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明辉教授记扬师中文系的四年读书生活

之四十二

六十一甲子,历历记心头。六十年前的这时,扬州师院中文系刚刚升级本科教育。石明辉教授也刚脱下海军戎装,成为师院首届本科新生。大学四年,正值大跃进、大炼钢铁、反右倾、“八字方针”等大事发生,岁月峥嵘,考验历练。石明辉教授说:四年的读书生活经历了太多的事,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生活的,波折而莫测,哪个方面都有许多诉说不尽的故事。

这其中影响他四年读书走向,乃至影响一生的是两个“转变”。这两个转变,使他们“认认真真读了几年书,切切实实学了点东西”。那些令他回味无穷的大学生活是怎样的呢?决定他一生的两个“转变”又到底是什么呢?

——海滨按

《我在扬师中文系的

四年读书生活》

石明辉

上大学前,石明辉在海军服役

年9月,我到苏北师专中文系读书。那时,中文系刚从专科升本科,名称亦由中国语文科改称中国语言文学系。学校的改名则在年5月,由苏北师专与扬州师专合并,组成扬州师范学院。校系两级专升本,无疑是学校发展的大事。我们中文系58级首届本科生到校,开启了本科教学的新篇章,实现了校系发展的历史跨越。

大学时的石明辉

我在中文系读书整四年。这四年,中文系专升本,由此带来的体制、机制、计划、规划等的调整、修补、重新制订,已是百端待举;而在国内,则更是风生水涌,潮起潮落,发生了诸如大跃进、反右倾、经济困难、八字方针(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等许多事。这些事,每一件都惊心动魄,牵动国家全局。它们的发生,不可避免地波及学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学习。其影响,从积极方面说能够让我们更多地“经风雨见世面”,得到锻炼;消极面是,让我们心神不定,致使四年读书生活在变化莫测和不断调整中渡过。

年6月作者与同班部分同学在扬师文科楼前合影,

前排左一为作者。

现在回想起来,四年的读书生活经历了太多的事,政治的、思想的、社会的、生活的,哪个方面都有许多诉说不尽的故事。这其中,影响四年读书走向、改变我们生活状态的是两个“转变”。幸好有了这两个转变,才使我们后来的读书生活相对稳定、有序、紧凑和饱满,认认真真读了几年书,切切实实学了点东西,让我们在毕业的时候没有因虚度年华而悔恨。

第一个转变:从“上劳动之马”到“屁股与板凳相结合”。

“上劳动之马”的口号,是校党委书记张乃康在开学典礼上提出的。当时,学校正处于大跃进的紧张阶段,为完成扬州市委交给的“月炼四吨铁”的任务,全校师生没有放暑假。在校党委号召下,我们立即投入学校的“大炼钢铁”热潮。大跃进期间,学校实行“生活战斗化、组织军事化”,编制一律采用军队名称和序列,校为民兵团、系为营、年级为连、班级为排。我所在的三班被命名为突出排。突击排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我们三班从大运河边上运过煤炭,从平山堂脚下挑过黄土,在校园北面图书馆西侧烧过炼焦窑。我本人干得最多的活儿,有补窑、装窑、出窑、烧火炼焦炭等;虽说干的都是重、累、脏的活,却也能自得其乐。时间过得真快。三个月后,我们干得正欢,学校的“大炼钢铁”活动却突然停止。其原因,后来听说是原材料无以为继而不得不偃旗息鼓。

当年的扬州师院大学生,

不分男女,都要经受严格的军训

刚从“火线”上退下来,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思想上没有准备,大家心里空荡荡的。我的内心也纠结:当初,怀着强烈的求知欲来到学校,本想深造一番,想不到一踏进校门便“上劳动之马”;响应党的号召“上马”,迎着困难上,拼命实干,然而对这场运动的正确性又产生怀疑;虽然怀疑,一旦从热火朝天的大跃进现场退出,又莫名其妙地感到失落。大家若有所失,心浮气躁,走不进教室,进了教室也坐不下来。

