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四十五
“当年的中文系之所以能够内具凝聚力外有影响力，是因为它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形成了包括敬业、低调、尊师、重教、敬畏、悲悯等理念认知在内的整体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和精神；这种人文情怀和精神，又通过其成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使之具象化，让我们能够具体而清晰地看到一个‘完全的中文系’”。
——作者
《我在扬师中文系的
40年教书生活》
石明辉
我于年9月从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被分配到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从62年留校到年退休，我在扬师中文系度过了40个春秋的教书生活。
上大学前，作者（图右）曾在海军服役
我这40年的教书生活，按照时间的自然流程并以“文革”为节点，大体可以分为“文革”前五年、“文革”中十年、“文革”后二十五年三个相对独立的时段。这三个时段的情况各不相同，我的感觉也不一样。连接之前的读书四年，总体感觉是：四年的读书生活让我从“学”的角度感知中文系，40年的教书生活让我从“教”的方面认知中文系，学与教相加，让我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看到一个完全的中文系。那么，这个“完全的中文系”是个什么样子呢？它有什么值得研究、提倡、继承、发扬光大的呢？这正是我以40年教书生活经历为依据，最想说明和探讨的问题。
“文革”前五年
这五年的时间不长，然而中文系的变化却大。其中，62年63年仍沿常轨发展，64年65年开始了从教学秩序到教学体制的变化，其变化之大之深前所未有。
中文系62年的主要工作仍然是继续修订和完善本科教学计划：
（1）出台本科教学计划中“三基本”教学（后经教务处推荐得以在校内各教学单位推广）；
（2）修订本科教学计划中13门主要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大纲；
（3）制订《中文系教学工作细则》（内容长达16章95条）。
中文系63年的工作主要有三项：
（1）为将本科教学推向制度化和规范化，中文系发布《中文系关于试行各门课程教学规格的通知》；
（2）为响应毛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号召，中文系组织师生参加了学校发起的“像雷锋同志那样战斗与生活”的一系列“学雷锋”活动；
（3）为参加学校《树立新学风试行条例》的讨论，中文系师生结合本系实际，为中文系系风文化建设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和方案。
中文系的64年可谓“社教年”。遵照学校的指示和要求，中文系师生于当年4月、10月、11月分三批赴南通地区如皋县、扬州地区江都县、邗江县各公社，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全系整个教学秩序被完全打乱，学生几乎全年没有上课。中文系的65年称得上“体改年”。学校根据省教育厅批复，决定在中文系试行半耕半读体制改革，并将中文系64级从65年开始改为半耕半读试点班。为此，学校出台《耕读基地规划》，在仪征十二圩为中文系建立半耕半读基地。《规划》规定，基地按照中文系学生人、教职工80人的规模，以每人的教学用房、生活用房、附属用房平均13平方米的规格，逐年分批建筑。与此同时，中文系制订《中文系半耕半读试行方案》，决定62级63级留在院本部继续完成普通班本科既定学业，64级65级改为耕读班（学制仍为四年）于66年春季迁往新建的十二圩耕读基地。66年夏，“文革”风暴冲断了中文系体制改革的进程。
中文系的陆丽珉老师当年在仪征农场给工农兵学员上课。
右一那个学生去香港带了这张照片，香港杂志给刊登出来。
从上述中文系这五年的教学实践和演进轨迹可以看出：
（1）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文系教学工作的突出成就是本科教学体系的建立，其主要标志是本科教学计划、教学工作细则、各门课程教学规格等规划规章的制定和完善。
（2）中文系本科教学计划的实施和教学成就，到62年63年已达到顶峰，成为中文系历史上发展最好的时期之一；64年的集体社教冲击了本科教学并使中文系开始走下坡路，至65年的半耕半读试点已使本科教学接近解体。
（3）中文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学实践表明，中文系历史上一个个辉煌的取得，靠的是中文系同仁学子的集体智慧和力量，辉煌是全体师生艰苦奋斗来的，而不是靠几块牌子、几顶帽子、几个光环。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师院湖滨礼堂门上的标语，
富有时代特征，也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真诚追求。
