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纪新，男，生，吉林伊通满族自治县人，清初宁古塔镶黄旗佛满洲瓜勒佳氏后裔，祖籍建州女真长白山讷音部。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国家二级研究员，主要从事满族文学与文化研究，曾任国家级学术期刊《民族文学研究》主编、中国老舍研究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出版有《中国满族》《老舍评传》《老舍与满族文化》《多元背景下的一种阅读——满族文学与文化论稿》《满族小说与中华文化》《满族书面文学流变》《我是满族人——满族历史文化系列讲座》等著作十数部。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奖等。
端木蕻良的满族情结
（满族）关纪新
现代文学名家端木蕻良在其晚年，将自我的满族身份做出了明确的认定与公示。
端木蕻良是辽宁昌图鴜鹭树乡人。其故园地处辽北科尔沁草原南端，是个满、蒙、汉多民族杂居区域。他出身在一个根柢厚实的大地主家庭。父系原为汉人，六世祖辈由冀东逃难到东北，家族迅猛发迹，与地方权势相互勾连，出任过当地官吏。端木蕻良的父亲，是个骄横果为、眼界开阔的人，因思想激进，从新如流，被逐出家族主体，成为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思潮的“不在地主”；他的母亲姓黄，先人乃是康熙朝平定三藩后由“小云南”遣回东北家乡的满洲人，到了端木蕻良外祖父的时候，已沦为曹府佃户，她本人因聪明貌美，遂被端父强抢霸为偏房。端木蕻良自幼反感父系作为，极为同情母亲的遭遇（在《大地的海·后记》中，作者写道：“这明确的暗示，就写在我的血液里，我的美丽而纯良的母亲被掠夺的身世——一个大县城里的第一个大地主的金花少爷用怎样苛刻的方法掠夺一个佃农的女儿——这种流动在血液里的先天的憎、爱，是不容易在我的彻骨的忧郁里脱落下去吧！而父系的这一族，搜索一切的智慧、迫害、镇压，来向母系的那族去施舍这种冤仇，也凝固在我儿时的眼里，永远不会洗掉。”）直至晚年，他仍一再说明自己幼时在家中的情感，从来就依向母亲一方（笔者亦亲耳听到端木老谈起，他之愿意选择满族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跟历来与母系站在一起有极大关系）。
相对于有清一代大量涌现的满族文学家多出自京城或关内驻防区域，民国年间从东北地区走出来的满族作家则有所不同。（清代满族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和诗人，只有极少数，例如中期的诗人马长海，以及晚期的盛京子弟书作者们写作于东北地区，他们又并非土生土长的东北满族人，多是与京旗文化有深入关联而后返回或迁徙到东北的）。清朝定鼎中原之际，因自身兵力不足之患，敕令东北故乡的旗人倾巢而出，白山黑水间几近于赤地千里。清初，广大的东北地区被定为不得随意进入的封禁区域。至清中期以后，因“八旗生计”困扰，朝廷方将部分旗兵及家眷迁回东北屯垦戍边，该地区才又少量地逐渐恢复了满族人烟；清朝后期，一些汉族等民族人口陆续进入东北满族畛域，与满族结合，通行满族习俗，清廷遂放宽政策，实行了承认其满洲身份的办法。然细加观察，从清代到民国之初的东北满人，其文化类型仍保持着大野乡土间充分的自然形态和浑朴质地，他们的精神与文化还远不及京旗那么精致与讲究。截止到终清时节，东北满族的书面文学创作活动，只在盛京等个别地方少许展现，整个东北地区基本还属于看不到书面写作的“蛮荒之地”。一般地讲，东北地区的作家文学，是到了20世纪初期才慢慢形成了初具规模的小气候。出现此等小气候的直接原因，是清政解体后关内外文化的交流增加，以及现代文化启蒙思想通过各种途径，对东北青年文化阶层的精神渗透。譬如端木蕻良，其步入文坛就与他父亲思想开通并送他到天津读书不无关系。
