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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具有旧上海风格的小资产阶级忧伤作者张爱玲，还有一位受到当时读者的推崇，能够比肩张爱玲的民国才女，那就是萧红。

只不过相较于张爱玲情感金句的广为流传，萧红的左翼文学关于人民觉醒的作品，并不如张爱玲易于传播。

但是，无论是电影书籍还是艺术，并不能因为它的流行度来评判文学造诣的高低，社会对每一种文学现象的推崇，是根据特殊的环境来定论的，名声盛衰并不能代表作品水平的高低。就好像诺贝尔文学奖常常颁给名不见经传的人，例如大众并不熟悉的作家莫言和艾丽斯·芒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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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九岁丧母，父亲续弦。和张爱玲不一样的是，除了畸形不幸的家庭，她有一个疼爱她的祖父，但是却在她十七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父亲脾气暴躁，对最亲的人都是同样的吝啬而疏远。十七岁的萧红在父亲的安排下，与同乡的富家子弟汪恩甲订婚，后来又在表哥陆哲舜的怂恿下，逃到了北京念书。两个依附于男权社会的人，没有独立的生活能力，经济吃紧，各自回家。但是这次出逃，却在小小的县城掀起了巨大的流言蜚语，闹得沸沸扬扬，父亲丢官，婆家退婚，萧家声名狼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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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是新时代的女性，她身上有五四运动的激进精神，追求解放，个性鲜明。连她自己都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萧红第二次出逃了，这一次，他的未婚夫从北平追到了到哈尔滨，他们同居并且有了孩子，但是两人坐吃山空，经济上捉襟见肘，偏偏在这个窘迫时候，汪恩甲连同汪家一起消失了，留下怀孕的萧红和拖欠了几个月的旅费。

萧红出逃之后居无定所，曾经遇到过她的弟弟，弟弟劝她在她的散文里这样写道：初冬，我走在清凉的街道上，遇见了我的弟弟。咖啡店的窗子，在帘幕下挂着苍白的霜层，我把领口脱着毛的外衣搭在衣架上……我仍搅着杯子，也许飘流久了的心情，就和离了岸的海水一般，若非遇到大风是不会翻起的。我开始弄着手帕。弟弟再向我说什么我已不去听清他，仿佛自己是沉坠在深远的幻想的井里……弟弟留给我的是深黑色的眼睛，这在我散漫与孤独的流荡人的心板上，怎能不微温了一个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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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恩甲离开后，萧红走投无路，被旅馆扣留在一间破旧的仓库里，老板甚至要将她卖进青楼。

她曾经写过一首小诗：去年的五月，正是我在北平吃青杏的季节。今年的五月，生活的痛苦真是有如青杏般的滋味。

许广平回忆萧红被困旅馆的这段经历时说：“秦琼卖马，……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马也没得卖的时候，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

万般无奈的萧红，写信向哈尔滨《国际协报》求救，遇见了她的英雄——作家萧三郎，萧军。

关于这次相遇，萧军在他的著作中，写道：她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的脸幅，镶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的眼睛，声音显得有些受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

对于萧军的到来，萧红非常惊喜，来看自己的竟然是自己喜欢敬仰的作家萧三郎，而萧军也在看到萧红的画作，郑板桥的双钩字，还有作的小诗的时候，顿时被眼前的女子所吸引。

“这个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也在变了。出现在我眼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

电影《黄金时代》汤唯饰演的萧红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点能让我死不瞑目的东西存在，就因为这一点还能维系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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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说了很多话，讨论爱，讨论活着的意义。从相识到相知，再到相爱同居，仅仅只用了几天的时间。在他们相爱的最初，那“没有青春只有贫困的日子”，也成了她一生怀念的最美好时光，被她不厌其烦地记录在小说《商市街》中。

“电灯照耀着满城的人家，钞票带在我的衣袋里，就这样，两个人理直气壮地走在街上。”

黄金时代电影截图

从萧红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对于饥寒和贫穷的理解和表达超乎常人，常常能够直达人心触动灵魂，触目惊心。

后来，在萧军的引导下，两人创造了《生死场》，并写信向鲁迅先生求教，他们成了鲁迅先生的邻居。

“在乡村，人和动物忙着生，忙着死，大片的村庄和十年前一样，屋顶麻雀仍然那样繁多，太阳也照样暖和，什么都和十年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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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可以在患难的时候相濡以沫相互取暖，但在生活稳定之后，却出现关系裂缝曾经那个躲在萧军后面的小女人有着异于常人的文学天赋，在鲁迅的引导下一跃成为文坛新力量。这种落差加剧了萧军暴躁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冲突更甚，更是拳脚相向。

萧红在《苦怀》诗中写道：“我不是少女，我没有红唇了，我穿的是从厨房带来的油污的衣裳。为生活而流浪，我更没有少女美的心肠。”

感情裂变之后，萧红在鲁迅先生的朋友黄源建议下，东渡日本修养写作。

“军，窗上撒着白月的时候，我愿意关着灯，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的心中，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于是我摸着桌布，回身摸着藤椅的边沿，而后把手举到面前，模模糊糊的，但确认定这是自己的手。”

萧红回来之后，和萧军正式分手，将自己沉寂在创作中，世界给她的痛苦太多，没有比写作更快乐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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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和端木蕻良结婚了，她在婚礼上，这样说道：“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永远分开的时候，我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对端木蕻良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我只想过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我深深感到，像我眼前这种状况的人，还要什么名分。可是端木却做了牺牲，就这一点我就感到十分满足了。”

端木蕻良

但是，后世对端木蕻良的指责多余赞美，因为两次生死关头他都丢下萧红独自逃命。一次是武汉大轰炸，萧红一个人腆着大肚子，混迹于逃难的人群里，几经辗转到达重庆；另一次是在香港，她快要死了，身边是日本人的炸弹、飞机轰鸣、满城人都在逃难，守护在身边的是小她6岁的骆宾基，而她亲爱的丈夫不知去向。

兵荒马仑的战乱时代，故事的真相早就无法求证，但是端木蕻良可能并不是传闻的那样难堪。他能不顾家人的反对，执意要给萧红一个名分，能够以平等的姿态来怜爱萧红，萧红死了以后，他还做到了二十年不娶，每年清明都去她的坟头祭奠；后来有了妻子，便跟妻子一块祭奠；香港去不得了，他来广州祭奠，以期离她的墓地更近一点；后来广州也来不得了，他便托朋友代为祭奠。这样的男人，实属难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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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红在香港住了将近两年，身心得以稍稍喘息；这两年里，她完成了她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呼兰河传》，写出作者记忆中的家乡，一个北方小城镇的单调的美丽、人民的善良与愚昧，包含着巨大的文化含量与深刻的生命体验，萧红既同情他们的不幸，又原凉他们的麻木。

“呼兰河这小城，住着我的祖父，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家有个大花园，花园里明晃晃的，花园里黄红的红，绿的绿。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了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黄瓜愿意结一个果，就结一个果，如果不愿意，就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偏偏这后花园每年都要封闭一次的，秋雨之后，这花园就开始凋零了，黄的黄，败的败，好像很快似的一切花都灭了，好像有人把它们摧残了似的。”

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来回循环地走，那是自古就是这样的了，风霜雨雪，受得住的酒过去了，受不住的就寻求了自然的结果。那是自然的结果不太好，把一个人默默地，不声不响地，就拖着离开了这人间的世界了。”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以为得意。不得意怎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在生命的最后，萧红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一个三十一岁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终结了，如果她能活得更长，一定能在文坛上有更高的造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