在这五年中，我本人曾经两次被组织上暂时借调到外单位工作，这也是我40年教书生活中仅有的两次，因此，这五年我的个人经历没有与中文系的发展进程完全同步。大致情况如下：62年9月，留系任教后系领导指定章石承老师为我的教学指导老师，在其指导下做了半年的助教工作；63年初，因中文系系办公室秘书董曼丽、61级年级主任李继义先后被调到院部协助招生工作，系领导要我同时代理二人的工作，坐了半年的办公室；63年9月，系领导要我到学校刚成立的高师函授部讲课一年，与顾黄初、徐秉忱三人负责扬州地区七个县函授辅导站现代文选课的函授教学，我被分配在仪征、六合两个点；64年8月，中宣部发出批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的通知，省委宣传部即从省内文教单位（包括省属高校文科）抽调人员组建大批判班子。中文系领导指派刘传桂、朱建良和我三人前往。我和刘传桂同组，批判组设在朝天宫省委党校内，同组成员有牛玉华、陈辽、杭文成、吴调公、于满川、庄长元等。批判内容除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增加了理论观点“写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作为“资产阶级文学主张”批判），以及省内原“探求者”作家作品。批判组的任务重、要求高，既要求合作写长文，又规定每人交一定量的短文，我在批判组半年内上交批判文稿八篇（其中有些在《新华日报》发表，不署真名均用笔名，如批判《平原的颂歌》（陆文夫小说）一文用的是“花漫山”）；65年初，回到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组，先是为社教归来的学生班级补课，后来与王揖老师、陈绍华三人平行班（一人一小班）为62级（毕业班）讲授现代作品分析课；66年5月，结束62级授课后即随学校社教工作队赴宝应氾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专为校内没有参加过社教的教职工补课），五个月后，于10月底应学校要求提前结束社教回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回到学校，只见校园内空荡荡的，呈现出高潮过后的沉寂和冷清。去系里报到，办公室关门落锁；登中文系楼，发现上下空无一人。
年，扬师中文系首届本科生毕业50年后相聚扬州，
李坦、石明辉等受全体同学委托，
赠送“精神家园”匾额给扬大文学院。
我从留校任教的那一天起，便把中文系当作自己的家。对中文系的这种“家”的感觉，在读书时也曾出现过。不过那时清楚，书一读完便要离去，这“家”，只能是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视母校母系为精神家园的情怀。留校后感觉不同：中文系将是我此生安身立命的家园，我将是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然而，这时的中文系对我来说只是个“熟悉的陌生人”，对它了解而又不甚了解，许多方面甚至不了解。要完全融入中文系必须彻底了解中文系。这五年进进出出的教书生活为此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坐办公室的半年，让我有机会贴近看到中文系这部不停运转的机器，它的整体运作和运转中各个零部件之间的交会对接；到函授部授课的一年，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中文系以外单位的工作和生活实际，提供了可以与中文系比照的实践体验，能够客观地从旁观察中文系。这是不同视觉的认知，两种认知均加深了我对中文系的了解。我发现，当年的中文系之所以能够内具凝聚力外有影响力，是因为它经过长期的办学实践，形成了包括敬业、低调、尊师、重教、敬畏、悲悯等理念认知在内的整体而独特的人文情怀和精神；这种人文情怀和精神，又通过其成员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使之具象化，让我们能够具体而清晰地看到一个“完全的中文系”。
其一，敬业成为集体意识。中文系有一个良好传统：每个成员都明确自己的岗位和职责，清楚自己要做什么、怎样去做；敬业、恪尽职守成为全系员工的集体意识。同时，我发现中文系的敬业集体意识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是因为有一套相应的制度、措施给以维护和保证。
一是队伍精干。当时中文系在编教职员连续多年在80人上下，其中大部分是教师，专职从事教学管理和教辅工作的人员不足十人，他们分布在党、政、团及办公室教务、资料等口子，基本上一岗一人；其余70名教师，除去尚未独立开课的青年后备梯队，工作在教学第一线的40名主讲教师，要承担四个年级20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基本上也是“一个萝卜一个坑”。所有这些在岗人员的共同特点是：既有做好工作的心愿（责任心强），又有做好本职工作的能力（精通本行业务）。正是这样一个思想好业务精的高素质精干团队，保证了中文系教学工作在高位运行。
