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32年前的初冬时节，陈方发表《“曹雪芹佚诗”辨伪》，揭开了一桩红学疑案的黑幕。近来获知陈方即陈迩冬与舒芜的化名，其中陈迩冬的诗词创作与红学随笔均颇见造诣。陈方的质疑集中在材料的来历问题上，一举击中了“曹雪芹佚诗”的要害，为查明事件真相作出了突出贡献。前些年又传出一首“陈迩冬佚诗”，其原始来历不无蹊跷。根据陈方所强调的辨伪原则，对这首结句为“商量脂砚到湘云”的剥皮诗，理应暂且存疑。
“曹雪芹佚诗”案拾零
——以陈迩冬先生为中心
文/沈治钧（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学院）
“曹雪芹佚诗”案已经过去三十来年了。此案曾经震惊海内外，年11月，署名陈方的学者率先站出来，在《南京师范学院学报》发表《“曹雪芹佚诗”辨伪》，揭开了疑案的黑幕。梅节两年后指出：“所谓‘疑案’，其实只是客气的说法。诗本来就是假的，‘疑案’不疑，应该叫做骗案。此案牵连到当今顶尖儿的几个红学专家，因此颇为轰动，有人称之为红学界的‘水门事件’。”案子十分复杂，至今仍有不少细节有待揭示。这里扫叶拾零，只谈当年参与论战的一位重要人物——半个陈方，也就是陈迩冬。
一、陈迩冬的诗词创作与红学随笔
拙文《“聂绀弩赠诗”发疑》涉及此案，所以在写作中，逐渐萌生了查清陈方具体身份的愿望。经多方探询，终于获得了明确的答案——年7月28日，舒芜本名方管在病榻上确认，当年推出《“曹雪芹佚诗”辨伪》的陈方，就是他和陈迩冬的化名。
陈迩冬与舒芜都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古典部（二编室）的资深编辑，与冯雪峰、聂绀弩、张友鸾、王利器、周绍良、顾学颉、严敦易、李易及周汝昌等为同事，大家长期相处于同一间或相邻的办公室，低头不见抬头见。陈方不在“当今顶尖儿的几个红学专家”之列，却在“曹雪芹佚诗”案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陈迩冬（-），原名钟瑶，号蕴庵，广西桂林人。年毕业于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后加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主编多种杂志或副刊，同时从事文学创作，先后出版短篇小说集《九纹龙》、新诗集《最初的失败》、历史剧《战台湾》、叙事诗《黑旗》与传记《李秀成传》等作品。年10月应聘为山西大学中文系教授，转而从事学术研究。年l0月调人民文学出版社，任二编室诗词组组长，主要致力于古籍整理，有《苏轼诗选》《苏轼词选》《苏东坡诗词选》《史记选注》《韩愈诗选》及《宋词纵谈》《它山室诗话》等，其苏词选获钱钟书好评。同时涉猎说部，曾校注《拍案惊奇》，审订《三国演义》，印行《闲话三分》，担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顾问。另有撰述《闲话水浒》的计划，因病未果。他一生喜好吟咏，有《十步廊韵语》传世。
陈迩冬与柳亚子为忘年交，志趣颇受影响。陈氏诗词清雅隽逸，明丽奥峭，朋辈间有口皆碑。与聂绀弩、舒芜、张友鸾等同事类似，陈迩冬对红学也有兴趣。年3月17日，他偕吴恩裕夫妇及吴世昌、周汝昌赴香山采风，访问了张永海老人，踏勘传说中的“雪芹旧居”。他的系列随笔《读红楼梦零札》散见于60至80年代北京《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与香港《大公报》，以及《红楼梦研究集刊》，计有《高鹗引邓汉仪诗》《风干栗子》《葬花诗外记》《唐伯虎葬花》《海棠诗事》《关于贾宝玉出家》《秋爽斋中的疑迹》《李纨诗句与贾母谜语》《曹雪芹与孔继涑》《苏东坡与曹雪芹的观点》《一从二令三人木何解》等十余篇。这些学术随笔短小精悍，体现出了作者对《红楼梦》的谙熟与热爱。陈迩冬凭借着精通古典诗词的优势，在红学领域触手成春，其妙处不在《闲话三分》之下。
