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
“新作家联大方面出了不少，很有几个好的。有个汪曾祺，将来必有大成就。”
——沈从文
像曾祺这样下笔如有神的作家，今天是没有了。他的语言炉火纯青，已臻化境。——张兆和
“汪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
——贾平凹
“曾祺将来肯定是个了不起的作家。”
——朱德熙
“北京文联我怕两个人，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端木蕻良。”
——老舍
“我的画只有他最懂。他在我心里的分量太重，很难下笔。”
——黄永玉
明末小品式的文字，阅读时开窗就能闻见江南的荷香。
——冯唐
这世间可爱的老头很多，但可爱成汪曾祺这样的，却不常见。
——鹦鹉史航
“抒情的人道主义者”
“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
“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
“京派小说传承人”
众多的评价和标签，每一个都那么地有分量。然而最喜欢的评价，还是那句“很多人不知道他，知道的人都爱他。”
在他的笔下，既有故乡食物、家常酒菜、自创菜式，也有人间草木、虫鱼鸟兽、花果树木，既能看到大师文人、亲人好友不为人知的可爱一面，也能看到他接触过的寻常百姓的点滴生活。
而无论哪一种，都极具生活的气息。看他写的关于食物的散文，总不免感叹一声，他是文学界里最会吃和最会做吃的，也是“吃货界”里最会写吃的。当下不乏各种美食视频，而汪曾祺的文字却能更胜一筹，字里行间洋溢着不仅仅是美食，更有对生活的热爱，对往事的追忆。
读罢，总让人不禁感叹一句：这个老头的内心究竟有多可爱，才能让生活这么好玩？
：汪老，你是高邮人，说到高邮，很多人便会想到鸭蛋，很好奇高邮鸭蛋在你心中是怎样的形象。
汪曾琪：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汪老去过的地方不少，你说曾去过蒙古，蒙古的什么食物让你印象深刻？
汪曾琪：蒙古人从小吃惯羊肉，几天吃不上羊肉就会想得慌。
一个是手把肉，即白水煮切成大块的羊肉，一手把着一大块肉，用一柄蒙古刀自己割了吃。吃手把肉过去是不预备佐料的，顶多放一碗盐水，蘸了吃。现在也有一点佐料，酱油、韭菜花之类。因为是现杀、现煮、现吃，所以非常鲜嫩。在我的一生中吃过的各种做法的羊肉中，我以为手把羊肉第一。如果要我给它一个评语，我将毫不犹豫地说：无与伦比！
：他们吃肉一般都是这种吃法吗？
汪曾琪：不是只会吃手把肉，他们也会各种吃法。呼和浩特的烧羊腿，烂、嫩、鲜，入味。我尤其喜欢吃清蒸羊肉。我在四子王旗一家不大的饭馆中吃过一次“拔丝羊尾”。
我吃过拔丝山药、拔丝土豆、拔丝苹果、拔丝香蕉、从来没听过羊尾可以拔丝。外面有一层薄薄的脆壳，咬破了，里面好像什么也没有，一包清水，羊尾油已经化了。
这东西只宜供佛，人不能吃，因为太好吃了!