年，仅只21岁的端木蕻良，因参与左翼文化活动受到追查而辍学，于是耗去三四个月，一举完成了32万言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的写作。作者这样谈到他的长篇处女作《科尔沁旗草原》创作情形：“记得那时文思像喷泉一样，下笔非常之快，几乎停不下来。谁知，因当时国家尚将抗日舆论视作‘碍语’等原因，作品竟拖到年才获正式出版。”美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夏志清就此写道：“年时，端木才21岁。没有任何小说家，在21岁时完成像《科尔沁旗草原》这样复杂、这样长的小说。唯一雄心不相上下的是小说家茅盾，开始他的三部曲《蚀》时是29岁，当时早已是老资格的编辑和文学批评家。可是端木不能很幸运地在年之前将小说出版”，“假如出版商真能看出它的价值，《科尔沁旗草原》可能在年出版，而与早一年出版的主要小说──茅盾的《子夜》，老舍的《猫城记》，以及巴金的《家》——直接争取批评家和一般读者的赏识。有眼光的批评家可能为之喝采，认为这是比那三本更好的作品，理由是它具有引人兴趣的叙述，形式和技巧的革新，以及民族衰颓和更新的双重视境”。这部洋溢着作者青春才华的文学制作，以纵横交接的情节营造和神奇酣畅的艺术风格，痛陈鴜鹭湖畔大地主丁府发迹史，以及这个家庭在“九·一八”事变临近背景下盛极致衰的演化趋势，反映东北农村封建地主阶级的腐败和广大人民的苦难，透视日本帝国主义军事入侵与经济胁迫下中国农村经济秩序的破坏，表达东北地区民众的抗日激情。小说着力描绘既为表兄弟、又分别出身于对立阶级的两个青年男子——富家子弟丁宁和丁府雇工大山，他们两个家庭的情感纠葛与矛盾冲突。有着“新一代青年共同的血液”却受到家族利害制约的丁宁，本欲在家乡做成一番事业，却几经心灵煎熬而只能出走远去；具有北方农民勇猛骠悍性情的大山，与丁府进行种种抗争，于“九·一八”事变后，急速投奔抗日义勇军，走向洗雪国耻的前方。
这部长篇一经出手，便以其浓烈的朔方文化质地和乡土朴野色调，博得文坛的重视。郑振铎在阅审书稿时，即热情评价它“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极好”，“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王任叔（巴人）也对小说的语言推许有加，指出：“由于它，中国的新文学，将如元曲之于中国过去文学那样，确定了方言给予文学的新生命。”
《科尔沁旗草原》在同时期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卓尔不群，不单有着囊括宏大叙事的史诗性艺术品质，且于国内现代文坛上较早地张扬起白山黑水雄浑文风。作品抓住中国农村经济结构的中心因素是土地占有这一关键环节，凸显出青年作家领受时代进步思想洗礼，试图运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表现社会矛盾所达到的精神高度。“这里，最崇高的财富，是土地。土地可以支配一切。官吏也要向土地飞眼的，因为土地是征收的财源。于是，土地的握有者，便作了这社会的重心。……有许多制度、罪恶，不成文法，是由他们制定的、发明的、强迫推行的。”《科尔沁旗草原》主题是多元的，艺术手段是多层面的，对围绕土地占有而出现的近景国内阶级纠葛和远景中日民族纷争，有着生动的艺术诠释，对东北民族的精神脉动同样富于慷慨泼墨般地大笔渲染。