陈迩冬的这些红学随笔，很值得一读。例如他在《海棠诗事》中拈出，小说37回林黛玉的名句“偷来梨蕊三分白，借得梅花一缕魂”源自南宋卢钺（梅坡）的《雪梅》：“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元遗山志》卷四）小说第五回《终身误》“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来自青丘高启《梅花九首》其一：“雪掩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高季迪先生大全集》卷一五）特别是高诗其四，措辞与意境跟《红楼梦》中的海棠诗非常相似，连用韵也是一样的。诗云：
淡淡霜华湿水痕，谁施绡帐护香温？
诗随十里寻春路，愁去三更挂月村。
飞去只忧云作伴，销来肯信玉为魂？
一尊欲访罗浮客，落叶空山正掩门。
不言而喻，这些发现都是颇有意义的。倘若不是同时熟稔古典诗词与《红楼梦》文本，则两者之间的微妙联系便不易察觉了。陈迩冬对诗学的造诣之深，对红学的留意之细，均可于此略见一斑。同时，这些学术随笔也表明，陈氏治学注重实证，不务空谈，言之有物，他的文章洋溢着浓郁的旧学气息。正如端木蕻良（曹京平）所说：“迩冬治学，旁搜冥求，常能在灯火阑珊处，蓦然发现出不寻常。但他决不大声张扬，却待读者去品味。他的文章耐人思索，但有时也会显得有些儿冷僻。”
陈迩冬还有《大观园外竹枝词》16首，突出反映了他对《红楼梦》的浓厚兴趣，以及在红学方面的独到见解。
陈迩冬兼备诗词与红学这两方面的知识，则70年代后期出于学术义愤或一时技痒，而毅然投身于“曹雪芹佚诗”案的侦破与揭露，显非偶然。不难想象，“唾壶崩剥慨当慷，月荻江枫满画堂”云云，是瞒不过此老法眼的。
二、关于《“曹雪芹佚诗”辨伪》
《“曹雪芹佚诗”辨伪》的作者陈方就是陈迩冬和舒芜，如今大白于天下，知人论世，读者对他们的文章可有更深入的理解。陈方辨伪所针对的假诗其实是两首，即起句为“唾壶崩剥慨当慷”的七律，和起句为“爱此一拳石”的五律。后者可称《自题画石》诗案，以示区别，此处不作为重点。
陈方论文出现的学术背景值得注意。场韵七律“曹雪芹佚诗”于年12月26日由周汝昌致吴恩裕函传出，逐渐在学界内部引起骚动。至年底，吴世昌与徐恭时发表《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造成了广为传播的局面，顿时轰动全国。年4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印行《红楼梦新证》增订本，录载全诗，并命名为《题松堂琵琶行传奇》，按语说：“按雪芹遗诗零落，仅存断句十四字。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附录于此，聊资想象。”此举简直是在火上浇油。九年后，《新证》重印本则承认：“余曾试为拟补三篇，附录一首，聊资想象。”倘若一开始便如此坦白，也就风恬浪静，天下太平了。换言之，周汝昌在“文革”末期错过了最后一个澄清事实的最佳时机，《新证》所谓“有拟补之者，去真远矣”依然在刻意隐瞒真相，故作神秘，从而形成了推波助澜之势，不啻扬汤止沸，纵风止燎。事实上，在此之后，“曹雪芹佚诗”案非但没有沉寂下来，反而涌起了惊涛骇浪。
