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上方北京文学 　　《北京文艺》照例发表了《发刊词》。这份发刊词主要表达了办刊或者说组稿的四点要求：一、工人阶级已经成了新国家的主人翁，所以，要“尊重”“工人们在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二、解放后，北京“逐渐由消费城市转变到生产城市”，北京已经由“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乌烟瘴气，变成了严肃勤朴，表现出建国的新气象与精神，描画、报道、歌颂这些史无前例的事情，理应成为本刊的重点之一”；三、北京解放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迎着新时代，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青年们更爱人民、爱国家了，于是也就由热烈的学习而想创作，我们应当鼓励、帮助他们去学习；四、旧戏曲的改革，在当前是件极重大的事。北京是京戏的发源地，又是曲艺人才荟萃的所在，理当在这件大事上负起较多的责任。有了上述的四个重点，这个刊物或者就不至于编得杂乱无章，而是短小精悍的（每期只容纳五六万字），有重点的，能尽到结合实际，反映出首都人民新生活的责任。我们希望本刊的作品，在文字上，一律能做到朴实通俗，深入浅出，以免因文字上的困难与晦涩而减低了普及作用。末了，《北京文艺》重视批评，所以也欢迎批评《北京文艺》。

　　这是《北京文艺》发刊词的要点。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表述，确实是一种要办出新时代新文艺的气象。在这方面，主编老舍率先垂范，在年9月1卷1期、也就是创刊号上，头题发表的就是老舍歌颂北京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过这部话剧的演出。老舍也因此于年12月21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从创刊到停刊一年多的时间里，老舍陆续发表了相声《家庭会议》、太平歌词《庆祝“七一”》、剧本连载《一家代表》，以及普及通俗文艺的文章《怎么写快板》《散文并不“散”》《怎样写通俗文艺》《对于观摩演出的节目的意见》等。同时，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工作的李伯钊、赵树理等，也几乎竭尽全力发表了即时应景的作品或文章。比如李伯钊的《群众文艺的创造》、赵树理的《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对这些作品和文章，不能一笑了之或不屑一顾，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那是主编们的职业行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验中，这里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来自解放区的李伯钊、赵树理，他们有丰富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第一次文代会后，延安文艺的经验已经放大到了全国，是唯一有合法性的文艺道路，“人民文艺”的经验必须在新的实践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老舍虽然不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家，但是，他追随、认同延安文艺道路，也是诚恳地发自内心的。