“屁股与板凳相结合”的提出正当其时。它的提出者,系时任中文系副主任、系党总支副书记戴理。因当时中文系党、政正职均由学校领导兼任,因而由他主持中文系党政工作。戴理还兼教我们年级的哲学课。哲学课是大班课,课堂借用湖滨会堂。一次湖滨会堂哲学课上,戴老师讲到客观环境与人的主观思想的辩证关系时,联系实际,针对我们当时普遍存在的浮躁心态指出:同学们当前最应该做的是适应新变化,静下心来安心读书;要勇于坐冷板凳,做到屁股与板凳相结合。戴老师的分析我完全接受,而他那个形象生动、大俗大雅的“屁股与板凳相结合”更让我欣赏。为此,我写了一篇题为《坐下来·钻进去·跳出来》的短文在院报发表(见《扬州师院》年9月21日)。我在文中从“学”的角度对“屁股与板凳相结合”作了如下诠释:“相结合”就是静心坐下来读书;读书要能潜心钻进去;钻进去又要能保持红心不变,及时从故纸堆里跳出来,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戴老师认为我的诠释是“屁股与板凳相结合”的正解。戴老师后来在反右倾中受到批判,他的中文系领导职务亦被免去。而他提出的“屁股与板凳相结合”以其鲜明的导向性影响了一代人的学习生活,成为一个积极的存在;也因此,他和他的“相结合”成为我们这一代人经久不忘的历史记忆。

“上劳动之马”与“屁股与板凳相结合”是当年我们读书生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存在形态,它们的出现及其转变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文系历史演进中的一个插曲。因此,从“上劳动之马”到“屁股与板凳相结合”既是我们读书生活的形象写照,也是中文系办学历史的真实记录。

年12月,江都仙女庙运河工地上,

足见当年扬师大学生的劳动风采

第二个转变:从“放文艺卫星”到拥抱“三基本”

“文艺卫星”一词在我们读书生活中出现,是在年冬天我们年级下放江都农村劳动的时候。年苏联的人造卫星上天,震惊了世界。年我国掀起的大跃进运动,扩展到全国。这两件事本身并无必然联系,但有心人却从中找到某种精神的契合点(狂飙突进),于是一时间“卫星”成了高指标、高速度的代名词,“放卫星”成为大跃进中各行各业可以任意胡吹的高调。我们在江都农村边劳动边学习边科研时,文艺界也正在全国各地采风(搜集民歌),放出了“人人写诗、人人是诗人”的“新民歌卫星”。受此鼓噪,同学们坐不住了,纷纷高喊“我们也放文艺卫星”。一开始,我们的“卫星”只是个人写作计划。卫星大小的衡量标准,是个人计划中作品的长短、字数的多少和完成时间的快慢;卫星越大自然越好。为了完成写作计划,同学们拼命地写,白天利用劳动间歇在田头、场头写,夜晚在农舍的小油灯下写。苦干一个月,大家带着“丰收的喜悦”回到学校。系领导对我们的写作成果十分重视,特地在中文楼二楼大教室举办“文艺作品展”(年1月),展出我们年级多人一个月内写成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论文、歌曲、电影文学剧本等二万余件,总计一千多万字。

师院中文系首届本科党员毕业生合影(一九六二,九)

(后排右一石明辉,中排居中茅庆茹,前排左二程熙)

现在说起这些,可能有人会问:这个带有搞笑成分的故事真实吗?千真万确。这里所写的一切(从过程到细节),都是我本人亲身经历的生活真实;而且,同学们的写作态度认真严肃,所有作品无一抄袭、造假,不少作品是作者在膝盖上完成的。我无意为当年的做法辩解。因为本质上,那只不过是受大跃进浮夸风影响的一个闹剧。作者自我膨胀,作品粗糙拙劣。其“放卫星”和放出的“卫星”,均没有实际意义。唯一让人们感到有点价值的地方或许在于:它使我们感知到一种精神(奋发),某种程度上破除了对“作家”的迷信。我的“卫星”是一部长篇小说。下放期间写了前几章数万字,回校后继续写,最后清理出17万字的长篇小说稿,取名《动荡的年代》。虽然出版无望,但敝帚自珍,我一直保存至今。

