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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第一集，新文艺出版社年版

编者按

年代，国际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了一场围绕现实主义问题的大辩论。洪子诚教授在冷战和波匈事件的背景下，以中国出版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和《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通过对若干代表性文献的细致解读，梳理这场辩论的内在逻辑及其在不同国家的延伸与变异，精要的剖析中时见精彩的按语。本文初刊《文艺争鸣》年第1期，感谢洪子诚教授授权发表。

年代的现实主义“大辩论”——以两部论文资料集为中心

一“大辩论”的几个特征

用年周扬《文艺战线一场大辩论》中“大辩论”的说法，来描述发生在同一时间的具有“世界性”规模的现实主义辩论也很恰当。

这里的“世界性”，确切说指的是苏联、中国，以及东德、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等“各人民民主国家”，西方一些国家（如法国）的左翼文学界也有表现。对于这场辩论发生的起因，年何直（秦兆阳）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1]有这样的说明：“我觉得，教条主义对文学艺术的束缚，这不光是中国的情况，而且是带世界性的情况，也许正因为它是带世界性的情况，所以才更加难以克服吧。”辩论集中的时间，是到年；主题是如何看待、评价已经有20年（或更长时间）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2]。对于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和部分西方左翼文学界来说，30年代在苏联确立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不仅是一种文学观念、创作方法，而且具有思想原则的“纲领性”意义。在斯大林—日丹诺夫时代后期，它的理论阐释和实践加剧了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份量，质疑之声和不同意见的交锋也不断浮现。随着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变革和权力转移，对这一“文艺纲领”的反思提上日程也就不感意外。由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施过程中必然有相应的文艺政策、制度保证，因此，辩论就涵盖了理论、文学史叙述，以及执政党和国家权力的文艺政策、制度等广泛议题。在这场辩论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经典文献的再阐释，是不同观点的作家、批评家用来支持自己的主要手段。被频繁论及的文献，有马克思、恩格斯致斐·拉萨尔、敏娜·考茨基、玛·哈克奈斯等的一组书信，列宁写于年的《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和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列宁的这篇文章，苏联批评家当时的争论是，它是否“仅仅是针对党员文学家”，还是“既是对没有参加党的文学家，也是对参加了党的文学家”？卢卡契断言的列宁文章仅仅对年的时代有意义，仅仅涉及到在党的报刊工作中的政论家的职责这一说法能否成立？也就是它是否“仅仅是指党的文学本身，即指党的报刊，党的出版物”？[3]对这些问题的争议一直延续到今天。

这场辩论提出的中心问题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否存在？批判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之间是否有实质性的区别？年确立的“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的“定义”是否导致创作的概念化公式化？“从现实的历史发展中”描写现实是否是“无冲突论”、粉饰现实的根源？“写真实”是否就能产生社会主义精神，而无需强调思想观念、世界观在创作中的重要地位？执政党、国家权力对文艺的干预、领导是否必要，是否抑制、阻碍了作家创造性和主动精神？“创作自由”是否是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虚伪口号？自30年代推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以来，苏联（及二战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艺是因此取得辉煌的成就，还是走向衰败僵化？……

辩论的另一特征，是与国际和各国的政治局势紧密相关。苏联《共产党人》杂志《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专论，发表在苏共20大召开前夕[4]，它预示了苏共20大对斯大林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揭发批判。而国际局势、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状况，以及各国的具体政情，也直接导致辩论过程曲折的阶段划分：从年开始的质疑、批判文艺的教条主义，到年年末和年对修正主义批判的转向。导致转向的重要事件，是年波兰的波兹南事件，特别是匈牙利的十月事变：它们让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意识到修正主义才是“主要危险”，而迅速调整斗争的指向。比较苏共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5]杂志不同时间的两篇专论——年底第18期（12月出版）的《关于文学艺术中的典型问题》，和年第3期（2月出版）的《党和苏联文学艺术发展问题》[6]，可以清晰看到这一转向的轨迹。中国的情况也大体相同，但转折发生的时间稍晚，年5月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是决定性的分水岭[7]。对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思想意识形态呈现的阶段性转移，中国的批评家当年有这样的描述：

年2月苏共20次代表大会以后，苏联文学界，在大会决议精神指导下，对文学上的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彻底的清算，从而大大的促进文学事业的发展。但是无孔不入的社会主义敌人却就利用这个时机，密切配合当时国际间掀起的反苏反共浪潮，在文艺战线上也发动了一次猖狂的进攻。他们恶毒地诽谤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肆意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为了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界，在各国兄弟党的领导下，对敌人展开了坚决的反击，同时也对错误的文艺思想和文学作品展开了讨论和批判，经过一、两年时间大规模的辩论和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终于在文学战线上取得了有一次伟大的胜利。[8]