　　从现实的层面看，年代，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据有人回忆说，老舍、赵树理曾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了天桥群众文艺活动情况。天桥是一个杂耍场，说书的、说相声的、卖唱的、拉洋片的、顶缸的、耍飞叉的、变戏法的……无奇不有。在这里，赵树理见到了《响马传》《丁香割肉》《王华卖父》《荤说素猜》等在解放区早已遭禁的诲淫诲盗的旧东西。后来他多次到天桥走访调查，一个改造北平旧文艺、特别是天桥群众文艺活动的想法逐步形成。①但是，想法归想法，想法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农兵作家的来稿，要经过认真修改。林斤澜说：“修理稿件原有‘择菜’一词，俗云‘择到篮里都是菜’。编辑部里有位才女编辑，她说是‘择草’。工农兵作家捧来一抱乱草，知识分子编辑在里边择出野菜，红烧清炒，以工农兵名字上席。”②但这“野菜”也经常是供不应求。汪曾祺在《北京文艺》创刊时曾做过“集稿人”，他回忆说：我们那时真是“惨淡经营”，人手少，可用的稿件不多，每月快到发稿的时候，就像穷人家过年一样，一点抓挠没有。到了这个节骨眼，赵树理同志便从编辑部抱了一堆初选的稿子，回到屋里，关起门来，一目十行地翻阅一遍。偶尔沙里淘金，发现一两篇好稿，则大喜过望。这一期又能对付过去了！赵树理同志把这种编辑方法，叫作“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选不出好稿，就由主编、编委赶写应急。赵树理同志的《登记》就是这样赶出来的。编委们说：“实在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老赵，你来一篇吧！”老赵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碗馄饨，在纸上画了一些符号（表示人物），画了一些纵横交错的线（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笔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杰作。③后来林斤澜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这时的汪曾祺，“冬日羊羔长袍长及脚面，小步踢踏，背微驼，一杯绿茶，一支纸烟。年方三十，不够遗老足够遗少。”年代汪曾祺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理论层面看，通俗文艺是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通过通俗文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并且实现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初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最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一目的背后隐含了延安经验由局部放大到整体的成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共和国后对文学艺术的具体指导，已不像延安时期必须由毛泽东事必躬亲，当他在延安时代确定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思想路线在战时得以贯彻实行，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这一思想路线的执行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仍然适用于共和国。年9月5日，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艺界“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工作已经先期展开。这一天，刚刚组建不久的《文艺报》邀请了平津地区过去常写长篇小说的部分作者开座谈会。会议主席陈企霞说，会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通俗小说形式的写作经验和读者情况，讨论怎样改革这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和注意上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对通俗文艺的 　　但是，初期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确实是一条风雨不平路。年上映了一部孙瑜编剧和导演的影片《武训传》，《武训传》公映后，文艺界和知识界对其评价不一，但还是好评者多，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④孙瑜认为武训是“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⑤杨雨明、端木蕻良在《北京文艺》年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武训传》中也指出：“劳动出身的武训是充满了聪明和智慧的，他会唱歌，会讲故事，会耍把戏，会做菜，记性好，有韧性，心眼深，能说能行。”等等。也有人认为“武训精神”不足为训。这都是可以正常讨论的。但毛泽东调看了影片后，特为《人民日报》写了社论，他指出，《武训传》所提出的问题带有根本性质，像武训这样的人，处在清朝末年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和反对国内的反动封建统治者的伟大的斗争时代，根本不去触动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之能事，这种丑恶行为，难道是我们应当歌颂的吗?向着人民群众歌颂这种丑恶的行为，甚至打出“为人民服务”的革命旗号来歌颂，甚至用革命的农民斗争的失败作为反衬来歌颂，这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承认或者容忍这种歌颂，就是承认或者容忍污蔑农民革命斗争，污蔑中国历史，污蔑中华民族的反动宣传为正当宣传。……毛泽东提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分析《武训传》，文联和作协的领导人迅速作出反应，郭沫若、周扬分别撰写了文章，表达了他们鲜明的立场。对《武训传》进行全国性的批判，对《北京文艺》的直接后果，就是年11月20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常务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调整北京文艺刊物的决定》。要求“加强《说说唱唱》，原有的《北京文艺》停止出版，其编辑人员与《说说唱唱》合并，另组新的编辑委员会。《说说唱唱》应当成为发表优秀通俗文学作品和指导全国通俗文艺工作的刊物。”⑥这个决定，不能说与杨雨明、端木蕻良在《北京文艺》发表的肯定《武训传》的文章完全没有关系。至此，年9月第一次创刊的《北京文艺》，历经一年多的时间停刊了。

年5月20日，《北京文艺》重新创刊，主编还是老舍。重新创刊的《北京文艺》由老舍亲自撰写了“发刊词”，其要点是：

　　《北京文艺》将是什么样的刊物呢，这须在此说明一下：在文字上，《北京文艺》将力求通俗。

　　对于以说唱形式写成的作品，我们也愿意刊登，因为这种形式的作品在宣传教育上还能起很大作用。

　　在内容方面，我们首要的任务是反映在总路线的照耀下，首都的经济建设、文化建设以及各方面的现实生活与斗争，歌颂这斗争中的新人新事，批判保守落后。

　　我们的主要读者对象是工人。但是，工人也关切着农业、国防和文化教育等等现实生活。所以，我们所选用的作品，在内容上注重描写工人，而不只限于描写工人。我们重视文艺批评，切盼能够得到短小精悍的批评文字。

　　对培养文艺队伍的新生力量，我们只能就力所能及，尽到责任。⑦

从这份发刊词中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文体形式、作品内容还是服务对象，与年的发刊词几乎如出一辙。重新创刊后的《北京文艺》，发表的作品大多相貌平平乏善可陈。但偶尔也有好作品发表，比如浩然，这是一位有巨大争议的作家，但浩然肯定是一位书写当代中国农村生活成就卓著的作家。《艳阳天》《金光大道》等对阶级斗争夸大的书写，确实存有问题，文学史和批评家对此有大量评价，但责任是否都应由作家浩然来负，或者浩然应该负有怎样的责任，还需更深入的研究。对历史的情感记忆不能替代对历史合理的评价。《北京文艺》年11月号发表的小说处女作《喜鹊登枝》，是浩然发表的第一个成功短篇小说，为此他曾努力过七年。当时新婚姻法颁布不久，文艺界出现了一批配合宣传新婚姻法的作品。这些作品基本是青年男女恋爱，父母反对，领导支持，最后终成眷属的“小二黑”套式。浩然却根据自己对生活的认识和对文学的理解，写出了一个老人拥护新婚姻法，支持和帮助女儿自由恋爱，建立美满婚姻的新鲜故事。在那个时代，《喜鹊登枝》的清新之风令人耳目一新。后来，浩然曾经有十年的时间担任《北京文学》主编。年他去世的时候，李敬泽称其为“最后的农民和僧侣”，这个“僧侣”当然是文学的僧侣。

