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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杨海亮，业余文史研究者

一

年7月，我参加高考，至今已过20年。高考前，我的班主任兼历史老师吴绪金跟我说：“杨海亮，以你的成绩，运气好点，能上个本科；运气不好，就是专科了。”那时，我对本科和专科还没什么概念。本科四年，专科三年。多一年、少一年，早一年、晚一年，区别不大吧？可多年后我才知道，这里面不但有区别，区别还挺大！尽管我到现在也还是说不清道不明两者的区别，但是本是专，确确实实影响了我人生的走向。

年的高考，先估分数，再填志愿。对着参考答案，一番估算之后，我明确了两个意向：一是湖南师范大学（简称“湖南师大”），也就是所谓的“本科”；一是湖南娄底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简称“娄底师专”），也就是所谓的“专科”。高考成绩公布后，湖南文科本科录取分数线是分，我考了分（全国卷，原始分，总分分），还有一段差距。我的“运气”怎样，也就明了。

年部分省份高考本科录取分数线

不久，我念高中的湖南省重点学校桂阳三中校内校外接二连三地贴出喜报。可喜报再多，名单再多，榜上都没有我的名字。在桂阳三中，一个上不了本科的学生，好比“三亩竹园出棵笋”。这“笋”稀罕倒是稀罕，可再怎么稀罕也没人稀罕。那时，校园里常听到一个说法——“今天我以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我为荣”。可是，我没有以三中为荣，三中也没有以我为荣。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似乎也完全适合我与它之间。

大概到了8月底，我才接到娄底师专的录取通知书。为什么要选娄底师专呢？十八岁出门远行！我是农村人，但家就在城郊。我从小学五年级进城念书，连续八年都在那个叫“牛巷口”的地方。小学、初中和高中，连起来也就是一个巴掌大的三角形。大概是因我始终都在死读书、读死书的缘故，家乡也好，小城也罢，在我的眼里都不过是经线与纬线交叉形成的坐标，谈不上感情，谈不上认同，更不是什么精神的寄托、心灵的港湾。所以，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远行，哪怕漫无目的，哪怕孤单一个。当然，也不是越远越好，差不多就行了。于是，我选了湖南的地理几何中心——娄底。

娄底师专校门

二

写到这里，要说说娄底师专（今“湖南人文科技学院”）这么一所不起眼的学校了。

到校时，我和我的同学编在中文系班。可见，读中文的人还不少，都有5个班了。至于后面还有没有班级，我记不清了。我们起初是在一个叫“成教部”（成人教育部）的地方，尽是破破烂烂的教室和宿舍。反正，连学校都没档次，这样的场所与之匹配倒是相宜。在那的学习和生活，我几乎没了印象，军训的经历倒还有个轮廓。

负责监管我们的，是一个名叫婷婷的学姐。我之所以记得她，不是因为她的名字通俗，也不是因为她的姿色迷人，而是因为她曾经当众狠狠地羞辱过我。那日，我从成教部去训练场。路上，不知不觉把帽子弄丢了。六十多个同学，人家都戴帽子，就我没有，多不像话。婷婷学姐见了，立马质问。我告诉她原因，她声色俱厉：“你的帽子掉了，你的脑袋为什么没掉？”众人不由哄笑，我无地自容。初来乍到，我也没胆量驳她。但因了这句话，我对她耿耿于怀。后来，我听人说起军训，听人唱起《军中绿花》，就不免想起那个叫婷婷的学姐，想起她关于“帽子”与“脑袋”的逻辑。还有，每次练正步走的时候，走着走着，我就被甩了一大截。婷婷学姐说，你的腿太短了，走不了正步。到最后，我连军训汇演的资格也没有。

