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沫
文
曹西河
第十五章
丁沫很喜欢花草，她怀疑地问：“仙人球还会开花？”
艾青说：“它的花像唢呐，属昙花，很快就凋谢，就是常说的：昙花一现。”
丁沫问：“这种花好伺候吗？”
艾青说：“仙人球很皮实，不用人家专心伺候，也不要特殊的养料，你多浇点少浇点都无所谓，十天半个月不浇水也死不了，照样开花，生命力很强。”
丁沫微微笑着：“我都觉得您在给我念诗呢！”
艾青哈哈笑了：“你这小同志，挺乐观的，你当过兵？”
丁沫说：“在南方，打过游击。”
艾青说：“我就觉得你有一种部队同志的乐观和开朗。”又说：“你好像很喜欢仙人球？”
诗人艾青
丁沫说：“很喜欢！”
艾青挑了两个碧绿碧绿的仙人球，还顺手拿过一个小小陶瓷盆，把仙人球放在里边，嘱咐着：“少浇水，它不怕干旱。”
丁沫诚恳地：“ 次读《大堰河一一我的保姆》，我流泪了，可是今天它的作者送我小仙人球，我很高兴，笑了，谢谢！”
于是艾青欣然让丁沫留在院子里看花同老辛进去谈事。
傍晚，丁沫提着一个口袋，里面放着小瓦盆和两棵小仙人球，回到宿舍，李隆川迎出来，马上接过小瓦盆，到假山那边添土，然后浇足了水，把两棵仙人球种上。
丁沫把小花盆放在小窗台上，两棵小仙人球碧绿水灵：“是艾青同志送给我的。”
李隆川问：“艾青，大堰河的乳儿？”
丁沫点头：“就是他，我刚到报社副刊报到，一位老编辑正要去拜访艾青，主任老陆同意带我去。他家院子一角种满大大小小的仙人球。仙人球还会开花，你见过吗？”
李隆川说：“好啊！我们就等仙人球长大，开花吧！这说明你的工作有个好的开头。”
丁沫满意地点点头：“对了，你买到火车票了？”
李隆川说：“明天下午的，到时候你上你的班，我上我的火车。”又问：“报社饭菜还好吗？”
丁沬说：“比大学的当然好，品种多，质量好，就是贵点。我照牌子上写的，买一个炒鸡子，结果是一盘炒鸡蛋。我说：错了，我要的是炒鸡子，就是笋鸡。炊事员和旁边的人都笑了起来。鸡子就是鸡蛋，没错。”又欢喜地说：“我们月初发工资，刚上班就领工资，也太快了吧！”说着掏出一沓人民币。
李隆川说：“说明领导关心，打过招呼的，知道我们刚毕业，两手空空，什么都得花钱买。”又说：“好啊，冬天来了，你有空去看看，买点合用好看的衣服。”
丁沫坐在床上：“给你也得买衣服，旧军服太旧了，到北京上班得买新的。”
李隆川坐在小桌子旁：“我看北京人穿的毛蓝中山装挺好，朴素又大方，给我买两套，春秋都可以穿，冬天该穿什么，我就不知道了，你先打听打听。”
丁沫说：“商店还没有关门，走，马上去买一套毛蓝中山装，明天出门好穿。”
这里是阜成门内大街。街灯不多，大街不太明亮，但百货商店的灯倒是亮的，李隆川和丁沫在挑衣服，老店员帮他挑了一套，让李隆川到换衣室换上。李隆川换上，简直是焕然一新，中山装很合身，上衣三个口袋：左胸前一个稍小口袋，下面左右各一个带盖的，大小长短正合适。
丁沫左右打量着：“好像宽了一点。”
老店员说：“不宽，秋风凉了，得穿毛背心、毛衣、毛裤，穿上正合适。”
丁沫一听也对，吩咐李隆川：“你到上海买一件毛衣、一条毛裤，买你的，不要买我的，你不知道尺寸，肥了瘦了都不好。”又说：“买了，包上吧！”
老店员说：“这位小伙子，穿上新衣衫，多精神，别换了，我把你的旧衣服包上，放在纸口袋里。”
丁沫去交了钱，李隆川拿起纸口袋，夫妻俩高高兴兴地出门，上了大街。
正巧，遇到了匆匆回家的老闫。
丁沫问：“老闫，怎么才下班啊！”
老闫说：“有点事，下班晚了，你们出来逛逛，啊！我看出来了，老李买了套新衣服，穿上了，好看，蛮帅的。”
丁沫说：“他明天出差上海，不能穿大学时穿的旧衣服。”又往西一指，问道：“那是城门？”
老闫说：“对，阜成门，一出门就出城了。北京两边都有城门。”又说：“这是阜内大街，往东就是羊市大街，大影壁旁边是电影局，我们北边就是白塔，你们新的家就在这一带。”
丁沫问：“那是什么摊子？”她看见路边有一个摊子，炉火挺红，有人围着坐着低头吃什么。”
老闫说：“卖爆肚的，很好吃，不贵，一毛五一碟，你们去尝尝。”然后送他们过去：“那我回家了，慢慢吃。”
丁沬和李隆川都没吃过爆肚，眼光光地看着摊主抓两把爆肚放进滚锅里，抄几下便捞起来，放在他们面前，各有一小碗调好的醋、蒜蓉、麻酱、辣酱，沾着吃，他们都吃的有滋有味，吃完都说：“北京爆肚好吃。”
摊主高兴了，“那您常来吃，那还可以尝尝爆肚仁儿。”
李隆川，丁沫高高兴兴地回到宿舍，门房老李总是热情招呼。他们回到屋里，先弄弄仙人球，丁沫便注视着李隆川的新衣服，显然，她觉得好看，替他整了整领子，顺势亲了他一下，李隆川马上把她抱起来，不敢转圈，让丁沫坐在大腿上，亲了又亲。
丁沫说：“给你买了新衣服，该怎么谢我。”
李隆川说：“我给你讲鬼子故事，让你又害怕又高兴，一个晚上抱着我都睡不着。”
火车上过了一夜便到了上海。李隆川坐着三轮过外白渡桥，来到四川饭店。他付了车钱，到饭店前台问服务员：“我找北影的柳驰同志。”
服务员很快把柳驰找来了，一位白白净净的年轻大姐。她看了李隆川的介绍信，说：“我接到老戴的电话了，知道你要来。”让服务员带李隆川去他房间。
柳驰说：“你的房间在二楼，同房间的是老编辑田韦同志。你洗涮完了，来看电影。”吩咐服务员：“请带他到放映室来。”
电影放映室正在放映卓别林的《摩登时代》。
李隆川进来，眼前一黑，有人拉他的手，找到位子，他仔细一看，是柳驰。于是，定下心来，安静地看电影。到了这里，他儿乎天天看电影。看了不少三十年代的，抗日时期的电影，比如《十字街头》《天涯歌女》《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见了这些影片的一些导演、演员，听了他们的经验之谈。早期的胡蝶、阮玲玉的电影外面是无法看到的。特别是看了不少外国电影，有卓别林，有苏联、美国、法国的一些影片。他把自己的喜悦和感受写信告诉丁沫，让她共享难得的快乐。
丁沫忙于学习组版，老编辑老沈教丁沫画版面，丁沫在一边仔细看、仔细听、画完了，老沈跟她讲为什么这样画。接着，老沈又拿了几篇稿子，一张漫画，让丁沫试一试。
丁沫看了看，问道：“哪篇当头条？这篇成吗？”
老沈看后说：“这篇分量重一些。”
这时，老陆进来了，他拿了几封信，其中一封给丁沫：“这是你的信。”
丁沫一看，是从上海来的，忙跟老陆说：“谢谢，我爱人来的。”
老陆说：“上海的会好多电影编、导、明星讲心得体会，你问问你爱人，有没有适合我们副刊发表的，我们好去信约稿。”
丁沫：“好！”说完，继续跟老沈学画版。
白塔寺宿舍，丁沫正在打扫房间，擦拭桌子板凳窗户，拖了地板，干干净净地，这时，门房老李客气地说：“张书记，您来了。”“丁沫同志住哪里？”“就住这里。”
丁沫出门一看，老李带着一位微微发胖得和善的中年妇女来了。
老李介绍：“我们报社的张书记来看您哩！”
丁沫说：“张书记，您好！”
对方笑微微地说：“我叫张野，你叫我张野同志好了！”她走在门槛边：“擦得这么干净，我就不进去了。”又说：“房子小一点，委屈了！”
丁沫说：“不，不，我爱人的单位北影没有房间，他说你们给了我们安身的地方，十分感谢，说你们领导对新来的同志很关心。”
张野问：“他现在在哪儿？”
丁沫说：“到上海参加电影讲习会了，看了不少电影。”
张野问：“你们是同学？”
丁沫说：“同班同学，都是广东部队的，当时不认识，到大学才认识的。”
张野说：“这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啊！”又看了看房里：“天冷了，要安个炉子。”
丁沫说：“您别笑话，我们从来没用过炉子，不会安装，也不会用。”
张野吩咐身边的老李：“老李，到时候帮他们买烟囱炉子，帮他们安上，还有风斗，教他们烧，教他们关。”
老李点头哈腰：“我知道，到时候我帮他们买，帮他们安，教他们怎样用，您就放心，您呐！”
张野和气地：“这事就拜托了。”又对丁沫说：“到时候你请老李帮你买，帮你安，告诉你怎么用，不会用，半夜炉子灭了会中煤气的。”
丁沫连忙说：“好的！”
这时，张野看见从里面出来的老闫，又招呼着。“老闫，丁沫同志安炉子的事，我已交待老李帮忙办了，他们刚来北京，不熟悉这里的人情风俗，你多关照关照。”
老闫说：“张野同志放心，我们都会关照的，老李门房里有炉子，他们喝水，用水都方便。”
张野同丁沫打打招呼，随老闫走过院子，进了东边的大厅，一边说着什么。
丁沫对老李说：“这里的同志，上上下下都挺和善的。”
李隆川穿着那套洗得干干净净的毛蓝中山装，坐着三轮，带着大包小包，回到白塔寺宿舍，老李迎上去：“李同志，您回来了！”
丁沫闻声，跑出门去帮助拿大包小包，眉开眼笑。进了房间，放好东西，把房门一关，马上伸出双手搂住他的脖子，又亲又笑：“想我吗？”
李隆川抱起她，来到床边坐下，让她坐在自己腿上，“我想回来就这样抱着你，亲你，同你说话。”然后，解开一个布口袋，取出一包上海奶油蚕豆，抓了两粒，放在丁沫的嘴里：“吃，可香了，上海特产，奶油蚕豆。”
丁沫嚼了嚼，边说：“太香了！”说罢扳着李隆川的脸，把嚼烂的一半用舌头送到李隆川嘴里：“香不香？”
李隆川吃着：“这就更香了。”又说：“好了，我得送一包给老李。”说罢取出一包出了门，送给老李。
老李接过小包，问：“谢谢啦！这是什么？”
李隆川：“你拿一粒尝尝！怎么样，香吗？”
老李说：“挺香的，你真有心。”
李隆川说：“这是上海的奶油蚕豆，可好吃了，我离开上海别的都可能忘掉，唯有奶油蚕豆肯定忙不了。”说罢，回到房里，“我给老闫给送去，东西不多，一小包，就是个心意嘛！”说着，走到院子，走进东边小门。
里边是大厅，已用木板隔开好南北两排各五间房间，中间一条过道，南边还有小花园，小花园南侧有两间平房，老闫一家三代住在这里，李隆川找到老闫。
老闫说：“老李，从上海回来了？”
李隆川递过小包：“奶油蚕豆，上海特产，给小孩吃。”
老闫说：“谢谢了，还想着我们。这是我母亲。”他介绍一位老妇，五十左右。
李隆川说：“我该怎么称呼您老人家？”
老闫也问：“你父母多大年纪了？”
李隆川说：“快到六十了。”
老闫说：“那你叫大婶吧，她比你父母小。”
李隆川说：“大婶好，您身体还挺健朗的。”又问：“这位是大嫂了？”
老闫说：“她姓王，你叫她王姐吧！她是工厂的。”
李隆川说：“王姐好，以后就是邻居，我们刚来住，有许多不懂的，请多关照。
王姐说：“别客气！又是同事，又是邻居，互相关照！”
老闫说：“张野同志很关心你们的居住条件，觉得六平方平米，太小了。”又低声告诉李隆川，指指大厅房间；“里面有一家要搬走，向阳的，十天半个月的事儿，到时候你们搬进去，十多平方米，可以放张大床，你们的床太小了，按说夫妻恩爱，窄点也是宽的，可大床还是方便舒适嘛，是不是问问北影，能不能借张大床，借个书柜什么的，别的没有，书还有几本嘛！”
李隆川说：“太好了，我们的同学来，我的内弟来，也有个坐的地方，”又说：“我内弟在北京师范大学，明年夏天毕业。”
没过几天，一辆平板三轮放着床板、框架、椅子，李隆川坐在前面，同车把式聊天。平板三轮已经驶过羊市大街。拐进白塔寺北京日报宿舍，进了大门，老李上来把东西卸下，搬进大厅宿舍一间向南的房间里，然后把床装好，床是半旧的，还结实不乱晃，一台双抽屉桌子，也是半旧的，但还平整，放一把椅子正好写字，旁边再放把椅子，亲友来就可以坐着谈天，李隆川谢谢车把式和老李，房间初具规模了。老李还特别指出进门不远安装炉子，不要放东西。
李隆川和丁沫分头把木箱、藤篮和被盖搬进新房里，铺好被盖，再把那小桌子、小凳子放在靠近要放炉子的地方，好放大小饭锅，炒锅和各种做饭，吃饭的盒、壶、碗、筷……
李隆川抱起丁沫从床北边滚到南边，又从那南边滚回北边，还说；“这回不用靠墙了，不会掉下床了。”
丁沫说：“你坐椅子上，修改你们的长篇小说。”
李隆川说：“还没这个兴致，没准过些日子，这些稿子正好用来点火生炉子呢！”
他们看看窗外，小花园有几棵小四季海棠，台阶旁还长了不少青草，有的人家堆放了不少煤球，每家用木板隔着。
李隆川说：“我们的煤球也放在窗下，用板隔着。”又说：“现在要找老闫就太方便了。”
这时，咣咣有人敲门，丁沫开门，门外站着一位笑嘻嘻，白净净，浓眉大眼的南方姑娘，好像是新媳妇儿。她说：“我住对面两间，一家四口，有妈妈和小女儿，我叫容宁，南京人。”
丁沫忙招呼她进来，坐下，“我叫丁沫，报社副刊的，他是我爱人，北影的。”
容宁说：“我在北京出版社，同你是一个办公大楼。我爱人在一家工厂当工程师。好啊！我们就是邻居了。”
李隆川说：“远亲不如近邻，有什么事好照应啊！”
容宁突然说声：“等等。”回家拿来两排钩：“钉在门后面，好挂衣服。我家多买了，放着也放着，钉上。”
李隆川说：“谢谢。”接过过她手中的锤子，在门后边把挂钧钉上：“正好挂衣服，多少钱一个？”
容宁笑了，“可不兴说这个，我不是来推销的。”
丁沫笑着，高兴地把外衣挂上。
新春佳节来了，北京的天气是冷的，但比长春好多了，鞭炮声断断续续传来，有时还蹿起一支蹿天猴，李隆川拿着一长串冰糖葫芦进来了。
丁沫正在蒸梅干菜肉，准备淘米煮饭，等弟弟来过年。李隆川先给她吃了一个冰糖葫芦：“又甜又酥。”
廖大尧和林重前后脚进来了，李隆川把书桌搬到床前，床上坐两个人，两张椅子给客人坐。
丁沫端上大碗蒸的梅干菜肉，一盘广东连州山区腊肠，一盘拌青菜，砂锅里有白菜干排骨汤，正在炉子上热着。
李隆川给大家各倒了一杯葡萄酒：“来，祝新春快乐！”
众人碰杯，吃菜。
