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应国近照
这是贵州著名学者杜应国先生特别为本刊开设的专栏《蜗庐散记》之第一篇。应国先生耿介正直，古道热肠，同时富于生活情趣，烹饪赏石，皆兴致勃勃；曾长期致力于思想史研究，系钱理群先生高足。近年来兴趣渐向地方文化转移，为构建贵州地方文化知识谱系出力甚巨。目前正统筹、编辑大型地方志书《安顺城记》。这里特向应国先生表示感谢。
——戴冰
黔境山水第一人
杜应国
几年前，曾在《艺文四季》上读到朱良津先生《寻亲图册赏析》一文（载年冬季卷，总第七期），当时仅稍加翻览，并未引起太多注意。后在网上购得《黄孝子纪程》一书，读到书后附录的《黄孝子滇南寻亲图册》题跋文字，方想起朱先生文中附有的几幅插图，赶紧找来重读，这才大吃一惊，痛恨自己有眼无珠，居然漫不经心，随意就将如此重要的资讯材料轻轻放过，实在是惭煞愧煞。以我有限的识见论，现藏于贵州省博物馆的这份黄孝子《寻亲图》山水册页，恐怕当系目前所见有关贵州山水的一份最早的图像记录了，堪称弥足珍贵，自不可等闲视之。
黄孝子名向坚，字端木，号存庵、万里归人。江苏苏州人。父黄孔昭，字含美，于崇祯十六年（年）赴云南大姚县令，仅得一年，即逢甲申之变。明朝覆亡，孔昭挂印去官，隐居乡间避乱，数年音讯杳无。留居家中的黄向坚，心忧双亲安危，终日思念不已，乃于清顺治八年（年），决然辞别家人，孤身踏上寻亲之旅。
其时，清廷虽已初立，然江南抗清烽烟并未完全止息，尤其滇黔桂三省之地，作为南明永历政权的活动重心和孙可望大西军刻意经营的地盘，更是硝烟滚滚，战端正炽。自苏杭而迄云南，关山万里，水远路迢不说，单是这一路上战火盈途，干戈载道的兵灾险祸，一般人谁不视之为畏途，只怕是有去无回，生死难料，避之犹恐不及，而况寻亲乎？然事情奇就奇在超常的决心和勇气上。黄氏以其羸弱之躯，间关万里，风餐露宿，出险入险，屡陷绝域，历时一年有半，行程二万五千余里，可称一个人的长征，最后不仅得以身保，而且，居然于茫茫人海中竟天遂其愿，奇迹般的寻得双亲归，一时传为佳话，深为时人推许。黄氏也因之博得孝子美名。其寻亲奉孝事迹，还被搬上舞台，由清初著名戏曲家李玉编为一出昆腔传奇《万里缘》，屡演不衰，影响至大。更难得的是，黄氏归乡后，撰成《寻亲纪程》并《滇还日记》两文，缕述其往返所经之地及沿途的遭遇、见闻，为云贵两省当时还鲜为人知的风土人情留下了极难得的记录。如其初入湘黔苗区的这一段描写，读来如诗如画，仿入奇境，备感神秘：
“山中丛篁古木，荫森蔽日，悉从无路处觅路。且有异花，红紫间出；有异鸟，悲鸣不绝。残叶盈尺，落花相衬如层褥……苗民椎髻悬环，语言鴃舌。或有能通汉语者，亦知留客作供具。酿酒如蜜，舂米如雪。其岩壑之幽深，泉石之奇怪，大都皆世人所不经见者。”
尤可叹者，其往来滇黔一段，正是孙可望率大西军入主黔省之时，沿途排兵布险，大军提调之状，得以目睹，故而留下了不少珍罕记录。虽因局势微妙，叙事用语十分谨慎，甚至含混，如对清军只称作“北兵”，对大西军则以“兵士”、“将主”呼之，而对凡涉及相关时局之事，往往一笔带过，未敢稍作铺陈。但烽火狼烟，军情紧逼，兵灾遍布的战时景象，犹历历可见。如其进入黔境即遭大军严查一段，几让人声息可闻：
“闻炮声，遥望烽烟，知秦关不远。又前，见伐木重围，树栅如城。空际悬一大钟，兵士立于层梯，雄声诘问。予又前，喋喋多厉言，以奸细目我，传令启栅放进。将主作嗔怒状，左右持戟恣雎，叩我籍贯姓名，来干何事，要从那里去？予涕泣跪告，独身冒险而来，只为父母在云南，数年音问不通，存亡未知，特来寻访，实无他意。探予得情，顾左右曰，前途尚遥，羸怯若此，如何可去。留宿营房。更尽，差骑押至平溪”。
