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与易代之际的北京文坛
孙郁
一
汪曾祺第一次到北平是在年，因为女友施松卿到了北大任教，他便放弃了上海的教职，匆匆随之北上。
那时候他的老师沈从文在北平，且主持几个报刊，大学时代的几个同学也在帝京谋职，有了一点点社会关系。凭借着沈从文的背景，他在历史博物馆觅得一职，慢慢安定下来。
初到古都，内心像灰蒙蒙的雾，茫然地罩着自己。他大概还在做作家的梦，有着大学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的憧憬。写的东西也不多，但佳作是有的。邵燕祥就注意到了他的作品，留下的印象很深。汪氏年轻时期的文字有生气，受到一点现代主义的影响，也染有沈从文式的清淡，可是他自己对所写的文字并不满意，好像内心的潜能还未被挖掘出来。探索的年龄是躁动的，他也不能免俗。
他和施松卿在政治态度上属于中立的，对党派文化都有点隔膜。西南联大的学生左翼的也有一些，但温和派的不问政治者也不在少数。直到北平生活后，他们还保留着旧的风格，好像世风未能影响一般。汪朗、汪明、汪朝在《老头儿汪曾祺》一书中介绍说：
爸爸在午门闲极无聊打发时光，妈妈在北大教书倒是挺上心。当时妈妈负责公共英语的大课，解放战争打得热火朝天，她还在劝导学生好好学习。有一个学运积极分子经常缺课，妈妈就专门找他进行个别教育，说像你这样不好好学习，将来是没有前途的——此人就是胡启立。爸爸和妈妈，真真正正是一对书生。
不问政治，又没有多少社会关系，生活自然单纯。而历史博物馆的工作尤为单纯，使汪曾棋变成一个闲人。那段生活对他来说，只能以无聊谓之。
历史博物馆是鲁迅那代人在民初创建的。地点很长的时间在午门上。自从宣统皇帝被逐出宫门后，皇宫变成了故宫博物院，午门后来则归属历史博物馆。他到博物馆工作，对那里的环境并不熟悉，也一直没有进入到这个行业的中心里去。倒是他的老师沈从文后来进入此间，成了文物专家，那已是后来的事情了。
在《午门》一文里，汪曾祺写道：
一九四八年，我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过将近一年，而且住在午门下面。除了两个工友，职员里住在这里的只有我一人。我住的房间在右掖门一边，据说是锦衣卫值宿的地方。我平生所住过的房屋，以这一处最为特别。夜晚，在天安门、端门、左右掖门都上锁之后，我独自站立在午门下面广大的石屏上，万籁俱静，漫天繁星，此种况味，非常人所能领略。我曾写信给黄永玉说：我觉得全世界都是凉的，只我这里一点是热的。
在午门都做了什么工作，他语焉不详。好像对这里并无深情。匆匆一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痕迹，就那么一点点虚度过去了。
他回忆道：
午门居北京城的正中。“午”者中也。这里的建筑是非常有特色的。一是建在和天安门的城墙一般高的城台之上，地基比故官任何一座官殿都高。二是它是五座建筑联成的。正中是一座大殿，两侧各有两座方形的亭式建筑，俗称“五凤楼”。旧戏曲里常用“五凤楼”作为朝廷的代称。《草桥关》里姚期唱：“到来朝陪王在那五凤楼”。《珠帘寨》里程敬思唱：“为千岁懒登五凤楼"。其实五凤楼不是上朝的地方，姚期和程敬思也不会登上这样的地方。
五凤楼平常是没有人上去的，于是就成了燕子李三式的飞贼的藏身之所。据说飞贼作了案，就用一根粗麻绳，绳子有铁钩，把麻绳甩上去，钩搭住午门外侧的城墙。倒几次手，就“就”上去了。据说在民国以后，午门城楼上设立了历史博物馆，在修缮房屋时，曾在正殿的天花板上扫出了一些烧鸡骨头、桂元、荔枝皮壳。那是飞贼遗留下来的。我未能亲见，只好姑妄听之。理或有之：躲在这里，是谁也找不到的。
