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木蕻良远去的背影

远去了,还没远去

不久前端木蕻良的女儿钟蕻从北京来广州,老友宋浩带她到养老院来看我。父一辈,女一辈,又兼久别,话多,也谈得随便。谈起《端木蕻良文集》第8卷厚厚的两块砖头似的上、下两卷集,下集书信集里收有端木写给我的45封信;其实我复印给他夫人钟耀群的不止这些,没全选。顺而谈到我和端木的第一次见面,是在年冬天。

那时我是广东人民出版社分管文艺书籍编辑出版业务的副社长、副总编辑,又是花城出版社筹备小组组长。所以我去他家,一为征求他对《花城》、《随笔》两个杂志的意见兼约稿;二为和他交谈我对年元旦花城出版社开张以后的一些设想,争取他支持。结果都有所得,给《花城》约下一篇散文《青萍》,这是他给《花城》写的第一篇文章,他说到做到,随即兑现。给《随笔》约下开《鲁戈邓林室随笔》专栏,他也是说到做到,随即兑现。关于花城出版社开张以后,谈定先出版《端木蕻良近作》,《端木蕻良最新评论集》,造造势,稍后再出版《端木蕻良文集》(我被调离花城出版社后,后由北京出版社出版)。

我要走了,端木说:

“忙啥,吃了晌午饭再走,钟耀群给咱们准备了‘好嚼咕’。”

我问:

“什么‘好嚼咕’?”

端木说:

“‘胭脂米坂’,‘罈儿肉’;‘胭脂米’就是《红楼梦》里写到的那种‘胭脂米’,‘罈儿肉’是钟耀群的拿手菜。”

我和端木都是辽宁人,他说的是东北方言,好饭菜叫好“好嚼咕”。我估计“罈儿肉”可能和“东坡肉”差不多,《红楼梦》里的胭脂米我倒想尝尝,那就恭敬不如从命。

年作者与端木蕻良女儿拍于广州泰成养老院

回想起这些往事,历历在目。可是端木远去,一晃24年了!钟蕻搂着我的一只胳臂,靠紧我坐着,很亲热。我看着她,想到那年她的新生女儿还只能咿咿呀呀,如今大概也该是大学毕业在工作了。端木远去后,钟耀群写信告诉我说,端木远去那天是年10月5日,中午12时,端木是在长途电话里听了远在澳大利亚的外孙女咿咿呀呀,才含笑告别我们这个美丽的星球!

6年前我在《南方都市报·大家》副刊写过一篇《还没远去的端木蕻良》,那是觉得他虽然已经在殡仪馆的烟突里化作一缕轻烟直上九霄,在高高的“三十三层天”外消逝得无影无踪,不能再对人们造成物质存在的印象,也就是说他的确已经远去了!

可是,他那可贵的风范,高尚的品德,多万字不朽著作……难道不是仍然还留在人间,而且会成为后人灵魂的滋养,长存在人们永恒的记忆里,也即“还没远去”!

我曾经想,把我正在写的这篇文章取题《端木蕻良家的‘好嚼咕’》,就是因为他活着的时候,我每一次到他家和他无拘无束的聊天儿,都觉得也是在享受一种精神上的“好嚼咕”,得到灵魂的滋养。后来嫌方言费解,才没用。

此刻我又想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年轻时候都很尊敬的那位德国唯物主义大哲学家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他在年写过一篇哲学论文:《论死与不死》,我读过。年到年他又用20年时间写成另一篇较长的哲学论文:《从人本学观点论不死问题》,我也读过,特别记得文中有征引我国先秦古籍《诗经》、《礼记》。这是费尔巴哈研究“死与不死”问题的名著。他也是说:“不死信仰,和上帝信仰一样,是人类的一个普遍信仰。”我以为端木便是属于这两篇著名哲学论文论证过的那种“生命”,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远去”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还没远去”……

