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小学的时候，村里就有一种风尚：家暴。

今天听到后街的陈某某媳妇半夜光着脚跳杖子往出跑，是院子里有雪的冬天；明天听到林某某媳妇被打回娘家了，命比面子重要；某天去食堂吃饭，看到老板娘眼角是紫的，脸还肿了。

此类故事，绝非虚构。如有雷同，绝非巧合！

同样的东北陈腐小村，萧红和我看到了相同的“风景”。

她愤愤地告诉家人：“我才不会被那样欺负。”

“你能怎样，怕你到时候还不如人家。”可恨的伯父一语成谶。

萧红破落的一生，要从祖父去世说起。

年出生于呼兰的萧红，本名张迺莹。年少时，她深得祖父张维祯宠爱，在其荫庇下的短暂童年，是她一生难得的美的回忆。

不幸的是，母亲早逝，继母随之而来。她没有一个懂她的父亲，也没遇到对其珍爱一生的丈夫，唯独祖父爱她，却又离去。

年，噩耗开始。

冰冷专断的父亲张廷举，将萧红许配给小官僚之子汪恩甲，她拒绝，且以抽烟、喝酒对抗。

随后，她与有家室的表哥陆哲舜一起出走，在北京求学、同居。

如此大胆的举动在当代都是受人诟病的，何况民国。他们的行为为家族所不容，陆哲舜因此被断绝经济支持。

情人哪有钱重要，他果断放弃了萧红。

表哥退却后，她便去找先前她所嫌弃的汪恩甲，与他同居，同抽鸦片，可怜汪恩甲工资入不敷出，她却怀孕了。

见识不好拔腿就跑，汪恩甲回家求援，一去不归；她去理论，被汪家怒斥；她去法院起诉，汪兄却代弟休妻。法庭上，汪恩甲临阵倒戈，表示自愿离婚，法庭当场判决两人离婚。

她怒不可遏地冲上街头，汪恩甲追来道歉，两人又匪夷所思地和好。这对离异夫妻在旅馆赊欠食宿费六百多块钱之后，汪恩甲借口回家取钱，从此真的杳无音讯了。

此时，她已怀孕五个月。遗憾的是，现实的冰冷总留不住情感的微温。

初知时很诧异，为何对自己如此不负责任的女子能得到众人的赏识？可是在阅读了萧红的种种小说、经历、相关传记后就会觉得，或许，她真的有苦衷。

母亲早逝，父亲疏淡，继母薄情，萧红如大多数亲情缺失的女子一般，有强烈的情感依赖症。

家庭不完整或从小缺失父母一方之爱的人，总想把爱情当做救命稻草般抓住不放。在与家庭闹翻后，追爱和抗婚并不是她二十岁时离家出走最重要的目的，她这次逃离，更多是为了读书。

失却了家族的支持，便只好倚靠陆哲舜、汪恩甲。在那个时代，多数男人看重的，仅仅是一个女人的身体，身无长技的她，除了辗转在不同怀抱讨生存，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出路。

后来，她踩着这些凄惶往事搭建的桥梁，遇见了萧军。

负债累累的萧红听说旅店老板要把她卖去妓院抵债，情急之下写信给《国际协报》求助，负责人派萧军去探望，两人性情投机，倾心于彼此。

一场洪水使旅馆被淹，萧红在萧军的帮助下趁乱逃走，随后扎入萧军的怀抱，终生都抬不起头。

萧军

热恋时，她眉梢眼角都是欢喜，即使穷困潦倒，依然有情饮水饱。“只要他在我身边，饿也不难忍了，肚痛也轻了。”两个人黑面包加盐，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盐抹多了还开玩笑：“这样度蜜月，把人咸死了”。偶尔去小饭馆改善一下，把馒头、小菜、丸子汤吃到足，再买两颗糖，甜腻腻。

萧军曾说，他俩都是“流浪汉”式的性格，从不悲观愁苦，有时候，萧军拿着三角琴，萧红扎着短辫，两人在街头旁若无人地边弹边唱，满是肆意的潇洒。

偶尔吵架，两个人抢着喝酒，他醉极、气极在地上打滚，她悔极、痛极自责不已。

年，她在鲁迅的帮助下发表《生死场》，他出版《八月的乡村》，一对文学伴侣声名鹊起，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大门，约稿纷至沓来，各类刊物拉他们做台柱子。

苦撑四年，两人终于从饥寒交迫的隆冬，走向名利加身的暖春，爱情却向着反方向渐行渐远。

主张“爱便爱，不爱便丢开”的萧军四处留情，对着鲜艳的新人抒情：“有谁不爱个鸟儿似的姑娘！有谁忍拒绝少女红唇的苦！”

萧红黯然神伤：“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厨房带来油污的衣裳。”

萧红欣赏史沫特莱《大地的女儿》，萧军却以取笑女作家为乐，强词夺理，她气哭了，他却说：“再哭我揍你。”