　　这期间还有两篇文章“名动天下”。一篇是从维熙的《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一篇是刘绍棠的《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⑧这两篇文章成为那个时代“引蛇出洞”的代表性事件。后来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从维熙回忆录）中记述了这件事情的真相。他说：

　　当时文坛正热衷于讨论作品“公式化概念化”根源，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这个创作信条，我疑惑的支撑点是：本来我们就生活在社会主义的现实生活中，用现实主义的名称就挺恰当，为什么在“现实主义”前面还要冠以“社会主义”的帽子呢？这会使作品政治大于形象，是导致公式化、概念化的总体外因。因而，当《北京文艺》的编辑来我家里，让我对文艺问题鸣放时，我提笔写了一篇十分肤浅的论文《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几点质疑》，以讨论这个创作方法是否科学为轴心，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是命运安排？还是天意撮合？刘绍棠也在该刊4月号上发表了《现实主义在社会主义时代的发展》，一个质疑，一个变相否定，真是珠联璧合。白纸黑字印在了刊物上，是抹不掉抠不去的。其实，我写这篇文章时，既没有和绍棠打过招呼，他也没有告诉过我。当时，正处在鸣放期间，每天报纸上的鸣放新闻以及各种小道消息已使人目不暇接。其间，唯一的一次电话联系，是我受《北京日报》文艺组之托，约绍棠写一篇鸣放的短文。这两篇文章刊在同期，纯属一种巧合。直到反右的锣鼓敲响之后，在《北京文艺》刊出的批判我俩文章的编前话中，我才管窥到这是编者有意导演的戏剧。编前话大意如下：我们是有意让这两株毒草出土的。只有让毒草出土，才易于辨别，继而除之云云。对于批判我的端木蕻良同志，我并不十分介意；对于引蛇出洞的阴谋，我非常恼火。稿子是你们来人约的，原来是为了张网捕雀。

　　大势所趋，《北京文艺》也概莫能外。这是年发生的事情。也正是在这一年，上海的《收获》创刊。创刊号上，刊登了靳以执笔、与巴金共同署名的《发刊词》，第一句话是：《收获》的诞生，具体实现了“百花齐放”的政策。“《收获》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我们也盼望有生气勃勃、新鲜活泼的新人的作品。”《发刊词》里已然明确了《收获》的“使命”。《收获》的这本创刊号推出了鲁迅未发表过的作品《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艾芜的《百炼成钢》，康濯的《水滴石穿》，老舍的话剧《茶馆》等。巴金后来回忆说：

　　《收获》本来没有《发刊词》，第一期已编好，纸型由上海寄到北京，我当时在北京开会，忽然收到靳以寄来他写的《发刊词》，他征求编委的意见。我一看便知道是为了“六大标准”。“六大标准”的发表无疑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却感到一点紧张，我似乎看到了一顶悬在空中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我想他不会比我轻松。他接着在第2期又发表了《写在〈收获〉创刊的时候》，文章给我看过，我了解他保护刊物的苦心，我自己也想多找机会表态，不加考虑便在原稿上署了名。今天翻看三十年前的表态文章，我还仿佛接触到两颗战栗的心和两只颤抖的手。我们就是这样熬过来的。不管有多少干扰，他坚持着把全部心血花费在刊物上。勤奋的工作促使他过早接近死亡，但是他亲手浇灌的花开放了。我不像他，我东奔西跑花了好几年的工夫写成一部废品，我只想避开头上达摩克利斯的宝剑，结果，蜘蛛网越收越紧，悬在空中的帽子还是落到我的头上，我过了十年的地狱生活。⑨

