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香港与东北区域间的作家流动及文学活动
教鹤然
（原刊于《民国文学与文化研究集刊》年第3期）
摘要：民国香港与东北区域间的作家流动及文学活动在事实上对陆港两岸文坛均产生了重要影响，目前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仅散见在各种文学史著及作家专论的缝隙中，并未得到专门性的探讨。本文尝试梳理民国时期东北与香港之间的文人创作及活动，寻找这一批流动作家文学创作的特质，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这一问题的历史真实。
关键词：民国，香港，东北，文学
近年来，从文学视域出发探讨内地城市与香港的比较问题研究久盛不衰。从李欧梵的《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到王德威的《香港情与爱——回归后的小说叙事与欲望》，在以文学为重心的城市比较研究中，上海与香港作为“双城记”，因其都市环境、文化气质、文学氛围及文人活动的相似性，成为城市文学研究与阐释的重要比较对象。无论是以上海作为香港的参照，还是以香港作为上海的“他者”，王安忆、张爱玲、黄碧云、李碧华等女作家的文学作品都成为研究者进入两城市空间影响关系问题的主要析读文本。回顾民国时期香港与大陆间文学及文化流动之关系，年抗战爆发以后大批大陆作家迁港，其中最主要的文人迁徙地域就集中在上海。自年日本占领上海后，大批知识者和文学者纷纷南迁，在向重庆和延安撤离的途中有不少人取道香港，此时段从上海南下香港的作家包括张爱玲、叶灵凤、穆时英、戴望舒、徐迟等。随着年前后国民政府政权在大陆的崩溃，徐訏、曹聚仁、金庸、刘以鬯等作家纷纷从上海南下香港进而长期定居介入文坛，在港生活多年后，这一批大陆迁港作家几乎褪去了“大陆作家”的身份，转变为道地的“香港作家”了。除上海之外，如广西桂林、广东广州等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城市与香港都市文化空间及文学活动的比较研究也相对丰富。祖籍东南沿海城市的迁港作家，如许地山、梁羽生等的小说、散文创作，及广东、潮州、客家方言诗人在香港的写作，都成为民国时期“南来作家”与香港文学的兴盛发展关系的研究对象。同时，以陈秉安的报告文学《大逃港》为契机，近年来，陆港两岸学界开始重新探讨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出现的广州、深圳等地大陆居民逃港热潮，从经济、政治、文学、影视等不同层面，比较分析新时期以来广州、深圳等南部沿海城市与香港都市文化空间的差异性与相似性。
现代都会文化与现代主义文学使得上海与香港产生了联系，地缘文化及地域环境使得广州等地与香港产生了联系，无论基于“现代性”还是“地域性”的城市文化及文学研究均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但在近年来研究成果数量繁荣的表象下，这种研究思路的整体性提升与推进并不显著。将大陆城市与香港都市并置比较的研究方法已经逐渐显露出其局限性，不仅使得纳入研究视野的作家身份、文学文本均受限，而且也有将文学与城市关系的复杂内涵简单化的倾向。
倘若我们从固定城市研究视角的禁锢中抽离出来，去重新审视内地与香港两区域文学关系链条中的诸多环节，就可以发现“东北—香港”这一区域间整体性文学时空场域内部的可阐释空间及复杂面向。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在民国时期自大陆南下的现代作家中，来自东北的作家在整体人数上不及上海、广州等地，但年《时代文学》第四期纪念“九·一八”专号上的《旅港东北人士“九·一八”十周年宣言》上，也有以萧红、端木蕻良、周鲸文、于毅夫等为代表的共三百七十四人签名[1]。事实上，他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在陆港两岸产生的实际影响绝不容小觑。迁港作家在文学史上的身份归属和定位同迁台作家相似，海峡两岸学界在评判该作家群体与本土作家的关系问题方面均见仁见智，关于许多南迁文人如徐訏、刘以鬯、张爱玲等在港文学创作的研究，由于诸方面复杂原因，至今仍然颇具争议且极不充分。然而，相比之下，在香港的东北流亡作家的文学活动，尤其是萧红来港后创作的两部重要小说作品《呼兰河传》及《小城三月》，以及端木蕻良主编的文学杂志《时代文学》等文学尝试和话语实践，大都为研究界学者们所认可。