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年四月，蒋介石开始清党，血腥的屠杀让鲁迅噤若寒蝉，胆战心惊地在广州过了大半年。过后许久鲁迅还心有余悸地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此吞吞吐吐，没有胆子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

十月，鲁迅离开广州北上上海，上海十里洋场，遍布租界，生活条件远非北京、广州能比，随着环境的改善，大大激发了鲁迅的战斗热情，用手中的笔作“匕首和投枪”向他的“敌人”发起了进攻。其敌人之多之广，实开了一代之先河。鲁迅在给章廷谦的信中，直接道明心曲：“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话被“学生”毛/泽/东完美的继承为“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

在众多的骂杖对手中，鲁迅最痛恨的莫过于，在“女师大风潮”事件中大揭其疮疤的陈西滢，而持续时间最久的论敌就要算梁实秋了，双方交锋前后长达八年。论题从人性，阶级性，普罗文学（无产阶级文学）到硬译等等，几乎涉及到当时所有的热点。这其中的对与错，早已被时间所证明了。这里仅举两例“文学的阶级性”和“硬译”。

鲁迅曾写文章《文学的阶级性》，顾名思义，以阶级观来看待文学，一直是共产主义统一思想的手段，读过几本苏联文集的鲁迅如获至宝，奉为经典。对此梁实秋撰文《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进行反驳，“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

讨论此类话题，鲁迅的理论修养实在有所欠缺，对梁的文章不正面回应，抓住梁说的：“卢梭说：‘资产是文明的基础。’”一句大做文章，鲁迅认为“经济关系”才是文明的基础，因为鲁迅不知道，马克思经济关系三要素的第一点讲得就是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就是经济关系（即“资产”），换了个名字，鲁迅竟没认出来。一时成为笑谈。

鲁迅在年翻译的苏联文集《文艺与批评》，这本被鲁迅称为“硬译”的作品形同天书，这里摘抄一段：

“内容上虽然不相近，而形式底地完成着的作品，从受动底见地看来，对于劳动者和农民，是只能给与半肉感底性质的漠然的满足的，但在对于艺术底化身的深奥，有着兴味的劳动者和农民，则虽是观念底地，是应该敌视的作品，他们只要解剖底地加以分解，透澈了那构成的本质，便可以成为非常的大的教训。”

之所以要“硬译”，鲁迅解释为“中国文本来的缺点”。这观点和译法实在让梁实秋坐不住，毕业于哈佛大学的梁实秋，一直从事翻译工作，曾用一生的时间翻译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于是写下《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的文章，质疑如此“硬译”读者无法看懂，这本是学术讨论，鲁迅觉得丢了大面子，反驳说：“我的译作，本不在博读者的‘爽快’，却往往给以不舒服，甚而至于使人气闷，憎恶，愤恨。”并讽刺梁实秋水平低看不懂他的“硬译”。

之后相继有人提出批评，鲁迅从容不迫，将反对硬译的归为“同一伙”：“在这一个多年之中，拼死命攻击‘硬译’的名人，已经有了三代。首先是祖师梁实秋教授，其次是徒弟赵景深教授，最近就来了徒孙杨晋豪大学生。”

在众多对手中，唯一不接招的就是“但开风气不为师”胡适，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后抛出“训政”理论（孙中山说：“中国人民久处于专制之下，奴心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之训政时期，以洗除其旧染之污，奚能享民国主人之权利？”这就是训政的来源），对这漠视人权，冠冕堂皇地以党权君临一切的做法，胡适在文章《人权与约法》中反击说：“不但政府的权限要受约法的制裁。党的权限也要受约法的制裁。如果党不受约法的制裁，那就是一国之中仍有特殊阶级超出法律的制裁之外，那还成‘法治’吗？”

这段话时至今日仍然有启示性的意义，不知怎么鲁迅觉得刺眼，写《王道诗话》说：“人权可以粉饰一下反动的统治。”根本不知人权为何物的鲁迅，在胡适们的背后举起了他的投枪。大骂胡适是“鸟导师”，是“主子的◎◎”，是“三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对此胡适不予理会，鲁迅曾说：“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刚好映证了这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对话。