拥抱“三基本”,是四年学习生活中我们自主作出的最重要的选择。“三基本”指的是中文专业教学的三个基本面。这里讲一下“三基本”的由来。当初,中文系刚刚专升本拿不出完整的本科教学计划,只能临时用专科计划代替。本科新生一到校便“上劳动之马”,这个矛盾被掩盖了。运动一结束,学生回到课堂,制订一个全面系统、切实可行的本科教学计划便迫在眉睫。为此,中文系成立系务委员会(年9月)专门负责计划的制订。委员会成员由系党政领导、各教研组组长、各主要基础课主讲教师代表组成。我作为唯一的学生代表参加会议。记得最先讨论的是指导思想,并很快意见一致。这就是:中文本科教学培养高中语文教师,合格的高中语文教师必须具备必要的语文基础知识,而这,必须在大学学习阶段夯实打牢;抓住基础知识教学就抓到了中文本科教学的要害,强化基础知识教学就掌握了中文本科教学的金钥匙;因此,制订本科教学计划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培养目标为导向,以基础知识教学为重点。指导思想一明确,一个以教学基础知识为重点内容的新的中文本科教学计划便很快制订出来并试行。计划中的“基础知识”一词原先只是个宽泛的概念,在随后制订的实施细则里明确为“三基本”,即基础知识、基础理论和基本的技能技巧。不难发现,“三基本”所涵盖的有关语文教学的基础知识、理论和技能技巧,是毕业后承担中学语文教学必不可少的知识储备,其重要性对于我们来说不言而喻。这是我们广泛欢迎和热烈拥抱“三基本”的主要原因。“三基本”教学首先在我们年级实施。因此,我们58级是“三基本”教学的最初实践者,也是其最早的一批受益者。

大学时同学合影,从左至右:

张道琪、周惕平、石明辉

中文系党总支于年1月出台的“关于加强语文基础知识训练”的决定,是配合新的中文系本科教学计划所作的最初实施。决定规定,每个学生必须做到如下四点:(1)掌握个简化字并做到书写规范;(2)掌握个常用字的写法和读音;(3)掌握60组同义词的词义辨析;(4)一学期摘抄书报中的成语和警句不少于条。决定要求,全系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必须按向学生提出的四项要求进行补课;全系各门课程的教学,必须将基础知识训练贯串在每一个教学环节中。

这个决定在全系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内容具体,指标硬性,要全面按时完成,师、生均不容易。相比较而言,决定在学生中更受欢迎。我们硬是挤时间、争速度,全部按时保量完成任务。在这次训练中,我本人最感头疼的是摘抄警句。因为那要阅读大量书报,阅读要逐字逐句,仔细品味;而要找到那警句,如同大海捞针,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用力最多的地方,往往收获也最大。当年摘抄的一些警句,至今仍然让我受用。如“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柳青),又如“伟大的人物之所以看起来伟大,因为你是跪着的,站起来吧”(但丁),它们一直是我砥砺人生的箴言。

当年读书生活的这两个转变,时间前后相接,内涵大体一致,都是由浮躁到实际;不同的是,从“上马”到“相结合”主要表现为外在的学习状态,从“放卫星”到“三基本”主要体现为内在的学习心态;对于学习状态(环境)的转变,我们个人无能为力,而学习心态(心理)的转变则可以自我调控。四年中,我们一直在不停地根据学习状态的变化调整学习心态,以实现“相结合”效益的最大化。

王善业教授(右)在辅导学生季世昌、石明辉(中)。

(载年5月26日《中国青年报》第二版)赵非供图

我在扬师中文系的四年读书生活,总体上学习环境相对稳定,教学运转有序推进。一方面,学校坚持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指针,统筹教育规范,制订教学计划;另一方面在具体实施中,又尽可能地按照教学规律办事,将政治运动对教学的干扰减少到最小程度。因此在我读书的大部分时间里,扬州师院的大门始终开放,我们的心态一直放开:学校放手,我们放达;学校放心,我们放怀。

年,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优秀生合影纪念

(后排左一石明辉)

