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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编：

枝上花开能几日，世上人生能几何？想来人生有一种深深的悲凉，关于青春与爱情，关于理想与现实。一个女子，能在最美丽的年龄里遇见懂她、尊重她、热爱她的人，是幸运与幸福的；而又在最灿烂的年龄里香消玉殒，雨打花零，是不幸与令人叹息。

“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敢爱敢恨，一种风流，别样才华！

　　被新风尚激荡的新女性不见得就能如愿以偿，遭逢理想的社会环境和男性群体，须得自己实力充足，比如，有一技傍身，不乏安身立命之本，性格又足够强韧，才不易伤筋动骨或撕心裂肺。

　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她对三郎（萧军）的迷恋，不仅因为他在困厄中给她希望，更因他俩迎面相逢，就撞得天晕地眩：“当他爱我的时候，我没有一点力量，连眼睛都张不开。”

　　两人起先吃住在裴馨园家，萧红戒了鸦片。因身无分文，她的住院、生产都有一番曲折，女儿生下来几天，就送给了公园的临时看门人。出院后在裴家住久了，裴的妻、母渐生不满，萧军与裴妻激烈争吵，无奈搬出。

　　萧军未能再给裴馨园当助理编辑，失去每月二十元固定收入，他俩穷愁潦倒，无家可归。后来终于谋到教武术的工作，学生家住商市街，同意提供住处，两人总算有了栖身之所。

　　萧红在家做家务，她并非巧妇，起初常把饭煮焦了，火烧熄了，还要日日发愁无米无柴；也需撂下面子，向同学、老师借钱。萧军终日奔波谋职，当杂七杂八的家教，八方借贷。借钱不易，往往只能借到三角五角，借到一元已很稀有，有时候五角钱必须省着用三天。有次在朋友家，见朋友吩咐佣人拿三角钱去买松子当零食，萧红对这无谓的奢侈痛惜不已。

　　很少女作家有萧红那样深入骨髓的冻、饿经历，她的散文集《商市街》，对那段饥寒交迫的日子有活灵活现的描写。《饿》写她半夜屡次想拿走别人挂在过道门上的“列巴圈”（面包），想到这便是偷，不免心跳耳热，一次次开门，又退回房内。腹中空虚，内心挣扎，整夜失眠。天亮了，萧军喝杯茶便出门做事，她饿到中午，四肢疲软，“肚子好像被踢打放了气的皮球”。“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学生的姐姐汪林是萧红的中学同学。汪林家的炸酱面，香味让人销魂蚀骨。她身着皮大衣，脚蹬高跟鞋，带着又饱又暖的慵懒去看胡蝶的新片。她的红唇卷发、长身细腰，“完全是少女风度”，萧红自惭形秽，“假若有镜子让我照下，我一定惨败得比三十岁更老”。她才二十二岁，已觉得自己“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好在感情炽烈时，爱也可以充饥。“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吃一下，盐抹多了，还能开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在小饭馆奢侈一回，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饱，再买两颗糖，一人一颗，真是惬意。

　　萧军回忆，他俩都有“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过得快活而有诗意，“甚至为某些人所羡慕”。有时，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衣履随意，在街头且弹且唱，别有一番潇洒。萧军带着她接触左翼文化人并开始写作。偶尔吵架了，两人抢着喝酒，他又醉又气，在地上打滚，让萧红心痛也自责。

　　时间一长，性格差异导致摩擦渐多。加之萧军是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颇能东鳞西爪地留情。两人同居五年多，他在感情上的旁逸斜出，每次都戳得萧红流血、颤栗。在上海期间，他们经常为此争吵，萧军脾气暴烈，有时竟将萧红打得鼻青脸肿。

　　年，萧军的新恋情令萧红满腹愁郁，她有诗《苦杯》，“写给我悲哀的心”。他给新欢写情诗：“像三年前他写给我的一样。也许人人都是一样！也许情诗再过三年，他又写给另外一个姑娘！”他对那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萧红黯然自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萧红无奈地哀叹，“我幼时有一个暴虐的父亲，他和我父亲一样了！”《苦杯》结尾，爱情破灭，梦冷心灰，欲哭而“没有适当的地方”，“人间对我都是无情了”。