丁沫说：“这是我母亲寄来的梅干菜，是高山里的，瑶族同胞的有名产品，远销香港，那边的人指名要连州瑶族的梅干菜、白菜干、腊肉、腊肠。”又指着切成片的腊肠：“这就是瑶山腊肠，尝一尝。”
大尧吃了一块腊肠：“地地道道的，一点不假！”
林重吃了一块，也说：“香！”又说：“我好久没吃过这么香的饭菜了，不对，应当说：我就没吃过这么有滋味的饭菜了。”说着，大家都笑了。
丁沫说：“我也好久没吃过家乡的梅干菜蒸肉、瑶山腊肠，慢慢嚼，越嚼越香，听说瑶山的风大，很快就把腊肉腊肠吹干了，保留了肉的清香，没有这山风，就没有这清香。别停筷子，吃。”
李隆川同大尧碰杯：“祝你顺利毕业，工作如意！”
大尧喝了一口：“可能留在北京，有关的老师好像想要我留校。”
丁沫说：“那也好，北京我多个亲人啊！”又问林重：“你的工作有什么变化？”
林重说：“调我去编刊物，关于新闻业务的，对我来说，都是新的，都想试一试！”
丁沫说：“那也好。”
李隆川说：“我就是天天看电影，对了，景如白也调到我们单位了，我们同电影讲习所一个地方办公，他们是古今中外的电影，特别是过路片都看，我们沾光，有时下午看，晚上还看。”
大家都很羡慕：“多美呀！不但欣赏，也是上课，开眼界，见世面，学到多少东西啊！”
李隆川说：“主要工作是看外稿，投稿的全国都有，大家喜欢电影，有的剧本还写的真不错。比如说写抗日战争的很多，有一个剧本写淞沪抗战，四行仓库八百壮士打日本的，我小时就知道四行仓库，八百壮士！因为那个谢晋元是我们梅县蕉岭人，他手下一个班长牺牲很英勇，是我们村里张屋的，全校师生在他张家大屋开追悼会。他们是国民党军，现在很难拍电影。还有一个写你们张自忠的。”
林重问：“写我们张自忠？”
李隆川说：“你们人民大学不在张自忠路吗！他也是抗日名将，剧本写的还蛮动人，也是同一个原因，恐怕提不上日程。”
大尧说：“写平型关大捷还差不多。”
李隆川说：“反正每个剧本都登记下来，摘录大要，写出意见，大部分是退稿，少数送领导再审阅，也可能写信给作者请修改再寄来。”
林重说：“这也是开眼界，见世面啊！”又问：“丁沫的工作也很有意思吧！”
丁沫说：“主要是画版样，看外稿，有时跟一些老编辑去採访一些名人，请他们写诗文，这点很吸引我，除了上次谈的见到艾青，他还送给我两棵小仙人球。你们看，窗台上的，就是它！此前，还去过老舍、周立波、冰心、萧军、端木蕻良家里，也去访问过一些劳模，我总的印象就是，这些人名声很大，架子很小，对人亲切随和，说话也很随便。我是去见习的，听的多，很少插话，对方见我年轻、新来的、有时还主动问几句，让我感到不拘束。”
北京的春天，有沙尘滚滚，漫天飘动，人们上街都要戴口罩，女的围纱巾，男的戴帽子，天晴气朗，满桌子灰尘，但一擦就干净，接着风和日丽，绿树含烟，绿草发芽了，白玉兰开花了。清明一过，一场春雨，桃红柳绿，满眼春光。
北京的春天
星期天，丁沫的弟弟廖大尧来看望姐姐，院里的海棠，眼看就要开花了。
大尧告诉姐姐：“我们学校贴了不少大字报，向党委提意见，大家觉得，‘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党委也自我批评，严格要求自己，连教授也说，敢于自我批评，说明党有宽阔的胸怀。”
李隆川说：“我们应该到大学去看看大字报，我们编辑室有人到了北大看了大字报，什么意见都敢提，很大胆，有人还说公布胡风的私人书信是违法的，各说各有理，很尖锐。”
丁沫说：“像康正德这样的共产党员就应该好好揭露批判。”
李隆川笑了：“问题是党已经把他开除了，这不是应当赞扬吗？可是这样的人的一句话留在档案里久久地害人，如何搞好档案工作，不冤枉好人，的确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丁沫说：“一个共产党员诬陷别人有人命血债，把人抓到牢里，一调查，完全是无中生有的捏造，无罪释放，这个党员一点也没受到处罚，反而扬扬得意，难道不应当好好整整风，洗洗澡吗？”
李隆川说：“我觉得这样的人应当判刑。”
大尧说：“昨天，我去北大了，看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说斯大林是一个暴君，杀害了不少人，历数肃反的过错，哎呀，令人震惊，大家不知道是真是假，有人就贴大字报，苏联肃反是错的，那我们反胡风也有问题，不过还好，没有杀人。”
李隆川想了想：“我好像有这个印象，赫鲁晓夫一直是歌颂斯大林的，称他为父亲，为什么度大转弯？”
大尧说：“反正我们都闹不清，都觉得这次大鸣大放真是叫人大开眼界，听到了许多我从来没听过的东西。”
李隆川说：“北大总是更开放一些，他们有‘五四’的传统。”
第二天，丁沫匆匆赶来上班，她刚进办公室，主任老陆就来找她。
老陆说：“丁沫，你去文联礼堂，参加文化部党组整风会。”
丁沫奇异地问：“我去？”
老陆说：“本来，这些活动都要老编辑去的，他们都有事儿，你去吧，就是去听听，将发言记录下来就可以了。”他一看手表，“时间很紧，快去吧！”
丁沫拿着小挎包，打开检查一下，有笔，有笔记本，还特别把笔灌满了蓝墨水，这才匆匆出门赴会。
丁沫匆匆赶到现场，会场围着几圈，中间是空的，每圈都坐满了人，她看见最里面一圈有个空位子，赶紧走过去坐下，只见四周的目光都注视着她，她仔细左右一看，都是领导干部模样的人，大概是主席台，她浑身不自在，不知坐还是不坐？这时，旁边位子老同志热情地招呼她：“请坐下，请坐。”她才稍稍松了口气，但还是很不自然，头也不敢抬，只顾从挎包里掏出采访本和钢笔。
会议开始了，由刚才招呼她的那位老同志主持，他请大家继续给文化部党组提意见，讲话带江浙口音，态度十分真切，与会者都在默默地听，眼神里透出尊敬的色彩。
我连忙悄悄地向右边的同志问：“他是谁啊？”
对方不解的看了丁沬一眼：“夏公，夏衍同志。”
丁沫暗自吐了吐舌头，不由自主地想：“他就是老作家沈端先，夏衍。哎哟，我百分之百不配坐在这里！”她便四下张望，看哪里有个空位，有个地方似乎有个空位子，她正想动身，坐在那里的人直起腰，他在捡东西，她有点失望。
这时，发言人越讲越激烈，丁沫由于只顾找座位，没有听全，到这时又想起好好记录，好像那人慷慨激昂地说：“有些领导不听专家的意见，只听‘小辫子’的。”
丁沫当时正梳两条小辫子，一下子成为众矢之的。
夏公大概看出丁沫心神不定，故意半开玩笑地说：“说你哩！”
丁沫一听也笑了，她发现台下也有人笑了。她轻快了些，像拉紧的弹簧突然松开似的。
在发言的空隙，丁沫突然问：“您就是沈端先同志吗？《上海屋檐下》的作者？”
夏公笑笑，和蔼地看看丁沫：“大学刚毕业的？”
丁沫说：“是，我念中文系，在大学看过您的作品，特别喜欢！”
夏衍问：“在那个大学？”
丁沫说：“东北人民大学，在长春。”
夏衍点点头。
夏衍
丁沫说：“最近看了青艺演出的《上海屋檐下》，真好。”
这时，有一位老人发言了。
丁沫细声问夏公：“他是谁？”
夏衍：“臧克家。”
丁沫认真记录，尽量记得仔细、准确，她刚走上新闻工作岗位，孤陋寡闻，所以每个人的发言，她都得问夏公：“他是谁？”夏衍不厌其烦地一一告诉她：“丁玲”“姚雪垠”“冯雪峰”“江丰”。有时，丁沫听不懂，还顺手给她写着：“陈企霞”。
会场活跃，丁沫低头记录，生怕漏掉了什么，一个熟悉的声音又响起来了，她抬头一看，很面熟，但名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她又问夏公：“他是……”
夏公又和蔼地笑了：“臧克家同志嘛！”
丁沫惭愧地说：“对，对，臧克家。”她觉得尴尬，脸唰的一下红到耳根。
这时，夏衍见丁沫有点“发窘”，亲切地问：“新到报社的吧！以前没见过你。”
丁沫说：“是的，去年人大毕业，分配在《北京日报》，以前出去都有老编辑带着，今天是 次单独出来，特别紧张。”
夏衍说：“记者要接触很多人， 学学素描，每次见到生人，问过姓名，几笔就可以把他的相貌特征画下来，写上名字，下次就不会忘记了。”他像老师 次教学生那样细心，顺手拿起桌上的铅笔，在纸上勾画了几笔，递给丁沫。
丁沫惊叹：“这不是臧克家同志的画相吗？太神似了，能送给我吗？”
夏公点点头，把素描递到她手里。
丁沫小心翼翼地把它夹在本子里，高高兴兴地笑了。
这时，散会了，人人纷纷或走开，或寒暄，会场上仍然是热烈的。
丁沫主动握着夏衍的手：“夏部长，以后我能常常去拜访您吗？”
夏衍说；“欢迎，欢迎，你叫什么名字？”
丁沫说：“我叫丁沫，甲乙丙丁的丁，大海里一丁点儿浪花飞沫的沫。”
夏衍说：“丁沫，这名字好记，好，再见。”
丁沫一走出会场，突然一个人拍了一下她的肩膀，回头一看，是老辛，他正同艾青告别，往丁沫这边走来。
老辛说：“好啊！我看你找位子，找到主席台去了，稳稳当当地坐在夏衍同志身边。”
丁沫说：“我看见全场都没有空位子，终于看到一个空位子，我好做记录啊！”
老辛不觉开怀大笑。
回到《北京日报》副刊办公室，老辛正同老陆讲起丁沫找坐位的事，引得老陆也失声笑了起来，平时教丁沫看外稿，画版面的老左和老沈，还有老编辑：老徐、老曹、老黄、老江、女编辑李大姐、田喜、邱漱也不觉笑了起来。
老陆笑道：“全场都看你了！”又问：“你还同夏衍同志说了些什么？”
丁沫说：“我说我去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日报，今天 次单独出来呀。诗人臧克家’第二次发言，我怎么也想不起他的名字，夏部长再一次告诉我，还说：不妨学学素描，采访时几笔就能把对方相貌特征画下来，写上名字，就不会忘记了。”说罢，拿出本子取出那幅臧克家素描，交给老陆。
大家一起观赏，都说：“像，像！特别神似。”
老陆说：“好好保留。”
丁沫把素描夹在本子里：“我会好好保存的，这是一份珍贵的回忆。”
晚上，丁沫回到白塔寺宿舍，李隆川正在蒸好一锅饭，蒸了一对腊肠，开门迎接了她。边吃饭边谈起今天的采访，随后拿出本子，取出那幅素描，同李隆川一起欣赏。
这时，大尧来了，一起吃饭，一起欣赏素描。
丁沫问；“最近学校又有什么动静。”
大尧说：“可热闹了，人来人往，集市似的，社会上不是有民主党派要共产党下台，轮流坐庄吗，同学们也热烈争论，该不该轮流坐庄。”
李隆川问：“你怎么看？”
大尧说：“我看不行，很简单，打天下就得坐天下。”
李隆川说：“是啊！党领导人民把帝国主义赶出大陆，把蒋介石赶到台湾，民主党派坐庄，说不定帝国主义又回来了，蒋介石也回来了。”
大尧说：“也有一部分人就是你这种意见，还受到围攻。”
李隆川说：“明天星期日，我们到北大、清华大学去看看。”
不久，一场“反右派”运动，不但把右派整苦了，几乎把所有知识分子都震动了。
丁沫告诉李隆川：“报社好几个画漫画的都打成右派分子，你知道吗？艾青也当了右派。”
李隆川说：“艾青，没想到，一提到他，我自然就想到大堰河，同右派连不到一块儿，”又翻出一张《人民日报》“6月8日的社论我留下来了，《这是为什么？》，提到少数右派份子，‘在帮助党在整风的名义下！推翻党的领导，把伟大社会主义事业推翻’我就想起那些人提出：“轮流坐庄，还有人毒骂，话说的很刻薄，说那些人是右派份子，好像也不过分，我没想到艾青也当了右派。”
丁沫说：“我们不是看过《组织部新来的人》吗？”
李隆川翻书桌上的书，拿出一本：“我刚看完作者写的《青春万岁》，他怎么了？”
丁沫说：“也划为右派了。”
李隆川说：“他？看过报上的介绍，他从小参加革命，比我们还小一两岁呢！”
丁沫说：“我们大学刚毕业，到了北京，人生地不熟，只有看一看，听一听的份儿。”又笑笑说：“你说好笑不好笑，那天主任不是让我去参加文化部的整风会议吗？就是记录发言，碰见了作家夏衍，他主持会议，底下提意见，说：‘文化部党组不重视专家的意见，就听小辫子的’，夏部长笑着对我说：‘说你呢！’没想到，现在也有人给主任老陆提意见，就相信梳小辫子的。副刊就我梳小辫儿啊！”
李隆川也笑了：“我们到北京就是到了大海边，这大海有时平静，有时惊涛拍岸，一点浪花溅到你身上了，也不必奇怪。丁沫同志，你不就是汹涌大海的一丁点儿浪花飞沫吗？”
林重听到一个传说，匆匆来找李隆川。同门房老李打打招呼，便来到丁沫、李隆川的房间。他们一起共进晚餐，无非是蒸大米饭、蒸腊肠、拌白菜，但吃的津津有味。
林重问道：“长春几次来人到我们人大，见了我，都问：听说李隆川划为右派了？我说没有啊！他划为右派我还能不知道？我问他们，你听谁说的？他们前后几个人，回答是一样的：听景如白说的。”
丁沫奇怪了：“怎么回事啊！为什么造谣啊！”
林重：“我也奇怪，这对她又有什么好处啊！”
李隆川说：“她这个人啊，在学校就这样，喜欢挑拨是非，哗众取宠，成了性的，不好改，明天我去问问她，看她怎么回答。”
第二天，李隆川按点到了办公室，景如白也来了，她就住在同一层楼里，每天都最早上班。
李隆川问：“最近，长春都传开了，说我李隆川划为右派了？”
景如白笑逍：“也真能传啊！传的这么快啊！”
李隆川说：“有几个出差都问这事，他们说是景如白亲口说的，你怎么回事？”
景如白：“哎哟，冤枉死人了，我只是说我们班， 批入党的就应当是李隆川，可他到大学毕业，也没入得了，要他大鸣大放，他准是个右派，我没说你是个右派啊！”
李隆川说：“你不单对一个人说，逢人便说，怎么回事儿？”
景如白说：“我就是这样的人，有话存不住。”
李隆川说：“你为什么不说，我们班只有你在会上被点明你是随胡宗南部攻占延安，到了延安的人，政工队副队长，爱人去了台湾，还念念不忘，要你大鸣大放，你准是个右派，为什么不说你自己。”
景如白说：“你大人不记小人过，我就一张屁股嘴，两腿夹不住一个屁，有的说说，没的说说，还带响带臭味，你别见怪。”
李隆川说：“不能改改你那臭毛病吗？”