原来他早知道

享受了一餐“好嚼咕”,撂下碗筷,我又准备告辞。端木问起我们(另二位是《花城》编辑部主任易征、副主任林振名,他们去办别的事)在新侨饭店召开由沈从文、臧克家等参加的老作家座谈会,和由王蒙、浩然等参加的青年作家座谈会的情况。还说我们选在广东馆子新桥饭店开座谈会,请大家“饮广东茶”,是个好主意。

我就笑着向他坦白说:

“咱俩老乡,老乡对老乡不说假话。我老实告诉你,我们请他们在广东茶居‘饮广东茶’,其实也因为广东有制度规定,开这样的座谈会,开支标准是每一位9元钱,所以我们心里的‘小九九’,也有这样才能既不超支,又能让他们感到新鲜亲切的‘穷算计’!”

端木见我对他不‘外道’,就说:“哈哈,你对我不‘外道’,我就对你也不‘外道’……”原来他知道我此前是《光明日报》驻广东记者,就是“文革”期间一度有1米见方1个字大标语:《打倒穆记王朝的末代黑总管苏晨》上街,名字倒写打红“×”的苏晨!(大标语中的“穆”,指《光明日报》总编辑穆欣,“文革”中的遭遇已平反。)他家就住在和虎坊桥《光明日报》社原址紧挨着的一栋临街4层红砖居民楼楼下,“文革”10年我有7年被掌权的“造反派”实行“群众专政”,《光明日报》的一些事儿他还能不知道。

虎坊桥的这一带,当时已经全新。劳动保护博物馆小广场一侧,是虎坊桥公共汽车总站,公共电车总站,一年到头白天黑夜热闹非凡。端木更摊上左邻右舍是“麻将发烧友”,特别是楼上,麻将牌打到兴奋“笃笃笃”一阵跺脚,楼下能吓一跳!所以端木有给自己的书斋篆刻了一方“四壁皆响斋”印。到了冬天,还要加上负一层他家下面是锅炉房,脚底下也响,这一来他家便成了“五壁皆响斋”。不过他的创作“产出”还是质高量大。

谈了一阵子,大概是他想到还有同伴在王府井的《人民日报》招待所等我回去(我们图那儿便宜,1个人1天才收1元2角,来北京多是住在那儿),他才又说:

“那就先到此?咱俩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倒谈得挺热乎,‘相見如渥’。那你就再稍坐一会儿,我马上给你画一幅画,写一幅字,留一个‘念想’。”

于是他就当面给我画了一幅4尺玉板宣1开4的国画,画的是婷婷玉立含苞待放的荷花,题画的词儿就是:

“苏晨同志来京,相见如渥,以清荷为证,端木蕻良……”

写的一幅同大尺寸书法中堂,写周恩来的诗。上款改称“苏晨吾兄纪念”,相约“长存友谊”。从此直到他离开长住了85年的这个美丽的星球,我俩17年间从沒间断过联系。

一位出色的女兵

我和端木第2次见面,在年夏天。其间出了一件事儿,是我应邀代表《花城》参加年11月20至29日由《十月》、《清明》、《钟山》3家按上级领导授意,牵头在镇江召开的有全国26家大型文学期刊主编参加的“大型文学期刊座谈会”。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协会”,我本来只是一个普通应邀参加者,不幸被选为第一任会长!后来上级的上级下令撤消这个协会,免不了要拿会长说事,就说是我“不经请示成立中国大型文学期刊编辑协会”,还从我以“本刊评论员”名义在《花城》上发表的《不断自问——〈花城〉两年》一文中找出‘话把’(读第4声),安了个可怕的罪名。于是连我们广东本省的湛江、海南岛(那时海南省还是广东一个行政区)文联开会,都说我被捉起来了。好在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文教书记也有过问,严格查对,实事求是,该批评的,中共广东省出版局党组召开扩大会议进行了批评,好在只落得花城出版社开张,我只能还是副社长、副总编辑,可也没在我头上再安插别人,依然我是出版人……

