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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掖平：致敬抗战文学

今年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精神和中华民族文化的胜利。在抗战中，文艺充分发挥了鼓舞人心的作用，直至对中国现当代文艺风格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适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之际，本文谨以深致的虔恪与诚敬，在“抗战文艺”的文学谱系中选出-年间社会影响力重大、文学史学意义深远的小说与诗歌代表性创作，对其产生的巨大社会反响及其民族抗争精神基因在当下传承的思想艺术价值，进行简要的梳理评估，以向抗战文学致敬。

——编者

美国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年8月在豫旺堡（今宁夏同心县预旺镇）拍摄的名为抗战之声的经典照片（资料照片）。新华社发

纵览抗战时期的小说创作，“东北作家群”是其中成就较高且特色十分鲜明的一支创作团队。年后，以萧军、萧红、白朗、李辉英、端木蕻良为代表的一批东北作家先后流亡到关内，分别在北平、上海等地的《文学》《中流》《光明》《文学季刊》《文学杂志》以及综合性大型刊物《国闻周报》《东方杂志》的文艺专栏上发表多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其题材基本都是其亲身经历或所见所闻的东北地区中华儿女可歌可泣的抗日事迹和对故土家园的深情怀念，文字充满了为民族为故乡歌与哭、鼓与呼的战斗激情，发表后在当时文坛和广大读者群中引起了强烈反响，后被文学界冠以“东北作家群”这一特定称谓。

“东北作家群”的小说创作，以粗犷宏大的风格和浓郁鲜活的东北地方色彩，描写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字里行间燃烧着对侵略者的仇恨怒火以及对父老乡亲的深情怀念和渴望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年7月，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出版，鲁迅为之作序：“我却见过几种述说关于东三省被占的小说，这《八月的乡村》即是很好的一部。——作者的心血和失去的天空、土地、受难的人民，以至失去的茂草、高粱、蝈蝈、蚊子，搅成一团，鲜红的在读者眼前展开，显示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小说通过描写“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一支抗日队伍在饥寒交迫的困境下与侵略者殊死搏杀的故事，在中华民族危机深重的紧要关头，以抗日救国时代强音的呐喊，深刻反映了中华民族殊死抗击日寇的思想主题。作品中对抗日战士们不惧生死、奋勇搏击敌寇的生动描写形神兼具，至今读来让人感动感佩不已。这支小小的东北抗日队伍尽管受到敌人的层层阻击，却始终意气高昂，他们互相搀扶着高唱《国际歌》，在枪林弹雨中艰难前进，充分彰显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同仇敌忾、英勇抗战的伟大精神。从艺术层面来看，小说成功塑造了游击队长铁鹰和知识分子肖明、安娜等抗日战士形象，字里行间洋溢出浓郁的地方色彩和鲜活的生活气息，具有粗犷、劲健、硬朗的风格特点。

《八月的乡村》初版本（年）

端木蕻良的小说着力于捕捉、开掘和展示东北旷野大地的丰饶和血性男儿粗犷雄放的强悍生命力，于遥远的边塞风沙中，召唤古老民族中的原始的生命强力；在壮丽雄奇的自然景观中，寻找人文变迁和民族的血脉。他注重方言的运用，又自觉地吸收电影蒙太奇手法来结构小说，想象力奇妙灵动，叙述带有跳跃性，用笔举重若轻，文字优美生动，在小说体式上呈现出一种崭新的创造。短篇小说《鹭鸶湖的忧郁》用诗意笔法描写社会底层人民的贫穷和苦难，悲愤郁怒之情回荡在平静的叙述中，传达出遭受压抑的凄厉感。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通过对“九一八”事变给东北人民带来的灾难与痛苦以及由此激发起的抗日怒潮的描写，对资本主义经济渗透与压迫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剧烈冲击的刻画，深刻揭示了步入20世纪以来中国日益加重的民族危机，不仅烛照出社会底层的人们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而且发掘出各色人物的心理隐微，展开了东北黑土地的历史与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巨幅画卷，是抗战时期文坛上产生重要影响的力作之一。

萧红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特别专注于关于国民性改造与革命的独特叙事。她传承了鲁迅“改造民族灵魂”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并将其与革命叙事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成功整合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与左翼革命文学思潮，探索出一条具有个性特征的创作道路。中篇小说《生死场》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村为背景，以血淋淋的现实书写，描写反映旧社会农民的悲惨遭遇，揭露鞭挞了日伪统治下社会的黑暗。同时也表现出东北农民的觉醒与抗争，赞扬他们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与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民族气节。该作品以“奴隶丛书”的名义于年在上海出版，引起了文坛的巨大轰动和强烈反响。鲁迅为之作序称赞说：“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品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

《生死场》初版本（年）

年3月摄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左起：塞克、田间、聂绀弩、萧红、端木蕻良、丁玲（后排）。

