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岁到上海读大学前，甫跃辉一直生活在云南施甸，在长辈们言说的故事中，他形成了最初的乡土和民间记忆。在这个过程中，他把人与动物结合起来，创作了《动物园》《鱼王》《狐狸序曲》等篇章，反思以“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来到上海之后，他又创作了“都市题材”的“顾零洲系列”，深切关怀人的种种“艰辛和挣扎”。他将出版的散文集《云边路》则是通过一系列对故乡的回想，让自己重温对世界最初的认知和想象。他说，写作于他永远是美好的，是他理解自我、探寻人心、亲近万物，且与那些恒久之物对话的最佳途径。
甫跃辉，年生，复旦大学首届文学写作专业研究生，师从作家王安忆，江苏作协合同制作家，保山学院等院校的客座教授。小说见《人民文学》《收获》《十月》等刊。已出版长篇小说《刻舟记》，小说集《少年游》《动物园》《鱼王》《散佚的族谱》《每一间房舍都是一座烛台》《安娜的火车》，即将出版短篇小说集《这大地熄灭了》。先后获《上海文学》新人奖、郁达夫小说奖、“紫金·人民文学之星”短篇小说创作奖、十月文学奖、高黎贡文学奖等。少量作品被翻译成英语、俄语等。
本期对谈嘉宾甫跃辉
青年报特约对谈人金理
我所了解的乡土和民间，是生机勃勃、光怪陆离、情意绵长的，并不像许多和乡土有关的文字所描述的那般粗陋。
金理：你的作品从主题来说，主要是农村和都市生活两类，基本上与你个人的生活经历相吻合。我们先谈谈前者，乡土、民间传统，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甫跃辉：十九岁到上海读大学前，我一直生活在施甸——云南保山市的一个县。外面知道施甸的人不多，跟人介绍时，我常常得说，是在腾冲旁边，或者干脆说，离缅甸很近了。这么一说，别人不管是不是真知道了，总会哦一声。保山比三个上海还要大些，施甸则差不多有三分之一个上海大。施甸绝大部分是山区，坝子（也就是平地）在全县面积中占比非常小。我老家那个村叫做汉村，刚好在坝子和东山的交界处。我小时候，村里大部分人家是紧挨着大山或者干脆建在半山上的，这些年他们渐渐往平地里搬了。现在，我们村并不像很多人想象的那样破旧不堪人口凋零，相反，一家比着一家，都在盖新房。到外面去打工，也不过是权宜之计，一旦攒够钱，就回家盖房。
几年前，我家也盖了新房——钢筋混泥土的三层小楼。房子怎么盖，是我爸构想的，也是他具体施工的。我爸是木匠，能建房装修，雕花刻草；他还兼了石匠、泥水匠的活儿。我们那边农村盖的新房，差不多是一样的，土洋结合，城乡混搭，我家的也不例外。有些不同的是，我家二楼顶上修了一个鱼池，鱼池上面，盖了个亭子。
那亭子我爸盖了很久，在此之前，他可没盖过亭子。听说，他盖我们家这亭子前，到过好几个地方看亭子。小时候，听我爸讲他怎么开始做木匠的，也是这个样子。说是某地邮局要盖房子，我爸听说了，自告奋勇说他会盖，就把那活包下了。可我爸哪儿会啊。他就到别的邮局去，盯着人家的房子上上下下看，后来硬是把那邮局的房子盖好了。当然，这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现在估计没有哪家邮局的心那么大。
我从小听爸妈讲他们过去的经历。我爸还讲过，他怎么找人学的木匠手艺，怎么做的木匠队里的头儿，怎么走南闯北。记得有一次，他看完几本书，给我们一连讲了几个晚上。好多年后，我才知道他讲的是《隋唐演义》。我妈也会和我们讲故事，讲她外出做活时去了哪座山，做了什么事，讲得很有画面感。我妈讲这些事儿时，用的还是直接引语，该谁说话了，她就学着那人的声说上一遍。这是我后来写小说了才意识到的。
奶奶也喜欢给我讲故事。我小时候有好几年和我奶奶住一屋，后来不和她住一屋了，也仍然经常和她一起出门，要么到田地里去，要么到山林里去。白天夜里，奶奶总有很多故事要讲。那些故事是一个系列一个系列的，里面有不少鲜活的人物，又大多是古代的。这么多年了，我仍然不知道奶奶那些故事是什么来历。奶奶也会讲当下的故事，要么是神神鬼鬼的，要么是关于豺狗、豹子、大蛇的。奶奶确实相信鬼神吧？过年过节，她总要到寺庙里烧香磕头。她是赤脚医生，给人治病时，还常常念叨我听不懂的咒语。