这时应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和国家旅游局之请,国务院下发了一份红头文件,指示出版《中国方物志丛书》,《中国特产风味指南丛书》,直辖市、省、自治区要各出一本,台湾省由福建省代编代出,还规定北京出版社为前一丛书、花城出版社为后一丛书的“牵头单位”。我向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代局长陈翰伯反应,外省也有谣传我被捉起来了!他说:“那好办,你出外走走,一路走,一路写,一路在各地发表,谣言腿短。”还说:“你若请不下来假,我帮你请。”就这样,我得以“出外走走”半个月。第1站到北京,最先到的端木家。

端木蕻良与夫人钟耀群

我借故凑近钟耀群没话找话,逗她说:“耀群嫂子,我知道你是年5月5日(这一天是马克思生日,战争年代的学习节,好记),和端木结婚,对吧?那时候你正在北京演出郭沫若的话剧《胆剑篇》,对吧?你饰西施,演得很棒,得到好评,对吧?可是你们怎么那么‘高速度’就‘闪电’上了?”

她也不恼,只是笑着斥责我说:“什么‘高速度’!什么‘闪电’!我们早就认识……”原来抗日战争时期在桂林,她在《大雷雨》剧中饰卡婕琳娜,在《陈圆圆》剧中饰陈圆圆,在《红楼梦》剧中饰林黛玉……端木向来都是坐头排的热心观众!

我又问:“那你怎么演完戏就走人?会不会那个了一点?”她又笑着斥责我说:“哪个?哪个?我是云南军区文工团的现役陆军大尉,你也是当兵的,这还用问!”

我再问:“那后来你是怎么来北京的?”她长叹了一口气说:“这说起来话就长了……”

那是在北京这边儿,谁也知道端木是“九·一八”事变后进关的“东北作家群”代表人物之一。他从年创作著名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年又创作《鴜鹭湖的忧郁》、《遥远的风沙》、《浑河的激流》、《大地的海》等著名小说,早就名声在外,所以“文革”开锣,他就成了“对像物”之一“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人民艺术家”老舍都被批斗得投湖自尽,他还有好?落得心肌梗死。一连10天下不了床,大小便‘就床解决’,炎炎三伏天,独自关在一间臭烘烘的小屋子里,一天到晚浸在淋淋汗水中,头发乱糟糟一团像个鸡窩,胡子长长沾满流涎粘糊糊一片,嘴边更是积得粘糊糊厚厚一层……

在昆明这边儿,钟耀群也被贴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标签,“降级处理,就地复员”,安插到一家工厂当工人。当她听说端木的情况,躲开女儿和他人,找个僻静的地方,向着北方的苍天,坐在地上仰面号啕大哭了一场。哭够了,她想,难道端木人都这样了,还要和他“划清界线”?她当天就不顾一切,收拾收拾带上女儿钟蕻赶往北京。

作者与端木蕻良夫妇

见到“半人半鬼”的端木,她先是把屋里屋外和端木混身上下清理干净。一时的处境,逼着她学会自己动手给端木量血圧,听脉音,日夜监视着端木的病情变化。自掏腰包买药,喂端木服用。针药也是自己学会打针,给端木注射。只在3次大发作,医院看急诊,哀求医生抢救,所谓“死马当活马医”。结果端木倒是真的被这位万难中不失镇定的女兵妻子“再造”为大活人,可惜还是失去了一定的独立生活能力……

如我在外屋和钟耀群聊天儿,他带着小小孩子才要带的“围嘴”(东北方言叫“泚水兜”),在里屋他那个只有6平方米的“四壁皆响斋”里赶写长篇小说《曹雪芹》,钟耀群也要每隔一会儿向着小书房喊一声:“端木!”听到他答应,才知道他还处在“安全状态”……

钟耀群讲得生动,我概括得干巴。反正她讲的故事让我大受感动,我即刻写了一篇题为《老伴》的散文,发表在天津的《散文》杂志。我从端木和钟耀群这对患难夫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弃不离,看到了什么是真正革命夫妻的相濡以沫,看到了什么是共产党人夫妻哪怕七老八十“半残废”,也要相扶相携,为人民奋斗不息……

