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军的长篇散文《侧面》以其较强的纪实性和史料性，彰显着自身的生命力。这里所说的纪实性和史料性，不单单是指《侧面》从作家的亲身经历和自我感知出发，记录下了抗战时期晋西南一带特有的历史场景、战争氛围、军民心态以及社会具象、经济细节等，从而构成了中国抗战激流中一个真实的“侧面”；同时还因为在这个真实的“侧面”里，出现了曾经与萧军患难与共的生命伴侣、著名女作家萧红。其相关笔墨尽管不是太多，但由于渗透了作家的特殊视角，所以依旧包含了多方面的重要信息与隽永意味，具有实录萧红的性质。
年1月，应李公朴之邀，萧军、萧红夫妇和艾青、聂绀弩、端木蕻良等人一起，离开武汉，前往山西临汾，参加山西民族革命大学的教学工作。他们到临汾不久，丁玲率领的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也经潼关来到临汾，两部分抗战文化人相遇。随后，日寇重兵压境，抗日力量准备撤出临汾。这时，在何去何从问题上，“二萧”发生分歧：萧红的意见是随丁玲的西战团行动，继续从事文化抗战；而学过军事、练过武功的萧军，则打算先随民大师生向乡宁、吉县转移，然后独自寻机渡过黄河，去五台山打游击。
萧红最终未能说服萧军，二人只好暂且分离。萧军的《侧面》正是由此下笔，依次讲述了“我”与“红”（萧红）以及诸位朋友的依依惜别，“我”同民大师生的悲壮行军，“我”径去五台的道路受阻，“我”转道延安的所见所闻……这当中，萧红是一个重要的存在，她时而出现于临汾火车站与“我”告别的现场，时而浮现于告别之后，于“我”几乎是挥之不去的生命记忆，其形象既是历史的，又是艺术的。
如众所知，对于萧军来说，把生活中的萧红写进文学作品，使之成为带有非虚构性质的艺术形象，并非始自《侧面》。在此之前，类似的情况，至少还有先后完成于年和年的纪实小说《烛心》和《为了爱的缘故》（以下简称《缘故》）。其中，前者描写化名畸娜的萧红，在哈尔滨东兴顺旅馆与化名春星的萧军初次相识并相爱，进而由萧军将萧红从绝境中拯救出的一幕。后者则让萧军借助第一人称直接现身作品，讲述“我”出于对病中的“芹”——萧红的悲悯与爱恋，而不得不放弃参加抗日武装去打游击的经过和情景。
不过，同样是以文学手段书写非虚构的萧红，《侧面》较之此前的《烛心》和《缘故》，仍有明显不同——在《烛心》和《缘故》中使用了化名的萧红，到了《侧面》里则以“红”的真名现身。如果说这种称谓的变化已经表示作家在有意强化后者的纪实元素，那么，相关作品的形象实际则恰好证实了这点。《烛心》和《缘故》，尽管被萧军称之为“我们之间生活的‘实录’”（《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但实际上是一种蛰伏于作家内心的男权中心主义思想，一种“拯救者”特有的傲慢与优越，以及由此所支配的主观叙事，使作品中的萧红与生活原貌拉开了距离，甚至变得面目全非。这一点在《缘故》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年躲到日本修复情感的萧红，在读罢萧军寄来的《缘故》后，当即在回信里写道：“那些小节都模糊了”，“芹简直和幽灵差不多了，读了使自己感到了颤栗，自己也不认识自己了”。这应当是当事人对作品内容的委婉质疑和含蓄拒绝。
相比之下，萧军写《侧面》时，情况有了很大改观。在这部作品中，作家不再是居高临下、统摄一切的“拯救者”，而代之以恋人加朋友式的现场速写与记忆还原；萧红也不再纯粹是被打量和被塑造的人物，而是有了属于自己的主张和灵性。整部作品的相关描写，呈现出庄严沉稳的纪实效果。这样的情况之所以出现，显然是因为作家的生活和心境发生了变化——《侧面》完成于年8月至年3月。当时，已与萧红劳燕分飞的萧军暂居成都。而不久前，他与兰州姑娘王德芬从一见钟情到终成眷属的经历，不仅再次带给他爱情的沉醉和新婚的甜蜜，同时也使他获得了某种解脱，进而能以客观、平和、宽容，甚至不无留恋的心态，去回味自己与萧红的感情历程，去看待和评价昔日的萧红。正因为如此，《侧面》中的萧红更接近历史和生活的真实，因而也更具有认识和研究价值。
