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平时喜欢引用亨廷顿的那个观点，有关文化与制度的：长远看，文化起决定作用；短期看，制度起关键作用。其实，这是一个方法论，也就是我议事的一个模型。当然，你还可以用其它模型。但是，鉴于炕群还老有探讨，我今天专门说说这个模型吧。左一半：长远看，文化起决定作用。它不是历史决定论（机械决定论和辩证决定论）。首先，我是从概念与逻辑出发的。文化的概念，有广义与狭义。广义的，人类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总和。狭义的，人类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在逻辑层面，文化又可以细分为：物态文化、心态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由此，逻辑就串下来了——制度就是文化，白马也是马。文化就是制度，马也可以是白马。所以，当我说文化决定制度，它至少在概念与逻辑上是永远成立的。至于实践，或者说理论应用，它至少可以做我历史研究的理论模型。只不过，当文化决定制度，我经常用的概念就是历史路径或者文化路径了。当然，不同的模型，可能有不同的表述。比如余英时所谓的中国没有哲学的突破；黑格尔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王朝的循环。甚至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陷阱》一书中，还用过形象的比方，盘子走丸，虽然横冲直撞，但是从未走出原盘——也可以用大家现在常用的一个模型——你永远挣不了认知以外的钱。历史与文化路径也一样，认知决定了选择，文化决定了路径。右一半：短期看，制度起关键作用。首先说理论与概念。如果也用模型的话，我们考察制度可以有下面几种方位：从出处来讲，是外来的，还是本土的。从准备来讲，是天上掉下的，还是水到渠成的。从覆盖来讲，是框架型的，还是中微观的。从虚实来讲，是理论的，还是实践的。不管是哪个模型，最后可以归结为：制度的成本与效益。一是制度本身的优劣，二是制度执行的好坏。我和苏三的观点，在这方面重合。制度不分好坏，适合你的，成本低的，收益大的，就是好的。而且你还可以发现，制度在执行的过程中，其实是被文化浸泡着执行的。这个相当于一个药片。这本来想冶病。但是帮你冲服药片的水，也在暗地里起着作用。你要是喝了一个感冒药，冲药用的一瓶二锅头，或者用的冲下水道的水，那疗效俺可不知道。总之，文化暗暗地改造制度。打几个比方吧。比如中国人不遵守交通规则，自然是小农文化的遗留。传统农业国家，看什么红绿灯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你灯什么灯呀。但，当技术与制度双双成熟，红绿灯又配上了摄像头，不遵守规则的人，就少多了，当然，依然有人试图通过后门人情，去注销违交纪录，这就是中国特色的人情文化对制度的败坏。再比如中国的计生制度。制度是有了，但是多子多福传宗接代的文化观念，会导致诸多对计生制度的文化冲击，比如偷生游击队。再比如西方的情人制，本是西方婚姻制的补充，但在中国，不过是古代妻妾制的翻版。总之，左一半，是文化决定制度，右一半，制度起关键作用，但是前者说的长时段，后者说的短时段，原因就在于，制度长久的执行及效益，得看文化的支撑力度。最后举一个例子，季羡林在他的《留德十年》中讲过：年，由于苏军和盟军从东西两线逼近，德国食物奇缺，燃料更奇缺，市政府遂决定让市民到山上砍树。怎么砍呢？政府工作人员在茫茫林海中划出了一个可以砍伐的地区，把区内的树逐一检查，可以砍伐则画上红圈。砍伐没有红圈的树，要受到处罚。实际上，当时的德国中央政府已经趋于崩溃，并没有能力执行所谓的处罚，但德国人民并没有逾越规则滥砍滥伐……为此季老“望洋兴叹”地赞叹德国：“具备了无政府的条件却没有无政府的现象”。亲们，这就是文化与制度博弈。其实，任何制度，都是文化与观念多重博弈的结果。它确实是双向的。而这种双向构成了我的议事模型。我们炕群的玲，不认同文化决定论。她是典型的制度派，认为制度能改变一切，反正只要来个好制度就成。她强调，改开与特区制度如何改变了深圳。对的，这依然是我的模型，如果我的理论模型是一个球的话，这只不过是右一半而已。但是玲的逻辑思维不在线上，一看她的观点不过是我模型中的议题，她马上改说：深圳没有香港就没有现在——我不知道她头脑中有没有多因一果和一因多果的思考模型，我想说的是，如果强调地理位置与地理环境的作用，那更是跨入了我们模型的左一半——之所以强调我们，是又加上了苏三的文明学理论。地理与环境，本就属于我的文化决定论之文化范畴，不但决定了原发文明的基质，更决定了外来文明的传播波段……一句话，说来说去，还在我的模型里。模型之所以是模型。它有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一以贯之。它可以从春秋战国的文化与制度选择，一直打到当代的文化与制度选择。它可以有历史的断面分析，但是它在历史的纵面上，没有任何磕绊……比比如我可以用这个模型，解释为什么战国时兴起了法家文化与法家制度，民国时有了走向共和又有了张勋复辟与走向洪宪，包括所谓的近代百年探索这种宏大的课题。这中间的因果，是一环扣一环的。你不能看光看到结果，看不到因，甚至颠倒因果。把果当作因。那么，我们从历史中学到的东西，真的只能是，什么东西也没学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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