《老伴》有被选入《现当代中华散文名家名作》等好几种散文选本。后来见面钟耀群还埋怨我:“你可给我惹麻烦了!一时间电话不断,有时说得我都不大好意思……”

“六米斋”里的波涛

我写《老伴》已经尽量带出端木,本想好好写写我故乡人民这位光荣的儿子。可是想来想去,一时找不出道道来,没本事在一篇不能太长的文章里,对他作“宽正面”(又是词儿贫乏,借用了军事术语)表述。于是只好选择从他那个只有6平方米的“四壁皆响斋”切入。

不过“四壁皆响”的故事当作“便桥”,当作“过门儿”,即当作“陪衬”,偶尔用来从旁显示一下,这位著名大作家的创作环境并不理想,或者还行。若是说多了,就可能沾上有点儿发牢骚的嫌疑。那可不是端木的风格,使不得。事实上他也从来没有在任何地方署过这个斋名,用过这方印,只是我俩都是篆刻爱好者,我见过他一时生暗气自己篆刻的这方印,我也还是写这篇文章才提到这个斋名,这方印。

他这个小书斋,这时多叫“苦芹亭”,大概是寓意这儿是他老来带着小小孩子才带的“泚水兜”,拖着“半残废”身子骨(这个“半残废”也是我写文章给叫出来的),苦苦写3卷集长篇小说《曹雪芹》的地方。

他这个小书斋,这时也叫“鲁戈邓林室”。那是我约他在《随笔》上开专栏,他开了《鲁戈邓林室随笔》专栏。我有写信问过他是否真的有一柄鲁戈……他复信说:

“鲁戈我倒真有一柄,还有一柄玉戈,很美。不过我这室名倒是取鲁阳公‘日退三舍’的典故,劳动不息的意思。邓林,也是学他追求真理的傻劲罢了……”

这才是端木的“标准相”。我有一篇散文写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提到的“文昌鱼”的产地厦门刘五店,最早联系写到“鲁戈邓林室”。发表在哪儿记不准了,倒是准记得文中有谈到,“邓林”和“追求真理的傻劲”典故出自古籍《山海经·海外北经·夸父追日》:

“夸父与日竞走,入日,渴欲得饮。饮于渭河,渭河不足。北饮大泽,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

不过我写端木为了行文方便,说到他那个小书斋,最多用的还是我给他瞎取的斋名“六米斋”。那一次在“六米斋”里,他扶着桌子艰难地站起来,又和我再拥抱了一次,轻轻拍着我的后背说:“以后常来吧,有个谈得来的朋友一起聊聊,心里头敞亮。”我说:“当然我也想。”这时我看着他,也说不上来怎么就想到了俄罗斯大诗人莱蒙托夫《姆采里》的诗句:

“假如我能够

我情愿以这样的两个生命

去换取一个

只要它充满波涛”

我扶他坐下,我也坐下,我们从他正在写的《曹雪芹》聊起。话很多,这儿只能检几句。他说他写《曹雪芹》也是为日后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打基础”。年他写了《林黛玉》、《晴雯》两个剧,他和母校清华大学的老同学小聚畅谈,他有题诗明志:

“野祭丰碑烽烟起,

山行盘石义气加。

归来我著《红楼梦》,

去后君输茉莉茶。”

他说自从那以后,他在各处奔波就一直注意广泛搜罗和潜心批阅一切可能找到的有关《红楼梦》和曹雪芹的资料,也从没停息过千方百计创造机会实地观察那些相关的场地。只可叹如今仅剩下“半条命”,越来越不容易!