　　同样是发生在年的事情，《收获》和《北京文艺》确实表现了非常不同的文学姿态和立场。《收获》虽然在上海，但当时隶属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作家协会领导下的刊物。《收获》发刊词中“应该团结更多的作家，尤其是老作家们”，格外引人瞩目。当《北京文艺》主要发表工人和青年作者稿子的时候，《收获》则尤其注意发表“老作家们”的作品，包括《北京文艺》主编老舍的《茶馆》。《茶馆》是那个时代，影响最大、艺术成就最高的话剧作品。这出三幕话剧，写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三个黑暗时代，前后50多年的历史，舞台上有大小70多个人物。生动地展示了旧社会的腐朽和行将灭亡的历史。剧本没有常见的说教，它的艺术魅力完全来自剧情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剧本没有正面书写革命运动和时代潮流，而是在一个社会缩影——裕泰茶馆里展开全部剧情的。各种人物在茶馆中的表演，集中反映了那三个时代的市井风情和自我埋葬的历史趋势。《茶馆》取得的艺术成就使其成为一个常演不衰的经典剧目。即便在新世纪，北京人艺每年的开年大戏，仍然是《茶馆》，而且一票难求。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主持《北京文艺》的老舍，在《北京文艺》主张发表的作品，与他在《收获》发表的《茶馆》并不在同一个思想和艺术范畴中。这时我们会发现，老舍一方面坚持他对新时代新文艺的探索、实践和追随；一方面，作为作家的老舍，并没有终止他试图通过文学与历史、与现实对话的探索和实践。他内心仍然洋溢着对文学的执着和激情。

　　当然，《北京文艺》二次创刊也发表了一些重要的作品。比如年1月号连载了曲波的长篇小说《山呼海啸》、汝龙译的《契诃夫小说两篇》、年4月号黄秋耘的《杜子美还家》、年10月号发表了郭小川的著名诗歌《青纱帐——甘蔗林》、年2月号发表了毛泽东诗词十首等。而影响最大、甚至改变了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历史命运的作品，是年第1期吴晗的历史剧本《海瑞罢官》。作者吴晗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时任北京市副市长。年1月，《海瑞罢官》由北京市京剧团公演，毛泽东观看后接见了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祝贺他演出成功。但随后《海瑞罢官》的命运急转直下。我们在《胡乔木传》中看到了这样的叙述：

　　上海《文汇报》发表的一篇文章搅乱了胡乔木的心绪。这就是年11月10日登了两个整版的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这篇文章断定《海瑞罢官》“是一株毒草”，把《海瑞罢官》中写到的明朝正德至万历年间的“退田”“平冤狱”等内容与20世纪60年代初的所谓“单干风”“翻案风”等联系起来，认为“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文章指责剧作者吴晗的用心是为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翻案”。

　　胡乔木一眼看出，这不是一篇学术批评和文艺批评的文章。文章把问题提到非同一般的政治高度，涉及当时中央最高领导层在整个国内形势的估计和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存在的分歧，后面必有深刻背景。至于扣到吴晗头上的那些大帽子，完全是无中生有。吴晗之所以写海瑞，缘自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这点，胡乔木最清楚。因为向吴晗传达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的精神，请吴晗写海瑞的，就是胡乔木。

年4月5日上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作关于工作方法问题的讲话。毛泽东要求头脑不要发热，要互通情报，解除封锁。针对当时干部中普遍存在的浮夸不实、弄虚作假、不说真话等不良风气，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精神，说要学海瑞，“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要敢于讲话，不怕警告，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离婚，不怕坐班房，不怕杀头。毛泽东还指示胡乔木，要“宣传海瑞刚正不阿的精神”。会后，胡乔木回到北京，找了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吴晗是明史专家，他写的《朱元璋传》，曾得到毛泽东的好评和鼓励。胡乔木把毛泽东提倡学习海瑞的讲话告诉吴晗，并请他为《人民日报》写有关海瑞的文章。吴晗积极响应，6月16日就在《人民日报》上以刘勉之的笔名发表了《海瑞骂皇帝》一文。意犹未尽，接着，他又写了《论海瑞》。此文于8月31日完稿，吴晗亲笔工楷抄清，送胡乔木。胡乔木从内容、结构到文字都作了精心修改。文章开头两段导语，由胡乔木重新写过。文章的结语部分，大大加重了对右倾机会主义批判的内容，说“他们同海瑞相反，不站在人民方面，不站在今天的人民事业——社会主义事业方面”，说这样的人“和历史上的海瑞毫无共同之点”，说要“反对对于海瑞的歪曲”，要让人民看清他们“右倾机会主义”的本来面目。这些话都是胡乔木加写的。这时庐山会议刚刚开过，加上这些话，正是为了配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政治形势。《论海瑞》经胡乔木修改后于9月6日定稿，在9月2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其后，北京京剧团团长马连良又约吴晗写以海瑞为主角的戏。吴晗在北京京剧团同志的协助下，经过七次修改，于年底写成新编历史京剧《海瑞》。年初上演，剧名根据友人蔡希陶的意见改为《海瑞罢官》。该剧颂扬了海瑞刚直不阿、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同时也揭示了海瑞这样的官吏在封建社会必然的悲剧命运。