当年踏入山西、进入民大的萧红，以左翼作家的立场和身份，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员。对此，《侧面》进行了简约而清晰的书写：在临汾的日子里，萧红和丁玲以及八路军西战团往来频繁，亲密无间，不但参加他们的活动，而且干脆与丁玲住到了一起。为了慰问西战团，民大教师联名捐款买照相机相赠，当时萧红没钱，但硬是借钱参加了活动，并委托萧军日后偿还。萧红曾和萧军一起，到过驻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在那里，萧红见到了参加过红军长征、一天行走里的李同志（李伯钊），这位“能跑路也能骑马”，身上有一种“强健”、“活泼”之气的革命女性，让萧红感到既惊讶、又钦佩……
在点染和揭示萧红精神向度的同时，《侧面》还涉及萧红的性格与趣味特征，这类描写同样不乏包蕴丰腴、耐人寻味之处。譬如，第一篇的第二章写道：送走萧红的萧军，一觉醒来，发现萧红一向喜爱的棕红色小皮靴，竟然遗忘在房角，“我”赶忙将它包扎起来，附上短信，托人带给丁玲转萧红。这一细节出现在萧军笔下，或许有说明萧红不善于料理生活的意思。但从作品的历史情境看，却应该可做另一种诠释：据丁玲回忆，在临汾时，她穿的是延安那边的衣服，而萧红穿的是上海时装，故而比较扎眼，为此，丁玲曾有过善意的提醒，“萧红却我行我素”。然而，当萧红决定随丁玲和西战团行动，并打算去延安时，未来环境的变化，会不会使她放弃“我行我素”而变得入乡随俗，进而丢弃属于上海时装的小红靴？答案应该是肯定的，否则，一个人的心爱之物为何会抛在抬眼可见的房角？倘若以上推断不错，萧军的一抹闲笔，最终还是传递了萧红的内心波澜。
在第二篇的第六章里，萧军还通过一段山野之间的自由联想，写到自己与萧红在性格喜好上的差异：“自从我学会了那支‘囚徒歌’，红就是不喜欢的。她说她不爱那样沉重的锤似的击打着人的心脏的歌，她爱轻飘和快乐。所以她也就很少和我合唱。临由武汉来临汾，在车上我也把这歌教给了别人，而她也还是不喜欢它。”这样的印象一直在萧军心中延续。后来，他在与传记作家肖凤谈到自己和萧红的不同性格时，仍然认为：“我是钢琴，萧红是小提琴，我是嘭、嘭、嘭，萧红是柔声细语。”（肖凤：《写传记，我一直朝“真”的方向努力》）
不过，在这方面，萧红的自我认知似有不同。年8月31日，她在从日本寄给萧军的信里写道：“外面的雷声好像劈裂着什么似的！……我立刻想起了一个新的题材。从前我对着这雷声，并没有什么感觉，现在不然了，它们都会随时波动着我的灵魂。灵魂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所以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这说明，至迟在赴日期间，萧红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存在“灵魂太细微”的问题，明白了“太细微的人同时也一定渺小”的道理，同时开始调整和改变自己，即所谓“我并不崇敬我自己，我崇敬粗大的、宽宏的”……对照萧红全部的文学和人生实践，应当承认，她的自我界定比萧军的说法更符合实际。
以纪实为宗旨的《侧面》，既然正面写到了萧红，当然也就无法回避“我”与萧红的婚姻和情感线索。于是，透过萧军的目光，我们看到了“二萧”当时特有的尽管不无罅隙，但亦不失真诚的情感世界——在临汾撤退的重要时刻，萧红一遍遍劝说萧军不要固执、不要逞强，应当和自己一起转移，然后尽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这当中看不到丝毫的虚伪和造作；久已打算投笔从戎的萧军，没有听从萧红的苦劝，依旧坚持去打游击，但这绝不是在寻找离开萧红的借口。事实上，他在决定独自上路之后，曾一次次嘱托丁玲照顾萧红，即使在长途跋涉的路上，他仍然把一份不间断的思念和牵挂留给了萧红。由此可见，这时的“二萧”，并不像一些传记和文章所写，已经到了貌合神离、视婚姻为鸡肋的地步，相反，他们仍然关心和热爱着对方。当然，萧军最终还是离开了萧红，但那是一个多月后发生在西安的事情，其中有着必然性和偶然性兼而有之的复杂原因。鉴于这些已经超出《侧面》的视野，我们在这里就不加枝蔓了。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古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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