再如其过平越府（福泉）所见，更让人惊悚：
“至平越府，山势巍峨，路纡折如羊肠，两旁俱苗蛮巢穴……今十里立塘，塘兵时被虎驮去。岭头坡足，骸骨枕籍，商旅绝迹。止见飞骑往来冲突，又见割耳劓鼻之人，更有两手俱去者，犹堪负重行远，惨甚”。
尤其过关索岭一段，不独可见大西军兵锋之甚，更可借证其以象助战之史实，亦属难得一见之史料：
“约步登岭头，见布帐漫山遍野，群马纵放，旌旗蔽空，炮声如雷。少休下岭，突骑执至营中，诘问验票。因劳问途路之苦，著役设饭，缘病不用，又给粥一盂。夜半，起营去。予息草店两日，束行囊前走，又见兵马云集，旋岭而下，驾象者，乘骑者，旗帜炫目，山谷震动。将暮，疾走寻宿，又见后营扎于岭下造饭，驰马纷纭，军容如前，验票又走，见群象塞路”。
明以前，有关贵州的文字记述极为稀见，明中叶以后才逐渐多了起来，其中的笔记类资料，除徐霞客而外，最重要的，恐怕就当推这本《寻亲纪程》了。万历时虽有王士性的《黔志》，但全文仅二千余字，与《寻亲纪程》洋洋万言以上自不可比。而况后者所记乃常人难见的战乱之境，与平时之记行、见闻更不可同日而语，实属贵州历史上（尤其是南明时期）一份极珍贵的文史材料。惜乎在文史界迄今仍未引起足够重视，即或偶有提及，也多一语带过，几未见有较详细的介绍，殊可叹扼。
然更为珍稀罕见的，还是黄氏以寻亲为题所留下的那些兼具写实性的山水图册。清代以前，往来于贵州的文人墨客中，自不乏丹青好手，如王阳明、杨慎、郭子章等辈，多能书善画，但这几位——包括以诗书画三绝名重一时的贵州才子杨龙友，以及其他流寓者、宦游者在内，要么难见作品传世，要么所作多为酬酢往来的文人画、写意画，真正标明实景摹写贵州山水的，黄向坚恐应当推第一。
不过，留心品读《黄孝子滇南寻亲图册》的题跋，却意外发现，与朱良津先生文中披露的八幅几乎全对不上号。按朱文所示，这八幅依次为：《鸡足山》、《过浪穹道》、《经响水关》、《历罗甸国》、《登凯楼坡》、《龙泉县涉水借宿》、《越相见坡》、《渡湘水》。而《黄孝子滇南寻亲图册》依题款共十幅，题下有小注：“纸本高八寸五分，阔一尺一寸，引首王奉常录书”。王奉常即清初大名鼎鼎的四王之一——王时敏。其引首题词为：“咫尺万里”。题图依次为：“过梨武坡”、“过盘江”、“金马碧鸡”、“过状元岭”、“过湄潭”、“剑川道上”、“历响水关”、“过关索岭”、“过清浪卫”、“历威清卫”等。除此而外，继之又有《黄端木岵屺图册》题跋十二幅。题下注“纸本”，无尺寸。引首题“神留宇宙”四字，隶书，无款。题后系向坚父黄孔昭写的小引。观落署，已是寻亲归来二十三年后，黄父已八十有八矣。图册题跋依次为：历邛水、过思南府、历顶站、游鸡足、渡沅江、过白水河、经威清卫、过盘江、游苍洱、过清浪卫、逾响水关、宿芭蕉关等。
因朱文附图太小，题跋不清，单从文中提供的题名看，仅有“响水关”一处可在《滇南寻亲图册》和《岵屺图册》中见到，不由不让人顿起疑云：莫非省博藏品，非此两图册之一？若是，则黄氏之作岂非还另有别本传世？
待细看过黄父孔昭先生题叙于前的引语，方始明白原委。
孔昭题语有云：“男以间关剔历，仅存一目，纪其程，复图其胜。曾见其藁，几及百叶……向有十余幅捧祝，天童木陈老和尚爱而珍之，凡遇高士名流，出以赏鉴。”
看来，黄向坚当日所作确乎不少，“几及百叶”，与而今现存的八幅，相差何止以道里计。另据黄父题语，向坚还作有《滇南胜景》一册。
“余年衰迈，唯留心内典，间检残编，以消晚景。一夕偶登琼枝阁，架上有《滇南胜景》一册，询其所繇，曰此□数年前点染也，今目力渐昏，间或吮笔寄兴，亦不能矣”。
据此可知，当年的寻亲之旅确为黄氏后来的创作提供了极丰富的素材，其中仅册页一项，就数量不菲，达百幅之多。只不知这些珍贵画作有多少流传下来？