二是引入竞争机制。中文系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十分着力，既有思想引领、生活关怀，更注重能力的提升。多年来，中文系采用“走出去”的办法，选派青年教师到中国人民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校离岗进修；经常组织观摩课、公开课及各类教学研讨活动，总结教学经验，分析存在问题，互相切磋，共同提高。与此同时，中文系不失时机地引入竞争机制，订规章，提要求，奖勤罚懒，鼓励上进；对于个别不适应或不适宜在中文系教学的教师，采用调整、调离等办法。
三是让压力转化为动力。在中文系，“自己不努力必将被淘汰”的舆论成为施加在教师心头的巨大压力。舆论压力的施加效果显著：有压力就有敬畏，有敬畏就有自律，有自律就能够让压力转化为动力。我本人就是这样由压力而敬畏、由敬畏而自律、由自律而自觉的。这个过程同时让我审视自己人生时变得清醒而现实。我不止一次地想过，像我这样一个从穷乡僻壤的农村走出来的孩子，应该懂得好歹轻重，能够成为一名体面的“大学教书先生”已经是一生的造化，夫复何求？因此，我下定决心，恪尽职守，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事业上不可或缺、单位里值得信赖的人。这成为我40年教书生活的不变追求。
当年的师院领导班子，从左至右分别是：院党委书记陈超，
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熙，院党办主任周伯骅。
他们也都在中文系的发展史上发挥了巨大的贡献。
其二，低调成了一生的坚守。低调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一种生存状态。当年的中文系，教师们几乎全部采取这种人生态度和生存状态，尤其是中老年教师，低调成了他们一生的坚守。其所以如此，一方面与生存环境有关，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处在“被改造”的地位，社会舆论要求他们“夹着尾巴做人”，低调就是对这一要求的回应；另一方面，决定于他们的价值取向和审美选择。在他们看来，低调是自重自尊，低调是涵养淡定，低调是格调品位，低调是高尚的情操和纯粹的人生。例如，他们普遍地厌恶趋炎附势的“势利小人”，普遍地鄙视得意忘形的“小人得志”，普遍地力求让自己像白求恩那样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看到，因为性格的差异，同样采取低调，他们各人的表现并不相同：有的低调是因为“谨小慎微”，有的低调是出于“明哲保身”，有的低调是固守“沉默是金”，有的低调同时又保持“刚直不阿”。他们，特别是“老师辈教师”对低调的一生坚守，深深地感动并影响着我们这一代人。由此，低调成为一笔丰厚的特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潜移默化，在中文系薪火相传。我喜欢低调，是因为我觉得低调的沉稳更具人格魅力；但不反对高调，并不认为高调就是轻浮、狂妄、不可接受。历史发展到今天，知识分子应该回归本性，高调、低调未可厚非，悉听尊便。
上世纪60年代文革前，石明辉、张中秀夫妇
与刚出生的长子石弘合影
其三，尊师、重教、敬畏、悲悯。尊师，是中文系长期坚守的优良系风之一。在当年的中文系，教师地位高，享有特权。例如，教师不需要像行政人员那样每天准时上下班，可以待在家里，自由支配时间，这“不坐班”成为只有教师才能享受的特权；又如教师的个人生活被纳入教学工作范围，全系奉行“为教师排忧解难就是为教学服务”的工作理念。中文系一直坚持以教学为中心的“一个中心”论，教学是主轴，其他一切工作必须围绕它运转。全系上下自始至终把教学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教师对讲台充满敬畏。一站到讲台上便有一种神圣感，不敢随便，更不敢放肆胡言乱语，不敢迟到、早退，不敢随意停课、调课，教师旷教是十分严重的错误。当年，我们青年教师中出现过这样的情景：只要一句“我还有课”，便饭可以不吃，酒可以不喝，棋可以不下，一切应酬皆须为教学让路。在中文系，尊师和重教的理念认知是以敬畏为保证的。敬畏即敬重与畏惧。当年的中文系教师，均程度不等地接受过包括“天地君亲师”在内的传统文化的教育，“天”成为他们最高的敬畏对象，所谓“人在做天在看”即是铭刻在每个人心灵的对天的敬畏。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敬畏无所不在：有对党、国家、人民的敬畏，对党纪国法、规章制度的敬畏，对事业的敬畏，甚至对粮食的敬畏（“民以食为天”）。与敬畏相对应的是悲悯。悲悯即悲天悯人，包括仁爱、友善、同情心、人情味等。在当年的中文系，悲悯同样无所不在：领导对员工的扶危济困，员工对领导的理解信任，同事间的共享与担当，以及普遍存在的互相爱护、互相同情、互相体贴、互相帮助等等。敬畏与悲悯是两种不同的情怀，二者对应而非对立，即：它们是两个系统中性质、作用的相当、相辅（对应），而不存在相互矛盾、相互排斥（对立）；它们常常表现为人的气质、风度的两个方面，相互交融为人文情怀和精神。这在中文系教职员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63年，学校开展“树立新学风”讨论，中文系师生提出的建议和方案中已经包含有尊师、重教、敬畏、悲悯等内容，并将其列为中文系系风文化建设的支柱和基石。
由石明辉教授参与主编的《扬大文学院史料汇编》，
严谨，厚重，极具史料和学术价值
“文革”中十年