:我后悔刚才的问题了，肚子已经在开始叫了，嘴也在开始馋了。但还是忍不住想问，你在西南联大读书的时候，昆明又有什么食物让你念念不忘？
汪曾琪：那时有一家馆子叫“映时春”，做油淋鸡极佳。大块鸡生炸，十二寸的大盘，高高地堆了一盘。蘸花椒盐吃。二十几岁的小伙子，七八个人，人得三五块，顷刻瓷盘见底矣。如此吃鸡，平生一快。
还有一个就是，牛肉。我一辈子没吃过昆明那样好的牛肉。
：看来汪老你的口味也是很广啊。你有什么不吃的东西吗？
汪曾琪：我曾经吹牛，说没有我不吃的东西。有一个西南联大的同学，是个诗人，他整了我一下子。他请我到一个小饭馆吃饭，要了三个菜：凉拌苦瓜、炒苦瓜、苦瓜汤！我咬咬牙，全吃。从此，我就吃苦瓜了。
我劝大家口味不要太窄，什么都要尝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异地的食物，比如葵和薤，都吃一点。总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
就像有些东西，自己尽可以不吃，但不要反对旁人吃。不要以为自己不吃的东西，谁吃，就是岂有此理。对食物如此，对文化也应该如此。
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不要像我的一位同乡一样，问道：“这个东西能吃？为什要吃这种东西？”提出“这样的作品能写？为什么要写这样的作品？”
我希望他们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最要紧的就是对生活的兴趣要广一点，也希望年轻人能多积累一点生活知识。
：说到对生活的兴趣，当下年轻人有一个流行用语，叫：丧，大概意思就是灰心丧气，在这个还未过期就已经过时的时代，似乎一直伴随着焦虑，你觉得应该如何消减这种焦虑感？
汪曾琪：说说我自己吧。
我一九四六年到上海，因为找不到职业，情绪很坏，我的老师沈从文先生写信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为了一时的困难，就这样哭哭啼啼的，甚至想要自杀，真是没出息！你手中有一支笔，怕什么！”
后来，在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以后，我曾经被发到西山种树，在石多土少的山头用镢头刨坑，实际上就是在石头上硬凿出一个一个的树坑来，再把凿碎的砂石填入，用九齿耙搂平。这是成了“右派”后所从事的活最重的劳动之一，那真是玩了命。
一早就上山，带两个干馒头，一块大腌萝卜。你也知道，顿顿吃大腌萝卜，这不是个事。
：那还能怎么办？
汪曾琪：那时已经是秋天了，山上的酸枣熟了，我们摘酸枣吃。草里有蝈蝈，捉半土筐，点一把火，把蝈蝈往里一倒，劈劈剥剥，熟了。咬一口大腌萝卜，嚼半个烧蝈蝈，就馒头，香啊。
：听着都觉得香。
汪曾琪：你看，生活就是这样。人不管走到哪一步，总得找点乐子，想一点办法，老是愁眉苦脸的，干吗呢！
之前我在玉渊潭散步，在一个山包下的草丛里看见一对老夫妻，走几步，停一停，弯腰，在找什么东西。上前一问，原来他们在捡枸杞子，手中的罐头玻璃罐已有半瓶。他们捡枸杞子其实只是在玩！一边走着，一边捡枸杞子，这比单纯的散步要有意思。这是两个童心未泯的老人，两个老孩子！
人老了，是得学会这样生活。看来，那二位中年时也是很会生活，会从生活中寻找乐趣的。他们为人一定很好，很厚道。他们还一定不贪权势，甘于淡泊。夫妻间一定不会为柴米油盐、儿女婚假而吵嘴。
：您性情这么不羁，对儿女的教育也是这样的吗？
汪曾琪：我的孩子有时叫我爸，有时叫我老头子，连我的孙女也跟着叫。我的亲家母说这孩子没大没小。我觉得一个现代化、充满人情味的家庭，首先必须做到没大没小。父母叫人敬畏，儿女“笔管条直”最没意思。
儿女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的现在，和他们的未来，都应由他们自己来设计。一个想用自己理想模式塑造自己孩子的父亲是愚蠢的，而且，可恶！另外作为一个父亲，应该尽量保持一点童心。
