乡，从渺茫到风霜，这就是萧红，她的天才一般的文字，别有一种扑面而来的生趣，她的对于命运的“生的坚强”和“死的挣扎”，她的对于女性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都是如此的直白不假掩饰，这让人感动又感伤。在十余年的时间，颠沛流离行走于大半个中国的路上，她写下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这不能不说是啼血歌唱。

罗素曾言：“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萧红的一生，恰是这句话的最好注脚。1月19日夜里，萧红挣扎着在拍纸簿上写下了最后的遗言：“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的一生，是一朵接一朵的谎花，评价萧红的一生，似乎离不开“背叛”、“放浪”四个字，也离不开与她纠缠不已的四个男人。这四个字与四个男人占据了萧红短暂生命的大部，令她不安于生也不安于死。

陆哲舜，这是萧红生命中的第一朵谎花。萧红离开呼兰去哈尔滨读中学，就已经是一个开明家庭的惊世骇俗之举。这时，她遇到了法政大学的学生陆哲舜。陆哲舜是有妇之夫，萧红却以未婚妻的身份与其一同来到北平，萧红进入高中读书，但家里人断绝了对她的钱财供应，跟同样被家里断粮的陆哲舜相看两相厌，最后只得离开北平回家。

第二个是汪恩甲，这个谜一般的男人，每次神秘地出现最后又神秘地消失，至今仍不知所终。萧红的家族堪称当地的望族，她很早就订婚了，未婚夫汪恩甲是个同样的望族子弟，且仪表堂堂，这在当时是一份很可以夸耀的职业。萧红从北京回家之后，答应跟汪恩甲结婚，却再次离家出走回到北京，汪恩甲跑到北平找到萧红，两人回到哈尔滨，开始了旅馆同居的生活。这时的萧红已经跟着汪恩甲吸起了鸦片，而且怀上了汪恩甲的孩子。二人坐吃山空，最后欠下了旅馆元的天价费用，某一天，在萧红不留意的时候，汪恩甲从此消失。

萧军，是萧红生命中最祛魅的一朵谎花，他用最炽烈的爱接受了她残败的身体，又用最无情的背叛戳伤了她脆弱的心灵。

被汪恩甲抛弃，萧红困于哈尔滨东兴顺旅馆，危难中她自有章法——写信给报馆，声称自己是流亡学生，声泪俱下请求救援，否则会被卖去做妓。报馆编辑裴馨园让正在报馆帮助编稿的萧军（三郎）带几本书刊去旅馆探望，彼时萧军本无意久留，计划将书刊交给萧红后就打算离开。可是萧红的几句攀谈却让他动了心，从此二人坠入情网，开始了长达六年的甜蜜相伴。他们一起忍饥挨饿，一起孤苦漂泊，一起合著小说，一起在鲁迅的提携下扬名文坛，就连他们的笔名，也是“小小红军”分割开的萧红、萧军。可以说，没有萧军，就没有萧红。

第四个是端木蕻良。可以说，萧军的不断出轨让萧红彻底绝望，而且这个东北武夫的粗鲁霸道让她难以为继。端木蕻良和萧红的爱情是他们身边几乎所有人都反对的，端木娇生惯养、文人气质、自私懦弱，大家都认为他给不了萧红想要的稳定平和的爱情。然而萧红毅然决然嫁给了端木。在婚礼上她说：“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然而，如大家预言，萧红并没有在这场婚姻中收获什么，端木有没有爱过萧红，萧红有没有爱过端木？这似乎都是个问题，在战乱中，端木曾两次抛下萧红自行逃命，这至今为后世诟病。“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若是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临死前，她对侍候在身边的骆宾基说。尽管这样，在重庆、在香港，他们还是始终扶持，萧红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回忆鲁迅先生》、《马伯乐》等，都是在端木蕻良的陪伴下完成的。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此时日军轰炸香港，端木蕻良再次逃避，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对爱情、丈夫、人性、时局都彻底失望。虽然端木最后还是回来了，但萧红已是油尽灯枯，最终死在临时救护站。她将她所有作品的版权、版税分给了呼兰张家、萧军、骆宾基，唯独没有端木蕻良。萧红对端木到底有多失望？这似乎已经不用再重复了。