　　两萧到上海后，在鲁迅关怀下，已在文坛站稳，不再忧心衣食。年底出版的《生死场》，更是让萧红被赞誉包围，也收获了许多朋友。但为情所困时，只能独咽凄酸。她有时徘徊街头，也常去鲁迅家，身体很差，早生华发。胡风的妻子梅志在《爱的悲剧——忆萧红里》说，她在鲁迅家见到的萧红，有点心不在焉，“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鲁迅身体衰弱，许广平家事繁多，有一次忍不住向梅志诉苦：“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有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到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许广平的《追忆萧红》提起，有一次为陪萧红，没顾上给鲁迅关窗，致使他感冒发烧。她由此感慨：“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联着的。”

　　萧红刚刚走到平顺处，又遇崎岖。不过，谁都不轻松呢，她也亲眼看到鲁迅病危时，许广平的忧心如焚、劳碌忙乱。一个人走得踉跄时，固然需要朋友扶持、慰藉，但情感的包包块块，最终还得靠自己慢慢掰细、揉化，旁人难以越俎代庖。萧红与许广平固然亲密，当她徘徊于一己哀伤、顾影自怜时，却忽略了对方的感受，甚至干扰到别人的生活而不觉察。不难看出，萧红在人际交往里一直没有克服情绪化与幼稚化的倾向。

　　年7月，萧红、萧军决定暂时分开一年。她去日本后孤寂无聊，几番生病，又抽上香烟。写给萧军的信仍充满思念，常牵挂他的健康、起居。随后，萧军与她初到日本时同住的好友许粤华之间恋情疯长。许粤华是两萧的朋友黄源之妻，因经济原因提前回上海。

　　萧军回忆，他和许粤华清楚，因为“道义上”的原因他们没有结合的可能，所以都同意请萧红回来“结束这种‘无结果’的恋爱”。年初，萧红启程回上海。但感情创痕已深，矛盾依旧，她心绪恶劣至极。萧军则觉得，萧红“如今很少能够不带醋味说话了”，为着吃醋，“她可以毁灭了一切的同情！”他也幻灭，觉得萧红跟寻常女人到底并无两样。

　　年秋，两萧在武汉认识端木蕻良，后者因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颇受文坛瞩目。好友蒋锡金回忆，他们四人曾像兄弟姐妹般亲密，端木起初没有住处，还曾跟萧红夫妇同床挤了一晚。端木蕻良曾就读清华历史系，他的斯文秀气，跟萧军的粗犷豪放迥异其趣。他不像萧军那样经常贬抑萧红，对她还不乏仰慕。她对端木渐生好感，曾在他桌上写下“恨不相逢未嫁时”，并几次念给他听。

　　年初，两萧与端木蕻良等作家前往临汾，又到西安，萧红发现自己怀孕了，仍坚决与萧军分手。她对聂绀弩倾诉：自己依然爱萧军，但做他的妻子太痛苦了，忍受屈辱太久，“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

　　葛浩文的《萧红评传》认为：“多年做了他（萧军）的佣人、姘妇、密友以及‘出气包’”，萧红理所当然想中断这种关系，她曾经优柔寡断，此时如此坚决，“主要可能是因为端木的关系”。

　　萧军帮助萧红脱险并涉足写作，此后他俩被鲁迅提携，一举成名。萧红命运的重大转折和她一生最持久的痛楚都来自萧军，可谓成也萧军，败也萧军。

　　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年春，萧红与端木蕻良回武汉就同居了，5月下旬举办婚礼。这是不被祝福的婚姻，双方的亲友团都不以为然：两萧有共同的朋友圈，老朋友们对端木感情上不免排斥。他那种散漫、疏淡的风格，包括洋派、考究的装束，也让左翼作家们看不顺眼。端木的亲朋对他娶一个有复杂情感经历的孕妇则是又惊讶又惋惜。