如果上面的论战还有讨论的意思，而他对施蛰存和陈仲山的攻击，就纯属乱咬一气了。年秋，上海《大晚报》要施蛰存给青年推荐读书，“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助”，施写下《庄子》和《文选》两本书。鲁迅以“丰子余”的笔名，痛批施的荐书为复古和倒退，骂施蛰存是“洋场恶少”。

陈仲山，本名陈其昌，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长期以来对鲁迅怀有景仰之情，并自办刊物《斗争》和《火花》。在当时关于“国防文学”还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水战中，一直认为自己的思想与鲁迅一致，并虔诚地给鲁迅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观点。不想鲁迅的战斗神经再次亢奋，公开撰文歪曲陈仲山是“日本人出钱叫你们办报”，对这凭空捏造的指责，陈仲山用生命做出了回应。年陈仲山在上海做抗日情报工作被抓，不久惨遭日军杀害。罪证就是鲁迅所指“日本人出钱”办的刊物，《斗争》和《火花》。

在这些论战中，鲁迅完全背离了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的宗旨，一遇理曲词穷就作泼妇骂街状，说不过你骂跑你，鲁迅说：“我的杂感常不免于骂。”就是如此一付架势，还自认为孤独求败。梁实秋说：“鲁迅的文章写得好，所谓‘辣手著文章’庶几近之，但是距‘铁肩担道义’则甚远。讲道理他是不能服人的，他避免正面辩论，他采取迂回战术，绕着圈子旁敲侧击，作人身攻击。”这正是他与鲁迅八年论战的深刻体会。

　　在国家民族的大是大非上，鲁迅的立场同样让人瞠目结舌。年夏，苏联进攻满州里，张学良进行反击，这就是“中东路事件”，结果张学良战败，有名的“黑瞎子岛”就是这时被苏联占据。这场战争在中国本土发生，斯大林却指示共产国际发出“保护苏联”的号召，中国共产党急忙响应，在上海街头大肆贴标语要“武装保护苏联”。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的最高境界，就是没有国家，没有民族。从这一点看来，我们伟大的党早在几十年前就进入共产主义了。

次年，针对苏联的无耻侵略，上海文坛发起“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主张文学艺术应以唤起民族意识为中心。不料，鲁迅再一次跳出来，抨击这次运动。说：“我们的诗人却是对着‘斡罗斯’（俄罗斯），就是现在无产者专政的第一个国度，以消灭无产阶级的模范——这就是露骨的所谓‘民族主义文学’的特色。”（见《二心集-“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命运》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还不忘替苏联担心。他说：“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据了东三省，这确是中国人将要跟着别人去毁坏苏联的序曲，民族主义文学家们可以满足了。”（见且介亭杂文-中国文坛上的鬼魅）

在年1月28日，松沪会战后，鲁迅再次写文章《日本占领东三省的意义》，“这一面，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惩膺’他的奴仆——中国军阀。也就是‘惩膺’中国民众，因为中国民众又是军阀的奴隶；在另一面，是进攻苏联的开头，是要使世界的劳苦群众，永受奴隶的苦楚的方针的第一步。”

九一八事变时，上海兴起很多抗日团体，并都有自己的徽章。在“一二八”事变中，凡有这种徽章被日本人发现，都被杀害，鲁迅对此总结道：“像这一般青年被杀，大家以为不平，以为日人太残酷。其实完全是因为脾气不同的缘故，日人太认真，而中国人太不认真，这样不认真的同认真的碰在一起，倒霉是必然的。”（见《集外集拾遗-今春的两种感想》）

此等形同卖国汉奸的嘴脸，竟还有人说鲁迅爱国，死后还堂而皇之地身披“民族魂”，我们的“民族魂”就是这种货色，实在羞杀人也。

香港《明报周刊》一九九二年一月号，《鲁迅与羽太信子的关系及其他》中写有：“鲁迅在日本留学时，即与一日本女人姓羽太的同居，羽太即信子的姓，作人的老婆原来是鲁迅的旧好，鲁迅自日本返国后，还每月负担羽太的生活费用，可见羽太与鲁迅的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而是夫妇的关系。”