奶奶和父母的讲述也好，现实的乡村生活也好，都在一砖一瓦地建构起属于我的“乡土、民间传统”。这样一个传统，于我来说，是所有记忆的根本，是我认识世界、理解世界的底色。回想起来，童年岁月里，我所了解的乡土和民间，真是生机勃勃、光怪陆离、情意绵长的，并不像许多和乡土有关的文字所描述的那般粗陋。
金理：去过你的家乡，感觉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如果以上海为坐标，那么你的家乡自然是与“中心”相隔离、相对立的“边地”，但是有一次喝酒时听你讲故事，你从家乡很方便地就跨越国界去了缅甸，这似乎又意味着一种“跨界”的便利与灵活。这两层意思结合起来，好像非常有“文学性”。
甫跃辉：很小的时候，我以为我们那儿是很中心的。那时刚知道首都北京，我就以为施甸是和首都北京在一起的，所以看天气预报就看北京的。后来，才知道相去何止千里。再后来，我知道施甸已经到国界边了，离缅甸很近了。我们县呢，有点儿尴尬的，又算不上边疆县，因为没有直接跟缅甸接壤，我们边上的腾冲才算边疆县。这个说起来，我们似乎是很吃亏的，施甸的教育本就不如腾冲，但高考时候，施甸的学生没加分，腾冲的学生却有。
施甸离缅甸不远，要过去不算难。不过，说起来总是显得更容易一些，而且，讲的人和听的人都容易把事情理解得很戏剧化。从我老家到缅甸，也没说起来听起来那么简单的。你到过施甸，知道那边的路有多险。年夏天，我到中缅边界去找堂哥，那路就更加险了。中间有很长一段要靠怒江行驶，我盯着悬崖下湍急浑浊的怒江，想着，说不定待会儿客车就翻进江里去了，我这条小命就那么咕咚一声没了。
堂哥住在南伞县城，县城紧挨着国门。站在中国这边，对面的建筑和人都看得清楚。很不巧的，掸邦地区打起来了。我们原本以为打不起来，后来是真的打起来了，很多难民涌过来。我们听得到对面的枪声炮声，但一点儿不紧张，仍然在县城里到处闲逛，玉石店等等照样营业——虽然似乎没多少客人。
我们有时也到山里去。小时候，听我爸讲起缅甸，还记得他说，路边看得到罂粟花。但我去的那年，已经看不到了，看到的是漫山遍野的玉米和菠萝。大太阳底下，我在菠萝地里吃那种直接黄熟在地里的菠萝。我拿一把镰刀，刷刷削去厚厚的皮，抓着汁水淋漓的菠萝啃，一连啃了四个还是五个。菠萝被太阳晒得滚烫，吃进嘴里，甜得要命。
时间一天天推移，事情越来越超出想象……有时我会胡思乱想，会不会砰一声，给一颗流弹击中。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天的经历，放在我的整个生活里，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一直想以此为蓝本写个小说，人物、情节等，很多现成的材料可以拿来用，若非亲身经历，这些东西实在想不出来。我和好几个朋友讲过这事儿，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仍然没动手写，以后一定要写！
也是在那时候，我意识到我们那儿对周边的影响，比如掸邦地区老街那边，可以用人民币，可以用中国移动的信号，说的是云南方言。但对于整个中国来说，我们那儿，又实在是算得边地了。这两者的矛盾，让我对所谓的“中心”存着警惕，对所谓的“边地”保有敬畏。
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人的生活都充满“艰辛和挣扎”。我更关心这个痛苦，而不是制造痛苦的匕首或菜刀。