他举例如最近的一次江南行,在扬州高旻寺;乾隆皇帝玄烨下江南作过行宫,曹雪芹爷爷曹寅出资刻印过《全唐诗》的地方,因为修葺施工中门、后门锁了要走前门,他在老伴钟躍群的经心扶持下,走走,停停,不计时间,走了一里来路,钟躍群还眉飞色舞表扬他“创纪录了!”他听了心里很难过,可是和谁说去……

我不想占他太多时间,只想谈得差不多够我写篇文章就得。他却又是说:“你忙啥,今天也有你爱吃的‘胭脂米饭’、‘罈儿肉’。来,我再给你写一个条幅。”

他的条幅写的是他这一次江南行新作的一首词:

“水国悠悠,晴丝袅袅,烟花十里扬州绕。太湖波静月华明,玲珑石在绛珠渺。

瘦损西湖,广陵曲散,曹家不在长安道。搜尽名山打草稿,可怜此意无人晓。

扬州织造府抒怀奉

苏晨兄两正端木蕻良(钤“端木蕻良”小篆朱文印)于六米斋

我看了很是惊讶,我为行文方便给瞎叫起来的“六米斋”,他竟真的用起来了!

他这一次江南行,在扬州、南京、苏州、杭州一带10个城市转悠了一圈,回到北京后写信告诉我,他疲乏得要命,宁是大睡两天不起,第三天才进他那个“六米斋”,第一个给我写信报平安……

这也让我想到,“身体的健康”确实是“革命的本钱”之一,端木若是一个身体健康的端木,又当如何?看来他一生没能“宿愿克绥”,就输在身体上头了!

而“六米斋”呀,“六米斋”!拢共才6平方米,也实在够小。然而古文《陋室铭》里不是也说:“山不在高,有仙者名,水不在深,有龙者灵”;那么书房小而成就大,看来也可以适用于俄罗斯大作家老托尔斯泰的“公式”,即一个书房的“大小”,好比分数的分母,它的“产出”,好比分数的分子,分子比分母越大,这个分数的值也就赿大!而小小的“六米斋”,只因为里边跳动着一颗波涛汹涌的心,他用诚实的劳动,为祖国和人民酿造一种可以用来洗涤灵魂的琼浆,因而这个只有6平方米的小斋,显然也应该受到人们特别的高看!

和端木谈罢,我也是即刻写了一篇散文题目就叫《六米斋》,发表在我此行的下一站故乡辽宁的大型文学期刊《春风》杂志。后来这篇《六米斋》也曾被收入《—散文选》、《中国当代散文选》、《20世纪中国名家散文篇》等好几种散文选本。至于《老伴》、《六米斋》的得以入选多种散文选本,必是主要因为主人公的事迹感人,我跟着沾光罢了。

一个散发温暖的源头

我4岁失母,少年参军,很想奋斗在革命的队伍里,就像游在一座“不沉的湖”里,同志们同心同德,互助友爱,奋力游向光辉的彼岸。谁领先了,高声呐喊祝贺。谁出事了,上前伸出援手。可是几十年来依然是常见鲁迅说的那种“一阔脸就变”。而端木却是永远对谁都那么平易近人,与人友好,好像他的任务就是一个散发温暖的源头。我猜想他一定是特信马克思说的:“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识之士往往通过无形的纽带同人民的机体联系在一起”。

这也是不久前我读《端木蕻良文集》之8下卷书信集,脑瓜里油然出现的一个想法。这一本多页大书,是他逝世后钟耀群主要靠写信匆匆找到的端写给别人的一部分信;能匆匆找到的肯定是很少的一部分,能编入该卷的又是很少一部分的一部分;如我复印给钟耀群的是58通,入编的是45通,由此可以推想,端木一生该是给多少人写过多少信!他多少年来向着多少人散发了多少温暖!或许他也把这看成是像我们这类老百姓共产党员,若想做个真正的“人民的勤务员”,起码也得能和人民打成一片?