作品带有家族叙事的性质，书中的丁府故事，斑斑驳驳地透视出作者自己家族的影子，多取材于曹家原型。小说起头三章，特地交代了丁家先人从关内逃荒来到东北，仅凭借某些在当地颇能攫取民心的萨满教“仙术”，便捷足而占先机，之后紧逼兼并、血腥膨胀，疾步走上通向豪绅地主目标的路。在竭力披露丁府先人残酷聚敛、瞬间暴富的笔墨当中，细加辨别，却也确实暗含着一二分不易为人觉察的自豪——这种自豪，实际上是勾连着下文所要谈及的书中对于阳刚进取精神的认可及膜拜，它略微显出与作品之政治批判思路不很吻合，却悄然对准了小说关于民族精神气质的拷问。丁宁是豪门丁府的继承人，却又颇像是个豪横世家的“逆子”，即便是他想要站在家族的立场上办几件事，也总是患得患失，犹疑彷徨，跟有着坚如磐石心性的大山对垒，他不能不落败。
丁家当年在蛮荒的科尔沁草原暴发，时也运也。满洲人先前在建立中央帝国之际，本身经济形态比较错综，其中较为先进的部落业已进入农耕经济，后进的部落则依旧维系着渔猎采集生活；而当全民族入关之后，虽深陷农耕社会的重重包围，始终贯彻的八旗制度，却又把这个民族死死捆绑到远离农耕轨道的另类战车上，二三百年下来，满族就整个民族而言，实在是还不大明白土地——农耕——财富之间的深刻关系。
而据相关文献证实，时至清末，广袤的东北大地从平原到山岭，人烟稀少，绝大多数地方还都被一望无际的黑森林与水草地所覆盖。那些黑森林与水草地保留着原始自然形态，它既是从肃慎到满洲该民族历来坚持渔猎采集生产方式的地理留存，也是清廷执政前期与中期阻挡关内人口向东北“龙封”禁地流动的结果。不过，降至清代晚期，中央政权自顾不暇、捉襟见肘之处极多，禁止随便进入东北的宿令也就形同虚有，渐渐弛废。这期间，关内数省天灾人祸激增，诱发大批人口为求存活而勇“闯”关东。这些闯关东的人口来自农耕民族，他们来到东北大地的所有纵深地带，必然会用农耕民的传统思维与做法对待自然，从而让古来存在的生态面目改观。《科尔沁旗草原》的故事，正是无数关内农耕民“闯关东”故事中的一个。丁府前辈来至科尔沁草原开疆拓土、跑马占荒，他们的这一做法，与满洲先民历史上有过的开疆拓土、跑马占荒有显著区别，即他们要想迅速实现的是一步跨进豪强地主行列的梦想，要想教所有土地都迅速打出粮食进而饱敛财富。由此思之，端木蕻良的丁府发迹叙事所能体现的，或者已然不仅仅是某一户地主豪绅的发家过程，它已触摸到东北地区经济形态和自然形态在近代历史上的大转型。正是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东北地区乡土满族也悉数完成了依附于农耕民族经济生活观念的蜕变。
青年作家端木蕻良是敏于发现的。丁府骤然暴发，成了辽阔肥沃的黑土地获取者，同时也暗暗地在向自身的血脉跟精神当中植入一种有别于原先中原民族的异质因子。书里描写，当丁老先生（丁半仙）将一个土生土长的满族姑娘迎娶进门以后，其家族门风亦出现潜在变异，那朔方民族强悍朴野的阳刚性情返过头来，又为这个家庭补充上诸多有益于他们竞争存活的血液，才叫丁家这个满汉结合的家庭接连创造爆发的“神话”。小说较多描绘丁家初到关东生僻处所，便积极引进礼拜满族原始宗教萨满教的“跳神”活动，同样是在表达该家族亟待落地生根于科尔沁旗草原之时，愿意把自身重塑成为关东“野性”的、具有不再枯竭的创造力量的人群那样的主观抉择。