　　萧红在婚礼上对胡风等朋友说：“我对他没有什么过高的希求，只是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端木蕻良与萧红恋爱、结婚前，也曾思虑再三：他未结过婚，萧红比他大一岁，身体不好，还怀着萧军的孩子。后一点恰好最让萧红心存感激，她说：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萧红当年逃婚、同居、未婚先孕，在三十年代初的东北小城，何等令人惊骇，陈规旧俗被她漫不经心地抛诸脑后。然而，就算一路走来羽翼渐丰，结缘的都算新派文人，在掂量婚恋关系时，叛逆、放任如她，依然会不自觉地滑入传统思维与价值的坐标。或者说，所谓“人之常情”，到底无法回避，所以，先自“怯”了三分。

　　前后两次，萧红都是怀着别人的孩子开始新的感情。固然可以看出她不乏魅力，但她也真是欠缺理性与“世故”，因而每每在无奈或无意时被推到逼仄处，难以转圜，或是给未来留下阴影，也未能拥有孩子。医院堕胎，因费用太高而作罢。蒋锡金鼓励她生下孩子，萧红泣不成声，说自己维持生活都很困难，再带一个孩子，就把自己完全毁了。

　　日军逼近武汉，年八九月，萧红夫妇先后抵达重庆。在宜昌时，她带着八个月身孕在码头绊倒，无力爬起，幸而被陌生人扶起。她过后对朋友感慨，自己总是一个人走路，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11月初，萧红到女友白朗在江津的家里待产，她情绪很坏，焦躁易怒，甚至对白朗及其婆母发脾气，让老太太难以接受。她生下一个男婴，三天后死亡。回重庆时，萧红苦笑着对白朗说：“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萧红夫妇搬到北碚才安顿下来，端木蕻良在复旦当兼职教授，也作编辑，两人都有固定稿费收入。重庆岁月是萧红生活最安稳的阶段，虽然已出现肺结核症状，但她写作量不低，长篇小说《马伯乐》就在那时动笔。

　　年初，萧红夫妇飞往香港。这里尚远离战火，海阔水清，鸟鸣花媚，她却难驱孤独、抑郁。老朋友胡风看到萧红病弱不堪，不禁对端木蕻良又添恶感，他甚至觉得端木毁坏了萧红“精神气质的健全”，使她“暗淡和发霉了”。他们的东北老乡周鲸文则觉得：端木自幼受溺爱，所以懦弱娇气，没有大丈夫气。萧红显得坚强，却也需求支持和爱，两人又恰好遭逢动荡，所以彼此都得不到满足。

　　萧军那种自命不凡、强悍凶蛮带给人捆绑约束的感觉，但有时也不乏安全感；端木蕻良优柔温和，却又失之绵软、游移。人们重组婚姻时，有时会下意识地选择迥然相异的对象，以期规避昔日风险。而一个人的优缺点，却往往犬牙交错，且“成套搭配，不得开零”，很难十全十美，结果依然不免失落。

　　各省籍人士为避战乱源源不断拥入香港。年前后的香港报刊，被浓郁的故园之思笼罩。萧红的《呼兰河传》虽然酝酿、开端于武汉，却在香港一气呵成，年9月至12月在《星岛日报》连载。孤寂中愈加思念家乡，但呼兰对于萧红，除了战争与空间阻隔，更多一层有家不能回的难堪。要重返故园，她有游子与逆子的双重不易。萧红在暖洋洋的南方，想念寒风凛冽的北国，想得心尖发颤。《呼兰河传》开篇就写：严冬封锁大地，大地被冻得满是裂口，水缸被冻裂了，豆腐被冻在地上，热馒头冻成冰块，水井都被冻住了……呵气成冰，多么麻烦，但萧红写得欢天喜地的。那不可思议的酷冷，在她眼里竟是有喜感的——它们属于朝思暮想的故乡。呼兰的风俗风物，朝露晚霞，流云繁星，蝴蝶蚂蚱，花园菜地，还有世界上最疼爱她的祖父……那些无法复现的场景，永生难忘的欢乐，在她笔下越是绚丽明快，心里眼里也就越是酸涩苦楚。