“人逢佳节倍思亲”,我最感念的也是端木每到新年或春节,都必定有贺信写来,还有一帧他亲手绘制的迷你文人画式贺卡寄来。好温暖,好温暖,好温暖。特别是让我这种从小缺少温暖的人感受特深。如年阴历羊年,他写在彩色信笺上的贺信是:

“苏晨兄:

已是一九九一年了,我在北京给你拜年、拜春节。按农历今年属羊年,祝羊年大吉大利,万事如意,阖府均吉。我前年、去医院过的,耀群陪去,家中是个空城。今年可以在家过春节了。今年我要(希望)把《曹雪芹》赶写完,愿你为我祝福吧……你近来情况如何,告知一二,以慰老友。专此即请春安!嫂夫人同此不另。

端木蕻良、钟耀群拜

一月二十七日”

此画为作者特邀杨之光教授作于“六米斋”

看了怎不让我从里到外感到温暖?他画给我的贺卡是:烛台上,一支鲜红鲜红的红烛高照着;烛台旁边放着一只美丽而又生动的羊造型酒壶,一只酒杯。画面上一派喜气洋洋。题:“苏晨兄羊年大吉祥”。

我也认为他才是真正懂得马克思说的:“在这个尘世上,友谊是私人生活中唯一有重要意义的东西”;以及培根说的:“没有友谊则斯世不过是一片荒野”……医院里,每逢元旦或春节,只要他还能拿起笔来写字、画画,他也必是亲笔给我写贺信、亲手给我画贺卡,如他年新年写给我的贺信便是:

苏晨兄:

你猜我在哪里?医院外康部室给你写这信。我因咳嗽不止,住到院内(耀群陪住),已20多天,咳嗽好了,但至少要住到年底才能出院。香港文化中心把机票都寄来了,但我因体力不给作主,决定不去了。我这次是非典型肺炎,因治得及时,所以好了,肺部阴影已消失……请释念。我出院后,决心只致力于把《曹》(《曹雪芹》)稿第三部分竣工,届时,向你报喜。专此,即颂:新年幸福,身心康泰……

端木蕻良

十二月十八日夜

他画给我的贺卡是画的一架生机勃勃的藤萝,题:“苏晨兄新禧”。这是他对我的祝福,从中又可见他彼时的心境,也是让我从里到外感到温暖。

很快我的散文集《野芳集》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他和臧克家都知道这本散文集是为什么赶写、赶出版。臧克家先写了评论文章《野芳发而幽香》,端木也随即写了评论文章《野花的芳香》,这也就是他写给我的年新年贺信里提到的:

“……《野花的芳香》,不知你收到否?茂荣同志(苏按:我不认识的山东石刻名家)刻赠你一石文镇,文曰:“木苏花城”,有便人当给你带去。今年眼见就到年尾了,愿你我都在新的一年里,作出新的努力。香港《文汇》(报)来电要去《曹》(《曹雪芹》)稿中卷,戴敦邦插图,他们想同时发,明年我就要全力以赴写下卷了……”

这年他画给我的贺卡是画的一枝傲寒而放的红梅,题:“苏晨兄恭贺新春”。他的心声我明白,有的话还是放在肚子里好,只要知道孟德斯鸠说过:“在人与人之间,再没有比别人永远关心于自己的存在问题,更为光荣,甚至更为有益。”

年我在艰难中度过。这些艰难,过去了,没有必要重提。年逝去,迎来年,年新年他写给我的贺信是:

“苏晨兄:

早就想给你写信,因为感冒了二十余天,病中也得赶稿,连驱车看病时间也没有,所以想作的事,也就能拖就拖,拖到年根了,似乎再拖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古幢》(苏按:指我在《人民日报》副刊发表的一篇散文,写昆明的一处景点)因是耀群旧居附近的所在,自然是关心的,而且我们都觉得写得好,只是我认为你用两个字的题目多了一点,显得变化少,也许并不如此,但给我这么一个印象罢了……

又,原拟出的国内外评论我的文章,一时凑不齐,你是否可考虑先出夏志清的《论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日本田中裕的硕士论文《端木蕻良受托尔斯泰的文学影响》……

《曹雪芹》中卷可望在三月底脱稿。

我和耀群及女儿钟蕻向你全家恭贺新禧……”

