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年7月从文化部办公厅秘书处调到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是冯其庸先生把我调来的。到年6月退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整整工作了33年。可以说我这一辈子都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度过的，我很幸运能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一员，很幸运能成为那么多大师、大家的学生、部下、同事，很幸运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经历了我一生中最宝贵的时光，也留下了永远的骄傲。年6月7日，在宣布我退休的大会上，我曾说过：“我对中国艺术研究院充满了深深的感情、感激和感恩，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把我从一个无知小子，培养成一个学者。”
我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的33年中，有22年在红楼梦研究所工作，担任过副所长、所长，以及《红楼梦学刊》副主编、主编。有11年的时间在院里工作，担任过副院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党委书记等。在红楼梦研究所工作期间，我很荣幸地追随冯其庸先生为新时期红学发展做过一些工作。在院里工作期间，我曾分管科研处、外事处、研究生院、文化艺术出版社、文艺研究编辑部（现文艺研究杂志社）、美术观察编辑部（现美术观察杂志社）、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舞蹈研究所、红楼梦研究所等。一次在出访中，一位朋友问我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我自豪地说：“就艺术研究而言，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中国的最高艺术学府。”毫无疑问，中国艺术研究院称得上这样的评价。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中国第一个获得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的授权单位，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是新时期红学发展的重镇。中国艺术研究院为中国艺术学科建设、艺术学研究生的教育培养、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新时期红学等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说到新时期红学，绕不过中国艺术研究院。新时期红学发展与中国艺术研究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当代最负盛名的三位红学大家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都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他们都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终身研究员。作为最有影响的红学重镇，新时期红学一系列奠基性的学术成果都是由中国艺术研究院完成的，一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红学活动，也都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行或由中国艺术研究院推动、主办的。中国红楼梦学会的建立、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创建，都成为新时期红学的标志和里程碑。
年文化部成立了《红楼梦》校注小组，组长是袁水拍，副组长是李希凡、冯其庸，这个校注小组就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当时叫文学艺术研究所）。冯其庸先生一直主持这项工作，他带领校注组的前辈们历时7年，经历种种坎坷，克服种种困难，于年将《红楼梦》新校注本交付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红学史上第一次以早期抄本为底本的校注排印本，从此广大读者有了一部更接近曹雪芹原著并详加校注的《红楼梦》读本。该部《红楼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至今这部新校注本发行量已达六百多万套，成为当今最具影响、发行量最大的《红楼梦》通行本。
正是在《红楼梦》校注小组的基础上，成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创办了《红楼梦学刊》、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这在新时期红学发展中都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冯其庸先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首任所长。年，冯其庸先生与一些红学前辈创办了大型学术专刊《红楼梦学刊》，最初是他与王朝闻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后又与李希凡先生共同担任主编，冯其庸先生为红楼梦研究所和《红楼梦学刊》的生存与发展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红楼梦学刊》创刊至今已有42个年头，发表红学文章数千万字，在培养红学队伍、团结红学研究者、繁荣红学事业诸方面，起到了纽带和推动作用。
中国红楼梦学会的成立更是离不开中国艺术研究院与冯其庸先生。年7月，冯其庸先生与其他红学前辈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红楼梦学会，在冯其庸先生的领导下，中国红楼梦学会参与组织了数十次全国性的《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和3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年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就是由中国红楼梦学会、中国艺术研究院和辽阳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这是红学史上在北京举办的唯一一次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是继年在北京故宫文华殿举办的“曹雪芹逝世周年纪念展览”以来，在北京举办的最重要的红学活动。
后来，冯其庸先生还与李希凡先生共同主编了《红楼梦大辞典》，这也是红学史上第一部关于《红楼梦》及其研究的辞典。他还整理出版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汇评》，十几种《红楼梦》早期抄本和程甲本、程乙本的汇校汇评，历时10年完成，是一项巨大的学术工程，也是新时期红学总结性的成果。这些奠基性的学术工程，对红学发展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
陪同冯其庸先生在山西大同雁门关考察当时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举办了许多具有重要历史意义、影响深远的红学活动。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年4月25日在恭王府葆光室举办的欢迎日本红学家松枝茂夫、伊藤漱平访华座谈会的情景，参加座谈会的有：吴世昌、端木蕻良、钟敬文、周汝昌、李希凡、蓝翎、张毕来、王利器、周绍良、蒋和森、陈毓罴、刘世德、周雷、吕启祥、林冠夫、胡文彬，等等。那是“文革”结束以后，新时期红学发展中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一次红学盛会。
我当然也清楚地记得第二年，即年4月3日，在恭王府葆光室举办的《红楼梦》新校本出版座谈会，参加那次座谈会的有：曾涛、赵守一、林默涵、严文井、苏一平、张庚、郭汉城、白鹰、端木蕻良、王利器、周汝昌、李希凡、蓝翎、郭预衡、廖仲安、蒋和森、邓魁英、林冠夫、吕启祥、胡文彬，等等。这毫无疑问又是一次影响深远的红学盛会。
与李希凡先生在一起那个时候，在恭王府里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在中国现当代学术史、文化史、红学史上有着显赫声名的人物的身影。是什么吸引着这些重要的人物来到恭王府，来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当然是曹雪芹和《红楼梦》的魅力。在中国艺术研究院70年的发展历程中，《红楼梦》及其研究毫无疑问成为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张耀眼的名片。
二中国艺术研究院是以艺术史论研究的丰富成果而享誉学术界，成为中国艺术研究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学术重镇。不仅如此，中国艺术研究院对我国艺术学研究生教育和艺术学学科建设也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有了音乐学、美术学、戏曲学等学科的博士、硕士授予权。到了90年代，又增加了舞蹈学、电影学的博士授予权。年，国家教委与国务院学位办进行学科目录调整，设立了艺术学一级学科，下有8个艺术学二级学科，包括：艺术学（艺术史论）、音乐学、美术学、电影学、舞蹈学、戏剧戏曲学、广播电视艺术学、设计艺术学。而在8个艺术学二级学科中，中国艺术研究院就有5个，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但我国虽然有了艺术学一级学科目录，却没有一个单位享有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这已经成为阻碍我国艺术学科建设与发展的严重问题。
到了21世纪初，建立艺术学一级学科的呼声越来越高，一些大学如中国传媒大学、南京艺术学院等高校的朋友，都希望中国艺术研究院能站出来申报艺术学一级学科，因为当时也只有中国艺术研究院最有希望成为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于3年年初提出申报。3年9月8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正式批准中国艺术研究院为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单位。同期批准为硕士点的有两家：中国艺术研究院和北京大学。博士点仅有中国艺术研究院一家。这对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研究生教育、对中国的艺术学科建设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当年我在为云南艺术学院和云南大学出版社策划的《新世纪高等院校艺术专业基础教材》的“总序”中，曾写下这样一段话：
近几年来,艺术学科的建设,特别是艺术专业基础理论教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