我们搬到娄底师专后，各方面的条件有了改善。有段时间，广播里老是宣传娄底师专，说它创立于年，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反正，不是从这从那，就是到此到彼。这样的吹嘘，听一次、两次倒还新鲜，但不久这广播跟祥林嫂引出她的阿毛的故事一样，让我们耳朵生茧——听厌听烦。没日没夜地播，没完没了地吹，有意思吗？放给外人听也就罢了，还成天对着这群在园里吃喝拉撒的人灌，当一个个都是傻子、聋子吗？什么样的伙食，什么样的宿舍，什么样的图书馆，什么样的足球场，别人不清不楚，我们心里还没个数、没个谱？

记得那时有97级、98级的师兄到我们宿舍“嘘寒问暖”，我们根本就不搭理。他们倚老卖老，给我们传经送宝，谈什么萧红，什么萧军，什么端木蕻良，什么川端康成，我们嘴上不说什么，暗里却是十分不屑。一个半斤，一个八两，都是上不了本科线的专科生，装什么装？还有的师兄，喜欢在我们面前故弄玄虚，动不动整个什么“小布尔乔亚”或者“魔幻现实主义”，那就更是猪鼻子里插葱——装象！不是我们自轻自贱，说实话，我一度认为，在这样一群人里，哪有什么能人高手。要是能，要是高，也就不会沦落到师专混日子了。

再说那校门吧，三根水泥柱子，上面顶一个球，这是什么寓意呢？我在好多地方总见到这样的雕塑：一本书顶个球，一只鸟顶个球，人文与科技顶个球，男人和女人顶个球。他们分布在学校、公园、广场和路口，实在是煞了风景。据说，北大也有一座雕塑：字母D和S，一位德先生(Democracy)，一位赛先生（Science）。S上顶个球，D上没有球。于是，有人说“S”还顶个球，“D”连球都不顶。这座雕塑拆还是没拆，我不知道。不过，娄底师专的校门后来是改头换面了，那三根柱子被推倒了，那个球也不知去滚到哪里去了。

那个时候，我的心理也够阴暗的。高中时，认识一个女孩，叫雷素华，后来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一次，她写信勉励我：“不管理想与现实如何相去甚远，我们总可以为自己营造一种浪漫、向上而又纯净的氛围。”当我手执书信，想着远在北京的她，虽然顾影自怜，隐约中也告诉自己，路是自己选的，不能悔，也不要悔！

其实，生活原本就是简单、透明而美丽的，只要你爱它，就能从一切细微的事物中感受快乐。一场电影、一本好书、一个微笑，甚至一株小草，都会使你的心里充满阳光。所以，我们没有理由去抱怨什么，就算生活中有太多不如意，也要坦然去面对。“试着用一颗宁静明朗的心去接受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个叫雷素华的女孩如是说。

娄底师专中文系班毕业合影（后二右二为作者）

三

当然，娄底师专绝不是一无是处，它可圈可点的地方也多。我遇到的不少老师就都挺好。

比方说，游宇明老师。游老师是个地道的南方人，却有北方人的魁梧。一米八几的个头，往黑板前一站，就给人“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游老师是个知名的散文家，出版有《只能陪你一程》《给自己一片悬崖》等集子。可那时，我们并不把他放在眼里。睡在我上铺的兄弟刘斌就曾大放厥词：“游宇明的散文，我一天就可以写一篇！”可见，初生牛犊不畏虎！其实，我后来读过游老师的不少作品，一个大男人，思维独特，情感细腻，也是一种风格。阳春白雪，下里巴人，见仁见智，各有各好。我记得游老师十分推崇陈忠实，推崇《白鹿原》。至于为什么，我是不知道的。因为他说的是双峰普通话，地方口音太重。他在台上激情洋溢、唾沫横飞，我们却在台下云里雾里、不明就里。