年的新年贺信里,他就已经觉得:“现在的精力总感到不够用,奈何!脑子里的东西越积越多,有紧迫感……”须知他是拖着“半残废”的身体,又相当艰难的苦斗11年,何其容易……

我手头还保留的几张他手绘的贺卡是:

丙寅虎年贺卡画的是两杆修竹。竹,“外直中通”,“宁折不弯”。我想到当年的处境,心里自然明白这对我来说是什么意思。有异于任何一年的是,上款以小篆一本正经地题:“苏晨同志清赏”,显得格外特别。

丁卯兔年的贺卡画的是一枝迎春盛开的桃花。也许是有感于世事的又见“回春”气息?画面的右上角异于他年题了《春光》二字画题,上款又是再以惯例题:“苏晨兄丁卯新禧”。

戊辰龙年的贺卡画的是几枝随风飘拂的垂柳,两只燕子正结伴儿欢快地飞过,右下角加钤了《石隐园》押脚章,上款题:“苏晨兄、嫂龙年大吉”,署:“端木蕻良、钟耀群拜”。

我的朋友中多有人喜欢端木书法、绘画、信札和这种“迷你”文人画之属的彩绘贺卡,所以还有几张这种贺卡被喜好的朋友索去,我已经记不清画的是些什么。

众人拾柴火焰高

端木在平常情况下,“人际关系哲学”的理念是:“为朋友可以‘两肋插刀’”;“一个篱笆三个桩”;“众人拾柴火焰高”;“帮人帮到底”……这儿我只简单说说我被端木拉着也掺和了的一件事,便收笔吧,文章不短了。

上世纪20、30年代的高级知识分子,除了本专业和一两门外语以外,多半还追求琴、棋、书、画……之类。要说的这件事儿,是年就已经80高寿的上世纪20年代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退休高级铁道工程师王羽仪,他花不少工夫画了一部《旧京风俗百图》,想找个出版社出版,却一再碰壁。

他心有不平。他的国画小品,早年就在荣宝斋和著名画家吴待秋、陈师曾等一起木版水印出版。年鲁迅和郑振铎合作出版《北平笺谱》,从一千多幅画中选画,也没少了他的作品。他又请大画家齐白石给画集题了词,请大画家吴作人给画集题了词,又去找端木代请著名学者也是著名书法家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从当时“时兴”的“秦隶”给画集题笺。端木不认识商承祚,写信给我:“不知你和商承祚先生熟否,可否请商承祚先生为题……”其实他知道我和商老熟,不过是给我留下肯或不肯两方便。我当然也要向端木学习,即刻去中山大学找商老请他给画集题了签当天寄回端木。

王羽仪以为这一回出版社应该没得说的了,齐白石的题词是:

“浊世如君举目稀,不为盗史道非低……羽仪仁兄正齐璜……”

其实他的80岁老高级知识分子脑袋瓜,还是“跟不上形势”,“文革”收摊儿,虽然“家”不一定再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划等号了,可是“家”还是“不值几个钱”,而“值钱的”另一个字,他两眼墨黑!

这位王老一时还是想不通,出版社干吗还是“看不起”他?他无奈中对照陈师曾的《北京风俗画》,忽然注意到,《北京风俗画》还附有马公愚等名人的配诗,他一拍大腿自言自语道:“有了!”又燃起新的希望,去找端木,求端木给《旧京风俗百图》“配诗”,还要胜过陈师曾、马公愚他们,请端木把每一首“配诗”都写成书法斗方。

这一回端木可犯了寻思:《北京风俗百图》幅画,要配首诗,写幅斗方,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儿!而此刻他又正在“六米斋”里紧赶慢赶写《曹雪芹》!不过思之再三,他想到蒙田说的:

“习俗是第二自然。与第一自然相比亳不逊色。”

他又想到,一些年来,国家的“第一自然”、“第二自然”都遭到一定破坏,《北京风俗百图》在民族文化积累上,应该说还很有意义。于是他怎么也不忍心往老朋友身上泼冷水,宁肯委屈自己,也还是把所求接受下来。