景如白一副无赖相，皮笑肉不笑：“唉，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这时，戴森，柳驰已进了办公室，听见他们的谈话。
柳驰说：“景如白啊，你是得改一改啊！”
景如白说：“你们来了，也不说一声，我们谈点私事。”
李隆川说：“让他们听听也好，他们都是党支部的。”
景如白说：“唉呀，我的热水瓶还落在锅炉房。”说罢，匆匆出去了。
柳驰说：“上个星期天，她提一条活胖头鱼，笑嘻嘻来到我家，我又没有约她来，只好让保姆做烧胖头鱼，请她吃饭。我坦率告诉她，约会、约会、有约才会，以后，请你再不要提条活鱼，或者提个活鸡，无约而来。”
老戴说：“她也用同样的办法来过我家，我也对她说了些类似的话。”
李隆川笑了：“她不来电话，带张小兰来我家，就是为卓娅配音的张小兰，长影演员来我们班旁听认识的，我们毫无准备，手忙脚乱请张小兰和她吃了顿饭。上馆子省事，可我们这个工资……”说罢，点头告别，回自己的办公室去了。
老戴说：“李隆川在部队文工团是很出色的，他创作的山歌剧受到普遍好评！我也看过，连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政治部主任的肖向荣也赞不绝口，大学又是 学生，上次，我们支委会想给他多提一级，不知为什么景如白知道了，天天到人事科闹，正好整风，要大鸣大放贴大字报，同班毕业为什么李隆川多提一级，人事科烦了，把李隆川这一级取消了。”
柳驰说：“还是旧军队那种拨弄是非的作风。”
这时，同老戴一样负责的鲁钧进来了：“你们谈论什么有趣的事啊，让我也听一听。”
于是，他们谈了几句景如白，看法是一致的，接着谈起了“反右”。他们党支部包括编剧、编辑，七八个党员，编剧那个小组全是抗日时期的，个别还是北伐时期的。最近他们很紧张，因为他们小组不少人曾经嬉笑怒骂，冷嘲热讽，讽喻中央领导人，大意是打仗成，建设差点劲儿，江西老表，走的年头多了不灵了。当时很得意，现在又紧张了，其中女编剧林一还是编辑部党支部书记，要执行党的决议，抓右派，那几个编剧不客气地对林一说：他们中任何一个人被抓了右派，你林一也跑不了，你也是参予者，我们都可以做证。林一没办法，只好把这事一笔钩销了。可是右派还得抓啊！正好有一天，一个女编辑叫辛文诗的，向林一谈到，她看了另一个女编辑秦蕊的日记，是秦蕊主动给她看的，她们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她认为秦蕊的日记太灰暗了，把新社会写成暗无天日的。林一一听大喜，正好从此下手。找秦蕊谈话，循循善诱，秦蕊主动交出日记，她自己看，让支委老戴、鲁钧看，还让全体人员看，接着，编辑部的“反右”运动就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了。
女编剧林一主持会议，她本名莫斑姹，参加革命改名林一，现在又改回原名，但大家习惯叫她林一。她说：“厂里让编辑部成立一个反右小组，我是本部门的党支部书记，理所当然当了这个小组的组长，我们部有没有右派，大家说了算。最近有人揭发秦蕊有反党言论，小组同她谈过几次，她主动交出日记，让大家查，同志们也看过了。同志们可以发表意见，秦蕊也可以发表意见。”
秦蕊，一个年轻的女编辑，有一股傲气：“我觉得有人说党天下，我很赞成！我爱人一般历史问题，还是自己在自传里写的，你们就抓住不放，降级降薪，我不能不觉得眼前的世界是缺少同情心的，是黑暗的。”
景如白理直气壮：“这是什么言论？这就是右派语言，这
种话是谁说的？右派份子！那你扪心自问，你是不是右派份子？”
秦蕊坦然地说：“按报纸上说的，我是个右派份子，我生活里并非如此，我尊重事实，我是个善良的人。”
同志们你一言，我一语，说她日记如何片面，如何偏激，以人性论代替阶级论，但都是三言两语，没有很多的分析，更没有声讨。
李隆川说：“我也感到秦蕊同志的日记太消极了，太主观了，你个人的生活好坏，包括你爱人问题的处理轻重，不能以偏概全，把整个社会都否定了。
鲁钧这位来自新四军的同志态度是友好的，但是严厉的，他把李隆川叫出来说：“连秦蕊本人也说自己是右派份子了，你还称她为秦蕊同志，你是谁的同志？”
这一下把李隆川问住了。他如实回答：“我就觉得她的感情太阴暗，看法太片面，思想问题太严重了。”
鲁钧说：“这不是思想讨论，这是政治斗争，你也是从游击队来的，阵地上你我交锋，是 实弹，是流血牺牲的！好好想想！”
李隆川点点头，接受了他的批评。
“反右”的雨点终于落到他们家上面，星期六晚上，丁沫做好了蒸饭蒸腊肠，拌好了白菜、沙锅里还炖着黄豆猪蹄汤。大尧来了，李隆川马上盛饭舀汤。
大尧突然冒出一句：“我当了右派分子了！”
这把丁沫和李隆川吓着了。
丁沫惊讶地：“你当了右派，你怎么可能是右派？”
李隆川说：“慢慢说，不，吃完饭再说，现在大家都吃饭。”说罢，给大尧添了黄豆猪蹄汤，还给他夹了一大块猪蹄吃。
大家默默地吃饭，丁沫怕大尧吃不下，几次劝他好好吃，但大尧似乎已经过了劲，照样细咀慢嚼，平静如常地吃，还把猪蹄啃的干干净净。
丁沫忍不住了：“你说，你怎么会当右派！”
大尧说：“每班都有抓右派指标，少一个都不行！我们班有十个名额，挑来挑去，还少一个，不够比例，没有完成任务，不行，团支部的过失就大了，五个支委都自告奋勇，争取当‘这一个’，每个人都勇敢坦露自己，但没有我坚决，我还当过系学生会主席，责任更大。我说过，那些人思想活跃，才华横溢，我还说过刘少奇讨过好几个老婆，我还说过，有人马列主义考试五分，但行动太差，小偷小摸，马列主义装了手电筒……”
丁沫问：“这就争到‘这一个’了？”
大尧说：“其他四个支委都觉得没有我理由充足，也没有我真诚，更没有我那种舍小我，成全大我的正气，就把‘这一个’让给了我。”
大尧讲到当时的情景：会场上，四个支委在真诚嘱咐廖大尧，“你比我们更真诚，很有勇气！”“你有一种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勇气，我们很感动！”“我们因为你而得到力量”“以后不论你遇到什么考验？都要相信我们五个人之间的友谊是热烈的，深挚的，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动摇的。哪怕天各一方，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奥斯洛夫斯基说的好：人的生命只有一次，我们都把生命献给我们伟大的事业！”说到激动之处，五个人手挽手，热泪盈眶，唱起了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苏联歌曲：
生活是多么美好！
生活是多么幸福！
我愿意永远这样生活，
让蓝色的星星照耀着我……
三个男支委同廖大尧握手告别，握手已经不足以表达情意，接着进行一轮拥抱，那个女支委，她是支部书记，叫李文慧，不但拥抱了廖大尧，还亲了一下他的脸颊，用一个姑娘不敢采用的方式，表达她对友谊的忠诚。他们不像反右，倒向壮别。廖大尧在同志们三分恐惧，七分幻想的歌声中和拥抱里，悲壮地当了右派。
几天之后，中文系领导宣布右派份子的名单， 一个是廖大尧，在宣布罪状时，他只听见三个字：反动派。
那个女支书李文慧代表支委会作了声讨发言，特别指出：“廖大尧这个反动派不同于其他赤膊上阵的右派分子，他躲在后面欣赏，煽风点火，显得更加危险！”她发言哆嗦，情绪激动，不敢抬起头面对廖大尧，怕看反动派。
女支书说：“同意把廖大尧开除团籍的举手！”全体举手，廖大尧也 一次履行团员的权力，举手赞成，开除自己。
大尧说：“她怕看反动派，我有点可怜她。后来，大家都因为压力，躲开了我，没人敢接近我，别说拥抱和亲吻了。同学，那是过去式了。”
丁沫有点忍不住火：“你就找到这里了。”
大尧说：“你永远是我姐姐啊！ 式呵！”
丁沫又气、又急、又觉得好笑：“这时你才想到 式，你自告奋勇跳出来争取当‘这一个’之前，干吗不来找你 的姐姐商谈啊！”又说：“你就爱自告奋勇，那年抗美援朝，你把妈妈 的一条棉被拿去捐献，害得妈妈一个冬天挨冻，那时不是穷吗，能想买就买吗，不管怎么说，那是献给 ，打美国鬼子，总是好的。可这回你自告奋勇干什么？你以为是当英雄啊！”
李隆川问：“那你毕业了，怎么安排工作？”一边给丁沫使个眼色，让她少说。
大尧说：“系里想留我，哪怕管管文书资料，可我已经提出申请，到最艰苦的边疆去改造自己，脱胎换骨，做一个全新的纯粹的人。”
丁沫仍然有气，接着说：“绝不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碌碌无为而羞耻，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言。”
李隆川问：“什么时候走？去哪儿？”
大尧说：“很快，大概明天吧！去内蒙古。”
丁沫急得眼睛流出泪花：“你怎么能成右派呢！当年你是学校最年轻有为的语文教师，校团委副书记，妈妈做小生意，无商不奸，你今天同母亲划清界限，明天同舅舅划清界限，后天同外婆划清界限，你是左派，怎么成了右派了？”
李隆川从箱里取出他的冬棉衣，同包袱皮包好：“内蒙古那边冷，多带件棉衣。”
大尧接过棉衣，摸了摸，点点头。
李隆川的部门也有了很大的变动。一天老戴找到李隆川：“如今右派到了北大荒，我们部就是秦蕊和田韦，田韦是剧协打‘二流堂’打的，其他同志下放江苏农村，编辑就剩下你们四个了，鲁钧是主任，编辑有柳驰，何厚良和你，还有一个打杂的干事小罗。”
李隆川急问：“那你呢？”
老戴说：“我到广州，那边要成立珠江电影制片厂，我到那边的编辑部，我倒想当编剧，不当头，到时候再说罢！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不长，但是相处的挺好的。”
李隆川说：“我倒希望你留下来，有一个了解自己的党内同志，对我是多么重要啊！”
老戴说：“鲁钧还是很关心你的，你的情况我也同他细说了。有什么想不通的事儿，可以找找他，他有时言论过激，看法极端，但他一旦认识，勇于改正，是一个心胸坦荡的好同志！
李隆川说：“好呀！也许出差广州，再去找你。”
老戴说：“欢迎，也许在北京，在别的城市，开文学创作会议，我们还会见面的。你告诉丁沫，我这个粤秀中学的老同学，难得同她在北京相见，她出差到广州就来找我。”
李隆川问：“什么时候走？”
老戴说：“明天。”
李隆川说：“太快了，我打电话给丁沫，中午我们到外面吃饭吧！”
老戴说：“不啦，行李乱七八糟的，要收拾，以后有机会相聚的，心领了，啊！”
丁沫的单位也有不少的变化。年春天，丁沫匆匆赶来上班，主任老陆便找她，到他办公室说事儿。
老陆说：“报社要办一份晚报，叫《北京晚报》，从各部抽人，副刊准备推荐你去，也是办副刊，你认识了这么多作家、艺术家、劳模，你的活动能力又很强，还有一股子打开局面的闯劲，你去很合适，对你的个人发展也是好的，你乐意去吗？”
丁沫说：“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主任你说我合适，那我就去，我真有点舍不得我们副刊，我报到的头一天，您就让老辛带我去访问艾青，后来还访问了冰心、老舍他们。”
老陆也笑了：“啊，对呀，你 次单独外出，我让你去听文化部党组整风会，你坐在夏衍同志旁边，还得到他一张素描。”
丁沫笑的可开心了：“对，对，诗人臧克家的。”
老陆说：“以后，你就可以去找夏公，请他写影评啊，写剧评呢！如果纪念萧红，你还可以找萧军、找端木蕻良。”
丁沫说：“好，我去，我找谁报到？”
老陆说：“晚报三个负责人，其中有顾伯行同志，他负责副刊，你去找他，他解放前在城工部，人很随和。”
不久，一个傍晚，几个年轻的编辑在前门卖报，他们大声吆喝着：“《北京晚报》，新创立的《北京晚报》今天出报了。”“北京晚报，两分钱一份。”
丁沫在前门卖报，向过往行人兜售：“新出的《北京晚报》，北京人自己的报纸，来买《北京晚报》啊，两分钱一份。”
过往人觉得好奇，有的掏出两份钱买一份看，有的先要份报看看，再掏钱，但都很有兴致。丁沫身边一大摞报纸，眨眼间卖出三分之一。
几个中学生跑过来说：“我们是中学生，我们帮你卖！”每人拿了一摞，一数二十份，分头出去，声音比丁沫他们还响亮，不一会儿，便用帽子托着钢镚儿送到丁沫面前，丁沫一概倒在小桶里，连声：“谢谢你们，好孩子。”
几个编辑眼看报纸快卖完了，都十分兴奋，有说有笑，这时，顾伯行也来了，正好有顾客来买报，他顺手卖出了几分。
丁沫说：“老顾，听说解放初期，你就是前门区委的啊？”
顾伯行说：“是啊，这一带我可熟了。“他往大栅栏方向一指：封闭妓院，是我带着一帮人去干的，好些妓女还不高兴，对我嚷嚷：“妓院封了，我们喝西北风啊！”
说的大家都笑了，丁沫说：“你这个老前门，以后写部前门的故事，在我们副刊上连载。”其他人咐和着：“对呀！北京的报纸登北京的事儿啊！”
顾伯行卖完 一份报，丁沫提着钱桶，大家快活地嚷嚷：“坐车啊，回报社啊！”坐车，就是坐带辫子的有轨电车。
整个晚报才二十多人，副刊编辑全体不过六七人。
顾伯行问大家：“晚报创刊半个多月了，反映还好。”
众人插嘴：“相当热烈！”
丁沫说：“有人一到傍晚就到街头等着，还问能不能订阅。”
