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困难的写作,兼及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

小编说:长篇小说《应物兄》的创作历经十余年,这期间正是中国当代社会内部以及中国和世界关系发生巨大变革的十余年。仅就长篇小说创作而言,这是“一个长篇叙事作品的产能和产量都充分扩张的时代,也是长篇小说概念被滥用和写作难度降低的时代”,但在何平老师看来,《花腔》实现了对“困难的写作”的突围与突破,而《应物兄》则体现出了李洱对时代以及民族的强大的概括力和集成力,对汉语长篇小说具有“正本清源的能力”。作者认为“《花腔》和《应物兄》可以视作一部长篇小说论之”,两部作品由“葛任”这一人物得到联结,进而构成“正文‘

《应物兄》’和副本‘《花腔》’”这样一种“超文本写作”。

何平,年生,江苏海安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评论家。著有《散文说》《何平文学评论选》等。现居南京。曾在本刊发表多篇评论文章。

重提困难的写作,兼及超级现实主义小说的可能(下)

——以李洱《花腔》《应物兄》为例

文/何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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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腔》《应物兄》,叙事者首先是一个具有反思能力的人。

以《应物兄》为例,“大学”是通向我们时代的一个微小切口,知识界或者大学生活自然是《应物兄》着力书写的内容。作为一部秉持了现实主义精神的长篇小说,《应物兄》对于围绕着“太和”儒学研究院各方面的博弈以及沉渣泛起,坚守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立场,但就像《应物兄》封面的星空图所示,《应物兄》在“大学”这个脉络上最大的贡献是对现代大学图谱的绘制以及大学精神的打捞和确证。《花腔》和《应物兄》共享着同一个中国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图谱。如果我们粗略地划分下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代际,从晚清民初到改革开放时代,大概有四代和历史转型相关的知识分子群体,可以参照下面表格:(钟山君:表格获取方式见文末留言)

(1)程济世,年代随父亲程会贤离开济州去往海外。

(2)年代,郏象愚从香港赴美,改名敬修己。还应包括内地致仕的栾庭玉、葛道宏和邓林,经商的季宗慈以及海外的谭淳、陆空谷等。

《花腔》和《应物兄》是将小说人物嵌入到不同的知识分子谱系和群体,并以“小说家言”勾连小说人物和历史人物的关联性,以“佯史”制造“伪史”的小说。我说的“伪史”不完全等同于“稗史”。“稗史”可能会有以“小历史”、“野史”和“民间史”等等跻身历史叙述的诉求,而“伪史”则是文学意义的“小说”。

基于内在历史逻辑,《应物兄》是《花腔》的续写,《花腔》是《应物兄》的前史,而闻一多和葛任是《花腔》和《应物兄》的交接之处。肯定是李洱的有意,历史人物闻一多和小说人物葛任都出生于年,他们互为镜像,亦形影相生。所以,与其去考证葛任是谁,不如遵从小说的叙事逻辑,将葛任视作一个革命者某一阶段的同路人和精神盟友。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进入小说的历史人物,李洱基本认同已有的共识评价,不作深入的文学拓殖。换句话说,一定意义上,这些历史人物在小说中只是符号,他们有时提示小说的时间和背景,有时也标识小说人物在中国近现代的立场、阶层和精神谱系,比如《应物兄》清理出来的梁启超→闻一多→姚鼐→芸娘→应物兄。芸娘虽然只做过应物兄的辅导员,但事实上却是应物兄的精神导师。因而,作为儒学研究者,他既不同于他的老师乔木,也不同于海外新儒学的程济世。

按照精神代际逐个分析下来,李洱对晚清民初这代知识分子最是无感,或者说,这一代人,《花腔》和《应物兄》只是想做一个或近或远的知识和精神布景而已。因其远且隔,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和邹容的人物形象基本不出历史教科书。而葛任和宗布或许因为本来就是小说人物,李洱自然无需缩手缩脚,宗布继承了康有为的显微镜,在《花腔》最显赫的行状就是诱惑隔代少女胡冰莹,以至于使得胡冰莹陷身于情欲,自比“浮在污水的睡莲”。宗布虽然没有将胡冰莹视作“饮食中的茶芽乳猪”,但经历了康梁变法的失败,如小说中黄济州《半生缘》所写“南海先生则逃至美国使馆,静静翻阅儒家的经典《春秋》”,宗布则和“美艳迷人”的胡冰莹同居,“他并非爱她,他爱的是他往昔的痛苦、失去的青春,而她便是映照他痛苦与青春的铜镜”。可以作为一个回应的是《应物兄》写到程济世和谭淳关于谭嗣同的论争,谭淳说:“变法失败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逃跑了,跑得比兔子都快。康有为跑的时候还带着小妾,日后更是声色犬马。唯有谭嗣同谢绝了日本友人的安排,坚拒出走。这其实是佛陀式的割肉喂鹰,投身饲虎。”《花腔》写革命,不写革命上升的天梯,而是革命的暗影,以及革命失败的颓废。它的现代原型是晚清的康梁变法。也并不都是如此,留日归来的葛存道则开辟了另一条道路,他选择做公共图书馆和收集邹容的著作,虽然最后被暗杀。中国近现代革命源头的复杂性从《花腔》迁延到《应物兄》则是谭淳为谭嗣同的辩诬。

“五四一代”其实是可以细分出新文化倡导的老一代和受新文化滋养的年轻一代,前者出生于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后者则生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但无论是老一代还是新一代,都要承受时代之变——二十年代初的“五四”退潮和二十年代中后期的革命转向。葛任的选择是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道路之一,他们三四十年代去往瑞金,去往延安。当然,不只是像葛任这样向左转一条道路,闻一多先书斋后街头也是一条道路。《花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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