端木写好为《北京风俗百图》所配的首诗(可见于《端木蕻良文集》之8上卷),幅各体书法斗方。王羽仪拿到手别说有多么高兴。端木可没忘了提醒他,这样在北京也未必就能轻易找到出版社肯接受出版。因为这个画集印不好,没意思,印好了,会是一两百元一本,而以当下中国大陆读者现有的经济条件,有多少人为买一本书掏得起这个腰包?所以一般出版社还是不一定肯把要投入很大、发行量又无保证的活儿接下来。

王羽仪说:“那怎么办?”端木说:“不信你就去跑跑看,我也替你想想办法。”

年10月9日,端木给我写来一信,信上说:

“……这担子过重,和你商量,并不是要花城(出版社)来出。你是否可以打听一下,香港出版家肯否承担,这种情况下,是否可采取‘预售卷’的办法,如能有多少预约者即可承印,这牵涉到一个经济问题和技术问题,我都很难插嘴。因为我一窍不通。总之,这件事不是急于办成的,你心中知道,届时,可以考虑进去,如何……”

其实端木也知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总经理、总编辑萧滋和我是朋友,也知道香港“三联”和花城出版社正在合作出版各14本的《郁达夫文集》、《沈从文文集》,又是给我留下肯与不肯两方便。我能推?不能,端木的榜样在那儿!我写信建议萧滋兄:先在香港出版,全球发行,并在“汉文化圈”国家做版权生意,争取不亏损。

萧滋识大体,也够大度,年10月,由香港“三联”出版了很是精美的《旧京风俗百图》,王羽仪坚决要求作者署“王羽仪作画·端木蕻良配诗”。

更精美的日文版更名为《燕京风俗》也很快在日本昭和五十八年九月十日由东方书店和香港“三联”联合出版。王羽仪为每幅画作的“解说”,由臼井正好日译,端木的“配诗”,由内田道夫日译并注,内田也是《燕京风俗》的“监修”。

端木来信让我给《燕京风俗》做点儿“宣传”,我也谨遵做了一些,如在“北有《读书》南有《随笔》”的北京《读书》杂志上发了一篇长的文章,在香港“三联”的《读者良友》杂志上发了一篇长的文章,在《澳门日报》副刊我的专栏《砺堂散墨》连续发了好几篇每篇字的短文。

王羽仪老人写信给我,说什么:“我与端木合作之《燕京风俗》,端赖大力始得出版,毕生难忘……”这我可不敢当。他给我画了一幅他擅长的中国画的花鸟画,题了上款送我,我收下,这是不可拒的友谊。香港“三联”给了我一张《感谢状》,那是香港还在讲求的“行规”。其实端木的“人际关系哲学”理念才是“成事之母”。我不过是在端木实践他的理念时不负他的指点,做了该做的份内事;因为身为出版人的普世职责,就应该是积极从事文化积累,不断发现新人;在画风俗画这件事上,80岁的王羽仪高级工程师也是应该推荐的新人。

王羽仪的画美,“解说”也写得好。端木的“配诗”美,书法也美。这儿只随便举1个例子收笔,如第幅《阅微草堂紫藤》,画面如题,端木的行草“配诗”是:

“阅微草堂在何方?

紫藤犹放故时香。

何妨细味老头子,

春酒香花到晋阳。”

王羽仪的“解说”是:

“清代著名学者纪晓岚的阅微草堂在城南虎坊桥。著名的京剧科班富连成,曾以此为班址。南院有紫藤一株,已有二、三百年历史。该地现为晋阳饭庄所在,该店专精山西菜肴。老作家老舍常饮膳于此,曾咏七言一绝云:

‘驼峰熊掌岂堪夸,‘猫耳’‘拨鱼’实且华,

四座风香春几许,庭前十丈紫藤花!’”

(.8.10作,.5.13修改,于南海金沙洲泰成逸园养老院)

主编:小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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