顾伯行说：“形势很好，我们不能自满，应当再接再厉。”又说：“报社领导也说我们有雄心壮志，敢想敢干，我们副刊几个人，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还是一个人当好几个人使，比如说：丁沫管电影、美术、音乐、舞蹈的评论，外国艺术团来华演出的评论以外，还管一部分连载，现在，来了一个新毕业的侯子琦同志，她管话剧、戏曲、曲艺的评论，还管杂文，她们两个把文学艺术的评论都包下了，工作量很大，晚上看演出，深夜十一二点回家，第二天照常上班。大家加班加点是常事，没有假节日，没有奖金，更没有人敢请吃饭，谁敢请你也不敢去。工作误餐也没有补贴，报个公共汽车费都得清清楚楚写明从哪里上车，经过哪里，在哪儿下车。”
丁沫说：“领导和大家一样，也没有特殊的。”
顾伯行说：“可谁也没有怨言，精力充沛，把副刊办好。大家要多征求意见，集思广益。我还准备去向办报的老前辈请教。” 个找的就是老报人廖沫沙。
第二天，东交民巷，顾伯行和丁沫下了电车，向廖沫沙家走去。
顾伯行问：“廖沫沙同志是市委统战部长，可他是个文章写的好的文人，年轻时就办报，特别在香港办了好长时间的报，你看过《华商报》吗？”
丁沫说：“听说过，我们‘猛虎队’的队长，过去就是《华商报》的发行经理，说起来很自豪，可惜我没看过。”
顾伯行说：“这份报纸在香港，在华南，在南洋影响很大，沫沙同志就是那里的秀才。”
到了一家院落，顾伯行按一下电铃，保姆出来开门，顾伯行说了句：“北京晚报，约好了来看沫沙同志的。”保姆把他们领到客厅。
廖沫沙迎了上来，他有点瘦弱，但精神上很好，随和之中透出一种明智和洒脱，他同顾伯行握手，看见一个有些腼腆的姑娘，便主动伸手，问道：“你是新来的，没见过。”
顾伯行介绍：“去年大学毕业分配来的，她叫丁沫。”
廖沫沙说：“丁玲的丁？”
丁沫连忙接话：“大海里一丁点儿浪花飞沫的沫。”
廖沫沙笑了：“我们是熟人了，都有个沫字。”
丁沫也笑了，顿时不觉得那么紧张了，形态也显得自然了。
顾伯行说：“晚报出了半个多月，还是受欢迎的，一到傍晚就有人等着买报啦。”
廖沫沙说：“说明北京的读者需要它，欢迎它。”
顾伯行说：“我们想把副刊办好，怎么能办好，办得有自己的特色，就来请教前辈，请沫沙同志，指点指点。”
廖沫沙说：“我办的报纸都是解放前在白区，在香港办的，那个时候的想法不一定对今天有用。”
顾伯行说：“你在香港办的《华商报》在解放区，游击区也很有影响，刚才我听丁沫说，她的游击队长还当过《华商报》的发行经理。”
廖沫沙问：“哦，是吗？”
丁沫说：“我们游击队长叫麦永坚，您认识吧？”
廖沫沙笑了：“认识啊！他是到广东游击区去了，我倒不知道他当了游击队长，好像他还带了一个女朋友一起去的。”
丁沫说：“是的，同志们叫他朱女，他们结婚了，一次反围剿受伤被俘了，国民党师长都亲自审问，想知道游击队下落，一网打尽，不管怎么拷打她，她都坚决不说出部队的行踪，后来给枪毙了，枪毙时，她还高喊：“中国共产党万岁！”“人民胜利万岁！”
廖沫沙听到这里，沉重起来：“多好的同志啊！我们有多少同志就这样从容就义的啊！”
丁沬说：“后来我们解放了她被俘之后受审的那个大祠堂，麦队长都哭了，跪倒地上哭了，哭的很伤心，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廖沫沙说：“这是锥心刺骨的疼啊！敌人攻击我们共产党员无情，其实，我们共产党人是最有情的，老麦就是典型。”
丁沫说：“他还是最勇敢的，几支队伍，他领导的猛虎队专门打硬仗，啃硬骨，敌人一听猛虎队来了，都打哆嗦。”
廖沫沙说：“你们副刊也可以开辟一栏，专门写革命战争中一些动人的故事，也可以是长篇连载，也可以是短小的回忆录。”
顾伯行忙把这些记录下来。
廖沫沙说：“你们走访一些老报人，这些想法好，集思广益，总能找出一条独有的路子来。”又问：“你们晚报有多少人？”
顾伯行说：“总共二十多人，等于日报的一个部，副刊就六七个人。”
廖沫沙说：“人少有人少的好处，人少锻炼的机会多，人多了没事干，倒是 的浪费。”
顾伯行说：“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理解市委提出的办报方针，面向基层，补日报之不足”。我们觉得‘补日报之不足’，不等于办成小日报，要有晚报自己的特色。”
廖沫沙点点头，表示赞同。他说：“晚报读者很多是青年人，我在《中国青年》杂志上经常看到谢老（觉哉）的文章，同青年谈心，很亲切，写的非常好，晚报副刊可以多登这类文章。”他对丁沫说：“丁沫同志，你去拜访拜访谢老，请他给你们副刊写文章。”
丁沫笑了笑：“我那敢去请谢老啊！”
廖沫沙看她信心不足，又鼓励了一句：“试试嘛，一次不成，两次、三次，多去几次就会给你们写的，就像战士‘攻’堡垒，一定要‘攻’下来。”
走出廖家大门，顾伯行鼓励丁沫：“丁沫，试一试，闯一闯，把谢老‘攻’下来，你当过兵，有一股子闯劲。”
丁沫想试试，又犹疑：“让我想想，让我想想。”
找名人写稿，并不容易。侯子琦对大家讲她昨天晚上的遭遇：“昨天晚上，首都剧场演话剧，郭老郭沫若也去了，我觉得是约稿的好机会，一散场，我就挤到郭老秘书后边，对秘书说：‘我们很想请郭老给晚报写些文章，给副刊写诗。’话音刚落，秘书马上拒绝了：‘郭老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晚报写文章。’口气十分生硬和冷淡，言外之意，郭老是大学问家，哪有时间给你们小报写东西，还有点瞧不起的意思。我想直接找郭老，郭老正好摘下了耳机，我连叫两声，郭老，他也没听见，出了门，上了车，走了。”
大家听了，有点泄气。
顾伯行安慰大家：“如果郭老听见了，也许会答应给晚报写首诗哩！再说，也不见得所有的秘书都会挡驾的。另外，我们应该比较庄重的到他府上约稿，现在这样显得太随意了。大家只要有决心，一定能把堡垒‘攻’下来。”又说：“我开了一些老前辈或者名家的名单，大家分工把他们‘攻’下来。我首先向丁沫提出要求，去拜访谢老谢觉哉老人，延安五老之一，希望丁沫拿出闯劲，把谢老‘攻’下来。”
丁沫又紧张又激动，点了点头。
丁沫高高兴兴地回到白塔寺的报社宿舍，李隆川也正好刚到家，忙到锅炉房打了一壶开水，冲了一杯菊花茶。
丁沫说：“副刊老顾叫我去拜访谢老谢觉哉，约他为晚报写文章，我觉得很难，延安五老，内务部部长，多忙啊，有时间给晚报写文章吗？再说，秘书一定会挡架，郭老的秘书就挡架了，还说：‘郭老这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小报写文章！’你们小报，有点瞧不起的意思。我还是有点犯怵，又不甘心。”
李隆川说：“谢老是中央苏区的秘书长，长征过来的，延安五老，他不是给《中国青年》写文章吗？只要看到他本人，我看有可能成功。你试一试？”
丁沫说：“试一试？好，试一试，那一天廖沫沙同志就鼓励我试一试，像战士‘攻’堡垒一定要‘攻’下来。”
李隆川说：“我们明后天要开什么交心会，大家都敞开心肺，谈反右的感受，谈心里话，谈真实的思想，听说新上任不久的管文学的副厂长也要来听会，他原来当周总理的秘书。”
丁沫说：“那一定很有水平的。”
李隆川说：“我想也是，我倒很想听听，他们三个怎么谈的，他们两个是新四军来的，一个是老解放区来的，比我资格老。”又说：“这好像没多大意思，反右的感受，老掉牙，还是你去拜访谢老有意思，我都为你感到激动，其实，我们都很想见见延安五老。”
丁沫斬钉截铁：“我就试一试！”
北京的秋天，秋高气爽，蓝天白云，清风吹拂，白鸽一行从蓝天飞过，铃声清脆动人。
丁沫吃过午饭，便坐公交车，来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大门口，心想；“谢老有时间看晚报吗？秘书会不会挡驾？”已经到了门口了，硬着头皮试试吧！
丁沫来到传达室门口，递上介绍信：“我是北京晚报的，想拜访谢老。”
传达室同志接过介绍信也没有看：“谢老很忙，没有时间接待。你有事到人民来访办公室谈谈就可以了。”
丁沫说：“我们是晚报，我们来请谢老写文章，我们很多青年读者都非常喜欢他老人家写的文章。”说罢就把介绍信递上去。
传达室同志看这位小辫子诚心诚意，犹豫了好久，才打电话到谢老办公室：“谢老办公室吗？我是传达室，有个北京晚报的记者专门来拜访谢老约稿，对，对。”他听对方说了许多，放下话筒，对丁沫说：“谢老正在参加内务部党组会，会议可能要开到下班，现在才三点多钟，需要等两个多小时，谢老才有空。你等不等？”
丁沫想了想：“等不等呢？只要谢老能接见，答应写文章，等两个多小时也不算什么。”于是说：“等！”
传达室的同志让她进来，请她坐在椅子上等候。
丁沫心想：“见面以后，谢老三言两语把我打发走，怎么办？”她有点心神不定。她想起在《星火燎原》上读过一篇回忆录，文章写到在长征的困难的时刻，谢老还是那样慈祥地同战士们谈天说笑，心想：“他老对人对事从来不分尊卑贵贱，他不会看轻小报，一定会接见我的，我非见他老人家不可。”于是，她安安静静地，一直等着。
传达室的同志也受到感动，不久拿起话筒，问：“会开完了吗？”当他又一次拿起话筒时，对方大概说：“会快完了！”便放下话筒，说：“你直接去谢老办公室吧！”
丁沫一听，高兴极了，连声：“谢谢！”走的很快。走进谢老办公室，一位头发有几丝白发的年长妇女接待了她，这位朴素的老同志平易近人，就像招待熟人一样，有说有笑，非常随和。丁沫拘紧的心情一下放松了大半。她一边忙其他的事儿，一边给丁沫倒了杯开水，“请喝水。”又让她“在沙发上等吧！”
丁沫一边喝水，一边打量屋子，办公室不大，陈没简单，除了办公用具，都是书报，杂志，沙发桌椅都是旧的，让人想起解放军进城时首长办公室的情景，产生一种亲切感，正在这时，通讯员来了。
通讯员：“王主任，谢老回来了。”
王主任迎了出去。
丁沫问通讯员：“这位王主任是……”
通讯员说：“她是办公室主任，谢老的夫人，王定国同志。”
第十六章
谢老进来了，听身边的王定国介绍：“她是北京晚报的记者，等您好久了。”
谢老亲切地对丁沫说：“请坐，请坐，你等了好久了。”“你很有耐心啊”，他也坐下，笑眯眯地看着丁沫。
丁沫看谢老身体很好，开了半天的会毫无倦意，满面红光，两撇白胡子长长的，觉得面前坐的不是大首长，而是亲切的老人，马上放松了，不拘束了：“我等您等了快两个钟头，来之前，有的同志说：谢老那么忙，不一定看得起我们辽张小报，去了也是白搭，一路上，心里挺紧张的，怕您不肯见我，您可一定要给我们报纸写篇文章，要不我真不好回去交差，没准人家还会笑话我。”
谢老一听，哈哈大笑，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这时，丁沫才觉得自己有点冒失，连忙掏出介绍信交给谢老。
谢老一看，和蔼地问：“你的名字是后改的吧！”
丁沫有点奇怪：“您怎么知道是后改的呢？”
谢老说：“一般家里给女孩子起名，很少叫这一类名字。”
丁沫说：“那是参加游击队时自己改的。”
谢老问：“为什么叫丁沫呢？”
丁沫答非所问：“小的时候，家庭生活不好，想远走高飞……”
谢老听出丁沫的口音，问道：“你是广东人吧？广东很少姓丁的，你们家姓丁？”
丁沫说：“不姓丁，我想参加革命，就像钉子一样刺向旧社会，钉子不是挺硬的吗？老家一解放，我就把弟弟全改成姓丁的了。”
谢老一听，又哈哈大笑，“好，姓丁，那个沫字怎么讲呢？”
丁沫说：“革命就是大海，我就是大海的一丁点浪花飞沫。”
谢老点头微笑，问道：“哦，你是北京晚报的，刚当记者吧！”
丁沫说：“是的，前年大学毕业分到北京日报，报社要办晚报，就把我调过来了。”
谢老听说创办晚报，很高兴：“很好，办晚报很好，我们国家这么大，人这么多，革命事业蓬勃发展，生活很丰富，报纸太少了，应该办晚报，我支持你，支持你们的报纸。”说罢，他站起来，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上面用毛笔写满了诗文。他说：“你们是新创刊的晚报，思想不要有迷信，大胆找一些负责同志写文章，支持你们这个新生事物，我这里，现成的文章没有，有几首诗，是前些日子和朱德总司令，董老（必武），徐老（特立）桂林明月峰唱和了几首，你可以抄回去，问问你们的总编辑，看要的不要的？”接着又请秘书林准打电话问朱老总，董老，徐老他们，看他们是否同意给北京晚报发表。
丁沫又是高兴，又是激动，一边等秘书打电话，一边看那个写有桂林明月峰唱和诗的本子，心里也担心，那几位老前辈是否同意把诗交给北京晚报发表。
林准出来了：“他们几位老前辈都同意把诗交给北京晚报发表。”
谢老看看丁沫，点点头，理理胡子笑了。
谢觉哉
丁沫高兴极了：“太好了，谢老，太谢谢您老人家了！”又说：“我抄诗吧？”
谢老说：“好，你抄。”
林秘书让丁沫在桌子前坐好，便于抄诗。
丁沫对林秘书说：“原来我们的同志担心首长这么忙，那能给小报写文章呢，没想到老前辈这么平易近人，谁说就不给我们晚报写稿了？”说着，心里热乎乎的。
林秘书说：“报纸办得好，难分大小。”
丁沫高兴地把诗抄完，还请林秘书对一下有无错漏的地方，之后，她高兴得向谢老向告别：“谢老，我回去了，我大丰收了，同志们一定很高兴。”
谢老和蔼慈祥，满脸笑意地点点头：“慢走！”还让林秘书送丁沫出办公室。
丁沫走出内务部大门，赶紧跑去追公共汽车，上了车，气喘喘地，也来不及观赏窗外的景致，谢老的形像出现在脑海，那样的清晰，就喃喃自语：“永远也是清晰的。”
汽车到了东单，丁沫 个下车，快速跑向报社。
副刊的同去正要下班，还没有走，一见丁沫飞跑进来，气喘喘地，满脸笑容，把诗稿给了顾伯行。
丁沫说：“诗，谢老的诗，还有朱老总，董老，徐老游桂林明月峰的唱和诗，同意在我们报纸发表。”