教我们写作课的是张峰老师。与游老师一样，张老师也是个作家，不过张老师更热衷于杂文。他很勤奋，写了很多杂文，短小精悍，耐人寻味。而且，张老师特别喜欢借兽语禽言写照现实，让读者捧腹的同时感受到尖锐的针砭与深刻的批判。“刺猬他爹”是张老师的网名，我认为是很贴切的。但是，我们也不大在意他的“刺”。因为那时的我们，知道“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痞子蔡的成名作品）是浪漫的，也知道“许三观卖血记”（余华小说）是艰难的。换言之，有感人的亲情，有幸福的爱恋，有美好的憧憬，同样有太多的龌龊，太多的冷漠，太多的欺诈。而张老师写杂文，是为了呐喊，为了警醒，“燃烧自己的心血，烛照人性的丑恶”。所以，他的作品字里行间藏着喜怒笑骂，除了愤世嫉俗、鞭笞挞伐，更多的是对真善美的呼唤与守护。

教现当代文学的老师中，有一位叫邓姿，是个“70后”，大不了我们多少。邓老师为人很随和，教学很认真。课堂上，她对小说、对人物的分析，总很细致，引人入胜。在师专的第三年，我们开始着手论文的写作，邓老师是我的指导老师。也不知为什么，我竟然选了曹禺的戏剧《原野》作为研究对象。在邓老师的指导下，我读原著、搜资料、列提纲，忙得不亦乐乎。最后，那篇论文的题目竟然《重评〈原野〉》。邓老师改稿特别细心，几乎每个词每句话都进行反复推敲。她还告诉我，如果你的心“贴”不住作家和作品，议论起来就会很浮、很滑，花里胡哨，不得要领。几经修改，那篇论文发表在《娄底师专学报》年第3期。在当时，一个师专生能够上学报，也算是了不起了。至少，我的同学，他们就没谁有这个机会。这让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感到幸运，也很得意，仿佛日后我也是要成为学者、成为知识分子一样。

因为论文的缘故，我又结识了学报的编辑李红叶老师。李老师对安徒生童话很有研究，著有《安徒生童话的中国阐释》一书。我后来在《书屋》杂志上也读过她写的《安徒生百年印象》。论文在学报上发表后，我格外受鼓舞。正好阎真的长篇小说《沧浪之水》风行校园。我感受到了主人公池大为凌云壮志、无职无权的苦，感受到了他时来运转、有名有利的难，便以《还有谁在仰望星空——读〈沧浪之水〉》为题行文，探究了新时期知识分子的道路选择问题。论文经李老师编辑，发表在《娄底师专学报》年第3期。那时，我已从娄底师专毕业有一年了。多年后，我从知网知道，我的这个论文还小有影响，被多处列为“参考文献”之一。如，中南大学文学院的刘朝勋在他的硕士论文《被遗忘的诗性——阎真〈沧浪之水〉误读成因分析》里就指出，“注意到《沧浪之水》中‘仰望星空’这个独特意向的是杨海亮……，较为准确地分析了小说的星空意识”。

杨海亮论文《还有谁在仰望星空》

一晃，近20年过去。年纪稍长的游老师、张老师，照样一边教学一边写作，他们的名分至今还是副教授；邓老师、李老师大概更有运气，都当上了教授。如今，两位男老师还在娄底师专，两位女老师均已辞别。听说邓老师去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而李老师去了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又知邓老师以“七月派文学”为中心，长期研究，日积月累，出版了《又向荒崖寻火粒——七月派小说研究》；李老师则相遇“安徒生”，相遇儿童文学，“心灵穿行于一片纯净的文学之林”，无论读写，都“感觉安慰”。

印象中，中文系还有不少老师也是潜心教书，用心育人，如成远镜教授、彭逢澍教授等。总体上说，我们是很幸运的，遇到了那么多好老师。“树高千尺总有根，水流万里终有源”，我后来还算是因读书和写作获益，与师专师长们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退一步说，我们不咋样，我们的老师也不咋样，但不咋样的老师教不咋样的我们，还是“老虎逮驴——绰绰有余”。

