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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亚文，荧屏中，他是铁血硬汉，曾因扛着“周公子”奔向高粱地而获“行走的荷尔蒙”称号，荧屏外，他却率真随性，是个爱家的逗比好男人。翻开他的微博，除了工作外，基本上只有“闺女、老婆、秀恩爱”三大模式。他将南方男人的温柔细腻和北方汉子的豪爽大气完美融合，虽说算不上帅的惊天地泣鬼神，但一身暖暖的邻家气，总能迷得人无法自拔。

献礼建军90周年影片《建军大业》正在热映，作为电影中三大核心人物之一，朱亚文饰演的周恩来总理儒雅斯文、锐气逼人。从面对4.12大屠杀的心痛，到南昌起义三枪鸣响的果决，再到胜利后凯旋的喜悦，朱亚文收放自如的沉稳演技，将这个自带光辉人设的角色演绎的有血有肉、入木三分。

相信许多看过《建军大业》的观众都和暴娱君（baoyu_18）有着相同的感受，就是电影中的朱亚文，在很多镜头里都与年轻时的周总理有着蜜汁相似，可谓是形神兼备，还原度高达98%。不但监制黄建新、导演刘伟强都对朱亚文的表演赞誉有加，观众更是大赞“没想到朱亚文版的总理如此朝气蓬勃，挥斥方遒的气场实在帅炸了，仿佛能够跨越时空一睹当年，儒雅帅直击心灵！”

五年后依然很怕自己露怯

在电视剧《我们的法兰西岁月》中，朱亚文就曾扮演过留学时期意气风发的周恩来，时隔五年，当他再次接到《建军大业》的邀请，通知他将在电影中扮演青年周恩来时，他的第一反应却是有些懵，回想起整个过程他用了“很突然、很惊喜、很惊讶、很惊恐”来形容。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他明白机会难得，但同时，对于饰演这一时期的周恩来，他又有着自己的担心，“说实话，很怕自己露怯”。

虽然已经是第二次饰演周恩来，但在朱亚文看来这类型角色的挑战性却依旧很大，“这种高大角色的特殊性，已经可以让观众忽略演员的存在，如何在这样特殊又宝贵的角色上，巧妙的流露一点自己的理解和一些个性化的诠释，是对于演员最大的挑战”。

虽说大众印象中的周总理总是温文尔雅、风度翩翩，但面对“4.12”这个特殊的时期，朱亚文却希望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总理。“这一次我把周恩来的平和淡然降到了一个冰点，那个时期是残酷的，当他亲眼目睹同胞的惨死时，一定有着非常大的彷徨、紧张和急促的选择感，这才是最真实的，而之后的坚定也是经历过彷徨之后的挣扎才会更加坚定”。

为了展现出那个时代下革命者的坚定和决心，朱亚文做了非常多功课，不仅对那个时代的背景了如指掌，更是仔细研究了那个时代下人物的共性，并用一些细节展现了出来，比如拥抱，“这是当时的共性，在那个时代，大家相互握手、拥抱、贴面、甚至亲吻都很正常，因为每一次握手或拥抱都可能是一次理念的共通，也是一次诀别，我们希望用一种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表现出一种理想共通和理念共融”。

或许是为了强调大家在创作上的严谨认真，朱亚文还特意表示，“我们演的时候很严肃，但好像播出来我跟毛泽东在湖边拥抱后，我说好湿啊，很多观众都在笑”，此时暴娱君回想看电影时的场景，确实在这一场戏的时候，影院里尽是观众的笑声，但那是一种发自内心、欣慰的笑，是看到革命新希望的笑。

就是这样一个小动作，不仅表现出了革命者的坚定，同时也让观众看到了希望，令人想不到的是，这个小动作其实是朱亚文现场创作的，“因为我觉得前面无论是从制作上，还是政治讨论上，都已经很满了，这个时候需要有一个出口，这个出口我们也一直在找，直到实拍的时候我突然有这个感觉，便大胆的作了这样的尝试，后来征求导演的意见，导演也觉得可以保留，就留下来了”。

面对这样一个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朱亚文也表示在表演时与之前虚构的角色有很大的不同，要更加贴近真实，“虚构的角色可能自我个性的表达会更多，因为这样的角色主要的心里节奏，包括观众的节奏都在我手里，但对于周恩来这种真实存在的人物，需要揣摩真实的人性感受。首先要放下光环，无论是演员创作的光环还是角色的光环，都放下，就是把他当普通人去体验，那是的他只是一个有着一腔热血的年轻人，这样才会更加严谨”。

对于周恩来这个角色，朱亚文只给自己打了个及格分，因为在他看来，这类角色还值得深挖，同时也有很多种表达方式，面对当下时代对于不同解读方式的宽容，他表示如果未来有机会，还希望能够再进一步尝试这个角色。

相信剧本比凸显表演能力更重要

从《闯关东》到《建军大业》，朱亚文饰演的每个角色都个性十足，令观众记忆深刻，就如他所说，“希望观众记住他的角色，而不是朱亚文”。朱亚文的戏路还很广，无论是《红高粱》里粗野狂放的余占鳌、《黄金时代》里痴情儒雅的端木蕻良，《北上广不相信眼泪》里痞气霸道的赵小亮，还是《我是证人》里变态狠辣的杀人魔，他都驾驭的游刃有余。

对于不同剧本、不同角色，朱亚文创作的唯一大前提就是相信剧本，而非凸显自己的表演能力，这也是他一直以来的坚持，“我始终相信剧本所打造的时代，相信我的对手演员，即便细节上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希望能在这个时空下，以一个最朴实、最平和的演员姿态进入现场，和对手一起架构起一个能够让观众相信的时空。有了这个初衷以后，表演就变得没那么重要了”。

记得曾经到《北上广》的拍摄现场探班，当时正在拍一场朱亚文和对手演员在酒吧对谈的戏，作为围观群众，依旧对朱亚文现场的节奏感记忆深刻，他会在每一次导演喊“卡”之后，都与对手演员认真的沟通想法、探讨走位，希望能够将一场戏的节奏变得更加合理。

说到掌握节奏，朱亚文却表示电影和电视剧是完全不同的，“拍电视剧时，我们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去体验，就需要早技术层面上迅速找到一个最快的方法。可能我会感觉到对手演员想表达更多，但在走戏的过程中只露出了一点，并没有延伸出去，这时候我可能会多说两句。但在电影里面就不太一样，电影是完全靠现场的过程呈现的，所以要保留出一些自我意识的形成过程”。

既然节奏不同，那在创作空间上显然也不尽相同，对于哪个创作空间更大，朱亚文也有着自己的看法，“我觉得电视剧的创作是四两拨千斤向上的，是显而易见、立竿见影的，但电影却是向下的，如果创作根基扎实的话，一部电影是可以长期讨论的，也是可以经得起时代推敲的”。

作为一个实力派演员，朱亚文演每一个角色都坚持直面人物，对照自己和人物之间的差异，并在创作过程中与角色进行对话。然而当“余占鳌”火遍大江南北后，“行走的荷尔蒙”似乎成了他身上去不掉的标签，对此朱亚文也表示，开始时很排斥，但后来也就不在意了。

“其实这个标签已经被娱乐化和市场化了，所以我并不担心被束缚。荷尔蒙这个词我觉得任何一个男性角色身上都可以凸显，包括总理，只是要如何去运用和释放。我原本有一段时间很排斥荷尔蒙这个词，但现在我想通了，总要有一个方式让别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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