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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因人生浅薄，”文“字栏仅作为笔者读书观影随记，摘抄或有感全凭个人情志。大抵逻辑散乱，言辞多余，诸君不必细看。若有兴趣，个中况味，建议自行研读与体会，不必随我喜怒。“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这花园里蜂子，蝴蝶，蜻蜓，蚂蚱，样样都有……花园里边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新鲜漂亮。祖父一天都在花园里边，我也跟着祖父在花园里边。祖父戴一个大草帽，我戴一个小草帽，祖父栽花，我就栽花；祖父拔草，我就拔草。当祖父下种，种小白菜的时候，我就跟在后边。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了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黄花，就开一个黄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偏偏这后花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的，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朵都灭了，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残了似的。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也就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着自然的结果。那自然的结果不大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一声不响地就拉着离开这人间的世界了。……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从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这一些不能想象了。听说有二伯死了。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优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了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一九四0年十二月廿日香港完稿——摘选自萧红《呼兰河传》年萧红在东京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以自述和他述的方式交叉呈现民国作家萧红的一生，片段式的剪辑，印象模糊的刻画，这种不必准确的回忆恰恰代表某种真实的反标签化。一个人活着，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不同的人面前，其实都只以局部的面孔生存，而究竟什么是最终的完整和真相，电影本就不该给，也解答不了。不知怎的，最近翻出了这部影片。其实早在年，我是同好友一起看了首映的，但有些东西，不经年岁，是无法深切体会的，就像年之前，我不能懂得“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这种平静叙事里包裹着的猛烈的悲凉。一不小心，这种悲凉就浸满了整个影片，也成为人物整个人生的底色。祖父去世后，重男轻女的父亲和继母并未给过萧红物质和情感上的维系，还开始给她包办婚姻。为了接受教育，萧红不顾家庭反对而出走北平，后因生活困顿被软禁家中。为了反对包办婚姻，她逃离了家庭，而为了活着，又不得不与未婚夫同居，尔后因交不上房租被弃，并被困旅馆。困窘间萧红向报社投稿，因此结识报社的萧军，两人相恋，从此走上写作之路。电影中，萧军第一次见到萧红，在脏乱残破的阁楼。衣衫褴褛，披头散发，挺着即将临产的大肚子，饭菜是剩下的，水壶是空的，但萧红的眼睛是有神的，笑声是爽朗的，言语是自如的：“我看过你的文章，我们聊聊吧。”萧军拿起桌上放着的画满涂鸦和文字的草纸，看着上面精致的图案，觉得眼前这个女子身上有什么东西开始无限放大，一种猛烈的情绪开始在心里蔓延。写到这里，笔者突然想起日本电影《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那种被无限放大的东西，就像晚年贫穷丑陋的欧巴桑松子死后，迎着太阳拾级而上的是唱着最动听歌谣的最美年华里的松子，霞光在她身上展开，好像她生来就是如此美好，岁月和崎岖不曾刻下伤痕。“为什么活着?”“因为世上有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穿过电车道，穿过扰嚷着的那条破街。”在上海，二萧经常到鲁迅家做客，向鲁迅请教。早在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上，鲁迅先生曾就女性的自觉与独立演讲过《娜拉走后怎样》。“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五四时期觉醒的中国知识女性，无一不是一个个的“娜拉”。解放的要求与出走的冲动如一团火，生活却是又令又硬，来不得半点虚假。作为成千上万“娜拉”们中的一员，诚如鲁迅先生所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后来看到萧红的诸多情事和经历，多半困于生计。且不说彻底出走前的表哥，同学，未婚夫，后来出现的在当时文坛上都有一席之地的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无一不在虚构这位女性作家的某种“浪漫体质”。对此，她清醒自知。“我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人读我写的东西，但我知道我的绯闻将会永远流传。”人们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