四

生活中，很多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善待它，珍视它，也许就能成为阳光雨露，滋润自己，涵养自己。在师专三年，我始终坚持了一个习惯，那就是写日记。写日记，是因我的初中语文老师李惠萍的一句话。她说，写作有方法，坚持写日记，写上八年、十年，当个作家都不成问题。这话与“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道理是一样的。别人信不信，我不知道。反正，我是信了。初中三年坚持写，高中三年坚持写，师专三年还坚持写。如今想来，我那时的写，倒是一种自救。那个时候的我，不仅有一种刻骨的孤独感，而且还有一种透不过气的窒息感。“你的手，你的笔，你的纸张，你的方格，全是你的路！”我埋头写，为的是把心中的寂寞、无助都放射出来，都宣泄出来，为是是证明自己还没那么行尸走肉地活着。

写日记是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也就是自言自语、自话自说。当一本又一本日记成为过往时，师专留给我的时间也越来越少。原本不寻求发表，不寻求回应，后面竟也投稿了。虽然见刊见报的数量极少，但也有极大的喜悦。大概是在年初，我在图书馆阅览室的《小说选刊》杂志办的一份叫《热风》的子刊上读到“我的文学情结”征稿消息。于是，我心血来潮，追忆了自己的写作故事，还一本正经地取了个题目《没有背景，只有前景》。没多久，我收到了样刊和稿费。我记得那期刊物上，还有个“大人物”，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编辑家柳萌先生。他曾是《小说选刊》的社长。我的名字能与柳萌先生同在一个页面的目录，也是大有荣光了。杂志社给我汇了一笔稿费，元，这在当时实在是一个不小的数。为此，我还特意将稿费单复印一份，留作纪念。

除了写日记，我还引以为荣的是参加了自学考试。孟子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意思是“处在忧虑祸患中可以使人生存，处在安逸享乐中可以使人消亡”。这简简单单的8个字，对我影响巨大。那时的师专，曾经流行一副很俗也不工整的对联：“博士生研究生本科生生生不息；上一届这一届下一届届届失业”，横批是“愿读服输”。想想师专的校门，三柱一球，是不是说“读三年，顶个球”？还是可以理解为“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一样要到田里地里摸爬滚打“修地球”？当年，我们班的同学，或者说我们系的同学，甚至说我们全校的同学，绝大多数是乡下人，只有一小撮是城里人。就算是城里人，也不过是小城里的人。我们当中是没有谁愿意到农村当农民的。如果要当农民，何必参加高考？三年前屁颠屁颠跑到师专，三年后乐呵乐呵跑回乡下，不等于蚂蚁搬家，转了一圈，又回到原点？什么“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什么“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茶余饭后在那装模作样表达几句对农民疾苦的同情还好，果是“垄上扶犁儿”“春种一粒粟”怕是半天一日，也是要呼天抢地、寻死觅活了。我在上高中前，还经常随父母上山下地，知道父母的辛苦。所以，我不想像父亲那样一辈子跟牛屁股，我要靠自己去改变人生。至少，在学历上还可以“更上一层楼”。

那三年，为了自学考试，为了一纸文凭，我和我的不少同学都很拼命。现代汉语、古代文学、语言学概论、外国文学作品选等，十几门课程，我们一次一次地报考，一门一门地过关。这实在是一场折腾人又折磨人的“马拉松”。有的同学从一开始就放弃，有的同学到了中途当逃兵，还有的同学最后关头也投降……那个时候的自学考试，实在是严。不光是考点多、难度大，分数也极为苛刻，少一分、两分也是不及格。我就有好几次好几门，都在及格的边缘。没有办法，只好重考。不过，我们中也有人既是实力派，也是幸运儿，几乎逢考必过，一路畅通。记得有个姓梁的女同学，报几门，过几门，每次分数公布都是我们议论的话题，都恨不得从她那要个秘诀、沾点运气。我后来想，人家确实是厉害的主儿。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既然不考数学了，不考英语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自己的优势学科，出类拔萃不很正常？几年后，听说班里有的同学经过本科，又考上研究生，再考上博士生，实在让人肃然起敬！我呢，没那个实力，也没那么幸运，跌跌撞撞，辛辛苦苦，总算在毕业时通过了全部自考科目，到长沙论文答辩后，拿到了盖有“湖南师师范大学”印章的汉语言文学本科学历证，实现了所谓的“专升本”。