年秋，当陈迩冬和舒芜仍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改造的时候，他们的同事周汝昌已奉康生（一说江青）调遣先期回京，“曹雪芹佚诗”遂出笼了。一首假诗，由自己拟补，亲属欣赏，到传给朋友，散布学界，再到播扬全国，震惊海外，事态一步步恶化。当年春《新证》增订再版之际，作者居然录之载之，照旧不讲实话，蓄意蒙蔽读者，这标志着“曹雪芹佚诗”案的性质已经在根本上起了变化，至此正式演化成了学术造假事件。关于这一点，人文社二编室的同事林东海分析得比较透彻：
看来周先生把这补作视为得意之笔，想通过“新证”，以传诸久远。不过，这做法可就出格了，很难避开“作伪”之嫌。好比有人勾兑白酒，倘若请朋友尝尝，并无“造假”之嫌；如果拿到自己开的店铺去出售，则必定成为“打假”的对象。周先生把自己补作的所谓佚诗，和吴恩裕先生开开玩笑，自无“作伪”之嫌，而收入“新证”，从道理上说，就是在自己的店铺里卖假酒，岂是“原非作伪之意”！
林东海与周汝昌私交甚笃，却也无法为其文过饰非，开脱责任。历史是残酷的，一失足成千古恨。即便以后从《新证》中删除“曹雪芹佚诗”，也已无法改变其作者曾经伪造史料的基本事实。不管出于何种动机，《新证》录载假诗本身都已构成了性质相当严重的学术不端。陈方的辨伪推出在《新证》增订本印行之后，其中自然存在着诸多客观条件的限制，有一点则不难看到，陈方在主观上显然已忍无可忍。
“文革”结束了，时机大体成熟，陈方便勇敢地站出来揭开了疑案的盖子。陈迩冬是“现行反革命”，舒芜是“摘帽右派”，当时都还没有平反，因而不能使用真名或常用笔名发表文章。他们的批评对象包括周汝昌、吴恩裕、吴世昌——“当今顶尖儿的几个红学专家”，而且都是老熟人，使用化名倒更方便些。他们对《新证》处置“曹雪芹佚诗”的方式显然特别不满，遂用嘲讽的笔调写道：
周汝昌先生的话说得很妙：“有拟补之者”，究竟谁补？补即非真，又何所谓“去真”远不远？既是后人补作，又何必附录？既是“去真远矣”，又如何能够“聊资想象”？莫非是“想象”得“去真”愈远愈好。总之空灵缥缈，莫可究诘。
陈方的态度很明朗，他们认为，《新证》根本就不该录载那首“曹雪芹佚诗”，除非同时说明真相，免得大家继续误会下去。在学术著作中运用“空灵缥缈”的言辞来忽悠读者，不够严肃，背离了治学的基本宗旨。
陈方没有具体剖析“曹雪芹佚诗”的字句，这是因为，他们觉得“根据片词只语，论定某诗非某古人写不出来，那压根儿是欺人之谈”，而且“诗的好不好本来就玄虚得很”。确实，诗词的优劣与真伪是两个逻辑层面上的概念，不能单凭优劣定真伪——尽管“思想、艺术、韵律、技巧未尝不能作为考辨材料真伪的根据”。从方法论上讲，这是无懈可击的。从治学经验上看，这确实是研究诗词的行家之见。陈方辨伪的重点不是别的，正是须要追根寻源的来历问题，一是一，二是二，使不得半点腾挪躲闪。他们指出：
考辨材料的真伪，有种种方法，而基本的一条，是必须首先弄清它的来历，这就是明人胡应麟所谓的“核之传者，以观其人”。两首“佚诗”究竟是真是假，只要查一查它们的来历就可以明白。
陈方所强调的这一辨伪原则，尤其适用于对当世新出的文献材料的考查。一般而言，新近出现的东西都是比较容易查明其来历的。如果怎么都无法查明，则其真实性便十分值得怀疑了。如果最初的当事人拒绝或无法提供可靠的来历证明，则必须存疑，直至其来历得以澄清为止。
陈方当然是有感而发的——“科学的态度是实事求是，但是有些人最害怕实事求是。例如要考察一个材料的真伪，寻究其来历，他们认为毫无意义。”陈方指的是吴徐，并援引了《新发现的曹雪芹佚诗》中的言论：“至于收藏者自己是否愿意公开，却与这诗本身的真实性完全是两回事，彼此可以毫不相关，则是常识范围内之事，不须多说。”若依此言，则“连写文章引材料注明出处也纯属多余”了，陈方当然不能苟同，而是坚持认为“科学的态度容不得半点弄虚作假”，那种“师心自用的考证”必然是“自误误人”的。