萧红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她叹息：“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她对自己的命运总是看得透却又不服输：“不错，我要飞，但与此同时我觉得，我会掉下来。”这句话一语成谶。她反抗旧家庭旧礼教，逃婚、同居、未婚先孕，这纵使在今天也足以惊世骇俗，遑论上世纪30年代的东北小城？她的生恰是她的死，她的死又何尝不是她的生？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辗转病榻的萧红无不以最大的浪漫憧憬着生的种种可能：“我很可惜，还没有给那忧伤的马伯乐一个光明的交代”，她对袁大顿说。“我怕……我就要死，听见飞机的声音就心悸得很”，她对前来探视的柳亚子说。“我要回家，我要回到呼兰，你要送我到上海，把我送到许广平先生哪里……有一天，我定会健健康康地走出房间，我还有《呼兰河传》第二部要写”，她对服侍在身边的骆宾基说。“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就自己用手遮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她对飞不动了的自己说。

“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天堂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地狱里，我不愿意去，有我所不乐意的在你们的世界里，我不愿意去。”这是鲁迅的骄傲与愤怒，也是萧红喜爱的一句话。一辈子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对萧红却有着格外的宽柔与纵容。年，萧红和萧军的感情发生了危机，朋友们建议萧红去日本修养一段时日。7月15日这一天，鲁迅在日记中写道：“晚广平治馔为悄吟践行。”

然而，纵使二萧分离，也并未使他们的关系有任何改善，萧军不断另结新欢，甚至与朋友黄源的妻子许粤华“珠胎暗结”，独在异乡的萧红不断生病，这期间她深深敬爱的鲁迅先生也病重辞世，这些都令萧红痛不欲生。异国的夜晚格外漫长，她靠着等待萧军的回信温暖着枯索的内心。这一年的秋天，她给萧军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其中提到“黄金时代”：“窗上洒满着日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会单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而后在看到那单细的窗棂上去。是的，自己就在日本。自由和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在这样一个命乖运舛的时刻、一个兵燹遍地的时代，萧红大胆地喊出“我的黄金时代”，这何尝不是一种英雄的气概？然而，她毕竟只是在“笼子里”的“黄金时代”，这就注定了英雄的悲剧。

究竟是萧红的性格造就了她的命运，还是她的命运锻造着她的性格？

年的香港圣诞节无疑要写进中国的历史，太平洋战争的突然爆发使得太平的香港不再太平。12月24日这一天，萨空了在日记中写道：“往年的今天在香港，我们一定看得见全港若狂的狂欢，今夜却是全港漆黑，只有旺角油池还燃烧着火苗，表示着这世界未全被黑暗多笼罩。”连日来，日军对香港狂轰乱炸，到处硝烟弥漫、热浪滚滚，两年之后，独居上海的张爱玲以香港的倾覆为背景，想象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爱情故事——《倾城之恋》，这部作品一经发表立即红遍上海滩。张爱玲出生于年，香港倾覆之时，她尚是香港大学的一名普通学生，而此时，萧红以无限的不舍即将撒手人寰。不知道张爱玲是否听到过萧红8月4日在香港大学的那场演讲？我们在文字中找不到任何记载。历史就这样留下了遗憾，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两位传奇女性在逼仄的时空擦肩而过。对于香港的意外倾覆，两者笔端所流露的情思截然不同，年轻的萧红匆匆完成了她短暂的终极体验，更加年轻的张爱玲却仍旧以新奇的目光，打量着这座时时充满警报和灾难的城市，这些，日后都成为了她文学想象的生活之源。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诚信的时代，这是一个欺骗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写道。充满着无限的动荡与机遇，充满着无限的衰微与生机，“凡是能开的花，全在开放，凡是能唱的鸟，全在歌唱”，难道这就是黄金时代？

年7月27日下午，梵高对着金色的太阳，举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不知道那个将他逼疯的年代被后人称作“黄金时代”，不知道他连面包都吃不起的时候留下的画作在他身后以数亿倍的价格飞升——这是投机者的黄金时代，却不是梵高的黄金时代。年，王小波推出了他用十年时间思考并创作的长篇小说《黄金时代》。在这部书中，他将“黄金时代”定义为“人有无尊严，有一个简单的判据，是看他被当作一个人还是一个东西来对待”。他不知道他的那个“我从你的梦里来，将要打碎你的梦”的宣言直到今天还仍然是大海上的泡沫——这是虚伪者的黄金时代，却不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

回到20世纪30年代，纵使在萧军萧红在文坛的名声如日中天、不再为一块面包发愁的时候，他们的日子依然步履踉跄，他们脚下的羁绊从未消失，他们期待的庄重与尊严还很遥远。许鞍华用了十年时间窥测萧红的心路历程，极尽冷静来诠释萧红的踟蹰与挣扎、光荣与梦想，然而，我们只能说——这可以是你的、我的、你们的、我们的，甚至是许鞍华的黄金时代，却一定不是萧红的黄金时代。

（图片均转载自网络，原文刊登在《国家人文历史》杂志年第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