长篇小说《呼兰河传》通过描写呼兰河人对生命抱着麻木不仁的漠然态度、而在对鬼神的精神依附上却又保持着极大热情的生活状态，通过讲述普通民众生命饱受欺凌和摧残的悲剧故事，如小团圆媳妇的惨死、有二伯的不幸遭遇、冯歪嘴子一家的艰辛生活等等……揭示反映了呼兰小城物质生活的原始落后以及芸芸众生精神世界的愚昧麻木。从艺术层面来看，小说一改传统小说因果链条严丝合缝的叙事模式和结构章法，突围文体局限，以一种非情节化的结构方式，实现了一种杂糅小说、散文、诗歌元素的文体创新。作者以原生态的视阈聚焦底层生存现实，以思想情绪的流动为轴心，在散淡的叙述中展示原乡记忆与想象，通过多角度多侧面的全景式描绘来为呼兰城立传。小说内容分为七个章节，每一章节皆可独立成篇，并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故事情节，也没有必然的内在逻辑联系，除了回忆的“我”之外，甚至连贯穿始终的人物也没有。是“我”的自由联想将众多看似零散的生活画面连缀起来，纵横交织无边伸展，以无组织的组织和无结构的结构，建构起一种别具一格的小说文体，史称“萧红体”。茅盾先生赞誉这部小说为“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

抗战时期诗坛上影响最大的诗歌创作，当数田间、艾青和七月诗派。

享有“鼓点诗人”之誉的田间，是一位在需要鼓手的抗战时代产生的“时代的鼓手”。他的诗，是战斗者的心怀畅抒和现实血热的鼓噪。他把为革命斗争为民族解放而奋力呐喊作为自觉的创作追求：“我要使我的诗成为枪，——革命的枪”。他用明朗而跳动的情绪串连起富有感性的生活景象——灰色无笑的平原、血腥的空气、愤怒的河流、燃烧的森林、战斗的春天的路……诗作处处流荡出原生朴拙的田野气息和高亢激越的情绪感召力。对此，闻一多给予高度评价说：“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它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它只是一片沉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在这大地上。”其代表作《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以形象化的鼓动标语和精彩的诗的宣传画，激励人们为民族解放而战斗到底：“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骨头说／看／这是奴隶”。写于年的《给战斗者》，更以闪电式的跳跃节奏，抒泻了狂风骤雨般骚动咆哮的情怀：“我们／必须／战斗了，／昨天是忿怒的，／是狂呼的，／是挣扎的，／四万万五千万呵!／斗争／或者死……”短句的分列短促、干脆，给人一种铿锵的力量，表达出一种激越的情绪。这种催人奋进的感情暴烈真挚，给人以火辣辣的炙烤。其抒情的强度和力度，与《女神》火山奔突式的情绪喷发一脉相承。

《七月》为胡风在抗战时期主编的一家重要文学刊物。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日在上海创刊，诗人田间的长诗《给战斗者》在这一杂志上发表，即刻震撼当时整个抗战文坛。

艾青在抗战时期的诗作，以最属于自己也最属于时代的独特语言与姿态，抒发着中国大地的永恒苦难和深刻悲哀，宣告着对土地旷野至死不渝的挚爱；以宏阔高远的历史视野，深邃精警的哲学洞识，美丽崇高而忧郁的情绪氛围，“自由而自己成了约束”的灵活开放的体式，显示出一种深厚深沉的审美魅力。在他笔下，感知不仅是直觉经验式的传达，更是象征的能指；抒情不仅是个性心灵的呈现，更走向了普视性；哲理不再是纯感兴式的顿悟，而深入于沉潜审省的思辨性心理感受；象征也不再是简单的拟喻，而闪烁出深邃的智性灵光。那轮“从远古的墓茔／从黑暗的年代／从人类死亡之流的那边”滚来的“太阳”（《太阳》），绝不仅仅是客观物象的如实描述，它还是奋力抗争的中华民族生命元气的象征，它还寓含着光明必经战取方可获得、人民终将迎来新生的深刻哲理；那幅“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的画面（《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涂染着的浓重悲怆和阴冷色调，显然也不仅仅是大地景象的精确摹写，它还是那一时代特有的苦难与悲壮以及由此引发的民族焦灼与躁动的时代情绪、社会心理的象征；还有那只即便死去也要把羽毛腐烂在土地里的“鸟”（《我爱这土地》），难道不是深挚的爱国者——诗人自我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象征性写照？还有那支灼灼亮丽的“火把”（《火把》），难道不是坚贞不屈民族精魂的象征？难道不是个体生命只有汇入民族事业中才能真正实现最大价值的哲理寓含？还有那引人深思的“煤的对话”（《煤的对话》），难道不是中国人民历史行进足音的象征？难道不是由此抽象出的对宇宙人生旷远幽深的智性把握？……正是这种为真理、为正义、为祖国和民族奉献甚至牺牲自己的崇高诗美品质，使艾青获得了“时代的伟大歌者”之誉。

年，艾青与蒙古族劳模索木尔在延安合影。

其他“七月”诗人和艾青一样，不仅自觉承载起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忧患意识，而且自觉承载起提高新诗审美境界的责任。他们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