年10月8日，鲁迅与许广平搬进闸北东横滨路景云里的一幢房子，开始正式的同居生活，事前双方达成协议：“两性生活，贵在情投意合，相互信任，除当事人外，没有任何人可以束缚；日后，如有一方不满意，决不要争吵，也用不着法律解决，如果觉得没有同居的必要了，那就立刻各走各的路，反正都能独立谋生。”

这协议也亏鲁大文豪想得出，许广平连小妾都不是，至少小妾还有个名分，也能进周氏族谱。正式同居后，双方还是守口如瓶。三层小楼，许广平住三楼，鲁迅住二楼，许的身份是助理。直到年5月，已经怀孕五个月的许广平才将实情告诉她的姑母，通过姑母去告知家人，理由是怕家里人成“惊弓之鸟”。就这样，不伦不类的许广平生下了不明不白的周海婴。

两人的性生活，鲁迅在日记中称之为“洗脚”，这个词还真有启示性，也难怪时下洗脚城遍地开花。有了这份婚前协议，鲁迅的“博爱”也更方便了，时不时还学学古人约妓同游，并公然记载于日记中。

尽管绕了这么大的圈子，鲁迅与许广平的结合，还是难逃指责。“弃北京之正妻而与女学生发生关系，实为思想落伍者”，二弟周作人还公开表态反对。消息传到了北京，老母亲鲁瑞自然不会反对，而明媒正娶的朱安也很平静地接受，“哀莫大于心死”，俞芳问朱安对以后日子的打算时，朱安回答：“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

年鲁迅的母亲病逝后，因大先生与周作人交恶，朱安拒绝了周作人的接济，而此时许广平竟将每月的汇款，由银元换成法币，以至朱安无法生活下去，只得宣布出售鲁迅藏书，消息传出后，各界人士纷纷捐款，但均被朱安回绝。

鲁迅说：“汉字和大众，是势不两立的。”还打比方说方块字是大众身上的结核菌。《答曹聚仁先生信》，《且介亭杂文》

年十二月，鲁迅说：“由只识拉丁化字的人们写起创作来，才是中国文学的新文学。”《论新文字》，《且介亭杂文二集》

　　（所谓的且介二字，李敖考证是出自“租界”二字，博君一笑。）

　　鲁迅还说：“我是中国人，但我很恨中国文字。一个一个方的，非到大学中学毕业不能运用。大学中学毕业，必是小资产阶级，这些人做起文章来就是假装普罗也是没有办法的。”

年3月，中山大学文科主任傅斯年把顾颉刚请到中山大学，因顾在北京时，就宣称过，很佩服胡适之和陈西滢，一直不太看得起鲁迅，听说顾要来，鲁迅坚决反对，甚至说：“他来，我就走?”结果顾还是来了，鲁迅愤而辞职，年5月15日在写给章廷谦的信中说“我到此只三月，竟做了一个大傀儡。当红鼻（鲁迅给顾颉刚取的外号）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斯年）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办法，即使‘鼻’赴北京买书，不在校；现在他们还在换留我，当然无效，我是不走回头路的。”（《鲁迅书信集》）

　　鲁迅辞职后，很多朋友来信问是不是政治原因，鲁在回章廷谦的信中说：“事太凑巧，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见所谓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年5月30日至章廷谦信，见《鲁迅书信集》）

　　鲁迅在四月份辞去了中山大学的全部职务，人也搬出了学校，却依然收下了学校送来的五月份的薪水，当时还觉得不好意思，自己说：“则收固不好，不收亦岂能好？我于是不发脾气，松松爽爽收下了。”（年7月7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集》）