可以想象他那时候的孤独。午门内外，都是冷冷的世界。和他亲近的很少很少。那时候在北平可接触的人没有几个。所得也只能是空漠的东西吧。单位的工作都很普通，翻资料，做卡片，接待参观者。在文化单位，往往感受不到文化。只能呆看着周围的世界。那时候筒子河边常有杂耍之人，算卦、卖艺者多多。据说还有些叉鱼者，他都好奇地看着这些。对他来说，可做的事情还太少了。
年的古都，文物界十分萧条。中断了二十年的中国博物馆协会开始活动，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被选为会长。年底，故宫的一些文物开始往台湾迁运，社会动荡对博物馆界的影响是大的。据《故宫博物院八十年》介绍，国民党部队数次要进入故宫，均被拒绝。于是只好大门紧闭，不得开放。而午门则成了少数可以参观的景点。到了年2月，故宫才又开始售票，参观的人数并不太多。
而文化生活也非想象的那么活跃。左右翼的期刊杂志都各有市场，在政治极为复杂的情况下，艺术的光芒被战云所遮掩。那些不谙政治的文人大概也意识到了问题的复杂性，内心也有诸多困扰是自然的。邵燕祥在《别了，毛泽东》一书写道：
按照当时通用的区分左中右的惯例，我那些地下党同志所推许的作品，所发表的言论，所介绍的书刊，包括胡风主编的《希望》等等，是左派，当时的影响主要在若干左倾同学中间，也可能及于个别报纸的副刊。如我常读的《经世日报》副刊上，就有我认为是进步倾向的诗歌，不止柯原《雪夜的祝福》一例，至今我不知道那版的编者是谁。《国民新报》的副刊也是这样，编者孙复如不是地下党员，也必是党的同情者。天津《大公报.文艺》似是劳荣、刘北汜主编，至少应是中间偏左；天津《益世报·语林》是文艺性综合副刊，有些散文随笔小小说很好，其中有一位署名甲乙木的作者，就是地下党员、老报人吴云心。
当时平津有几个大报的文艺版面，大体上属于中间派。
天津《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冯至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沈从文主编，都是从一九四六年开始了的。前者除了文艺作品，有时评介外国文学和美学著作，对纪德、萨洛扬、克罗齐等都发过专论。后者以作品为主，穆旦的诗，汪曾祺的小说，黄永玉的木刻都在这里崭露头脚，还有些看来是北大中文系同学如王连平等课堂作业中的佳作。穆旦当年曾招致左派朋友抨击的《时感四首》就发表在这里。
北平的《平明日报》是傅作义办的，有个“星期艺文”标明沈从文、周定一主编；北平的《经世日报》，李宗仁办的，有个《文艺周刊》，标明杨振声主编，实际有金堤、袁可嘉协助；北平的《华北日报》，是国民党党报，有个“文学周刊”由沈从文委托吴小如主编，《文学》二字先后由沈从文和吴父吴玉如题签。这三处我都因投稿结下文字缘。
邵燕祥的记忆到晚年一直清晰得很，他替我们还原了汪曾祺午门岁月的文学环境。汪曾祺对发生过的事情只记得心里体验，不太注意历史的细节。但这些资料足以证明那时候北平的写作群落的状态，汪曾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的创作不多，也没有邵燕祥那么热情，他和激烈的环境还是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
此时古都经历着大分化和大变动的时期，沈从文不断感受到左翼作家的力量。自由主义的文人和象牙塔的文人都有点落伍的样子。包括沈从文在内，焦虑的心情是时常有的。对这些压力，汪曾祺大概感觉不深，因为他还是个小萝卜头，没有谁北京现在治疗白癜风多少钱北京治疗白癜风费用怎么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