：你觉得你的父亲是一个有童心的父亲吗？
汪曾琪：当然，我的父亲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少见他发过脾气，对待子女，从无疾言厉色。他爱孩子，喜欢孩子，爱跟孩子玩，带着孩子玩。我的姑妈称他为孩子头。
：印象里他曾带你们玩过什么？
汪曾琪：春天，不到清明，他领一群孩子到麦田里放风筝。放的是他自己糊的蜈蚣，我们那里叫“百脚”，是用染了色绢糊的。放风筝的线是胡琴的老弦。老弦结实而轻，这样风筝可以笔直地飞上去。用胡琴弦放风筝，我还未见过第二人。
他还会做各种灯。用浅绿透明的“鱼鳞纸”扎了一只纺织娘，栩栩如生。用西洋红染了色，上深下潜，通草做花瓣，做了一个重瓣荷花灯，真是美极了。用小西瓜上开小口挖净瓜瓤，在瓜皮上雕镂出极细的花纹，做成西瓜灯。我们在这些灯里点了蜡烛，穿街过巷，邻居的孩子都跟过来看，非常羡慕。
：你的父亲这么爱跟孩子玩，那对于你的学业，他管得多吗？
汪曾琪：父亲对我的学业是关心的，但不强求。我小时候，国文成绩一直是全班第一。我的作文，时得佳评，他就拿出去到处给别人看。我的数学不好，他也不责怪，只要能及格，就行了。
我十七岁初恋，暑假里，在家写情书，他在一旁瞎出主意。我十几岁就学会抽烟喝酒。他喝酒，也给我倒一杯。抽烟，一次抽出两根，他一根我一根。他还总是先给我点上火，我们的这种关系，他们或以为怪。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你和父亲的关系，你会怎么说？
汪曾琪：用我父亲的话说，“我们是多年父子成兄弟”。这种关系也影响着我和儿女们的关系，他们唤我“老头子”。我儿子汪朗谈恋爱时，女朋友在党校工作，晚上约会要提早吃饭，我负责做饭，到了差不多饭点便会故意问儿子：“你今晚几点上党课？”
（注：以上对话，基于《生活，是很好玩的》一书合理想象，汪老的话皆为原话，只做连接词的适当增减。)
在汪老可爱的话语中，也许你会好奇这么可爱的性格和思维是怎么来的，我想这跟汪曾祺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
年3月5日，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天，汪曾祺出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一个旧式地主家庭之中。祖父汪嘉勋，曾中过拔贡（略高于"秀才"的功名），是清朝末科，从那以后就废科举改学堂了。由于没有考取更高的功名，而拔贡又做不了官，汪嘉勋就在家经营自己的产业，创下汪家的基业。
父亲汪菊生，家中排行老三，因于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出生而得名。在汪曾祺眼里，父亲汪菊生总是活得很有兴致。父亲多才多艺，文武双全，不但金石书画皆通，学过很多乐器，还喜欢养鸟。
父亲年轻时是一个运动员，足球健将、撑杆跳选手、单杠选手，练过武术，练过拳、耍过刀枪、腿上带过铁砂袋，汪曾祺唯一一次见过父亲施展武功，是在他初中毕业后，父亲陪他去外地投考高中的路上。在一轮船上，一个侦缉队以检查为名勒索乘客钱财，被一向温文尔雅的父亲一掌打得一溜跟头，从船上退过跳板，一屁股坐在码头上。看得汪曾祺心里直呼：父亲真有两下子！
笙箫管笛、琵琶、月琴、拉秦腔的胡胡、扬琴，大小唢呐，不论什么乐器，父亲听听别人的演奏，看看指法，就能学会。汪曾祺有时趁着父亲不在家的时候，偷偷地拿起父亲的胡琴，使劲拉一小段，但父亲一看胡琴上的松香痕，就知道被他动过了。
父亲还会画画和刻图章，画室的书橱里总是摆着一列装在玻璃瓶里的大劈砂和陈年的蓖麻子油，用来做印泥和调印色。父亲画画时，汪曾祺就在旁边看，父亲也从不指点他，由他乱翻画谱，瞎抹。
父亲时常周济穷人，参与一些公益的事情，人缘很好。后来还为人医眼，眼科是汪家祖传，但汪曾祺一直不知道父亲也懂眼科医道，直到患者被父亲治愈后跟他讲述。父亲还很会做菜，且别出心裁。毋庸置疑，这对汪曾祺关于吃食的认识和感悟是有很大影响的。