有一段小插曲，我至今没有忘记。为了提升复习的效果，我们一般选择图书馆的自习室。一次，好不容易霸占到一个位置，可中间实在憋不住了，就去了洗手间。书啊，笔啊，都处于“进行时”，回到原位时，椅子竟被人挪走了。问是谁干的，旁人也都不吱声。当时，实在很气愤，才一泡尿的工夫，就被人夺了“席位”。心想，你自个儿好学固然可嘉，但是这么做也太不厚道了吧？不过，想想人家那么拼命，这精神当好好学习呢！

《小说选刊》杂志社所寄《热风》样刊信封

五

99级的师专生，已经不包分配了。当三年的师专生活就要画上句号时，我和身边的很多人都陷入了空前的迷茫。“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这几个极其简单又极其复杂的问题，逼我们开始正儿八经地思考。我还是相对乐观的，因为我想当然地认为，师专都已经办了十几二十年了，来了又走了的人不知几何，他们都没有出路、没有出息吗？他们能好好地活，我为什么不能好好地活？如果他们活得很糟糕、很狼狈，那再多我一个倒霉分子又有什么关系？显然，是阿Q精神激励了我。其实，人生是不能没有阿Q精神的。否则，一旦倒下去，也许再也不能站起来。

“那一天知道你要走/我们一句话也没有说/当午夜的钟声敲痛离别的心门/却打不开我深深的沉默……”班里的同学谈不上五湖四海，却也是三湘四水。除了娄底的，还有长沙的，常德的，邵阳的，有同学好像还与沈从文同乡——凤凰。那地方有黄永玉题的碑文“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年6月，我坐上了回郴州老家的火车，一路上心伤、泪流、无语……那些年一起追过的女孩不见了，床头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不见了，既亲切又讨厌的毓师园也不见了！

回到湘南，小城还是小城，随便在街上逛逛都可能碰上三五个熟人。可是，我在这个熟悉的小城里能做什么呢？起初，听说桂阳三中要招聘老师，内心扑腾。结果，作为一个新兵蛋子，连报名的资格都没有。想想也是，当初在里面读书时就惹人嫌、遭人唾，如今一个末流师专生，还想去谋个教职，哪有门啊！后来又听说，城里要招考公务员，内心又扑腾。于是，我和老同学也是老朋友谢龙波一同凑热闹，他考监狱警察，我考政府文秘。我记得笔试是在郴州进行的，三百多人里，我是第14名；面试之后，我成了第7名。呵呵，他们有20个名额，我的工作快有着落啦！

然而，人生无常，很是奇怪，“极细小的一件事，可以成全你，也可以败坏你！”最后，龙波被录用了，成了一名光荣的警察。我呢，他们给了一张纸条，说根据湖南省公务员考试录用规定第X章第X条，裸视不足0.4不予招录。哈哈，我的视力确实不足0.4，知道我的人都知道我差不多是个瞎子。是的，15年光阴，读出了一个瞎子！

是年9月，因师专同学张胜锋怂恿，我选择到广州讨生活。从此，这个地球上少了一个不靠谱的教书匠，少了一个不靠谱的公务员，而多了一个同样不靠谱的“流浪汉”。

之后的日子，我做过超市营业员，做过内刊编辑，做过代课老师，做过辅警，做过文秘……不同的单位，不同的角色，始终相同的是处在“舞台”的最边上——一不留神，便被人给挤了、推了。

所幸的是，毕业至今，我都在坚持写作。更为庆幸的是，发表文章不需要文凭，不需要职称，不需要一切我所没有的这个证那个本。编辑要的是人、事、物，要的是思、想、悟，要的是有情、有爱、有梦，要的是艺术性、文学性、哲理性……

不知不觉中，我也忝为作家，染指学问。这一切，说到底，还是要感激那三年的师专生活，纵然无奈，却是无悔。

（部分内容发表于《文史博览》年10期，本文系完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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