要查明“曹雪芹佚诗”的确切来历，就必须敦促源头上的当事人讲出实情。因此，陈方着重强调：“问题的真相，有待于周汝昌先生出来澄清。”然而，周氏一直在拒绝澄清来历问题，五年多来始终闪烁其词，至《新证》的“空灵缥缈，莫可究诘”则登峰造极。于是他们大胆断言，这纯粹是一场“弄假成真”的“闹剧”，并严厉批评道：“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中，炫耀所谓‘珍秘材料’的倾向，是和胡适派学风一脉相承的。某些似乎颇负盛名的《红楼梦》研究者，为了炫耀所谓‘珍秘材料’，甚至弄虚作假也在所不计。”联系下文对《新证》迷恋胡适口号的尖锐指责，读者不难明白，陈方的矛头所向，主要是他们身边的这个老同事。
陈方能够得出正确的辨伪结论，固然与他们深厚的诗词修养有关，与他们跟《新证》作者长期相处因而更加了解其品性有关，与他们的治学态度一贯严谨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正确的考据方法，采取了恰当的论证策略，即把核心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对“佚诗”来历的追根究底之上。陈方的论争对手吴世昌也是位唐宋诗词研究专家，只是偶尔看走了眼，随后固执己见，一意孤行，以致背水苦战，情理两失，懵懵懂懂落进了精心设计的学术陷阱。
陈方能够紧紧盯住来历问题，恐怕或多或少得力于他们近水楼台的区位优势。这首“曹雪芹佚诗”最初由本单位的同事传出去，熟人间的议论必定较多，他们也就更容易发觉马脚之所在，破绽之所由。陈方一再申明，“对这些材料持怀疑态度的，大有人在”，还说：“在这类‘新材料’甚嚣尘上的时候，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看得出真伪，辨得清是非。我们前面谈的，丝毫谈不上有什么创见。”都是些大实话。一年多以后的年春夏，张友鸾化名“宛平人”谈起了《曹雪芹佚诗疑案》，聂绀弩则发表了起句为“客不催租亦败吟”的七律，真是此呼彼应，捷于桴鼓。以聂为核心的陈、方、张本即挚友，此际俨然组成了人文社二编室内部的一个打假团队。至于年3月另一位同事王利器推出著名的《红楼梦新证证误》，同样不像是偶然的巧合。
对陈方进行猛烈反击的，还是吴世昌。尽管他的《曹雪芹佚诗的来源与真伪》依然在宣扬“来历不能定真伪”的偏激认识，但在陈方明确而坚定的辨伪主张的逼迫之下，吴文也不得不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探讨来历问题，于是披露了一则秘闻：年初，周汝昌在提供给《文物》的稿件《红楼梦与曹雪芹有关文物之叙录一束》中，曾经试图正式公布“佚诗”（本称“曹雪芹遗诗”）。吴世昌怒不可遏，严词质问：“他请吴恩裕先生交与《文物》准备发表的初稿第一个短篇竟是用六句‘伪诗’冒充雪芹遗诗，这是学术界的什么风气？……如果此诗确是‘伪’补，而周汝昌犹不惜冒险一试，其动机与目的，无非是外骗国际友人，内欺《文物》读者，以夸耀他是收藏曹雪芹文物‘遗’著的权威，试问将置国家信誉于何地？”吴世昌当然清楚——“如果此诗真是‘拟补’之作，而他竟要冒充雪芹‘遗诗’，发表于向国际发行的刊物上，那是犯罪的行为。”吴文还公布了周汝昌致吴恩裕信函三通中的关键段落，让遮遮掩掩的造假过程更加清晰地显现了出来，因而当事人也便暴露在明亮的聚光灯下了。吴世昌的本意是论说“曹雪芹佚诗”的来历无可置疑，实际上他所提供的材料只能证明，它确乎是“来历欠明”的，疑云密布，疑窦丛生。陈方断定那是一出“弄假成真”的“闹剧”，完全正确。可惜吴世昌执迷不悟，一错再错，继续被耍弄了下去。吴氏此文的学术贡献在于，来历问题追查得越发细致、越发深入了，火药味十足的笔墨官司吸引了学界内外的强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