“文革”十年动乱，是中文系无法规避的劫难。尤其是67年68年，中文系不仅有许多教师被揪斗批判，而且先后有师生被迫害致死，成为中文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份。那时的中文系，既没有敬畏也没有悲悯，失魂落魄，魂魄皆失是造成这一切悲剧的内因。
“文革”中前五年，中文系没有教学，只有运动。我先后被指派参加“清理阶级队伍”“深挖五一六”等清查工作。其中，唯一有价值的是参加“章石承专案组”的清查，通过内查外调多方取证，使所谓“章石承历史反革命”的错案得到纠正，为含冤多年的章老师平反。
“文革”中后五年，工农兵学员进校，我被调到新成立的经典著作教研组，讲授经典著作选读（政论文）和毛主席诗词两门课。当年学校实行“上、管、改”，书难教。但这段教学实践在我的教书生涯中具有特殊意义。一是我发现我教学中最为得心应手的是对诗词和政论的分析，我喜欢诗词的凝炼和韵味，喜欢政论的严谨和思辨，并把这种喜好充分地表现在讲课、文章中，使之成为自己的特色。二是为适应教学需要，我先后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这些阅读提高了我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让我弄清了当时一些含混不清的理论是非，为我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提供了帮助。这是我“文革”十年中获得的最重要收获。
年8月，扬州师院组织金湖“红师班”。
第二排左起第四人为谭佛雏，第五人为陈同高，
第七人为石明辉，第八人为匡启镛，第九人为常振江。
“文革”后二十五年
我这25年的教书生活平凡而平淡，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讲授本科生、研究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新潮小说研究等课程；二是参与编写中国当代文学史、当代文学作品选评等教材。
上世纪8、90年代的石明辉教授
全国恢复高考统一招生，中文系的神经立即紧张起来：新生到系，一要有完备的教学计划和规章，二要有称职的教师上讲台授课，三要有一定量的教材供学生使用。当时的中文系前两项尚可将就凑合，最难的是没有现成的教材可以使用，只能自己编写。为此，中文系领导决定从教学一线抽调人员专门编写教材，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一编就是三年。我主讲中国当代文学史是从80级开始的，此后从未间断，直到退休，连续讲授22年。授课期间，我仍然继续参与多校合作的教材编写，上世纪90年代连续出版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及与之配套的两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评教材，就是我与同教研室同事匡启镛、徐家昌、陈亚平参与合作边教边编完成的。
年4月师院中文系58级首届本科生返校聚会，
曾同时留校的六名同学合影。
自左至右依次为：陈绍华、金家栋、薛龙宝、
程仁栋、季世昌、石明辉。
因为一直边教边编，我后来便将编写教材作为科研项目立项。这样做实际上是不得已而为之。讲授中国当代文学，在知识爆炸的年代，每年出现的海量新作品必须一一阅读、研究、形成观点，补充到教学中。当我完成这一切的时候已经无力顾及其他，不得不将科研与教学捆绑，用教学养科研，以科研促教学，实现二者互补。这样，我的备课同时也在为科研作资料准备，我写讲稿也就把它当着论文写。发表的科研成果，除了约稿和教研室集体项目分配的任务（如鲁迅小说悲剧美、朱自清杂文、丁西林戏剧创作等），其余都是教学中使用过的讲稿（如毛泽东诗词注析论、新潮小说研究、当代作家作品评论等）。在编写教材的过程中，我同时不知不觉间产生了对教科书的兴趣，以致40年的教书生活中，我最喜欢阅读和读得最多的书是教科书（包括字典）。我喜欢教科书的规范、正解。这也同时让我形成了这样的审美取向，即：无论授课还是为文总是力求堂堂正正、扎扎实实、干干净净。
年6月，老同学合影于宋夹城门前，
自左至右为：石明辉、李坦、唐艮。
七年前，我在《心中的太阳》一文里对“文革”后25年的工作和生活作过如下小结：“从改革开放直到退休，我在新时期连续工作25年。这25年，我最忙碌，也最舒畅；最放松，也最充实；最顺利，也最难忘。当初，我和我的同事们怀着巨大的热情，争分夺秒地投入工作，力争将文革流失的时间补回来。工作中，我们拼了命干，聚精会神，一丝不苟，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取得了教学科研双丰收。我们在为党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从中获得了自身人生价值的充分实现。”
上世纪80年代初，张中秀女士在师院邮电所门前
（作者，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已退休。
图为年10月，作者夫妇
在长城脚下合影。）
文见11月9日出版之扬州广电壹周刊之揭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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