介入辩论的国家，内部基本上分裂为持不同观点的理论“派别”。质疑、批评社会主义政治、文学的激烈程度，各国的“异见者”也有很大差异。总体而言，波兰、南斯拉夫等国的一些作家表现得更加激进。波兰的杨·科特、斯洛尼姆斯基、埃托普利茨、费杰茨基等发表的言论，就引起苏联的不满，指责他们反对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过程偏离了正确方向：“在清除文学和社会生活中个人崇拜的后果时，发表了充满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精神的修正主义声明。”[9]

二两部论文资料集

“大辩论”在经过反教条主义到批判修正主义的转向后，年宣称反对修正主义取得“伟大的胜利”。年，中国的京沪两地出版社分别出版两部记录这场辩论的论文资料集，从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来展现辩论、斗争的主要成果。

一部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它按时间先后选收中国国内有关的论文六十余篇。第一集由新文艺出版社出版于年6月，收入年12月至年12月张光年、蔡仪、巴人、蒋孔阳、以群、田仲济、端木蕻良、姚文元、李希凡、艾芜等的讨论、批判文章31篇，何直（秦兆阳）副题为“对于现实主义的再认识”的《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周勃的《论现实主义及其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两文，作为批判材料列入“附录”。据第一集《编者后记》称，钱谷融修正主义的《论“文学是人学”》，因为上海“另编了《〈论‘文学是人学’〉批判集》”而没有收入[10]。第二集由上海文艺出版社[11]出版于年10月，收年1月到10月的讨论、批判文章27篇，作者有荃麟、王西彦、杜鹏程、吴调公、陈瘦竹、周扬、姚文元、以群、李希凡、罗荪、林默涵、刘白羽、唐弢等。这一集批判的对象除何直、周勃、钱谷融外，还有秋耘、冯雪峰、陈涌、吴文慧、鲍昌、王愚、唐挚、杜黎均、徐光耀——但被批判者的文章均没有完整收录。

另一部论文资料集是《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共两辑，译文社编，作家出版社出版于年。第一辑收入有关苏联方面的材料；第二辑是东欧各国：南斯拉夫、东德、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第二辑中置于批判对象“附录”的文章有：南斯拉夫维德马尔《日记片断》；匈牙利卢卡契《近代文化中进步与反动的斗争》、《关于文学中的“远景”问题》，以及波兰、东德、捷克的多位批评家的文章和会议发言。与处理中国和东欧国家的材料不同，论文资料集第一辑在处理苏联材料的编排上，并未采取“正文”与“附录”的正反面的划分，尽管西蒙诺夫、爱伦堡、克朗，以及《莫斯科》杂志、《莫斯科文学》集刊等刊物，明显被作为批判对象。中国编者的这一做法，考虑的是苏联自身的处理方式，即苏联并未将当时发表“异端”观点的人和文，如中国那样用“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分子”等政治符号，绝对化地推向敌对的“营垒”。在苏联，“修正主义”与“教条主义”之间的较量、冲突延续相当长时间。苏联政治当局当时需要这种既共存、又互搏的局面，给两者都留出空间；因此在认定“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的时候，也未放弃反斯大林个人崇拜、教条主义的成果——这是50年代政治权力转移的合法性依据。

译文社编《保卫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第一辑，作家出版社年版

中国没有苏联这样的“政治包袱”，转向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便迅捷而决绝。这导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论文集》在收入国内材料时全部呈现的是“一面之词”，质疑、批评机械论和文学现状问题的文章，大多被屏蔽。年到年初关于典型、世界观和创作，关于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等的讨论的若干重要成果，都得不到反映。在讨论《共产党人》杂志典型问题专论的时候，林默涵说过这样的话：

在批判胡风的运动开始时，是准备同时批判文艺思想上的机械论、庸俗社会学的倾向的。但因为我们的力量不够，又恐怕在读者中引起混乱，才决定把后一工作推后一步。现在是应该把批判庸俗社会学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12]

这些话说在年春天。和批判胡风运动时一样，批判庸俗社会学的问题“提到日程”不久就又被阻断，狂热激进情绪在积累中更加强化。到了年，又以为到了批判庸俗社会学的时机，问题应该再次“提到日程”。周扬在一次讲话中说，

（胡风）有两句话是我不能忘记的。一句：“20年的机械论统治”。如果算到现在，就是30年了。他所攻击的“机械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马克思主义领导文艺，而不是“统治”。然而，我们也可以认真考虑一下，在我们这里有没有教条主义……胡风还有一句：反胡风以后中国文坛就要进入中世纪。我们当然不是中世纪。但是，如果我们搞成大大小小的“红衣大主教”、“修女”、“修士”，思想僵化，……也是够叫人恼火的就是了。[13]

和以前同出一辙，60年代提上日程的对教条主义的矫正也很快夭折。说是“螺旋式上升”，但多的是螺旋式反复，“上升”实属罕见。

三大辩论中的文与人

回过头检视这场“大辩论”，一些文和人仍值得怀念和记取。限于资料获取上的困难，和本文作者学识上的局限，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