顾伯行接过一看，向大家展示，也是高兴之极：“几位老前辈的诗，朱老总，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的诗，谁说大首长，大名家看不起我们小报。”
小本子在众人手中传送，一个个眉开眼笑。
顾伯行把诗稿给排版编辑沈大姐：“明天见报！”沈大姐接过来看了一遍，马上画版。
顾伯行问：“谢老还说了些什么？”
丁沫说：“谢老特别讲到你们是新创刊的晚报，思想不要迷信，大胆地找一些负责同志写文章，支持你们这个新生事物。”
大家听了很兴奋，七嘴八舌：“不但谢老，还有朱老总。”“还有董老，徐老，也给是给我们晚报发表，说明晚报是受欢迎的，领导同志是支持的。”“太长志气了，我更有信心了！”
副刊办公室一片笑声，丁沫也为这些笑声感动了。顾伯行还鼓励了她一句：“你‘闯’出来了。”
晚上回家，白塔寺，丁沫为今天的访问谢老结果圆满十分兴奋，同李隆川讲了一遍，还浮想联翩意犹未尽。
丁沫说：“我就盼望明天傍晚出去卖报，我们还到前门去。”
李隆川笑了：“要不要我也去前门买一份，助兴。”
丁沫地笑了：“不要你拍马屁！”
李隆川说：“我不是想快点看报嘛！还可以同老顾他们聊聊天。”
丁沫说：“还是准备开你的会吧，‘反右’谈心，没听说过。我们忙不过来，顾不上。”
李隆川说：“我也弄不清楚，主任鲁钧，从新四军来的，还有一位老大姐，何厚良，也是从新四军来的，他们都说我在北大，清华看大字报很活耀，何厚良还说我精神焕发，有什么心得，说出来，让大家分享分享。”
丁沫说：“他们很真心吗？”
李隆川说：“一脸真诚！特别是何厚良，一口一声地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到了一处工作，也是命运的安排，彼此可以开诚布公，友好相待。我也认真地问她：我觉得那些日子你也是眉开眼笑的，你有什么心得，让我们也分享分享。当时我觉得此人有点居心不良。”
丁沫说：“别那样的疑神疑鬼的，人家是从新四军来的老大姐。记得还有一位老大姐……”
李隆川：“她叫柳驰，从老解放区来的，人家是大家族，美国、香港都有亲人，她是背叛她的家庭到解放区去的，很革命，她为人也好，对我也很诚恳。”
丁沫说：“那你现在的单位人才济济是很难得的。他们讲了‘反右’之前，大鸣大放的想法吗？”
李隆川说：“都是一些对‘右派’进攻的忧虑啊，担心啊，愤怒啊！何厚良有一次想到右派进攻，买油条，交了钱，忘了拿油条，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他们都不敢坦露自己当时的想法，这不能不引起我的留意，那就是说话要小心。”
丁沫说：“我想起大尧，千万别为了完成党的指标，自告奋勇补‘这一个’。”
李隆川说：“我不那么傻。”又笑着：“我还怕有其弟必有其姐呢！”
丁沫啐了他一口：“去你的。”
次日，舍饭寺的北影编辑部。
鲁钧主持会议，大家面前都有一杯茶，大多喝绿茶，李隆川舍不得喝茶，喝白开水，打杂的干事小罗正打开笔，摊开本子，准备做记录，这时，副厂长韦明来了，让大家照旧坐好，别起来，他也找个位子坐下。
鲁钧说：“经过昨天的会，大家初步有些交流，还可以深入一步，大鸣大放，到时自己的见闻，自己的想法，对人对事的评判，等等，说的人开诚布公，听的人洗耳恭听，一个原则尊重事实，与人为善。”
何厚良说：“隆川，你说说罢！记得大鸣大放，你还夸过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人》？”
李隆川说：“我说这篇小说受苏联小说的影响，娜斯嘉，对不良事物敢于揭露，很尖锐。”
柳驰说：“你说，从报上看，王蒙比你小两岁，怎么也会反党反社会主义？”
李隆川说：“是的，我觉得他从小参加革命，对革命是有感情的，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
何厚良说：“反党反社会主义是不分年龄大小，资历长短，地位高低的，人家就是要反，你有什么办法？”
鲁钧打个比方：“一到春天，猫就要叫春，叫得很难听，你不让他叫还不行，这是生理要求。右派呜放则是感情要求，政治要求。”
李隆川似乎恍然大悟，“那是政治猫在叫春。”
柳驰说：“隆川，你有时就是乱幽默一气，还是要认真，严肃地考虑大家的意见。”
何厚良说：“还有心里话不妨说出来，你我天南海北走到一起，总算今生有幸，大家一起诚心交流也很难得，很值得珍惜！”她声音柔和，还是很恳切的。
在三位老大哥、老大姐苦口婆心开导下，李隆川终于说出想过但没有说出的话。
但是小罗急忙把合上的笔帽打开。
李隆川说：“我总觉得王蒙这么小反党反社会主义，实在让人难以相信，既然反了，那是不对的，不过，他的小说还是写的不错的，他还是有才华的，只是小小年纪当右派，有点可惜。”
这一下把老大哥、老大姐惹火了。
鲁钧说：“有才华，那是别人砍你的头，你还赞扬：好快刀！”
何厚良说：“你称赞右派有才华，那你就站在右派的立场上去了。”
李隆川问：“我称赞王蒙写《从组织部新来的人》，《青春万岁》还是有才华的，你何厚良同志说成我称赞右派有才华，那就太夸张了，这是为什么？”他无意中套用了人民日报社论的标题。
柳驰说：“隆川也不要激动，大家帮你分析问题，话可能重一点，你不妨仔细想一想，大家说的有没有道理？”
鲁钧说：“你一定要痛下决心，割掉尾巴！”
何厚良说：“毛主席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总会要表现自己的，要他不表现是不可能的。’。又说，他们总想用自己的面貌来改造党。”又补充了一句，“右派就是这么干的。”
鲁钧说：“要好好改造，今后凡是你自以为得意，自以为不同凡响之日，就是尾巴翘起来之时，你就要下决心按下去，夹起尾巴做人。”
何厚良说：“鲁钧同志一片好心，他是说轻了。”她非常激动，很想说李隆川就是右派。
鲁钧看看副厂长：“您是不是指示指示？”
韦明不动声色慢慢地说：“没有什么指示，随意说几句：大家开诚布公，交换意见，很好，问题有轻重，同志之间可以无话不谈，有时求同，有时也不妨存异，大家都对李隆川同志提点意见，也是好意嘛，几个编辑你最年轻，二十多吧，正是大好年华啊！前途无量。”他喝了口水，说：“我昨天晚上看了你的档案。你父亲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一个工商业者同共产党人相处的这么好，难得。”
李隆川一听神经松弛了，笑笑说：“天天跑飞机，日本飞机把他的大货栈都炸了，天天骂日本鬼子，忽然来了一个同乡，叫饶彰风，半公开共产党身份，他们领导的东江游击队，在惠州，香港一带打鬼子，十分勇敢，大家都佩服得不得了，就同他相处的很好，很熟了。”
韦明说：“以后你读什么书，走什么路？基本上都照饶彰风同志的启发和建议下做的，可以说：你是党一手培养长大的，你要好好珍惜这种机缘，好好努力，提高自己，做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用的人，高尚的人，你们说呢！”
李隆川听了，内心激动，差点掉下泪来。
鲁钧松了一口气，他对李隆川一向是友好和重视的：“韦明同志的指示，大家一定要照办，特别是李隆川同志要珍惜党的教育，严格要求自己，无论政治上，业务上都要严格要求自己。”
何厚良觉得不说两句不好，也不能突然大变化：“李隆川一定要洗心革面，好好做事儿……”她不好说“好好做人”，因为这个词不是对自己人的。
柳驰笑看说：“隆川年青有为，应当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韦明口气也缓和了：“明年是国庆十周年大庆，我们一定要拍出一批好电影来向党献礼，拍出好影片，得有好剧本，这就得靠大家，努力组织一批好剧本，马上投产，不然，都来不及了，今天就算是动员，明天就行动起来，怎么样？”
众人都热烈鼓掌，表示拥护厂里的决定和明天就行动的决心。
李隆川忙说：“最近《北京日报》摘要连载《青春之歌》，很受欢迎，写‘一二·九’运动的，内容很好。”
韦明说：“作者是杨沫，已决定把它作为献礼片尽快筹备开拍。她是我们的编剧，你们就不要管了，你们找作家、剧团、出版社、找好的作品改编。”又对李隆川说：“你最年轻，要多出力！”
当天，傍晚，前门，《北京晚报》出来了，顾伯行、丁沫几个人在卖报：“晚报、晚报，今天登了朱老总、董老、徐老、谢老的诗。”“大家来看啦，老前辈的诗啊！”众人纷纷来购买，两分钱一份。
李隆川也赶来了，掏出两分钱，向顾伯行买了一份。
顾伯行笑了：“你也来凑热闹？”“看看老前辈的诗。”
丁沫过来了，她倒关心李隆川的“交心”会。“会开得怎么样？”
李隆川说：“回去再细说：我们的副厂长韦明同志看到我的档案，他说我是党一手培养起来的。”
丁沫大喜过望，说着又大声吆喝着：“晚报、晚报，来看老前辈的诗啦……”
当晚，卖完报，李隆川和丁沫散步到天安门，由此回家，一边聊起今天的会，有说有笑。
李隆川说：“明天开始好好干，找剧本，我负责联系各个出版社，相信可以找到一些可供改编电影的小说。”
丁沫说：“今天我见了日报副刊主任老陆，他们连载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你看能不能改编成电影？
李隆川说：“我说了，作者是我们厂的编剧，编剧的本子不用我们管。”又说：“不过，你倒可以问问谁导演？可以去采访编剧，导演！”
丁沫说：“对，对，我先打听打听。最近我们副刊拿到了一部回忆录《我的一家》，听老顾说：内容很好，但太长，一时登不了，你可以看看能不能改编。”
李隆川说：“好，明天上午我去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中午来和你一起吃饭，饭后看《我的一家》，有时间再去北京出版社，你们不是在一个大楼吗？”
丁沫说：“好的，明天我请你吃梅干菜肉，食堂有卖的。”又说：“我们很缺连载，一点存货都没有，能不能同林重写一个，我们不是有很多游击队的故事吗！”
李隆川说：“好，我考虑，就是太忙了。”
丁沫说：“听人说，太忙毁不了人；太闲就把人毁了。”
第二天，李隆川去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回来找丁沫一起吃饭，李隆川边吃边翻《我的一家》。
丁沫：“吃完饭再看。”又问：“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青年出版社了？”
李隆川：“到中国青年出版社了，拿到一部描写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的小说《禁固的世界），作者罗广斌，他就是从那里逃出来的，题材很好，我已同出版社初步定下来，看着小说再同作者联系， 定下来。人民文学出版社介绍了《青春之歌》，他们对这本书的文字似乎评价不高，但也说题材好。我前不久联系了一位部队作家李英儒，他写的一部抗日题材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我看过了，故事性很强，今天电话请他给我们改为剧本，他答应得很痛快。”
吃完饭，他们来到报社后门的大石台阶旁，找个台阶坐下，看《我的一家》。丁沫去忙她的。等她回来，李隆川已经把书看完了。
李隆川说：“工人出版社出的，我们马上去工人出版社，找为陶承老人整理的编辑，定下来，这本书请不要给别的电影厂了。还请把陶承同志的地址告诉我，我们好去信把改编权拿下来。”
丁沫说：“北京出版社不去啦？就在里面，几步路。”
李隆川说：“不去了，再找个时间吧！”说罢，把书还给丁沫，匆匆走了。
周末，李隆川和丁沬准备好晚餐，还是蒸大米饭，蒸腊肉，炒了一盘青菜。
林重来了，三个人在书桌旁边吃边谈。
林重说：“晚报很受欢迎，不容易呀，好多人有一新习惯，一到傍晚就等送晚报来。”
李隆川夸奖有加：“他们没有星期天，也没有什么补贴，谁发了一篇好文章，给谁名下挂一面小红旗，红旗映照晚报的编辑记者，一个个满心欢喜，笑逐颜开。”
林重问李隆川：“你也很忙吧？”
李隆川说：“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要出好电影，这就要出好剧本，我们就为这个天天忙，还好，找了好几个很有希望的作品。有部回忆录《我的一家》，可能在晚报发表，还是她告诉我的，现在已经联系好了，定下来了。”
丁沫说：“对了，我们太缺少小说连载了，眼看就没有存货了，你们能不能写个中篇连载，两三万字，救救急。”
李隆川对林重说：“我们合写一个吧！最近召开老区的会，一些红色妈妈事迹很感人，我想把我们家乡一个动人的母子分离的故事编一编，写一个红色的妈妈，儿子因为被逼离开，不理解母亲，甚至怨恨，但他通过母亲的故事，了解母亲，去同母亲相认，请妈妈原谅他。”
林重说：“那就把儿子写成一个记者，他去采访，听到母亲的故事。”
丁沫说：“这些想法都不错，写吧。”
李隆川：“吃完饭，再把故事编一编，连载嘛，总得有悬念才行。”
林重说：“好，吃完饭我们就编。”
李隆川说：“编完了，你回去马上连轴转儿写出初稿来。”
林重：“这就算有事干了，最近让我参加‘反右’心得座谈会，我初来乍到，什么都不解，只有听的份，天天讲空话，浪费时间，太没意思了。后来，有老同志告诉我，有个部门，谈心得，谈来谈去，原来是右派言行，打成了右派，听说，还不止一个，这叫‘反右补课’。”