最让童年时期的汪曾祺欢喜的还是父亲的手巧——做各种玩意。
比如，父亲会在元宵节的时候，给孩子们做花灯，汪曾祺和姐姐提着花灯上街，到邻居家串门，都会引起围观。清明节，父亲亲手为他们糊风筝，带着几个孩子在麦田里奔跑呼叫。
“我的童年是很美的”，汪曾祺即使到了七十二岁，依旧清晰地记着父亲为让他们高兴一晚上而捣鼓的这些小玩意，这使得汪曾祺时常想念，也时常梦见自己的父亲。
汪曾祺的亲生母亲在他三岁时便因病逝世，父亲常带着年幼的汪曾祺睡觉。汪曾祺初中时很喜欢唱戏，父亲便拉胡琴伴奏，一人拉，一人唱，学校开园乐会，汪曾祺邀请父亲去当伴奏，父亲也欣然答应。
有这样一个充满童心的父亲的陪伴，汪曾祺内心的可爱和对生活始终充满着热爱也就不足为怪了。
或许你会觉得，能把生活过得这般有趣的，该是生活很顺遂的人。然而事实却不然。就如上述对话提到的，汪曾祺也曾面临着失业带来的压力，也曾遭受着生活的重重打击。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依旧豁达平和。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求学的经历一波三折，一开始因为突如其来的疟疾差点无法考试。后来，“他在联大生活自由散漫，甚至吊儿郎当，高兴时就上课，不高兴就睡觉，晚上泡茶馆或上图书馆，把黑夜当白天。”十足的夜猫子，天亮才回床上睡觉，连跟同室友都很少有见面谈话的机会。
英语体育挂过科，考试睡过头，大四清考没过只能再上一年大五，又刚好碰上要求所有大学应届毕业生都要为陈纳德的飞虎队当一段时间的翻译，汪曾祺因翻遍行李找不出一条没有破洞的裤子，没去报到，学校不给毕业证，他的学历一栏变成了“肄业”。
在西南联大头两年，汪曾祺三天两头就能听到空袭警报，西南联大的师生称之为“跑警报”。只有预行警报，师生是不跑的，要等听到空袭警报才跑，而且从不仓皇失措，因为已经跑出了经验。
在躲避的地方还有担子挑到郊外来，“五味俱全，什么都有”，还有学生趁着跑警报的时间抓紧机会谈恋爱，凑成了一对又一对。“空袭警报一响，男的就在新校舍路边等着，有时还提着一袋点心吃食，”等到心仪的女同学跑来，便欣然同肩一起跑。
汪曾祺回忆起那段跑警报的日子，说道：“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就是为了吓唬吓唬昆明人。但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回忆起自己被划为“右派”的经历，他以“谐谑”的方式说道：“当了一回右派，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在被派去劳动改造期间，他还能画出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画完便烤了吃：“薯块就再无用处，我于是随手埋进牛粪火里，烤烤，吃掉。我敢说，像我一样吃过那么多品种的马铃薯，全国盖无第二人。”“文革”开始后不久，他又因“右派”问题被关进“牛棚”。
汪曾祺虽然笔耕不断，却是到他60岁发表的短篇小说《受戒》才算真正意义上“成名”，是一个早成晚熟的作家。在此之前，尽管没能如愿名震文坛，尽管经历过种种苦难，他依旧秉持着同样的生活态度：平和、淡雅。
无论是在凡俗的吃食中，还是在政治的动荡中，亦或是在自己笔下底层小人物的艰辛苦难的故事里，他都将喜和悲蕴含在自己波澜不惊的叙述中。
“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在当时的境况下，汪曾祺就是凭借着内心这样一点热，让生活在荒野中开出一片花来。而他的文字，也让读者在品味中看到生活里的点滴之美。
汪曾祺以自身经历和实际行动，平和地讲述着每一个看似不起眼的故事，传递着简单质朴的生活态度：内心有多可爱，生活就有多好玩。
文字/丫丁
版面编辑/丫丁
图片/谢友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