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黄金亮
过去有句老话，叫“婊子无情，戏子无义”，说的是旧社会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婊子”和“戏子”虽然台上风光，却在社会结构中属于下等，由于人身自由被束缚，这些人为了生存的需要，不免曲意逢迎、善于伪装，几乎丧失了独立的人格，不仅为上流社会所鄙视，就是在各行各业里同样蝇营狗苟的群众也视其为低贱。
传言说，在中国历史上被认为版图最大的元代，蒙古统治者不仅实行种族歧视制度，还曾经把社会职业分成了不同的等级，所谓“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工六农七医八娼九儒十丐”。在这里，甚至把从来自视清高的儒生，划分在娼优之后。一路传下来，到了“史无前例”的文革时期，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们顺理成章地延续了“臭老九”的封号，并被批倒批臭，给今天喋喋不休于网上大呼“戏子误国”的写手们绝大的讽刺。原来知识阶层不受爱戴并非始于今日，于斯更甚，甚而到了基本人权都得不到保证的境地。
文革时期，还有另外一种怪相。一方面是打倒“封资修”，社会主义舞台绝不容许充斥着腐朽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另一方面，却培植扶持了几个“样板戏”，剧中的主人公，都是大义凛然智勇双全的工农兵代表，具有不食人间烟火且用特殊材料锻造的高贵品质，而扮演这些“英雄”的几个名角，无疑也成了炙手可热红极一时的大人物。当日无人敢把艺人称作戏子，实在是一路紧跟无限热爱还来不及。须知，伟大领袖的亲密伴侣——左翼戏剧的旗手，正是革命文艺的代表人，而且旗手三十年代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也曾经操过艺人行。当时谁要是发出“戏子当道”之类的呼声，我看轻则挂牌子批斗，重则下大狱判刑杀头都是有可能的。虽然革命家们放出豪言壮语，有“五不怕”的警句，然而被革命的群众觉悟不高，内心的敬畏也是事实，加之见风使舵的人性弱点，心里很清楚谁该当道谁不该的。除了个别几个像张志新一样的顽固不化分子，还真的没有几个人敢于指出旗手的戏子本色。
职业歧视乃至阶级仇恨，其根本的源头只有一个——就是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人与人之间存在着不可跨越的身份鸿沟。《红楼梦》第三十三回说的是宝玉挨打的故事，此事盘根错节起因复杂结局荒唐，但有一个因素是明明白白的事，就是宝玉结交忠顺王府的戏子琪官。身为贵族公子，和王府优伶来往，为世风不容。在过去，艺人形同奴隶，是上层人物的玩偶，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艺人和匠人都是固定而且世袭的职业，不仅祸及本人，子孙后代都跟着“沾光”。朱元璋当皇帝，艺人们都归于贱籍，想要改行翻身，没有三四代的努力是成不了正果的。三教九流里面最为低贱的是下九流。上流的就不说了，单说这下九流：一流戏子（演员），二流推（推车的），三流王八（敲鼓的乐人），四流龟（妓院打杂的），五剃头，六擦背，七娼（明娼暗娼和歌妓），八盗，九吹灰（仵作）。戏子赫然位列其首，一旦为生活所迫不幸入行，永世不得翻身。
历史上，因为社会开放、经济繁荣从而艺人地位得到肯定的莫过于唐朝。唐玄宗李隆基开创了“开元盛世”，又和贵妃杨玉环上演了千古绝唱的爱情悲喜剧，“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让多少有情人肝肠寸断。古来音乐素有雅俗之分，所谓雅乐，一般是用在国家祭祀、宗庙、朝会等隆重的庆典活动中的音乐，发挥着一定的政治功能。而俗乐则主要是供人欣赏、娱乐的。二者使用的场合不同，性质也不同。唐玄宗时，因为他自幼精通音律、热爱歌舞表演，便觉得俗乐比雅乐更富有艺术性，不应该依附于政治性的雅乐之下。于是，他就下令在太常寺之外单独设立管理和教授俗乐的教坊——梨园。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戏曲艺人入行之前先要拜唐玄宗且被称为“梨园弟子”的原因了。白居易《长恨歌》中就有“梨园弟子白发新，椒房阿监青娥老”的句子。唐代是中国社会少有的繁华自由的时期，社会富足人民安居乐业，正是在这种社会气氛之中，又由于上层的提倡和偏爱，所以很少有轻视伶人的习俗。诗人杜甫在他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一诗中，咏叹公孙大娘的舞姿豪迈奔放：“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并在这首诗的序言中说过，有一位书法家名张旭，自从看了公孙大娘的剑器舞，书法也有了很大的长进。杜甫还有一首诗《江南逢李龟年》，“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短短二十八个字，抚今追昔，写尽了世境离乱、年华盛衰的感慨，人情聚散、时代沧桑浓缩于平易的语言中，而含意却极深远。李龟年是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著名乐师，擅长唱歌，因为受到皇帝唐玄宗的宠幸而红极一时。“安史之乱”后，李龟年流落江南，卖艺为生。就是这样一位艺人，因大诗人杜甫的褒奖和倾慕而得以名传千古，说明盛唐的风气并不以个人曾经的艺术生涯而遭遇蔑视。