　　从《海瑞罢官》的创作过程可见，它是以海瑞的生平事迹为题材，突出表现毛泽东当时提倡的刚正不阿、直言敢谏的精神，同姚文元文章中所指责的那些东西完全风马牛不相及。可是，为什么竟要如此曲意构陷、大张挞伐呢？那时身在杭州的胡乔木，无从得知江青利用其特殊身份，和康生勾结，与张春桥、姚文元策划批判《海瑞罢官》的经过，更想不到“文化大革命”动乱的邪火正由此点燃起来。

　　由于《海瑞罢官》，作者吴晗年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家破人亡。后来我们读到了毛泽东于年6月创作的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

　　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那时的时局是“正是神都有事时”。在革命洪流排天巨浪的冲击下，发表过《海瑞罢官》的《北京文艺》于年5月再次停刊。

年12月，在“文革”中停刊的《北京文艺》复刊，并更名为《北京新文艺》，共试刊5期，成为“文革”中全国复刊最早的文学刊物。年1月，刊物恢复《北京文艺》刊名。年至年，刊物先后刊登了剧本《海港》、浩然的小说《金光大道》、张永枚的诗报告《西沙之战》、张天民的电影文学剧本《创业》。这些作品是70年代最重要作品的一部分。当然，这些作品具体内容和书写倾向也并不完全一致，特别是电影文学剧本《创业》，是那一时期难得的好作品。但是，电影放映后，随即引发了一场政治事件。

　　《创业》讲述的是年秋天，裕明油矿工人英勇护矿，迎接解放，十斤娃的父亲周老大在护矿中英勇牺牲。解放后，党的领导者华程开始正式称呼十斤娃的大名——周挺杉。在华程的教育下，青年工人周挺杉一直怀抱着甩掉“中国贫油”帽子的理想。10年后，周挺杉钻井队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创造了新的纪录。在石油会战中，周挺杉带领钻井队由大西北赶来参加会战。在北国的冰天雪地中，工人们不等不靠，凭人拉肩扛将第一口油井的钻机竖了起来。最终他们为国家拿下了面积大、产量高的创业油田，实现了原油自给，谱写出一首中国工人阶级战天斗地的正气歌。

年这部电影拍完之后，曾经在第四届人大会议的闭幕式上放映，受到了代表们的好评。随后《人民日报》刊出了关于电影《创业》的整版介绍，标题和其他样板戏一样，都是“毛主席文艺路线胜利万岁”，但是公映不到半个月，《创业》就遭遇到了一场麻烦。江青认为这部电影在政治上、艺术上都有严重错误，随后的三条禁令更是将这部电影打入冷宫，一不许继续印制拷贝，二不许发表评介文章，停止播放，三不许向国外发行。与此同时，文化部核心组也下发了关于电影《创业》的十条“罪状”，尽管江青当时的政治地位正如日中天，但是她关于这部电影的指示还是遭遇了强烈反弹，编剧张天民上书毛泽东，反映相关问题，接信后的毛泽东在年7月25日，作了如下的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由此该片得以解禁，不过电影并未因此公映。年“四人帮”倒台后，《创业》才得以重见天日。

　　从年9月创刊到年10月的《北京文艺》，28年几度沉浮，走过的的确是一条风雨不平路。尽管主编们谨慎行事，努力追随时代的潮流，但是，大江大河波澜处，《北京文艺》无可避免地处在“漩涡”中心。如果从70年历史的角度看，这28年可以看作是《北京文学》的前史，它与初期社会主义文艺政策不断试错、不断调整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背景密切地联系在一起。

……未完待续

注释：

①刘长安：《赵树理与北京文艺》，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记忆与足迹》，同心出版社年10月版。

②林斤澜：《灭顶故事》，见《北京文学》年第9期。

③汪曾祺：《祝愿》，北京文学月刊社主编《记忆与足迹》，同心出版社年10月版。

④董谓川：《由教育观点评武训传》，年2月26日《光明日报》。

⑤孙瑜：《论导武训传记》，同上。

⑥张大海：《移动的风景》，见《记忆与足迹》北京月刊社主编，同心出版社年10月版，2~3页。

⑦见年《北京文艺》四、五月号创刊号。

⑧从维熙、刘绍棠两人的文章发表在《北京文艺》年4月号。

⑨巴金：《收获》创刊三十年，见《收获》60周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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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创刊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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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任主编为老舍，汪曾祺曾任编辑部主任。著名作家杨沫、王蒙、林斤澜、浩然、刘恒都曾担任过正、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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