大山是作者着力刻画的一条关东汉子，他生来便是个“肥大的婴孩”，二十岁上，已经磨练成独往独来荒原之上，开荒打草、纵马狩猎无所不能的人，他不单单是个能干的农夫，倒像是更为出色地继承了当年游猎民族的全副生存技能，甚至于连他的外表——“一副凹凸的胸像……古铜色的皮肤，一副鹰隼，黑绒镶的大眼，画眉炭于画的眉毛，铁腱，栗子肉”，“头发从额头上披散下来，狮子的钢铁的鬃毛，像要浸出血液来似的在抖动”——也都透出满族初民充满雄性活力的形象轮廓。读者如若放眼《科尔沁旗草原》全文便会发现，作者只是在丁家高祖丁老先生娶当地女人为妻时，以曲笔证实过所娶之妻系出满人：“她怎么不会裹脚呢，她是小九尾狐狸变的，她怎梳方头呢，她的底襟没衩呀……”但写到大山父系即丁宁母系，却不曾运用这等暗示，因为，凡是读过这本小说的人都会由大山的形象特征和所作所为，分明看出关东地方土著民族的气质风范。端木蕻良是要比照自己母系民族满人的气质形象来写大山，这一点毋需置疑。大山的表兄弟丁宁所出身的丁府与他自己所出身的黄家，在书里既是姑舅亲戚却也同时是阶级对立的天敌，他出于为亲姑姑当年被黄家抢亲而复仇，同时也是为了和自家一样命运凄苦的佃户雇农们的利益，大义灭亲，带领乡亲们决意实施“推地”（即退佃），跟以丁宁为代表的东家势力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值得读者注意的，并不在于大山这个自发的农民领袖其斗争水准高下与否，倒是他那股倔强刚毅、桀骜不驯的气概，给世间留下了不灭的印象。他的身上有永不枯竭的斗志与力量，当贫困农人们活不下去的时候，他会带领大家跟为富不仁的地主斗；当亡国灭种危险出现的时刻，他奋不顾身的身影又出现在抗日义勇军的人潮之中。在年轻作家端木蕻良的心目中，在上下一二百年科尔沁旗草原上的故事当中，唯有大山，方能体现一种“向东方的启明星看着”的富有光明前景的精神。（小说脱稿之后数年，端木蕻良说：“大山还是一个未完成的性格……”说明作家的思想在行进，他不满足于大山勇于斗争的性格停顿于《科尔沁旗草原》的作为。）
大山形象，虽体现了《科尔沁旗草原》一书的精神追求，艺术上却并不是此书写得最成功的人物，比较他在作品情节中时隐时现以及不能不承认的大山其人性格塑造的单向化（文艺批评上有时将这类人物称为“扁平人物”），小说的第一主人公丁宁，则展示了性格多层面（此类人物又被文艺批评叫作“圆形人物”）和现实中人血肉丰沛的特征。就血缘关系来说，丁宁体内兼容有豪绅丁府与贫户黄家的双重遗传，就精神立场来看，他因为离乡到中原地区求学许久，西方现代社会改良思想及民粹主义思想因子，已经在其头脑里滋生，尤其是像俄国作家托尔斯泰《复活》等作品宣扬的人性、人道与“道德自我完善”精神，对他的心理和言行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他怀抱着改变故乡社会现实、救赎苦难乡众的理想与激情回到草原，在父亲亡故自己主持家政的情况下急于兑现美好的理念性愿景，结果呢，却是事与愿违每每碰壁。他的抱负，他的追求，他的心态，乃至于他的苦闷和无助，都被小说言说得贴切具象，对于这样一个有着“新一代青年共同的血液”却也陷进历史深深泥淖的科尔沁草原上的“堂·吉诃德”，读者与作者也只能是同样地抚卷一叹。
丁宁的失败原因是多重的，作家端木蕻良记录下来他的一应思想及活动，以备人们去追索答案。而丁宁最终怅然离去前的一番精神怀想，似又可以见出从丁宁到端木蕻良的某项思维印记：