想到这里，忽然灵机一动，何不利用现而今强大无比无所不能的互联网查查，看看有无可能找到些黄氏形迹呢？这一下，还真是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网上有关黄氏其人及其作品的介绍，还当真不少。在一家专业网站上，首先查到了有关黄氏的如下一段介绍：
“黄向坚（-），明末清初画家，字端木，号存庵、万里归人，江苏苏州人，孔昭子。善画山水，师法王蒙，善用干笔，构境奇险，拓落苍秀，层次丰富，气势雄浑。传世作品有《巉崖陡壁图》轴，图录于《中国绘画史图录》下册，《寻亲图》轴现藏故宫博物院，《剑川图》轴藏美国杨凯琳绿韵轩；清顺治十二年（）为徐枋作《秋山听瀑图》轴图录于《晋唐五代宋元明清画集》；《点苍山色图》轴藏上海博物馆；为徒步入滇寻父纪实之事而作《万里寻亲图》册藏苏州市博物馆。”
另据其它资料，除以上画作外，黄氏存世作品尚有《蜀道图》轴、《秋江晚渡》图轴、《溪山归隐》图轴、《秋山古刹》图轴等。另有一幅拍卖预展的《万里晴川图》，纸本设色，纵34cm，横cm，可称鸿篇巨制了。册页方面，则还有上海神州国光社年印制的珂罗版《黄孝子寻亲纪程图卷》十六幅（原作不知现藏何处）；以及上面提到的苏州博物馆藏《黄端木万里寻亲图》册十二幅，亦由商务印书馆年影印出版。可见，在明末清初的画坛上，黄氏虽算不上什么卓然大家，但起码也据有一席之地，颇具影响。
但令我心里极不平衡的是，网上资料虽然不少，却鲜有提及贵州者，不仅省博所藏的八幅册页未见有人提及，就是省博收藏的那幅《盘江图》轴也未见踪痕，根本不为外界所知。这当然怪不了别人。贵州的东西贵州自己不宣传，别人何由知之？黔省地处边僻，这一点不假，但在当今这个交通、信息等传播技术高度发达、通畅的时代，再遥远的距离都比不上自闭所造成的孤立与隔膜可怕。要到什么时候，贵州在对外交流、对外宣传方面的这种尴尬，才会有所改观呢？
具体就黄氏之作而论，窃以为，它们之在贵州遭到不应有的冷遇与忽视，其重要原由之一，是否跟省内文化界对其人其作的认识与评价有关？对于黄氏这批以寻亲为题材的画作来说，如果仅从一般意义上的山水画或文人画的角度去看，自然是意义不大，无论在美术史还是在绘画史上都难占一席之地。但若换一个角度看，这些以实景山水为摹写对象，且标明了具体地名、域名的画作，实际上已兼具了写实与叙事的特殊功能，显已超越了传统山水画的范畴，似不能再以一般意义上的文人画或写意画目之。倘再考虑到它们所表达的寻亲内容，是发生在特定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一种彰现着人性与伦理的道德行为，那么，它们所承载的历史、地理和文化蕴含，或者说，它们内蕴丰富的历史、人文价值，就不是一般的山水画所能比的了。在这个意义上，黄氏这些画作的人文意蕴，显然远远高于它的笔墨技法价值，颇值得深入挖掘。
譬如，仅以“寻亲事孝”这一贯穿性的主题论，表面看来，了无新意，似乎还透着些陈腐——唯忠唯孝，这是现代人所熟知的封建伦理。但若将之放到明亡清兴的历史大背景下，其意义就有点颇不寻常了。自清军入关，天下初定，清廷即着手强制推行其满人习俗，引起激烈的社会反彈，维系千年的价值体系面临着断裂与颠覆的危机。在崩溃与承续之间，社会陷入巨大的幻灭感与倾覆感中，一般民众无不为之而焦虑、惶恐，忧心忡忡。在这样的背景下，黄氏的寻亲之举——不管它彰显的是人伦还是传统，就变得意义非常而更加耐人寻味了。这或许也是它之所以被人搬上舞台，刻意大加渲染的又一个原因吧？此外，即使撇开这一点，仅就其寻亲过程而言，在那众所瞩目的孝行背后，其历尽艰辛，出生入死，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行为本身，是否也包含着某种值得学习与提倡的精神呢？
