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说到民国，总令文艺青年们产生一种别样的感觉。一直以来，我都有民国情结，倒不是说一味盲目崇拜，而是惊叹民国时期的文化风气。民国旧梦有一种情怀叫复古风，有一种复古叫民国范，这个战火纷争的年代，却是文化繁荣的时期今天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无不向往那段真挚烂漫的时光那是一段混乱却自由的岁月。
可民国到底什么样？所谓的民国情结和民国热又是怎么回事？关于从民国文艺圈、民国文艺范儿，到民国文艺病来解析那个充满自由、也充满凄苦的时代。民国文艺圈的主人公们，有创造了闰土的鲁迅、有落魄的北漂沈从文，有传奇二萧（萧红、萧军）、还有大家中学课本里学过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作家丁玲……他们在书斋中写作，在舞台上呐喊，也在战火中辗转。
《梦里犹知身是客》为你打开世事那扇虚掩的窗，粉碎乡愿和幻想，直击人生百态。我们将从吃、住、行、乐四个方面，为你揭开一个真实而鲜活的民国文艺圈，带你回顾20世纪政治与文化圈的风云变幻。
文人好吃：饭局推新人鲁迅下馆子不差钱
美酒与佳肴，历来是文人雅集不可或缺的点缀，在风骚依旧的民国文艺圈，当然也不例外。师长们在酒桌上谈天说地，指点江山，小字辈则在饭局中得到引荐，开眼界，见世面。民国文人也爱下馆子，谈吃会友，不亦乐乎。
1、朋友圈中的“饭局达人”
喜欢电影和冰激凌的鲁迅，也是爱交朋友的“饭局达人”。萧红萧军受到鲁迅的垂青，第一次见面后就接到鲁迅的邀请函，请他们“到梁园豫菜馆吃饭，另外还有几个朋友，都可以随便谈天的。”那顿饭本是鲁迅为胡风长子办的满月酒，然而有意思的是，由于胡风的小姨子将信送迟了，作为主宾的胡风一家全都没到，反而错过了这次聚会。就这样，满月酒最终变成了新人见面会，二萧就此走进了茅盾、叶紫、聂绀弩夫妇等文艺名人的朋友圈。
胡适等人组织的“文友会”、新月俱乐部的“聚餐会”都设在这里举办。年5月，小说家张恨水在这里举办了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宴会，席间结识了大编辑严独鹤。严独鹤久仰张恨水是知名的畅销书快手，能一人同时写六部长篇，便果断向他约稿。而这次饭局的产物，便是后来闻名一时的《啼笑因缘》。
散文家梁实秋也是文艺圈中的“资深吃货”。早在清华读书时，他就创下一顿饭吃十二个馒头、三大碗炸酱面的纪录。加之其父又是京城大饭庄厚德福的股东，作为一个“吃二代”，梁实秋吃遍四海，小到豆汁儿与汤包，大到佛跳墙与全鳝席，都被他吃出了情趣，吃出了水准。战乱中还不忘撰写《雅舍谈吃》，说“这其中有艺术，又有科学，要天才，还要经验。”从食材到口感，梁实秋都很讲究：北京烤鸭每一片都必须“有皮有油有肉”，西湖醋鱼“汁不要多，也不要浓，更不要油，要清清淡淡，微微透明”才算正宗，难怪人称“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2、鲁迅月入元，下顿馆子一块钱
能够常下馆子，收入必得可观。鲁迅在北京时，在教育部任职，两个月内便从最初的60元月俸涨到多元，在当时已属高薪，于是常与小伙伴们相互吃请。年5至12月，鲁迅共下了30多次馆子，去得最多的是绍兴会馆附近的广和居，达20多次。他最爱与翻译家钱稻孙、老同学教育家许寿裳相约畅饮，还在日记中写到三人AA制下馆子的情形：“晚钱稻孙来，同季市饮于广和居，每人均出资一元。”
许广平在广州时给鲁迅写信说，“我们三人在北园饮茶吃炒粉，又吃鸡，菜，共饱二顿，而所费不过三余元”。自年起，鲁迅依靠版税和稿酬，月收入约在元左右。凭这样的收入，在1元钱可买个鸡蛋，大学生每月生活费只需10元钱左右的年代里，常下馆子也就并非难事。
民国难住：房价高买不起小文青多合租
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在房价高昂的京沪都市，文人们即使有钱也不买房，宁愿省下钱来享受生活。等到战时四处流徙，租房更加成为第一选择。然而同是租住，亭子间里的小小蜗居，与花园客厅的深深庭院，则是小文青与大文豪之间的距离，与民国文艺圈的权力生态。
1、弄堂太吵，房租太贵