而那些只在家里传说的神话里才能听到的，那些只在由鴜鹭湖进城来的佃农的口里才传来的一些草味的洪荒的野犷的其实是温柔的野话，使他梦幻的心又怦怦地跳动了。他有过他现在也还不相信的奇想，有过就现在也不相信的为了没有到过那个地方的悲哀。
从那时起，顶天立地的科尔沁旗草原哪，比古代还原始，比红印第安人还健全、信实的大人群哪——这声音深深地种植在他儿时的灵魂里。而这声音一天比一天的长，一天比一天的在眼眶中具体、确实，愈认为确切不移。而甚至他在南国的青春的友朋里，把一切长白山的白，黑龙江的黑，都拟之于人类所推崇赞叹的伟大的形容词了。而人们也吻合着他声音荡动的微波而相信着而感喟着了。
是的，这一块草原，才是中国所唯一储藏的原始的力呀。这一个火花，才是黄色民族唯一的火花……有谁会不这样承认呢？有谁会想到这不是真实呢？
此番对白山黑水蛮荒旷野人文精魂的断想，是捕捉到了以满族为代表的关东初民原始、自由、狂放、进取的根性元素。这一根性元素的短缺，确也存在于丁宁不彻底的社会改良实验之内。
包孕于大自然其间强大的、奔放不羁顶天立地的创造力，是年轻作家端木蕻良所敏感而深刻地体验到，并且力图通过其处女作所纵情张扬和极力托举的。在20世纪30年代祖国东北民不聊生、国土受到强虏铁骑践踏之日，青年知识分子端木蕻良的心头，抱定着的，正是这样一种健与力的瞩望。端木蕻良的这一理念，与满族作家老舍的思考颇可比拟。抗战时期老舍写《四世同堂》，透过众多人物的所作所为，将中国人的精神文化鲜明地区分为不同类型。旧有的文人文化，在老舍看来，优劣参差，良莠互见，已到了必须严格辨别和扬弃的时候。钱默吟、祁瑞宣坚持的操守与骨气，固然是应当提倡的，但是，大敌当前，一定得将独善其身的方式加以能动改造，使之嬗更为服从民族大义的新风骨、新姿态；文化人应当勇于告别书斋生活，将拒不附逆熔铸到血火抗争中，才能迎来中华新文化人至美至义的前程。为了让过于成熟的文人文化重新塑造起刚劲的性格，老舍提出“我们须暂时都变成猎人，敢冒险，敢放枪”的改造途径，他借书中钱默吟的话语，说出来：“诗人与猎户合并一处，我们才会产生一种新的文化，它既爱好和平，而在必要的时候又会英勇刚毅，肯为和平与真理去牺牲。”纵览《科尔沁旗草原》，可以说，不啻是一部礼赞东北土地上阳刚精魂的大书。
端木蕻良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满族作家，他的体内流淌着来自两个民族的血液，精神上也同样汲取于两个民族的文化习养。而尤其是他在一个历来强调父系为本的人文国度中间，如此信赖与倚重母系以及母系精神文化，则不敢不说是一项特别的襟怀见地。
满族的族别文学，在端木蕻良问世的历史阶段，存有一个需要为世间觉察的文化结点。诚如人们已经看到的，以前由笔者所介绍到的满族文学家们，一直到民国初期的穆儒丐乃至老舍，差不多清一色出身和成长于相对集中的旗族社区，他们的思想文化起步（后来的情形另当别论），都带有满族自身文化的规定性。可是，端木蕻良与他同时期以及随后的某些满族作家便不同了，他们或者本人就有了并非单一的血统交注，或者自幼就受到两个以上民族的精神文化熏陶。对于此类满族作家，研究者的观察解析，自然需要更加用心用力。我们在研究满族书面文学的时候，历来不曾否认与抹煞汉族文化和汉族文学对它的影响，因为满族自从“借”用汉语汉字写作，这样的影响便不言而喻。笔者在许多情况下没有一一详谈汉族文化的影响与作用，并非疏忽，只是由于似乎首先得去白癜风中医治疗方法白癜风哪里可以根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