唐朝的梨园、宋朝的瓦肆，辉煌一时终究成为历史的背影。元人以马上得天下马上治之。明人矫枉过正，虽然恢复了汉室江山，却早已失去了旧日的大度和包容，变得狭隘封闭。反应在社会治理上，就是普遍推广自耕农小生产的经营模式，打压自由贸易，重农抑商；反应在文化思想上，就是逐渐退向落后保守。明朝尽管废除了四大等级的种族歧视制度，但却保留了元代的贱民制度。朱元璋在编辑户籍中，以“辨贵贱、正名分”为宗旨，按照职业分为：宗室户、官绅户、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商户、儒户、驿户等。所有上述户籍，均属于良民的登记记录。在明代，惟有游食光棍无籍，被称为“无籍之徒”，即使地方官对他们有所登记，也是入于“弃民簿”。除此之外，诸如南京教坊司乃至各王府的乐户、绍兴惰民之类，则属于贱民，只能名落贱籍，从而体现出礼教等级制度上的良贱之别。明代还有所谓“路引”制度的实施。明代的路引，说白了就是路条，大致类似于改革开放前地方政府和本人所在单位开具的介绍信，以便人们外出经商、务工乃至进城探亲时证明身份。朱元璋立国定策的根本宗旨，就是要让他统治下的臣民能安于士、农、工、商四种身份，让传统的四民各守本业。即使是医生、卜相之人，也强迫他们必须“土著”，不得远游。凡是有人无所事事而游惰好闲，或者有人移居或藏匿别处成为游民的，一概将他们贬窜到边远地方。看了这些，我们才知道，所谓“夜无群饮，村无宵行”，进而“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决非夸大之词，也并非是对社会进步的褒奖，实在是对黑暗社会的控诉。一个毫无人身自由、自出生之日起就被封死了向上的通道的社会，怎么能够有活力和创造，又怎么能够获得发展和久长？到了明末，社会矛盾积累，贩夫走卒李自成、张献忠之流就能使得大半个中国不得安宁，茹毛饮血的塞外满洲人就会使得王朝天下倾覆。崇祯皇帝身死国灭，实在不应该把帐算在流民暴动和夷狄作乱的头上，而应该去地下询问他的老祖宗，缘何规定了如此一套反人性、反进步的社会制度体系。
明人不堪，留下了固化社会阶层的恶果，然而在明末，却不乏有骨气的艺人为世所敬仰。明末大文人黄宗羲、张岱都曾经给说书艺人柳敬亭作传，以表彰他高超的艺术才能和满腔的爱国热忱。黄宗羲描述柳氏说书“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有非莫生之言可尽者矣。”可见柳敬亭非但有卓越的艺术才华，更有抒发亡国之恨、黍离之悲的情怀。和柳敬亭同时代的还有著名的“秦淮八艳”——南京秦淮河上八个冠绝古今的艺伎，其中著名者如李香君、柳如是等。传颂天下的，除了她们风华绝代的爱情传奇，更有其身为女子却心怀天下的风范。李香君和侯方域的悲欢离合故事被孔尚任写成悲剧《桃花扇》，柳如是缠绵悱恻的传奇则被刘斯奋在上个世纪写成长篇小说《白门柳》。现在我们读着这些生动的文字，丝毫没有感受到误国误民的会是艺人戏子，反而切齿痛恨那个黑暗的社会和肮脏而虚伪的上层，这才是国破家亡的始作俑者。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不公平的社会制度，是形成一切恶果的源头。柳敬亭说书使风云变色，李香君为不做亡国奴遁入空门，柳如是于国破家亡之际不惜一死以殉。谁言商女不知亡国恨？肉食者未能远谋，位卑者从来就是忧国忧民的主体，家国情怀常人有之，艺人亦然。
据说晚清的慈禧太后也是戏剧爱好者，在她的褒奖和推动下，于乾隆年间就已进京的徽班艺术大放光彩，涌现出来号称“同光十三绝”的一批著名艺人，京剧艺术由是成为国粹。晚清政治腐败世人皆知，对外丧权辱国，对内声色俱厉，但是我们从来都没有听说过把这一切归咎于戏子无情无义，反而常常惊叹从谭鑫培、杨小楼直到梅兰芳、程砚秋的艺术传承。一千多年前的北宋，有大文豪欧阳修写的一篇绝妙史论《五代史伶官传序》，文章在末尾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这一论点不仅是针对后唐李存勖，对任何时代都有着警示作用。把带来社会腐朽的责任和罪名安在演艺界的头上，如果不是别有用心，那就是头脑发热见事不明。林语堂说：“中国就有这么一群奇怪的人，本身是最底阶层，利益每天都在被损害，却具有统治阶级的意识，在动物世界里找这么弱智的东西都几乎不可能。”贬低艺人、转移话题、不分立场，可以此为戒。
年8月23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小将把抄家抄来的京剧戏装、道具及其他封资修破烂堆在国子监文庙大院烧毁，一时火光冲天、哀嚎遍地。在火堆旁，跪着29个牛鬼蛇神，他们中间不但有戏子荀慧生、侯喜瑞，也有文豪老舍、萧军、骆宾基、端木蕻良等。牛鬼蛇神们已经全然没有了往日的潇洒自如，他们头上是皮鞭与皮带齐舞，他们身上是棍棒和藤条齐落，一个个尊严扫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头破血流的老舍于次日投湖自尽。
萧军写下了七律《国子监》，为后人留下了这一天的惨烈记忆：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
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
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打倒戏子，同时也打倒了人性，叫好的都是化身人类的魔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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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作者为本平台特约撰稿人，年出生于内蒙古察右中旗，现供职于呼和浩特市一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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