年春，萧红和萧军从上海的淡水路搬到了北四川路的永乐里，只为了离鲁迅先生近一点。二萧此前住在法租界，去鲁迅家要坐一个多小时的电车；有时候聊得太晚甚至没办法回家，鲁迅便会让许广平掏钱，让他们坐小汽车回去。
自年抵沪，鲁迅在上海一共租住过三个地方，从景云里搬到北四川路，最后迁入山阴路的大陆新村9号，直到去世。最后一处是一排砖木结构、红砖红瓦的三层建筑，周围并不嘈杂，时而有零星的外国小孩在院子里玩。而上海房租之贵，光转手费就需元，若不是嫌前两处弄堂太吵，鲁迅是绝不愿搬家的。
从南京抵沪的梁实秋时任《时事新报》的副刊编辑，月收入元，租住在爱文义路众福里一幢月租25元的一楼一底房子中，也常常被窗外的杀鸡声与打牌声弄得不胜其烦。
2、一女二男，同挤一张床
萧红和萧军
很多出身内地的文学青年，如小说家许杰、许钦文，诗人冯至、刘梦苇，女作家白薇、谢冰莹，以及情爱作家章衣萍、叶灵凤等，都曾屈居于上海的亭子间，或北京的公寓会馆。从酉西会馆到“窄而霉小斋”再到汉园公寓，沈从文也曾一搬再搬，甚至沦落到与丁玲、胡也频夫妇合租一室、流言四起的窘境。
除去如瞿秋白与王剑虹、白薇与杨骚这样的同居情侣，男女合租并不普遍。不过抗战爆发后，在流徙中有地方住已属难得，有时也便顾不得男女之别了。年9月，萧红与萧军转移到武汉，搬入了诗人蒋锡金不到二十平米的寓所。二萧住在里间，蒋锡金则与后来搬入的东北籍作家端木蕻良分享一个外间。直到女画家梁白波也前来投靠时，主人才犯了难，但二萧却立刻表示欢迎。据蒋锡金回忆，当时萧红说“那好办，端木住到我们那间去，她住在你这间。”战时离乱，也顾不上文艺界人多嘴杂，五人只好把居住格局重新调整：蒋在外间与梁分床而睡，端木则与二萧同挤在一张大床上。至于半年后萧红舍萧军而从端木，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3、“住”出来的文艺圈
逼仄的蜗居，不仅给了文青们亲密接触的机会，也成就了文艺“圈”本身。虽没有上流沙龙的高大上，却自有小型文艺论坛的自由与畅快。这些同病相怜的年轻人，由此发展为志趣相投的文学伙伴。沈从文和丁玲夫妇，就是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号，创办了《红黑》杂志与“二百零四号丛书”。小说家施蛰存回忆他去拜访时，“从文都在屋里写文章，编刊物，管家。他们三人中，丁玲最善交际，有说有笑的，也频只是偶然说几句，帮衬丁玲”。
林徽因的客厅
租住在北京的文青们则借助蜗居位置的便利，在北大、清华、燕京大学等各大高校蹭课，逐渐获得了知识积累与文化资本。年，在已成为《大公报》副刊主编的沈从文帮助下，萧乾发表了成名作《蚕》，由此叩开了“沙龙女神”林徽因家的“红漆双扇大门”。后来，萧乾接替了沈从文的主编位置，又帮助曹禺、何其芳走上文坛。正是在这样志同道合的合住生涯中，文艺青年不断成长为文坛领袖，又进一步提携新人，民国文艺圈就此长成。
民国多行：战火中颠簸一面即是永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文艺青年的城市冒险，大作家与文艺阵地的转移，以及战火中的颠沛流离，让整个民国文艺圈始终“在路上”。在频繁的迁居与流徙中，有浪漫的诗意，也有坎坷与麻烦。各个文艺小圈子之间，也不免发生新的聚合与流散。
1、沪杭铁路上的“自助游”
年通车的沪杭铁路，是不少民国文人探亲、旅行乃至通勤的首选路线。上海滩名家荟萃，贪恋西湖风光者众，而中外文人自助游，上海和杭州也总是紧邻的两站。年的徐志摩在火车上感受到现代文明的速度与紧张：“催催催！是车轮还是光阴？催老了秋容，催老了人生！”朱自清在年写下《沪杭道上的暮》，只有寥寥二十个字：“风澹荡，平原正莽莽，云树苍茫，苍茫；暮到离人心上。”俞平伯年入京之后，因想念江南岁月，最喜欢坐晚上七点多从上海北站出发的夜快车，到杭州已是夜半了。
2、海关搜身，鲁迅被疑为鸦片贩子
鲁迅太瘦，坐船时被安检员怀疑是鸦片贩。从绍兴到北京，辗转厦门、广州，最后定居上海，鲁迅一路迁徙，途中囧事不断。年9月29日，鲁迅途径香港，在船上便碰到了“查关”的烦心事。香港的检查员显然没有广州的客气，在《再谈香港》中鲁迅写道：“检查员的脸是青色的，也似乎不懂我的话。他只将箱子的内容倒出，翻搅一通，倘是一个纸包，便将包纸撕破，于是一箱书籍，经他搅松之后，便高出箱面有六七寸了。”一把连柄长仅五寸三分的小刀被说是“凶器”，一盒蚊香也被指斥是“古怪”的。船上的茶房还将此归咎于鲁迅，“你生得太瘦了，他疑心你是贩鸦片的。”