再则，一个来自江南富庶之地，繁华之乡的羸弱青年，在经过寻亲这一段传奇般的经历之后，第一次饱览了他过去想都无法想的奇异风光，从此将自己的大半生心力，都倾注到有关此一奇遇的创作中，首次向外界展示了贵州山水险峻、雄奇的具体形象，真可说是功莫大焉。再从他对这一题材的醉心来看，似不难推之，这趟寻亲之旅，不独拓宽了他的眼界与胸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极丰富、难得的素材，甚而至于还有可能对其画风、画境带来不可磨灭的影响乃至革命性的改变亦未可知。试想想“构境奇险，拓落苍秀，层次丰富，气势雄浑”的评语，此不正是滇黔山水所特有的风韵与风骨吗？黄氏画风与贵州山水，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富诱惑的研究课题。其间的辩证“双赢”——黄氏之画得益于滇黔山水，而滇黔山水又因黄氏之画而得以传扬，岂非佳话一段？
最后，还需再稍作题解。
本文尊黄氏为黔境山水第一人，并非是说他山水画画得最好，而是说他最早摹写了贵州的实景山水。“第一”之说，不特言其早，也言其多。以前引黄氏传世图册而论，省博藏本八幅，能够确定为贵州的有四幅；《寻亲图册》中，据题跋可知，属贵州的有五幅；而《岵屺图》中更占到八幅；若再加上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印制的《黄孝子寻亲纪程图卷》十六幅中之一部分，则其数量就已相当可观（从题跋可推，各册中的题名雷同之作，实为同题异画）。倘如黄父所言，在其“几近百叶”的画作之中，贵州山水能占到十之四、五，那就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数字了。众所周知，乾隆时出任贵州学政的邹一桂，有《山水观我》图册二十二幅，与之相较，黄氏不惟早了将近百年，而且数量上也多出了许多。尊之“第一”，当不为过。唯可存疑者，是不知黄氏有关贵州山水的存世之作究竟有多少？倘能假以时日，在哪位有心人的留意搜求下，将这些散处各方的黄氏画作收拢，汇齐，合并出一本堂而皇之的贵州山水画册，岂非功德无量之举？如此，则贵州的历史图像学资料，又将添上重要一笔矣。幸甚。遥想一册在手，游目骋怀，心骛八极的痛快，竟不免心向神驰，而忍不住要作此痴心之念想了。
援笔至此，忽念及或有与我同患膏肓者，皆不能一睹为快，何不如摘几则黄氏题跋作为收束，既以飨同好，亦以广闻传？
其一：“次盘江，波涛汹涌，两崖陡峙，拔壑数十仞，舟楫不能施工，昔贤贯铁索为梁，以通往来。城隅有铜柱卓立，乃伏波征蛮驻兵于此。古称入滇之要害处也。向坚并誌。”（《黄孝子滇南寻亲图册》）
其二：“思南府治形胜，即古牂牁郡也。在今为播州界，城堞枕山临流。其南岸石壁万仞，红绿错杂。江中巧石玲珑，队列于银沙碧水之际，可称奇境。语云：黔地山水，不入画图，岂人所未睹，遂致山川灵异，泯灭于荒陬僻壤耶。予摹出以识之。向坚。”（《岵屺图册》）
其三：“古西平北三十里有白水河。驿道之侧，水自高崖下注，数十丈飞沫如雨，盖黔中瀑布之最奇者。吴国伦诗云：山形如象鼻，磵道拟蚕丛。筏渡千崖底，车旋万石中。短亭微上月，鸣瀑直生风。白发悲行险，乾坤一转蓬。殆善于写景者哉。向坚。”（《岵屺图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