金理：王宏图老师曾建议你写“沪漂”，你确实有不少作品写到孤身漂泊到大都市的青年人，由此赢得“郁达夫转世灵童”的美誉。但是与一般此类题材不同，你好像不太在生活实相的层面上去展示都市生活的艰辛和挣扎，你喜欢安放到内心、精神的层面来表现承受的压力。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甫跃辉：“郁达夫转世灵童”，这当然只是敬泽老师的一句玩笑话，是他对后辈的鼓励，我很感激他。他是在郁达夫奖评审会上说这话的，我听程永新老师给我讲的这事。刚好当时《动物园》快出版了，我就发短信问他，能不能帮这书写个序，他很爽快地答应了。那时候，我还没见过他呢。他在序言里，又把这话说了一遍，导致不少朋友知道，都拿来开玩笑。
不管生活在城市，还是乡村，许多人的生活都充满“艰辛和挣扎”。具体到“实相层面”是很琐细的，在城市里，可能是租房买房结婚学费等。我自己对这些有着切身的感受，但我确实更在意这些生活对人“内心、精神的层面”会带来什么影响。同样是“艰辛和挣扎”，在乡村和在城市对人会有什么不同？打个比方，用匕首戳一刀和用菜刀砍一刀，是不是带来的痛苦就会不同？我更关心这个痛苦，而不是那匕首或菜刀。
进一步说，当下中国城市化的进程，会不会巨大到足以改变中国人的内心或者性格？如果有改变，这些改变是什么？这些改变最终会将“人”带到哪儿？我不明白。上海是中国城市中极为典型的，宏图老师所说的“沪漂”书写，确实会有独特的意义。我也想多写一些这方面的作品。
金理：在农村和都市这两类题材间，你的若干创作特征都有延续性，比如说你非常着迷于人和动物的关系。从你的小说集名字也可以看出来，比如《动物园》《鱼王》《狐狸序曲》。能不能谈谈这方面的想法？
甫跃辉：我一直不大想按照题材讨论作品，但现在大家好像挺喜欢这么干，权且为了言说方便吧。你说到我小说写作中的“延续性”，你这么一说，我再一想，好像确实是这样。就说“人和动物的关系”吧，最初我是完全没有意识到的，后来好像也是你说的，说我的很多小说题目都是和动物相关的。我回头一看，真是这样。其实写那些小说的时候，我并没有考虑过延续性的问题，但写“都市题材”时的“顾零洲系列”，我是考虑过的。
和动物相关的小说，你提到的那三本集子中，《动物园》里有《动物园》《红鲤》；《鱼王》则整本书都和动物相关，《鱼王》《鹰王》和《豺》三个中篇，分别写的是水里、天空和地上的三种动物；《狐狸序曲》是台湾人间出版社出的集子，收入了《饲鼠》《巨象》《红马》等；除开这些，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少年游》里还有一篇《雀跃》；离现在最近的一本《安娜的火车》里还有《鬼雀》；即将出版的短篇集《这大地熄灭了》里有《大蛇》。此外，还有些暂时没收进集子的篇目。为什么会这样？我自己也不是很明白，似乎完全是无意识的。勉强解释，或许因为我小时候和动物接触比较多吧。单说我养过的动物，就有兔子、蜗牛、栗苇鳽（方言里叫“老黄pia”）、秧鸡、老鼠、盲蛇、蚯蚓、鱼、蚱蜢、蝴蝶、金龟子等等。养得最多的是兔子（上百只）和老鼠（估计总共得有几十只）。见到的动物就更多了，地上牛马狗，天上小鹞鹰。
不管写多少动物，说到底写的还是人。人把自己当成世界万物的“中心”，我们写小说的，自然也只会把人当做叙述的中心。“生而为人，我很抱歉。”用在这儿大概也是不错的。
金理：有一部分创作，与你的个人经历离得较远，但是从艺术性上来说更为精粹。比如《骤风》。能不能谈谈这些作品的创作缘起？
甫跃辉：《骤风》写作的源起是我和朋友聊天，忘了聊到什么，我忽然说想写个小说，挂了电话，关了手机，三个小时写完了这个六千来字的短篇。那真是骤风般的写作速度，在我的写作生涯中属于特例。去年初，我写一个四千多字的短篇《午夜病人》，足足耗时四个月，那也是个特例。可见，《骤风》的写作源起，也是来自现实的触动的，只是说，这故事似乎离我很远。类似的还有《惊雷》《红鲤》《冬将至》等篇，有的源自我做的一个梦，有的源自偶然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但说到底，它们终究是和我有关的，是我内心里不可割舍的一部分——虽然看上去可能未必和我的经历有关。
金理：《三千夜》其实是一部很特殊的作品，很可惜北京治疗白癜风一共要花多少钱北京治白癜风的最好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