3、逃难路上：一票难求，后会无期
萧红和端木
抗战爆发后，文艺圈发生了大规模的迁徙。年底，胡风在复旦大学发表演讲：“战争的炮声把文艺放到了自由而广阔的天地里面。这以前，作家的世界是书斋，是客厅，是教室，是亭子间，是地下室，但炮声一响，这些全都受到了震动，他们兴奋地跑了出来，跑向热情洋溢的民众团体，跑向炮火纷飞的战场，也跑向落后的城市或古老的乡村，而且还得经过虽然困苦但生活形象纷至沓来的，长长的旅路。”
年8月武汉大轰炸时，罗烽、白朗要去重庆避难，端木蕻良托他们买船票同行。战时一票难求，最终还是少了一张。怀孕且重病的萧红，执意将票让给了端木，也为后人留下了端木抛妻弃子的话柄。也正是在这年春天，萧军与萧红分道扬镳，后会无期。萧军奔赴延安又转上五台山抗日前线打游击，萧红则辗转重庆、香港，最终病殁于浅水湾。
苦中作乐：拍电影演话剧解放区跳广场舞
1、街头即片场，假戏要真做
年，上海滩一群有才华、有想法的年轻人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电影公司。年轻的电影才子袁牧之，自导自演，携手女明星陈波儿，拍摄了轰动一时，叫好又叫座的进步影片《桃李劫》。《义勇军进行曲》的词曲作者田汉与聂耳，还联袂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曲。
电影《色戒》中，在爱国话剧的庆功宴后，汤女神和她的小伙伴们在深夜的街头放声高唱的，正是这首《毕业歌》：“我们今天是桃李芬芳，明天是社会的栋梁；我们今天是弦歌在一堂，明天要掀起民族自救的巨浪。同学们！同学们！快拿出力量，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放下你的鞭子》路演
与影片中的热血青年一样，洪深、于伶等更多的摩登电影人，很快投身于30年代抗敌演剧队的行列。他们把街头当做片场，进行着新奇大胆的戏剧实验，与如火如荼的抗日宣传。其中，陈鲤庭的街头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更是演遍了大江南北。
从东北沦陷区逃亡而出的老父弱女在街头卖艺，父亲正要鞭打饿晕过去的女儿。观众中三两爱国青年见状冲入场内护住姑娘，大喝“放下你的鞭子！”围观的人们群情激奋，“不当亡国奴”、“打回老家去”的吼声震天。人们根本不知道这是一出戏，只是被这真实的情感激荡着。事实上，那扮演卖唱歌女的，正是后来的电影明星张瑞芳。而那扮作父亲的老人，便是后来导演《青春之歌》的大戏剧家崔嵬。
2、到延安去：文青也爱广场舞
很多青年人正是如此，受到一首诗、一支歌或一出街头短剧的激励与震撼，毅然走上抗日前线，或远赴陕北延安。年，丁玲还是个抱着明星梦到电影公司试镜的天真女孩，十年后却出现在了中共中央的窑洞里。一见到毛泽东，丁玲就表示想要到烽火前线上去，毛则为她题下了“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的赞词。
毛泽东和丁玲
对文青们来说，延安的生活是新奇而丰富的。他们别出心裁地创作了大量的秧歌剧作品。歌剧《白毛女》的导演王大化还自编自演了《兄妹开荒》，扭着秧歌唱大戏，受到农民粉丝的狂热追捧，延安甚至出现了“王大化牌”香烟与香皂。
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则把交际舞带到了延安。每到周末或节假日晚上，女大礼堂或操场上总是人满为患。伴奏的乐器都是DIY而成，音乐家张仃设计了沙发式的折叠椅，萧军夫人王德芬的窑洞里还有饮料供应。本不会跳舞的诗人何其芳，也正是在延安的广场舞中结识了他的另一半。《小放牛》与《友谊地久天长》的旋律，就这样回荡在黄土高原的艰苦岁月里。读书有什么好处，不读书的人是不知道的。因为不读书，你可能连自己都不认识，因为读书，你可能了解所有人，包括五百年前和五百年后的。秉笔直书的叙述风格，风姿超卓的思想情怀，让那些过往学人小事更显深刻非常。学者们的人格魅力，将激励当代人为理想奋斗。回顾前人守望自由的艰辛，才能明白，唯有自由，才是我们共同的价值追求。
谢志浩新书
《梦里犹知身是客——读书人的百年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