　　年夏秋，萧红的肺结核已很严重，她边治疗边写《马伯乐》第二部，出院后依旧虚弱。年12月，日军进攻香港，炮火连天，全城惊慌失措。已卧床半年、不能走动的萧红，比健康人更多一层惶恐。与端木一起陪着萧红的骆宾基感觉，她似乎很担心自己被弃之不管。大难来临，有过伤惨经历的萧红，显然对她的丈夫、对人性、对时局都极其不敢乐观。端木、骆宾基等用床单做了临时担架，抬她出门，又雇人力车载她转移。此后，端木蕻良一度计划先行撤离，有几天不在身边，萧红以为自己被抛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情绪渐稳。

　　然而，大都市的倾覆，还会带来更多的离合悲欢与愁惨难堪。当萧红以为端木蕻良抛弃她时，骆宾基想去九龙抢救他用两年时间在桐油灯下写出的长篇。萧红生怕他这一走，自己孤立无援。她请求他顾念朋友的生命，“你不是要去青岛么？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那一刻她真是焦虑，情绪阴晴不定：一会儿想着不得不返回老家：“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卸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一会儿又相信，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蕻良，说自己早该与他分开。

　　僵卧病床，身无长物，倘若独困危城，萧红必死无疑。看得出她多么阴惨无助，求生欲望又有多强，就像在滔天大浪里，死命抓紧了救命木板。她果真说服了骆宾基呢，他放弃去抢救手稿，留下来照料她。骆宾基是她弟弟的朋友，跟萧红夫妇相识不算久。后来端木返回，他俩为萧红的安全与治疗费尽心力。那些日子，食物匮乏，物价飞涨，水电瘫痪，地痞乘机作乱，炮火震耳欲聋，人命细若琴弦。无牵累的朋友们逐渐撤离，萧红等几人要躲要藏要求生，心里也翻江倒海：施救者的情义、担当、责任；垂危者的感激、惭愧、不安；一闪而过的杂念、抱怨；涌上来又按下去的责难、委屈……内心的时刻煎熬、复杂难耐，不亚于小说。如果萧红不死，她写一部“倾城之恋”，必定又是另外的模样。

　　住处遭遇炮击，萧红被抬着到处寻找安全落脚点，病情加剧。医院，医院，赶走病人，萧红术后感染高烧，又接连遭受折腾，而药品全部被日军接管，药店无药可售。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简陋的临时救护站。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来自男权社会的伤害，生为女人的无奈，也带给她无限痛楚。她从祖父那里，“知道了人生除掉了冰冷和憎恶而外，还有温暖和爱”。然而，“世间死了祖父，剩下的尽是些凶残的人了”。小时候挨父亲打，都是祖父安慰她：“快快长吧！长大就好了！”年底，萧红独居东京，难抑凄伤：“‘长大’是‘长大’了，而没有‘好’。”

　　女友白朗说萧红是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忧郁、沉默、孤独的一面，跟朋友相聚也颇能尽兴尽欢，抽烟喝酒，聊天唱歌，样样拿手。丁玲对她的“少于世故”、“保有纯洁和幻想”的印象很深，也看出其稚嫩、软弱。耽于幻想、沉溺感性的人，往往冲动而不计后果。曾有朋友反对萧红跟端木相恋，说离开萧军也好，就不能独立生活吗？她反驳道，“我是不管朋友们有什么意见的……我自己有自己的方式。”她曾向聂绀弩抱怨端木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不久却又跟端木结婚了。

　　萧红曾对朋友说，自己一生走的是败路，她感慨“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她看到了女性的困境和局限，却不晓得自己到底飞了多高。

　　生活的脱轨，让萧红饱经忧患；文字的脱轨，却让《呼兰河传》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