李隆川一惊：“好个‘反右补课’，今天我才知道。”心里不禁暗叹息：“有人早就知道了，大概就想把我补进去吧！真是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他感谢韦明同志，他一席话救了他，把‘补课’事推开了。他感到奇怪的是，那位何厚良一脸假慈悲，总想把他补进去，不知为什么。
丁沫说：“别说这些了，快吃饭，临了，好编你们的故事，快点给我们副刊一部连载小说。”说罢，给林重夹了一大块肥瘦相间的腊肉，“我家乡山区的特产，要有肥的才香。”
北京晚报，副刊，顾伯行正领着大家议论如何把晚报办得更出。
顾伯行说：“我几次访问邓拓同志，他是老行家，又是市委领导，他要求我们要勇于实践，一定要走出大门，深入到群众中去，广交朋友，要学会同工农兵各行各业的人交朋友，同教授、作家、诗人、将军交朋友，同他们聊天，请他们出主意，他们既是晚报的读者、作者又是顾问，组织专家、群众写稿，两条腿走路，路子就会广，题目就会多，就会把副刊办得很有特色。他的意见，对我们很有启发，大家都要动脑子，最近，丁沫因为找了谢老登了朱老总、董老、徐老的诗，反映很好，现在找老前辈、老红军、老将军写稿就比较好找了，有前边几位老前辈，别人就跟着来了。”
大家七嘴八舌：“我们也得找出要攻的方向。”“对，找出要闯的目标。”
丁沫说：“我想要找电影界的名导演、明星写稿，先得把电影界的代表人物找出来，先‘攻’下来，电影界的总负责人就是夏衍同忐，我明天就去请夏部长写稿。”
顾伯行笑道：“上次你去听会记录，不是认识他了？”
丁沫笑道：“恐怕他记不得我了。”
夏衍的家离报社不远，丁沫敲门进去，秘书陪同走进北边书房。
丁沫向夏衍伸出了手：“夏部长，您还认得我吗？”
夏衍笑笑，同她握手：“你变化不大，还是两条小辫子。”说罢让座，气氛马上变得轻松起来。
丁沫坐下：“我已经从日报调到晚报了，您看不看晚报？”
夏衍说：“天天翻看一下，副刊发了很多谢老，董老、叶帅、朱老总的诗文，很好。”又说：“晚报体育报导很不错，消息又多又快。”又问：“你管什么？”
丁沫说：“管电影评论。”
夏衍一听，笑了：“好，好，我们是同行，希望晚报多发点文章支持我们电影。”
丁沫说：“我这次来就是想请您写篇电影评论，题目请您自己定。”
夏衍想了一下，说：“现在影院放《黄宝妹》，听到什么反映吗？”
丁沫说：“有些读者来信，说这部电影是真人真事，应该叫做纪录片，为什么叫纪录性艺术片呢？跟纪录片有什么区别？”
夏衍说：“这是电影界的一个新尝试。”
丁沫说：“那就请您写篇文章，谈谈《黄宝妹》这部电影。”
夏衍爽快地答应了。说：“好，可以写篇短文。”
丁沫高兴极了：“夏部长，我还很想请教您，晚报搞电影评论应该怎样搞？”
夏衍说：“晚报篇幅小，读者面又广，评论 短小，形式多样，不拘一格。”
丁沫：“好，我会把您这意见回去告诉同事，请您把文章写好，让秘书打电话，我来取。我走了，耽搁您太多时间了。”
夏衍起身送别：“欢迎你常来。”
丁沫的家也充活力。李隆川准备好蒸饭、蒸肉、洗了一盘空心菜，等丁沫回来炒。林重来了，一包北京酱黄瓜，用盘放好。丁沫回来了，脱下外衣，很快把空心菜炒好了。书桌上饭菜都冒着香气。
丁沫说：“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你们写的连载，通过了，过几天就开始连载。”
李隆川和林重都很高兴：“一个字，快！出题、构思一个晚上，初稿两天，讨论一个晚上，修改一天，前后不过五天，前天送审，今天通过，也就是一个星期。”
林重说：“这就是丁沫一手促成的。”
李隆川拿出葡萄酒，每人倒了一杯，“为了这个好消息，干杯！”
三个人高高兴兴地碰杯。
丁沫说：“我也有一个好消息。我不是找到夏衍同志写文章吗，他是电影界的头啊！他一写文章，好，我约其他领导人写文章，比如陈荒煤一一副部长，袁文殊一一影协书记，蔡楚生一一电影局长，《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导演，还说：‘夏公这么忙都写了，我还能不写。’以后，我要约那些 的编、导、演写文章，就方便多了。”
李隆川说：“以后无论话剧、音乐、美术……都可以照方抓药，不过，这个经验对我好像用处不大。”
林重说：“对我们办新闻刊物的，很有启发。”
一天，舍饭寺的北影编辑部，鲁钧主持编辑会议，何厚良、柳驰、李隆川一起交谈，打杂的干事小罗提了一壶开水来，让大家冲茶。
这时，韦明同志来了，大家起身招呼，然后落座。
韦明说：“你们看了北京晚报了，正在连载一篇小说《泪洒北京》，反映还好，先看看能不能改编成电影剧本，再打听一下作者是哪儿的。”
鲁钧指指李隆川：“作者在这儿，他们游击队的故事。”
韦明高兴地看看李隆川：“好啊，努努力，看能不能当编剧。”
李隆川心里乐开了花，但不敢太显露，鲁钧随声附和，那是真心的，李隆川很明白，他不由自主地看了看何厚良，心里总有一点不安。
何厚良皮笑肉不笑，她十分想当编剧，这一下怀恨在心，这是后来李隆川才具体感受到的。
柳驰说：“我还是那句话，百尺竿头，再进一步。”
鲁钧说：“隆川组稿方面也很有进展，有几个可以用的。”
韦明说：“都有什么？”
李隆川说：“我到各个出版社去看稿，人民文学出版社给我介绍《青春之歌》，我说作者是我厂编剧，不会跑掉的。”
韦明说：“我看了北京日报的连载，题材很好，崔嵬要导这部戏，‘一二·九’那段时间，他正在北平，对这部戏很有信心，他是初次执导电影，厂里决心派比较熟习业务的陈怀皑帮他一把。”又说：“还有什么？”
李隆川说：“还有一部回忆录《我的一家》，作者陶承，写一家人为革命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故事，很感人。”
鲁钧说：“铁骊要正式拍戏了，挑中了这个戏，我很赞成。他从小在新四军成长的，底子厚，能拍好的，让何厚良同志助他一臂之力。”
韦明说：“谢铁骊应该找个好戏来拍了。”
李隆川说：“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叫《禁锢的世界》，写重庆的白公馆、渣滓洞的斗争的，也很好，也请作者罗广斌亲自改为电影，他就是从集中营出来的，有生活，真实动人。”
韦明说：“《禁锢的世界》这个名字不响亮！”
李隆川说：“我写信告诉作者，让他考虑个好听的名字，建认他不要写群像，以江姐为主，好写戏。”
韦明说：“好的，你马上写信去。”
李隆川说：“还有部队作家李英儒写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正在写剧本，我觉得完全可以拍成献礼片。”接着，李隆川介绍：最近湖北歌剧团来京演出《洪湖赤卫队》，观众很喜欢，题材好，剧本好，音乐好，唱得特别有味，已经同剧团初步定下来，我们来拍，请他们不要给别的厂。他说：“我想约他们定个时间，请您和鲁钧通知去看，如果你们认可，请当场定下来。”
韦明说：“好啊！你去定个时间吧！”
何厚良说：“最近我没有出去，浑身哪儿都不舒服。”
李隆川说：“太用心了吧！”
韦明说：“今明两天大炼钢铁，我们厂在小西天北影剧团广场，设炼钢炉，分班去炼，编辑部分到什么时候当班，大家准时要去，病号除外。”
李隆川向柳驰点点头，示意她病号“别逞能！”
次日，傍晚，小西天北影演员剧团门口小广场，一群人围着小炼钢炉在大炼钢铁。炉子由水泥砖砌的，底下铺上钢板，通上电，把家家户户献出的旧的、好的，新的铁器一一菜刀、斧头、钳子、门环、剪子、锄头、铲子……分批放到炉子里去，轮流上去一个人用“丈八蛇矛”钢钎炒灶里的铁料，铁料在强度电力的燃烧下，多处渐渐变红了，红如岩浆，少数还显出黑影，“丈八蛇矛”不停地翻炒着，鲁钧持“丈八蛇矛”上去炒，不到一分钟就气喘吁吁，现场指挥一看，对身边准备上场的李隆川大声喊：“上！”李隆川马上手持“丈八蛇矛”冲上去，替下鲁钧，炒了一分多钟，炒不动了，便有后来人上来替换，李隆川回头一看，灶里通红翻动，不知是钢还是铁。何厚良颤颤地想接过李隆川的“丈八蛇矛”，现场指挥阻止了，换了小伙子。
就这样，鲁钧上了两轮，劳动时间不长，但强度太大，现场指挥只给了他两轮的机会，给了李隆川三轮的机会，何厚良在一边急得打转儿，一次也没轮上，很遗憾地看着一灶黑黑的铁料，变成红红的岩浆，到了战场不能上马杀敌，还像个战士吗？她还能像平时开会那样理直气壮敲打李隆川和鲁钧吗！
她觉得失了势，茫茫然站在一旁观看。
次日，舍饭寺的北影编辑室。大家座谈大炼钢铁的心得和对“人民公社”的畅想。
鲁钧说：“我一听命令往前冲，手持钢钎，用力炒钢，确实有冲锋向前的感觉。”
李隆川说：“我也觉得很新鲜，很兴奋，大炼钢铁，新生事物，下场的时候回头一看，灶里红浆翻滚，原来钢铁就这样炼成的？我很想去看看，冷却以后到底什么样子？”
何厚良总是出言如出刀，相当锋利：“你怀疑吗？”
李隆川说：“你肯定怀疑了，所以迟迟不敢上场，对不对？”李隆川只好以牙还牙。
何厚良：“谁敢怀疑大炼钢铁呢？那不是脑袋发冷，想戴帽子！”
李隆川说：“你想看看炼出来的钢是什么样子吗？”
何厚良说：“不用看，准是好钢。”
鲁钧说：“我也想看看，百闻不如一见吧！”又说：“下边还是谈谈‘人民公社’，听城里有可能成立‘人民公社’，都说共产主义是 ，人民公社是桥梁。”
柳驰说：“本人有病，没能参加大炼钢铁，现场也没有去，十分遗憾，如果城里建立‘人民公社’，那是一定要参加的，不知道怎么建立，有什么具体做法。”
鲁钧说：“公社公社，一个公字，听说要实行共产，还要吃大锅饭，总之，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花。”
柳驰说：“现在怎么共产，怎样做到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用，共产主义不是要生产很发展，物质生活很丰富，精神生活也很丰富？”
何厚良说：“现在的物质生活水平，就这一点，大概离共产主义还很远。”
鲁钧说：“隆川，你说。”
李隆川说：“高度的物质文明，高度的精神文明，这才可能说的上共产主义，本人没研究，只是感想。”
鲁钧说：“我觉得说的太咬文嚼字了，只要是共产主义，哪怕吃窝头，那怕只有一分钱也是好的。”
李隆川说：“看怎样理解吃窝头，听说酒肉太多，太腻了，想吃窝头，这是到了物质文明比较多的表现。不过，现在饭不够，白米馒头吃不上，只能吃窝头，那还是属于贫困的阶段。”
何厚良说：“对，这同共产主义无关。”又补充一句：“也许！我不肯定。”
柳驰说：“我也有相同的想法。”
鲁钧说：“好吧，我们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也不必强求一律，事情还在发展呢！只是上边让咱们议论议论，畅想畅想！”
李隆川说：“鲁钧同志刚才说的，我们畅所欲言，求同存异，不必强求一律。这还是很有气量，很有说服力的。”
何厚良还是那样皮笑肉不笑：“你这是拍马屁！”
李隆川说：“这叫事实胜于雄辩，鲁钧同志身为领导，并没有强求一律，你何厚良不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会说你：脑袋发冷，想戴帽子了！”
众人一笑而散，各自回家。
第二天李隆川收到四川罗广斌的来信。李隆川把信交给鲁钧：“重庆罗广斌来信。”
鲁钧接过信看了一遍：“他决定书名改为《红岩》，同意你的建议，得有人把白公馆和渣滓洞联系起来，决定以江姐为中心，把戏串起来。他说你的建议对他很有启发。”
李隆川说：“我写信跟他说：如果宁国府和荣国府各自封闭，没有人来往连起来，戏就不好看了。”
鲁钧说：“他还希望你参加编剧，而且很诚恳的。”
李隆川摇头：“我不懂坐牢是怎么回事儿？”
鲁钧说：“我看你可以参加进去，一来是人家真心请求，二来是有很多活材料，你可以钻进去。”又说：“这事韦明同志也同意。”
李隆川说：“《我的一家》老谢正同何厚良一同研究过好几次，他们想邀请我参加，我拒绝了。”
鲁钧说：“老谢人很好啊？”
李隆川说：“这我知道，问题不在于他。”
鲁钧笑了：“我明白了。”又说：“厂里已经通知，这个题材好，要排成重点片，决定请夏衍同志亲自操刀，他编出来的本子，大家信得过。”
李隆川说：“那也好，厂里的决定，我执行。”
鲁钧说：“老谢只好另找本子了。”说罢，把一本刚出的《中国青年》递到李隆川手里，“一个叫郭开的年轻人写文章反对《青春之歌》，说它是歌颂小资产阶级的，你看看。”又说：“不少人有这种看法，我也觉得他说的有些道理。”
李隆川说：“我看看再说。”
鲁钧说：“韦明同志很重视，准备开一个座谈会，请郭开来。崔嵬要导这部戏，他坚决反对，很想当面和这位年轻人论道论道。”
李隆川说：“我爱人正要报导《青春之歌》的拍摄，从写剧本到拍摄完成，从头到尾，连续报道，我让她来听听，好吗？”
鲁钧答应得很干脆：“好的。”
丁沫决定去采访《青春之歌》导演崔嵬。来到西城宝禅寺崔嵬的家，进去一看，迎面是四个高大的书柜，摆满线装书和中外名著，仿佛走进了图书室。
丁沫脱口而出：“崔嵬同志，你当导演的，书真多啊！”
崔嵬笑了笑说：“当导演的，三天不读书，就会有俗气。”
丁沫说：“拍戏这么紧张，当导演的还有时间看书吗？”
崔嵬说：“拍电影像打仗一样，是紧张的，但再紧张也有休息的时候，杨沫同志的《青春之歌》，我就是在上影突击《老兵新传》后期工作时读到的。”他客气地给丁沬倒了一杯茶。
丁沫说：“谢谢！昨天，你的发言太有力了，我很赞成。”