四年中,按照教学计划规划,我们接受过全面系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洗礼,从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在各种社会的集体的活动中,接受有关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对工作极端负责任等教育;通过理论学习和生活实践,不断提高觉悟,明辨是非,站稳立场,坚定信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四年中,按照教学计划规定,我们修完了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心理学、文艺理论、现代汉语、古汉语、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中国民间文学、外国文学、现代文选及习作等各类课程20多门,完成了中文本科学生必修的学业;同时,接受了语文教学法的理论学习,完成了包括教育见习、教育实习在内的教学实践训练。

年,58级3班同学寻访隋炀帝陵时合影,

自左至右为钱根奎、吕锡中、乔正康、徐俊新、姜纳金、

石明辉、孟广荣。

四年中,按照教学计划要求,我们参加过各种各样的生产劳动和体力劳动锻炼:下放江都农村的平田整地(一个月),七里甸农场的收割栽种(一周),校园西牧场的养牛喂猪,校园内的植树栽花种草,以及每个月都有的环境大扫除等等。四年中,按照教学计划安排,我们开展过各种体育活动和军事训练:晨操,劳卫制达标,友谊赛,运动会;队列训练,带枪军训,打靶射击,野营拉练,体验那“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军营生活气息。四年中,我们“计划外”的活动同样开展得有声有色、精采纷呈:我们畅游扬州园林名胜(个园、何园、徐园、平山堂、观音山、小盘谷),遍访扬州古文化遗迹(欧阳祠、高旻寺、禅智山光、隋炀帝陵、广陵王墓);参加扬州评话《宋十回》整理,参与历史话剧《蔡文姬》演出,与历史科联合举办关于曹操问题座谈会,赴南京参加省首届大学生会演;在古运河抒怀,在瓜洲渡郊游,在瘦西湖划船,在文峰塔放歌,在五亭桥吟诗,在透红亭联句,以及每天晚饭后、晚自修前三五成群到公园赏景散步。四年中,最难忘的还有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日日夜夜,我们勒紧过裤腰带,尝试过“双蒸饭”,种植过“十边”地,体验过“瓜菜代”,在忍饥挨饿中坚持读书,完成学业。

年5月,去南京参加省大学生文娱会演,

在南京玄武湖,与扬师中文系的部分演员

和工作人员合影留念。后排左一石明辉,

中排左二黑衣坐者为封桂荣(当时年级主任)

十年前,中文系58级首届本科为纪念进校50周年印行《校友纪念册续编》,我在为其提供的文稿《难忘的记忆》里对自己当年的读书生活写下这样一段话:

“在校读书的四年中,我在学习上付出了很多,时间、精力,只要是我所拥有的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其中。其投入之多,用力之勤,学习之艰辛,说呕心沥血也不过分。天道酬勤。刻苦的学习拓宽了我的视野,陶冶了我的精神,提升了我的境界,使我对生活、对事业、对人生有了更多的体验感悟、认知理解。我开始懂得,并力求坚持做到:认识自己,摆正位置,为自己准确定位,确定人生座标;时刻保持清醒,清楚地知道自己到底要什么,正在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走好人生的每一步,义无反顾,百折不挠,相信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的这些人生理念认知的获得,经历着一个从模糊到明晰、从不确定到确定,在实际生活中反复验证、逐步深化的过程,而这一过程的完成正是通过四年读书生活的实践。……几十年来,我一直深深地牢记着当年所经历的那一切。每当我回忆起在那艰难的岁月里,自己的学习是怎样化压力为动力,越过一个个难关,在艰苦的付出之后获得丰厚的回报时,便难以平静,心潮逐浪,豪情满怀,甚至期盼同样的人生再来一次。我常常想起,人的一生的奋斗,结果自然是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曾经是自己追求的目标;但过程更生动、更精采、更刻骨铭心,因为事实上能够长久存留在我们记忆里让人反复回味的东西,不是结果,而是过程。”

毕业照(中文系58级3班),中排左一石明辉

(作者,扬大文学院教授,已退休。

上图为中年时的石明辉与张中秀夫妇

合影)

文见10月19日出版之扬州广电壹周刊之揭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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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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