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书影
萧红的真相（陆）：萧红的写作道路与文学高度
侯德云
萧红的写作道路，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段，年4月到年10月，跟萧军同居，从哈尔滨到青岛期间。主要作品，与萧军合著的小说散文集《跋涉》，自费出版。在青岛时，完成中篇小说《麦场》的写作。
第二段，年11月到年4月，在上海与鲁迅交往到与萧军分手。经鲁迅推荐，在《太白》《文学》等杂志发表作品。鲁迅把《麦场》推荐给生活书店，未通过官方审查，再推荐给《文学》，认为“稍弱”，遭退稿，让胡风转给《妇女生活》，也未刊登。之后，经胡风提议，改名为《生死场》自费出版，鲁迅写序，胡风写读后记。到这时，才第一次使用笔名“萧红”。之后出版散文集《商市街》，小说散文合集《桥》《在牛车上》。
第三段，年5月到年年底，与端木结婚到离开重庆去香港。完成散文《滑竿》《林小二》《长安寺》和短篇小说《山下》《莲花池》等作品。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短篇小说《旷野的呼喊》。完成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这是萧红最重要的作品，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第四段，年1月赴香港到年1月病逝。出版短篇小说集《旷野的呼喊》，散文集《回忆鲁迅先生》和《萧红散文》。被称作是萧红“巅峰之作”的《呼兰河传》，先在《星岛日报》连载，后出版单行本。长篇小说《马伯乐》第一部出版，第二部在香港《时代批评》杂志连载。
从这四个阶段可以看出，萧红的写作，受萧军启蒙，受鲁迅提携，受端木帮扶。
萧军和鲁迅，在文学上对萧红起到的推助作用，几乎没有异议。唯有端木的作用，七嘴八舌，说什么的都有。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多啰嗦几句。有人诬蔑端木，说他娶萧红，是看中萧红的“名气”，想借此“抬高自己”。这是不顾事实的妄言。事实是，年到年间，端木已有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和短篇小说集《憎恨》等作品出版或发表，借曹革成的话说，是“引起强烈反响，受到高度评价，成为三十年代中期崛起的有独特风格的新文学作家”，借台湾作家赵淑敏的说法是，“年，他已成为最受欢迎重视的新作家”。既然如此，端木何苦还要等到年，才来借萧红的“名气”抬高自己呢？他活糊涂了？赵淑敏还提到，端木生前，对此“诬指”颇为愤愤，“强烈分辩的唯有”这“一点”。吴福辉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充分证明曹革成、赵淑敏的说法和端木本人的“强烈分辩”，都有事实作依托。这部文学史提到，《文学》杂志年第八卷第六号，发表王统照的文章，力推端木，文章说端木长篇小说《大地的海》，“是去年间值得大笔特书的一件事”，“已发表之短篇已经引起批评界和读书界一致之注意”，还提到端木的长篇《科尔沁旗草原》已由开明书店排印，《大地的海》除了单行本，还要在《文学》杂志连载。不必讳言，《文学》杂志对端木的热情和此前对萧红的冷淡（年曾退掉萧红的《生死场》稿件），形成鲜明对比。此外，陈福康在《郑振铎传》中提到，郑振铎读完《科尔沁旗草原》后给端木回信：“我是如何地高兴啊！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我必尽力设法，使之出版！”而郑振铎，正是《文学》杂志主编。
此外，萧红与端木共同生活期间写下的作品，除了直接发表在端木编辑的报刊上之外，连载《呼兰河传》的《星岛日报》，连载《马伯乐》的《时代批评》杂志，完全都是端木的“社会关系”。再者，有确凿证据表明，署名“萧红”的哑剧《民族魂鲁迅》是端木代笔，《回忆鲁迅先生》的《后记》，也是端木代笔。连代笔都肯做，其它方式的“帮扶”，自然不在话下。
目下文坛中人，对萧红文学高度的评价，更是一团乱麻。说高的，几乎捧上了天；说低的，几乎踩到脚下。我把这团乱麻，稍作梳理，让大家看看，说高的到底有多高，说低的到底有多低。
评论家王彬彬的文章《关于萧红的评价问题》，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对萧红的肯定都是很有分寸的，都并没有把萧红说成是一个十分出类拔萃、极其卓异优秀的作家”。例证一，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说萧红，“对于这样一个可以有成就的作家而终于中途停了下来，是很值得惋惜的”。王彬彬特意挑出“可以有成就”五个字，说是“耐人寻味”。我也觉得耐人寻味。例证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评介萧红时，主要谈论《生死场》，复述了鲁迅和胡风的部分观点，评说《呼兰河传》时只有一句话：“写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呼兰河传》，在过去生活的回忆里表现了作者对于旧世界的愤怒，但也流露出由于个人生活天地狭小而产生的孤寂的情怀。”由此，王彬彬的结论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萧红在人们眼里是这样一个作家：富有文学才华却过早离世、留下了一些独特却并不很成熟的作品。”