这种微妙的差别，令人深思。看似天南海北的两个地域，是如何被作家选择，进而产生文学联系的呢？东北作家在香港是如何集结成群，并在短时间内建立自足的文学生产机制的呢？在港东北作家、东北籍香港作家及大陆各地的流亡东北作家之间，又有着怎样复杂而隐微的文学关联呢？本文尝试梳理民国时期东北与香港之间的文人创作及活动，以期最大限度地接近前述问题的历史真实。首先，务必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言民国，指的是时代及区域层面的概念而非政府层面的概念。在此基础上，一方面以期展现出流亡关内东北作家带有野性和张力的文学气质如何影响四十年代以降的香港文坛，另一方面也试图呈现出活跃在港的东北籍外省作家在地写作的特殊风格及身份建构过程，使得区域间文学迁移带来的渗透性影响有愈加立体具象的可能。
一
年，上海成为孤岛以后，原本聚集于此的东北作家群开始随之南下，并分别向重庆、延安、桂林、香港等多地流亡。其中，以舒群、白朗、罗烽、萧军等为代表的大部分东北作家群成员集中在延安，而在香港的东北流亡作家主要是萧红、端木蕻良和骆宾基三人。
年萧红与端木蕻良由重庆到达香港，年萧红在香港病逝以后，端木蕻良与骆宾基一同离开香港赴桂林，与身在桂林的流亡东北作家们汇合。端木蕻良在散文中回忆了两人南下香港之前的情况：“重庆城里大轰炸后，北碚开始成为轰炸目标……萧红日夜得不到休息，体力日渐不支……桂林不久也免不了空袭，还得跑警报，莫如去香港，那里也有许多工作要做……我们到香港来，只要有个写东西的地方，就很理想了。”[2]由端木的回忆可知，南迁香港的大致因由，除却萧红身体抱恙需要安稳环境静养外，还包括战乱时期生活极不稳定，急需找到能让身心俱静的良好环境以潜心文学创作，同时大致还有排解内心郁结和情感纠葛的便利。之所以选择香港而非其他内地城市，原因除却友人华岗的劝说外，还因端木与萧红在重庆时即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建立了相对稳定的供稿关系，能够保障移居香港以后的话语平台。年4月17日至5月7日，萧红的小说《旷野的呼喊》刊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至号，8月5日第号刊发小说《花狗》，10月2号第号刊发散文《茶食店》，10月18日至28日第号至号刊发散文《记忆中的鲁迅先生》[3]。端木蕻良也在年11月完成长篇小说《大江》，并于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连载。同时香港大时代书局孙寒冰邀约端木来港主编“大时代文艺丛书”，诸多原因的共同作用，使得端木与萧红决定离渝南下香港。
赴港后，萧红在年6月24日从香港寄给友人华岗的信中写道：“我们虽然住在香港，香港是比重庆舒服得多，房子、吃的都不坏，但是天天想回重庆，住在外边，尤其是我，好像是离不开自己的国土的。香港的朋友不多，生活又贵。所好的是文章到底写出来了，只为了写文章还打算再住一个期间。”[4]到达香港以后，似乎之前的需求几乎都得以满足，但是萧红却仍然表示怀念战乱中的大陆故土和留在那片热土上的东北流亡作家友人们。事实上，加上年秋到香港投奔端木蕻良的骆宾基，在港东北流亡作家不过仅此三人而已，与聚集在延安的二十余位东北流亡作家相比，既无“流亡群体”的异乡归属感，也没有实质性的组织和社团，甚至基本生活和医疗都需要友人资助，因此称其为“多是散兵游勇式的活动”[5]毫不为过。
虽然，流亡香港的东北作家并没有实质的专门性文学期刊，但因萧红及端木来港前已在文坛颇有声望，两人刚到港不久即在香港《大公报》文艺副刊《文艺》、《学生界》、《文艺综合》等刊物发表小说《后花园》、话剧剧本《民族魂鲁迅》、小说《蒿坝》、《新都花絮》等重要作品，比较快地就在香港文坛确立了文学话语权。尤其是在年9月1日至12月27日，萧红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在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第号至号连载，成为她在港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作品，引得陆港两岸学界的共同中科白癜风公益惠民活动北京市中科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