崔嵬提到昨天的会，又来劲儿了：“郭开的意见好像很革命，可是他完全脱离了当时的革命实际，很能唬人，骗人。不说别的，就说贴抗日标语，当时四处布满密探，谁帖标语就抓谁，轻则坐牢，重则枪毙，你敢去吗？没有一点‘视死如归’的勇气和胆识，上不去！”他郑重地说：“不管什么人批判和反对，《青春之歌》我拍定了，好好拍，准备向国庆十周年献礼。”
丁沫说：“报社也收到不少读者来信，反对的也有，支持的是多数，读者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谁来演女主角林道静？”
崔嵬说：“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不少演员想扮演这个角色，白杨想演，编剧杨沫也想请白杨来演。”
丁沫说：“她们是亲姐妹，妹妹要演，姐姐也不好回绝。”
崔嵬说：“是啊！白杨的演技当然没有问题，她演林道静，观众照样上影院买票看。但问题是年纪太大了，我不同意。我告诉你，演员什么都可以化妆，18岁的姑娘化妆成40岁的妇女，外表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眼神是没法化妆的，18岁小姑娘，眼睛水灵灵的，眼神是纯净柔和的，40岁妇女的眼神，不可能化妆成少女的眼神，装不出来的。他笑道，白杨的眼神只能演林道静她妈。”
丁沫问：“你准备到哪儿找，很难找啊！”
崔嵬说：“我在武汉歌剧院发现一个年轻女演员叫谢芳，她从来没有演过电影，但一看她那双大眼睛就是林道静，我决定让她来试试镜头。一个好的影片可以造就出一个新演员，一个新的好演员可以使一部电影活起来。”
丁沫说：“我看您已经胸有成竹了。”
崔嵬素有孩子似的好胜心：“影片不能像小说那样开头，慢慢道来，不行。一开头，这个大眼睛的姑娘在海边徘徊，痛不欲生，跳下海去了，余永泽跳下去把她救起来，观众就很想知道这个聪明美丽的姑娘为什么跳海啊？一下就给吸引住了。”
丁沫说：“把小说后边写的提前了，提到开头。”
崔嵬说：“你说好不好？”
丁沫说：“很好，在影院看电影，我也会想到，这个美丽的姑娘为什么跳海啊？”
崔嵬听了很高兴：“是吧，美丽的姑娘，跳海。”
丁沫问：“什么时候是试镜头？”
崔嵬说：“快了，到时候我让制片主任老胡给你打电话。”
丁沫告诉崔嵬，她要去访问编剧杨沫。杨沫的家在小西天，北师大宿舍。
杨沫非常热情欢迎丁沫：“我听老崔说了，晚报要从头到尾，连续报道《青春之歌》，我听了很高兴，谢谢你们的支持。”
丁沫说：“应该的，应该的，把《青春之歌》搬上荧幕，是广大读者的愿望，我们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希望早日在电影院看到它。”
杨沫说：“你们一定看到了有些反对《青春之歌》的文章，对我是有很大的压力的。没想到北影开了个讨论会，请了文学界艺术界好多朋友参加，也请郭开同志参加。没想到讨论变成了对郭开的批判会，大家谈得很有道理，以理服人，老崔 站起来，一击桌子，说不管谁反对，《青春之歌》我们拍定了，一定要把它拍好，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那么大高个，声如洪钟，把大家都震动了，不管有多大的反对的风浪，给他震住了。”她激动地拉着丁沫的手：“丁沫同志呀，郭开的意见是有市场的，如果反对的意见占了上风，顶不住，我这部作品连同我自己就给压下去了，没有出头之日了。”
丁沫说：“这部好作品，找这么好的导演，这样好的集体，一定能拍好。”又说：“读者很关心另一个问题，谁来演林道静？”
杨沫说：“这个问题可为难死我了，太难了。”她给丁沫添了茶水，“告诉你啊，最初我的初稿出来了，我妹妹白杨和她的丈夫看了，说可以拍电影，妹夫导，妹妹演，我听了也高兴，多想拍一部电影啊！这回可以干一场了。谁知道小说一出版，反应不错，北影厂要拍电影，文化部也说‘一二·九’是北京的事儿，由北影拍，我能不听组织的话吗？我们老崔说你也是从游击队出来的，一定理解我非这样做不可，厂里的人给我贴过大字报，说我拿北影的钱不给北影干活。只好从妹妹那里把拍摄权拿回来了，我不是服从了组织，服从了群众，得罪了亲人吗！”
丁沫说：“我很体谅你的苦衷。”
杨沫说：“其实，白杨的演技是出色的，他来演林道静是能演好的，观众一听是白杨演的，都会涌到电影院去买票的。你说是不是？老崔偏说她年纪大了。”
丁沫问：“白杨多大年纪了？”
杨沫笑道：“她是年年刚过三十，你就别问她这个了。”
丁沫说：“观众只是希望把这部电影拍好，到底谁来演林道静，观众只能提问，还得靠你们来回答。”
杨沫不住的摇头：“难哪！”
丁沫写了访问崔嵬和杨沫的报导，专门到夏衍的家，给他送报纸。
丁沫況：“我访问崔嵬同志和杨沫同志，写了访问记，请您指点。”
夏衍接过报纸，翻看一下：“很好，这是观众关心的事。”
丁沫说：“我们晚报准备从剧本开始，从头到尾，报导《青春之歌》的拍摄过程，我很喜欢干，也觉得光荣，观众天天来信，问谁演林道静，什么时候开拍？我去看过试镜头，很好啊！听崔嵬同志电话，已经定下了，由谢芳演了！”
夏衍点点头：“是的，我们几位同志看了试镜头，当场就定下来，由这位年轻的姑娘来演，她更像林道静。”
丁沫说：“观众一旦看到影片，一定十分欣赏导演的眼力，崔嵬同志很坦率，他一开始就想到这个年轻演员，朋友们说：拍好了，那没得说，拍坏了，那你这个老崔导演也就吹台了，别再想拍电影了。”
夏衍笑了：“崔嵬同志很有胆识，他在艺术界也是闯荡过来的，不可等闲视之。”
丁沫说：“我们看了崔嵬同志主演的《老兵新传》，写东北农垦部队的，我们请他们的司令员王震同志写文章推荐，他同意了。”
夏衍说：“你们这个想法好，拍哪方面的片子，请有关领导，有关专家来写，可以帮助观众更好地了解影片，了解那个时代，会得到更多的启发。”
丁沫说：“我们传达了陈毅副总理的指示：现在物质生活困难，要好好宣传革命历史，革命精神，我们请何长工同志写井冈山斗争，他答应了，写了一篇《艰难的岁月》，我们准备连载，以后也准备多发回忆革命斗争的连载。我们 读这些文章的，我们都深受感动。”
夏衍说：“你们的路子越来越宽了，作者的队伍越来越广了，你们的晚报一定会越办越丰富多采，你们真的用心，这点很难得。”
这时，家里人要摆饭桌了。
夏衍说：“一起来吃个便饭吧！”
丁沫说：“不，我吃过了，以后，我常来送报，如果碰见您吃饭，你就一边吃，我一边说：这是不是太打扰了？”
夏衍说：“不，不，这样很好，我喜欢这种无拘无束的交谈。”
丁沫起身告辞，“好，您用饭吧，我走了。”
夏衍照例起身相送，说道：“欢迎常来！”
这时，在北影，韦明急匆匆地找到李隆川，问及《洪湖赤卫队》的事进展如何？问题出在北影摄制组要找个漂亮的女演员来换韩英的扮演者王玉珍，湖北歌剧团不同意，双方坚持己见，互不相让。韦明说：周总理看过《洪湖赤卫队》，很喜欢。听说北影有人要换一个漂亮的女演员来演，周总理不同意，他认为“王玉珍唱得好，演得好，气质也好，为什么要换，找演员不是找美女，不换了。”韦明强调说：“你告诉鲁钧，让他把周总理的话传达到厂，到摄制组。”临走时，又叮嘱道：“这几天我在北京市委有事，不来北影了，你马上去告诉鲁钧，把总理的指示落实了！”果然，半年之后，影片拍成了，王玉珍的“洪湖水浪打浪”的美妙歌声，响遍了全国的城市乡村，当时的年轻人，谁不会唱上两句呢！连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还让王玉珍教他唱“洪湖水浪打浪”呢！此是后话。
忙过几天，鲁钧说到：“谢铁骊不拍《我的一家》了，找了一部写海军的戏，是他过去部队老战友写的”。鲁钧告诉李隆川：“谢铁骊在汕头拍片子，你也看过剧本，提过意见，本子不太理想，但这是老谢 部戏，市里很重视，提了意见。”
李隆川问：“这同北京市有什么关系？”
鲁钧说：“现在北影划到北京市管了，韦明同志调去当市委文化部副部长，他管这事。他让你去市委文化部找他，记下市委的意见，你去汕头传达。”
李隆川说：“好啊，什么时候走？”
鲁钧说：“听韦明同志说：汕头离你家不远，你可以回家看望老人，他还说你父亲是个很有意思的人！他还是很关心你的。”
李隆川很意外，也很高兴，连说：“谢谢，谢谢！”又告诉鲁钧：“我离家11年了。”又问：“我可以在家住几个晚上？”
鲁钧问：“你想住几个晚上？”
李隆川说：“三个晚上，行吗？”
鲁钧很干脆：“可以吧！一路平安！”
李隆川很高兴把这个消息告诉丁沫。
丁沫说：“韦明同志主动提的，我听了很感动。离家这么近了，不能回去，多么遗憾，又不能随便行动，这下好了。”
李隆川说：“我也很感动。”又说：“11年没有回去了，带点什么回去？”
丁沫说：“现在什么都要票证，买不到什么东西。最近大家都缺吃的，不但斤斤计较，还两两计较，一两粮票也得省着，对了，存有20斤全国粮票，带回去吧！”
李隆川说：“全拿回去，要用的时候就没有了。”
丁沫说：“在北京，总好想办法，全带去，你自己出门可以换全国粮票，能多换点就多换点，除了自己路上用的，都留给他们。”
李隆川说：“好，好，这比什么都好？还是那句老话，人以食为天，没粮又没油水，别说一天一斤粮，一顿也能吃下一斤。有这个比什么礼物都强。”
丁沫说：“再给一点钱，宁可我们自己省点，连县那边先不寄了。”
李隆川说：“你想得周到。”一手搂住她，亲了一口。
丁沫把他推开，李隆川没坐好，差点掉下床，丁沫急忙把他拉住。李隆川顺势把她抱住了。
李隆川说：“就这样，别乱动，好好说话。”
丁沫也亲了他一口：“多带点新照片回去，让公公婆婆看看我们生活得很愉快。”
李隆川说：“他们最关心的就是：为什么还不生孩子？”
丁沫说：“千万别说我有妇女病，找医生看呢！就说工作太忙，过两年再说。”又说：“其实，我真想有个孩子。”
李隆川说：“那今天晚上我们就试一试，多使点劲儿，看能不能播上种！”
李隆川坐火车到广州，再坐汽车到汕头汽车在海边飞驰，来到一座海边城市，他走进一所开满木棉花的院落，那是海军招待所。
谢铁骊和李隆川在木棉树下散步。
李隆川说：“韦明同志说，你 部电影，尽可能拍好，他对你寄予很大的希望。”
谢铁骊问：“意见很多吗？”
李隆川说：“几位领导都看过本子，意见嘛，说多说少，我看可听可不听，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其实，就是领导的关心，就希望你拍得好上加好。”
谢铁骊说：“剧本决定了命运，我尽力为之。”
李隆川说：“开头，我以为你搞《我的一家》，很好，这样的题材能拍得动人，拍得有深度。可惜厂里收回了。如果《红岩》没人拍，你可以争取，鲁钓同志一定会大力支持的。作者要我一定参加合作，如果我是编剧，那 你来导。”
谢铁骊笑笑：“好啊，不过那是以后的事儿。你准备在这里待几天？我们明天到岛上看看吧。”
李隆川说：“好哇，来啦，看看海，上上岛，也没有白来一趟。韦明同志特别关照，让我回家看望父母。”
谢铁骊说：“你家在附近？”
李隆川说：“不远，大埔，潮州过去就是，通汽车了，半天就能到。”
谢铁骊说：“看望老人，带点人参去！”
李隆川说：“不，你知道吗，农村的人饿肚子了，成立公社那阵子放开肚皮吃饭，吃空了。我把家里所有的全国粮票都带来了，这比什么都好。”
汽车北驶，翻山越岭，来到李隆川老家境内，这个时候，正是映山红开放的日子，他看到满山遍野的映山红，看到远山近水的苍松翠柏，还有长满水沟边的“布惊”，开着白的，紫的小花朵，那是穷困的游击队拿来熏蚊子，拿来煮水疗伤的药。
汽车下山，他远望山下，似乎到了家乡的盆地，对，那条清澈的河，就是西河，是小时候天天游水的地方。到了河边，上了一座木板搭就的，离河面不过几尺的木板桥，过了桥就是老家了，汽车在村中穿过，他一看，比自己印象中的田野小多了，他急着问司机：“是上塘村吗？”司机答道：“对，是你家吗？”李隆川激动地说：“对，11年没回家了，同志，请停一停。”
司机把车停下，“嘎”一声，把路边的人都吓了一跳，因为在这里停车的情形不多见，当李隆川走下车时，还来不及向司机道谢，便有人问他：“是隆川吗？”然后大声向村里喊道：“隆川回来了！”里面的人听见了，向大围屋喊：“隆川回来了。”
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伯告诉李隆川，“你父亲现在住在大围屋顶上边。”几位叔婆伯母也过来问话，她们也是11年没见过李隆川了，“还是这个样子，斯斯文文的。”“老成一点了，是个干部了。”他一边答话问好，一边走着田埂，往大围屋走去。
这时，父亲在前，母亲在后小步匆匆走来，走到大屋的池塘边。
李隆川远远就按过去习惯叫：“阿叔，阿妈！”
这里兄弟几个，排行前两位，子侄都叫伯，排行第三以后，子侄都叫叔。李隆川的父亲兄弟六个，排行第四，所以叫叔。
父亲高兴地说：“听到对面山上汽车过，就想到你会不会回来？听到汽车进村嘎一声停下，就想到你莫非真的回来了，可不是，就听到人家喊，隆川回来了！大喜，大喜！回来了，好，回来了。”
母亲拿过李隆川的手提行李包，说：“隆川，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说着两眼漾满了泪水，淌在长满皱纹的脸上。
李隆川又喊了一声：“阿妈！”说不出话来，哽住了。
李隆川随着父母从大围屋旁的小巷进去，上了最上边的围屋，那原来是一个小厅，迎神赛会时放请来的神像的，现在打了个木隔断，把后面改为住房，前面是厨房，砌了个灶，摆了张八仙桌和几条条凳，母亲把手提包放在桌上，低声问李隆川：“带糖块没有？”身边跟着几个看热闹的孩子，眼光光地好奇地看着来人，李隆川忙打开旅行手提袋，掏出一包糖块，一人一块，孩子们这才高高兴兴地飞走了。