端木蕻良晚年照
乱麻出现在八十年代之后，也就是美国“著名汉学家”夏志清和葛浩文对萧红的论述，传到中国之后，再到萧红热得烫手，再到目下余热未消这一段时间内。我按从高到低的顺序，引用那团乱麻中的主要观点。
之一，林贤治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萧红是继鲁迅之后的一位伟大的平民作家。她的《呼兰河传》和《生死场》，为中国大地立传，其深厚的悲剧内容，以及富于天才创造的自由的诗性风格，我以为是唯一的。”他还认为，主流文学史低估了萧红的价值，一百年来的文学史必须重写。在他眼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这三个人的作品不过是“才子书”、“捉狭鬼”、“气局不大”。
之二，葛浩文说：“萧红的力作将因它们历久常新的内容及风采，终究会使她跻身于中国文坛巨匠之林。”
之三，季红真说：“萧红卓越的才华使她的大部分作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她还认为“萧红无疑是一个有着深刻思想的作家”。
之四，陈思和说：“《呼兰河传》是萧红的一个精品，在艺术上几乎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状态，而《小城三月》是一个迷你的《呼兰河传》。但是，我更喜欢《生死场》，主要看重它给中国文学带来的冲击。”
之五，卢敏说：“三十一岁的她，加一部《呼兰河传》，放在时间秤的那一边，是压得住的，倏忽百年，她或将可以一直压下去，不论时间累加了多少，甚或宇宙都成为一个黑洞。”
之六，月下说：“萧红虽称不上一个伟大的作家，但无可怀疑她是一个很有天赋、很有才华的作家。”
之七，刘思谦说：“同许多前代与同时代的女作家一样，萧红也是个感觉型、情感型作家。”
之八，江凌说：“放在整个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背景中去考量，萧红及其所属的东北作家群的整体创作是处在边缘的。”还说，他们的作品，只是对某个特殊历史时段的“文学注解”。
之九，王彬彬说他“硬着头皮”才把《生死场》读完，“语言非常别扭，极其生涩，有着随处可见的文法问题”，而《呼兰河传》，“艺术上的不无拙涩”，给人以“‘略图’和草稿的感觉”。
这九种看法，最高的，是仅次于鲁迅，最低的，是文学爱好者的水平，能不能称得上是“作家”都很难说。
我特别不理解，为什么有人吹萧红，会吹得没边。连早期的《跋涉》也吹，说什么当年“轰动整个东北文坛”，不靠谱啊。《跋涉》印数一千，不久被列为禁书，大部分被没收销毁，自存的一百册，也大部分被萧红烧掉。有据可查，上海姑娘陈涓买过一本。总体来说，印数寥寥，销售更寥寥，哪来的“轰动”？何况还“整个东北”。
这里我想以鲁迅对萧红的作品评价作参照。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抛开别的角度，仅仅从艺术性上说，他认为“叙事写景，胜于描写人物”。萧红以为是表扬，写信感谢，鲁迅特意回信纠正，说那“也并不是好话，也可以解作描写人物并不怎么好。因为做序文，也要顾及销路，所以只得说的弯曲一点。”至于鲁迅说萧红将来能超过丁玲云云，不过是说萧红有写作潜力，“将来”会怎样。至于那“将来”什么时候“来”，不是鲁迅的事。可即便“来”了，就能紧紧尾随在鲁迅身后，成为“伟大的平民作家”么？这话别让鲁迅听见，他老人家会笑，会笑得连连咳嗽，会笑得连香烟也拿不住。
我们现在来评价萧红的文学高度，不能放到出版《生死场》和《呼兰河传》那几年的中国文坛去考量，而应该放到整个二十世纪的文学背景中去考量。跟以往的很多个文学百年相比，二十世纪的文学地位，学者李洁非在《文学史微观察》一书中的说法，对我刺激很大。他说：“从优异、优质角度，二十世纪文学不甚可表，但论状态、现象、情形和问题，却是宝藏丰富、茂美丰饶鲜有可比。”我以为，比高度，只能从“优异、优质”角度，舍此角度，都是乱弹。而从这个角度出发，在“不甚可表”的二十世纪里，在我心中占有突出地位的作家，只有鲁迅、周作人、汪曾祺等位数不多的几个，萧红的位置远在沈从文、钱钟书和张爱玲之后。
纯粹从文本角度来评价萧红的文学高度，我以为只要剖析一部《呼兰河传》就足够，这是她的“巅峰之作”嘛。我对《呼兰河传》的看法，它是排斥思想的，从思想性角度去解读，完全是生拉硬扯。我认同刘思谦的观点，萧红“是个感觉型、情感型作家”。她的写作，完全是“跟着感觉走”。而且我还看到，《呼兰河传》中，文字的粗糙、不干净和“文法问题”，比比皆是。说这部作品，能让萧红变得“伟大”，变成“文学巨匠”，或是“文学经典”，或叫“炉火纯青”，这些说法都是吃咸了猛喝水，扯淡。在我看来，萧红只是一个“很有天赋”却没来得及把天赋完全发挥出来的作家，或者说是“可以有成就”却没来得及有成就的作家，她永远停留在一个成熟作家的“早期作品”阶段。以文学高度论，萧红是一棵小树，是比她自己的身高还要矮一些的小树。
往期链接
随笔
萧红的真相（壹）：从“萧红热”说到《黄金时代》
随笔
萧红的真相（贰）：萧红的性格
随笔
萧红的真相（叁）：萧红的爱情与命运
随笔
萧红的真相（肆）：萧红的被伤害与伤害
随笔
萧红的真相（伍）：萧红的“寂寞”与“寂寞论”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