　　再来看看他如何救人，在校务会上发个言，其它委员不同意，此事就作罢了。鲁迅还有其它动作吗？没有了。

　　这就是他为救学生，愤而辞职的真相。下次为鲁迅招魂的时候，请别再说什么“偏要挺身而出营救学生，偏不怕惹祸上身，偏不考虑个人安危”的话了。

年6月29日凌晨，朱安在孤独中死去，身边没有一个人。生前唯一的遗愿是葬在鲁迅身边，显然也无法如愿。死后草草埋于婆婆鲁瑞的坟旁，没有墓碑，没有行状。

这个一辈子生活在期待中的妇女，终其一生都在谨守着鲁迅给她的命运安排“母亲娶的媳妇”。鲁迅一生背弃辜负的亲人、友人实在无法枚举，而最对不起的，我想就是这位当年被其敲锣打鼓，用花轿迎进家门的正妻朱安了。

老年的鲁迅尽管体力不支，但仍然壮心不已，狠玩了一把精神恋爱。年，东北情侣萧红萧军来到上海，结识鲁迅。对热辣美貌的萧红，鲁迅眼前一亮，称萧红是“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把她介绍给茅盾、胡风、聂绀弩，还特别指派叶紫做萧红在上海的向导和“监护人”。并亲自帮助出版萧红的作品。双方开始书信交往，一次鲁迅在信尾加上一句“吟女士均此不另”，不料萧红对“女士”一词不满，鲁迅回信说：“俏女士在提出抗议，但叫我怎么写呢？俏婶子，俏姊姊，俏妹妹，俏侄女，都并不好，所以我想，还是夫人太太，或女士先生罢。”

由此可见，鲁迅打情骂俏的功夫，丝毫不比他的杂感差。不久萧军萧红这对情侣感情出现裂痕。萧红成为鲁迅家的常客。鲁迅死后，萧红萧军正式分手，萧红与端木蕻良同居，年萧红因病医院，一位记者采访端木蕻良后写道：“初，我问他，鲁迅是不是很爱萧红？他和蔼地说，是吧！你看她对他的房间充满了感情。后来，我又问他，为什么萧红不爱鲁迅先生？他讥诮着说，鲁迅先生勤于写杂文，体力不支，无法进行房事等活动。我想他是一代鸿儒，竟说出这样的话来，不由得暗笑起来。如此想来，萧红无论如何是爱戴鲁迅，真是也只是精神之爱啦。”不久萧红去世。

年冬，鲁迅肺病复发，体重只有三十七公斤，此后一直陷入病痛。常言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而在鲁迅身上没有，临死前还写文章《死》，宣称“一个都不宽恕”。第二年十月十九日凌晨，一代“斗士”鲁迅寿终正寝。丧仪在上海万国殡仪馆举行，沈钧儒亲书民族魂的大寿幛，覆盖在鲁迅的灵柩上。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送来挽联，上书：“鲁迅先生不死，中华民族永生。”这挽联写得很有气势，但意思反了。

闲聊鲁迅的一生，并不是个轻松的过程，这其中没有丝毫的愉悦和爽快，如同读其作品一般沉重、彷徨、压抑。然而让人奇怪的是，在灿若星河的近代思想先行者中，偏偏就是这个以卖文为生的“刀笔吏”，被抬到了神的高度，沐猴而冠让万民瞻仰。在文革中，惟有鲁迅的作品能与毛氏语录一起供人拜读。这无疑成了近代中国最光怪陆离,风云诡变的幻象。更让人不解的是，时至今日，众多荒唐年代树起的神像一一轰然倒地，又偏偏这个思想领域的“神”，仍然被人扯虎皮作大旗，毫无廉耻的宣称，在鲁迅充满谎言与欺骗的一生中，蕴育出了多么光辉灿烂的思想。正所谓“车无辕不行，人无信不立”。相信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竟“立”有救国救民的思想。这对我们日渐走向思想自由、思想独立的今人而言，该是何等的荒唐和悲哀。鲁迅说在礼教中看到了吃人，而在他的作品中就只能看到“恨”。在随后的历史中，一次次证明，正是鲁迅的“恨”所导致的“有朝一日权在手，杀尽异数方罢休”，把中国一步步推入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