苦闷的萧红形容憔悴，脸色也苍白得发青，对人冷淡而心不在焉，她常常往鲁迅家跑，一坐就是大半天。好涵养的许广平也忍不住对胡风的妻子诉苦：“萧红又在前厅，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

有什么办法呢，失却了萧军的依靠，她太想找到另一个支撑了。

于是，端木蕻良出现了。年，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与小她一岁的端木在武汉举行了婚礼。

萧红与端木蕻良

他们幸福吗？他的家人对他娶一个情感经历复杂的孕妇既惊讶又惋叹，似乎从来没有人看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

他当着她朋友的面，读她写的怀念鲁迅的文章，鄙夷地笑个不停，说：“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

他打了人，让她去跑镇公所。而她，挺着怀孕八个月的大肚子在宜昌码头绊倒，是陌生人把她扶起来。

她对聂绀弩说，端木就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精，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这并不是婚后的抱怨，而是婚前的指责。她有多么空、虚、冷，才能死死抓住一个让自己如此鄙夷的人不放?

这对相互不屑的夫妻共同生活了三年，在抗战的炮火中同逃到香港。萧红肺结核越来越严重，端木每次出门，她便担心自己被遗弃，非常绝望，待他返回，才会平静。她总是情绪反复，一会儿觉得自己会健康起来，还要写《呼兰河传》第二部，一会儿又怨恨端木，觉得早该与他分开。

惶恐焦虑中她又开始乱抓救命稻草。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岁的东北作家骆宾基。

骆宾基

骆宾基受了端木的帮助，答应留下照顾病中的萧红。据说，萧红在端木离开时，曾经答应如果她的病情好转，定嫁给骆宾基。炮火纷飞的战乱时期，人人把活下去当成首要任务，一个病入膏盲的女作家，就算她愿意以身相许，对于一个只见过两次面、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岁男青年来说，只怕更像一个沉重的负担。

果然，骆宾基忿忿写道：“从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边了。而作为友人的作者再也无法脱身。”

三十一岁，她在日军的轰炸中缺医少药地死去。死前，亲笔写下自己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我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是因为我是一个女人。

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一种漫画的巧妙的方式，一种钝刀子割肉的方式，一种两败俱伤的方式，萧红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爱情。

她死后，与她交好过的男人互为情敌，争吃陈年老醋。骆宾基与端木蕻良因《呼兰河传》的版权归属反目成仇，从香港返回内地后分道扬镳，从此形同陌路。

她其余著作的版权，解放后端木蕻良全都捐给了国家。为了《呼兰河传》的版权，她的两个妹妹又和骆宾基打过一场官司。

这些生前折腾出的是非，身后都不肯放过她。

那个被她称为暴虐的父亲张廷举，在她离经叛道的私奔之后，因教子无方被解除“省教育厅”秘书的职务，弟弟不堪舆论压力而转学，一家无奈而感伤。

她肆意追求自由、学业、爱情，却给亲人留下了永远的烂摊子。

她还曾经有过两个孩子。

第一个是女孩，生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公园临时看门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后，便失去联系。

第二个是男孩，她坚决不肯到隔壁育儿房喂奶，任凭孩子的哭声传来，任凭周围人苦劝，看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别人抱走，她始终未看孩子一眼，也没让孩子看她一眼。

或许她知道，她这样个永远长不大的女孩，似乎没有能力再去承担另一个女孩或者男孩的人生。

痛苦的生命历程无形中造就了她文辞非凡的一生，也为她提供了真实动人的情感素材。她以不同的笔触将自己的生活与呼兰河所有百姓的生活融入文本。

《生死场》展示“九一八事变”前后东北北部农村市镇的生活图景，其间坚韧地挣扎着的有王婆、金枝、月英等农村妇女，小说描述了她们如牲畜一样的生活，并不从正面写抗日斗争，也不精心结构故事，却以纤细敏锐的艺术感受写出东北中国农村生活的沉滞、闭塞，以及由此造成的对民族活力的室息。其中也包含了萧红更深层面的思考：这一方浸润着血污的黑土，乃是人的永劫轮回的“生死场”。

后来，她的短篇收入《牛车上》《旷野的呼喊》等集，还有讽刺长篇《马伯乐》，及后期代表作长篇《呼兰河传》、短篇《小城三月》等。《呼兰河传》以更加成熟的艺术笔触，写出自己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

纵观萧红小说，总会发现一种细绵绵的风俗感，其风俗画面并非仅为了增加一点地方色彩，风俗本身更包蕴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因为本真，因为原始，萧红的诗化小说永远孕育着乡土中国生命的形象，尽管忧郁，尽管黑暗。

同民国诸才女相似，她拥有王者般的文学段位，可命运之坎坷，终究使她形单影只彷徨，花谢无人唱，人是海棠，却命比珠黄。

她折腾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

找到品味相同的人，相扶一生，很好。

找不到，一个人，善待自己，也很好。

注：部分内容源于《灵魂有香气的女子》

参考书目：《现代文学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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