李隆川马上掏出20斤全国粮票给母亲，“我们只有这些全国粮票，丁沬说留给你们用。”
父亲点点头：“这比什么都金贵。”
母亲也点点头：“丁沫好吗？”
李隆川说声：“好！”又掏出五斤全国粮票：“这五斤是我这几天的口粮。”
母亲说：“好，我到食堂去换米回来，自己做饭，北京来的人，他们不好叫你到食堂去。”
李隆川还拿出几小包北京果脯，北京点心：“现在什么都凭票供应，这都是朋友们凑的。”又给了母亲十元人民币“你买点什么”，回到老家他就不说您了，说“您”反而觉得奇怪。
父亲说：“正好，去买只鸡吧！现在买只鸡相当过去买半头猪。”又说：“看看谁能去县城找他哥哥回来，还有到漳溪中学找他妹妹，大侄子回来。”
母亲说：“大孙女去县城叫他爸爸回来。”又给一个光头小伙子一块点心，两块糖，请他去找小女儿和大孙子回来，这个时候，点心糖块，比钱好用。
家里只剩下父子俩。父亲似乎很等待这个时机，焦虑地悄悄地问了一句：“你入党了吗？”
李隆川顺口答道：“没有，还没有。”他想父亲一定为还个操心，老人家知道家庭出身不好一般入不了党，入了党也矮人三分，他连忙接了一句：“快了！快了”反正三天五天是快了，三年五年也是快了，这不是假话。
父亲叹了口气，神情有点不安，声音颤颤地：“家里拖累你了。”
李隆川说：“不要这样说，有个副厂长看了我的档案，说我是照高坪说的去看书，做事，是党一手培养长大的，前途无量。父母一直对我很好，你们放心，我工作不比任何一个同行差，领导很倚重我，千万不要为我担心。这回就是领导让我顺路回家看望父母的。”
父亲听了感到很大安慰，脸上露出上笑容，说：“真有心，像高坪！”又问：“丁沫入党没有？”
李隆川说：“没有，快了，支部委员都找她谈话了。”
父亲问：“她家里也……”
李隆川说：“她家是城市贫民，父亲是学徒，出师不久就病死了，母亲做小买卖，日子过的艰难，好在有亲戚帮衬着，这才度过一个个难关。”
父亲说：“那她应该早就入党了？”
李隆川说：“她这个人心直，有时就会得罪人，就会吃点苦头，不过，她工作出色，人缘也好，心很宽，朋友多。在她的部门，她的工作也是最出色的。”
父亲听了，这才松了口气，放下心来。
这时，母亲右手提了一小口袋米回来，“还好，北京来的人，又是全国粮票，把米换回来了。我说：隆川饭量大，还有一两斤全国粮票，到时候再来换。管理员说：‘没问题’。”她左手提了个活鸡，用嘴指指下面横屋：“那边的，还是伯伯呢？说隆川回来了，杀个把鸡是应当的，可马上提高价钱，平时，高价鸡是八块钱一只，他硬要十块，还伯伯呢！”
父亲摆摆手，叫母亲别说了，一边舀水，点亮柴火，好烧开水杀鸡。
锅里的水哗哗地开了，穿心冒泡，母亲先拿个小碗，舀了点开水，撒了几粒盐，然后一手抓鸡翅膀，手指夹着鸡头，先掀去脖子上的毛，右手拿刀对准脖子一划，然后放下刀，提起鸡脚，让鸡脖子口的血流在小碗里，很快，血流干了，碗里的鸡血不久就凝成块了，正好做鸡血汤，她舀了一盆热水，对好凉水，热度正合适，把鸡浸在水里，上下理着毛，不一会儿，烫好啦，撸几把就把鸡毛撸干净了，把鸡毛扔进一个小笸箩里，随即把鸡开膛，掏出内脏，先摘下鸡油放好，又摘下鸡心鸡胗鸡肝，放在一个小碗里，又把一坨肠子撕开，把肠子里的屎挤干净，然后用剪刀把肠子划开，化了一盆盐水，把肠子放在盐水里洗，揉，揸，清洗几遍，再在清水里洗几遍，冲几遍，让李隆川闻闻：“有骚味吗？有怪味吗？”李隆川闻闻：“没有了！”母亲说：“炒鸡肠，炒鸡什，是你小时候最喜欢吃的。等一下就炒一盘，该吃‘昼’（午饭）了！”说着把鸡胗鸡心破开，洗净，撕下鸡内金，放在木柴堆上晾干，还说：“以后好当药用。”
接着母亲很快做好一小锅饭，最多五小碗，又炒好一盘香喷喷的鸡什，让人闻着流口水鸡，她给李隆川父子盛好一碗饭，随后自己也添了小半碗，坐在一边，夹了块炒鸡什尝尝，看李隍川像小时候那样吃的那么香，她很高兴，又说：“大口吃啊！别舍不得啊！”
李隆川给父母各夹了一大块炒鸡什放在碗里，说：“你们多久没吃了，吃吧！看到你们吃，比我自己吃还香。”
父母不好扫儿子的兴，又快活的各吃了几大口，他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大口吃饭了！他们因为久经风雨，目光是沉静的，有时不说话，只用沉静的目光看着儿子。
李隆川让母亲把饭锅里的饭给父亲添上，又把自己碗里的拨了一多半给母亲：“阿妈，吃！”
吃完饭，父亲问儿子：“你哥哥他们傍晚才能回来，我们到外边走走。你想去哪里？”
李隆川说：“我小时候，后山里满坡满崖的映山红，外边叫杜鹃花，我想去看看。”
父亲摇摇头：“光了，山上光了，不但映山红没了，过去浓浓的大树林，常有狼，狐狸出没的大树林，剩下的也不多了，砍了，拿去大炼钢铁了！”
李隆川说：“炼出多少钢铁了？”
父亲笑笑，向前一步看看左邻右舍，低声地说：“听说是一堆烂铁！”又说：“不过，到屋后山上看风景还是好的，眼界很宽啦，西河两岸很宽啊！”
李隆川说：“好，去看看风景也好！”
李隆川父子来到屋后，爬山上了后山顶，站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宽阔的盆地的景色，西河在中间流过，时隐时现，河边的竹林把它挡住了。
李隆川说：“回来时，汽车过桥，我看见河水还像我小时候那么清，小时候你带我撒网打鱼，一网下去，抓好些小鱼，河里的五彩石子也给网上来了。”
父亲说：“水还是清的，水里的小石子也还是那样五颜六色。”
李隆川看看河对岸，失声道：“那两棵大枫树呢？”
父亲说：“也砍了，去大炼钢铁了！”
李隆川说：“每年冬天，从家里往河边那看，那两棵大枫树红红的，像两支大火把，我想家乡时也会想起它！”说着叹了口气，“可惜了！”他看大枫树后面的集市，问道：“那个阿鹊坪还热闹吗？过去，你常常带我去吃面（条）！”
父亲说：“店铺还差不多，面馆早关门了，没粮！药店还有，杂货店，理发店，山货店都还有，后天我们去走一走。对了，你回来住几天？”
李隆川说：“三个晚上。”
父亲说：“就是今天，明天，后天，大后天便出门了。”
李隆川点点头，他看看远方，东南方向山上的坐落在古树旁的古寺，问：“那边还有和尚吗？还有人在吃斋念佛了吗？”
父亲说：“还有，听说香火不旺了，我也一直没去过。”
李隆川看看四周的远山，看看当地里的村落，“树木少了，但风景还是好的。”
父亲坐在土堆上，左右都有山突出，是围椅的左右围，自己正好坐在围椅之上，轻轻地说：“一个人百年后埋在这里是难得的，也好天天看着家乡的山和水。”
李隆川听出父亲的意思，说：“我告诉哥哥，妹妹，他们会照你的意思办的。反正日子还长，我每个月都给你寄钱，过年过节多寄点儿，安心的生活下去。”
父亲说：“我同你妈妈就希望你们早日给我们生个孙子。”
傍晚，李隆川的哥哥李群川从县城回来了，妹妹李秀云，还有大侄子也从学校回来了，全家济济一堂，喜笑颜开。晚饭前，哥俩特地到村子中间的大马路旁散步，车少地宽，两旁是稻田，行人少，说话方便。
李隆川问哥哥：“我读书时，校园里好多木棉树，先开花后长叶，花很红，现在还有吗？”
校园里好多木棉树
李群川说：“可惜老死了，换了白杨。”
李隆川说：“家里人都还好，就是嫂嫂瘦多了。”
李群川说：“以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当村干部，人前说的上话的，一下子带上‘地主分子’的帽子……”
李隆川说：“变化实在太大了。”
李群川说：“她说话又直，得罪不少人，她戴帽子，人家拍手称快。”又说：“得了夜游症，晚上出来到田头地角转一圈，回来睡觉，自己一点都不知道。”
李隆川问：“上医院看了？”
李群川说：“医院，说她自己的病没有药能治。”
李隆川叹了口气：“她不是一直参加劳动的吗，怎么会戴上帽子呢？”
李群川说：“有些事，一时说不清楚，父亲被诬告的事，你一句也不要提。”
李隆川点头，他不会提这事，但是，他想知道，谁是诬告者。
李群川告诉弟弟诬告者的姓名，过去信中曾约略提到此人，从小是乡间无赖，偷盗度日，土改评为贫催农，入了党，干了坏事还很得音，尾巴翘得高高的，他后边有人。他还告诉弟弟：“妈妈的事也别提了，土改扫地出门，差点给饿死了，你中学好同学的母亲，贫农，偷偷送来一斗米，救了妈妈和妹妹的命，好多的击队员了解情况，知道底细，气得不得了，有话可向谁说啊！”
李隆川长长地叹了口气。
李群川告诉弟弟：“你回家来还是多陪陪父母，同他们谈谈你和丁沫的工作，谈谈外边有趣的事。”
李隆川：“妹妹学习还好吧！”
李群川：“不在一个中学，了解不多，据说还好，中游吧！我有个学生，成绩很好，已考上大学，他喜欢妹妹，等他大学毕业，我想让他们成亲。”
李隆川：“妹妹还小一点。”
李群川：“在乡下就不算小了。她得嫁一个吃商品粮的，得走出农村，不然，生活是很沉重的。”又说：“这小伙子人实在，贫农出身啊。”
李隆川说：“读大学就可能有变化。”
李群川说：“他一直和我通信，他就是喜欢妹妹。妹妹家庭成分高，不好，可人长得好，还是有不少小伙子喜欢她的。”
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做了红焖鸡块，用鸡油烧了盘芹菜，还有一碟家乡人餐桌上少不了的咸菜，这就是当时的盛宴了。母亲把哥哥找来一起吃，李隆川夹了块鸡屁股给父亲，这里的风俗鸡屁股是先供长辈食用的，又夹一块鸡腿给母亲，请大家随便享用。他只吃了一块，吃了半碗饭，一来中午吃过炒鸡什了，二来就是不忍心大口吃饭，看到亲人狼吞虎咽，吃的这么香，心里有一阵说不清的酸痛。但是，毕竟是久别重逢，时不时发出会心的笑声，家人团聚还是高兴的。
饭后，全家齐集小厅北边的卧室，孩子们都挤在床上，大人坐条凳，李隆川的嫂子“李冬同志”也在，全家老小十几口人，一盏小油灯，灯火暗淡。
母亲这时向久别的儿子诉起苦来：“当年，我半夜起来，给游击队同志做饭，家里米也不多，我尽同志们吃，尽量不放番薯丝，谁料到土改把家门一锁，把我同女儿赶了出来，差点没饿死……”
这时，小厅外边传来李群川的声音：“你在这里呀，进来坐坐！”
李隆川拿起小油灯出去一照，是隔壁的大嫂，也附和着，“进来坐坐！”
隔邻大嫂说：“不了，我还得去水圳查水。”她是土改积极分子，贫农。
等全家人坐好，父亲摆了摆手母亲再也不说了。
父亲突然问道：“你去过紫禁城吧？去过圆明园吧？过去，我同你少明叔和几个朋友，一直想去北京，看看这两个地方。”
李隆川：“紫禁城挺好的，大殿前面的大铜缸给刮过，还留有痕迹。圆明园可是一片残破景像了，有人说要修，有人反对。”
父亲问道：“你呢？”
李隆川说：“我也反对，一来国家还穷，哪有大笔余钱修这个，二来这是 的被侵略、被烧掠的见证，这是十分具体动人的爱国主义课，谁去看了，谁心里难受，祖国不强盛就要受人家欺侮。”
父亲说：“是啊，不但英法联军，还有八国联军啊！”
第二天，父亲、哥哥、妹妹陪他到村里看看，到对面的集市阿鹊坪看看。妹妹秀云从小同哥哥相差快十岁，不熟悉，但很亲切，一直拉着哥哥的手不放，陪着走路。一出门到池塘边，父亲听到什么，让大家停下，不久，对面山上传来汽车驶过的回音。
父亲说：“我们天天听汽车回音，知道车来了，车走了，就都希望车在村里停下，那就是有亲人回家探亲了。”
李隆川说：“我小时候，一下大雨，对面山上成了瀑布，我们就听见隆隆的瀑布声，现在修路了，改成汽车的回声了。”
父亲说：“后天你走了，你坐的汽车也会在那边发出回声，村里的人都能听见。”又说：“日子就这么过，有来就有往。”
一行人来到村间的稻田，秧苗长得这么好，迎风摇曳。
李隆川说：“这一亩地能产多少？”
父亲说：“两季一千多斤吧！”
李群川说：“放卫星放到七八千，照数征公粮，还能不饿肚子？大跃进把人害苦了。”
父亲把话岔开：“你小时候，常在这一带抓田鸡，抓鳝鱼，手拿一把竹箴火，腰间挂一个小竹篓。第二天，你妈妈给你炒田鸡，炒鳝鱼。”
李隆川笑道：“我还碰见过大蛇，把我吓坏了。”
一行人到了坎下的坝地，那地方种番薯、花生、萝卜。
李隆川触景生情：“我还记得冬天做萝卜丝，家家户户都做，单人床大小的席子撒满萝卜丝，靠在竹架上，任日头晒，北风吹。”
父亲说：“这里的萝卜丝远销南洋。”又说：“这沙坝地就适合种萝卜、花生。”
一行人往前又到了河边大沙坝，那是过去搭戏台的地方。
李群川说：“还记得小时候看戏吗？”
李隆川说：“记得，《打渔杀家》，那个老生唱的真好。”又指前面的西河，说放暑假回来，你带我来游泳，还躺在沙滩上，让流水带着月光从身上流过，你给我讲城里的事儿，讲电影，唱电影插曲，我至今还记得你给我们唱的一首歌，名字记不得了，是这样唱的，他念了前四句：
“我啊走遍漫漫的天涯路，
我啊望见那遥远的云和树，
多少往事堪重数
你呀，你在何处？”
后来，他干脆唱起来了：
“我难忘你哀怨的眼睛，
我记得你那深密的情意，
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
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
父亲站在他身边，静静地听着，踉跄了一下，李隆川边唱边拉着老人的手，慢慢地走在沙滩上。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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