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东：《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
北京大学出版社，年版
述评
从“符号景观”到“心灵风景”
罗雅琳
对拥有“国际化”和“资本主义”辉煌前史的上海展开怀旧，是90年代中国的一大文化热潮。李欧梵先生《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一书适逢其时。这本著作试图从旧画报和老电影中找回上海的往日风姿，已成为人们在理解现代上海时一道绕不过去的门槛。因此，它也给后来者带来了挑战：在面对画报、广告、女明星等同类题材之时，我们如何还能讲出新意？在李欧梵的“重绘”之后，是否还有“再度重绘”上海风景的可能？
当我打开吴晓东先生的新著《年代的沪上文学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年7月版，以下简称《风景》），发现它似乎提供了一幅与《上海摩登》堪成对照的文学图景。
《风景》开篇谈《良友》画报，继以“颓加荡”、“咖啡座”和“八大女明星”，不仅在讨论对象上与《上海摩登》类似，更不时引用其中文字。最惹人遐想的是，《上海摩登》附录中的访谈题为“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景观”，与《风景》的标题遥遥相应。那么，吴晓东书中的“风景”和李欧梵笔下的“景观”，是否存在着一种有意无意的对话？
李欧梵在“新感觉派”那里发现了法国作家穆杭和波德莱尔的影子，吴晓东则指出，对高尔基作品的译介正在此时的上海升温；田汉和洪深早年风格近于“波西米亚人”，这是为《上海摩登》提供了核心理论的本雅明所欣赏的姿态，但《风景》更着意于二人在年代的“左转”。两本书讲述的故事，仿佛将一整幅上海文学地图各持一半。
这些看似对立的故事之间又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为《高尔基的生活》、《高尔基研究》等左翼译著和田汉、洪深“左转”后的新作刊登广告的，正是李欧梵笔下最像“上海都会文化的产物”的《现代》杂志——“新感觉派”同样在其上大显身手；良友图书公司不仅出版了李欧梵（和其他上海怀旧者）最感兴趣的、面向“市民阶层”的《良友》画报，还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对“新文学”加以经典化的奠基之作——吴晓东更感兴趣的是后者。在“文学”这一空间中，“左”与“右”、大众与精英、传统与现代得以展开众声喧哗的竞逐。或许，相较于百货大楼、外滩、电影院和跑马场等崇高宏伟的都市景观，小小的文学杂志才是纵观年代上海风景全貌的更好对象。
“文学广告”，则是《风景》一书从文学杂志中找到的最佳观测点。一方面，广告可以大致反映出时代的流行风尚；另一方面，“文学广告”中贯注的新文化人的文学理想，可能要比在作品中彰显得更为鲜明、直接、通俗。但更值得玩味的还在于“文学”与“广告”之间的张力。广告意味着既定理念的灌输，文学则关联着心灵的创造性活动。在流行的文化理论中，广告被视为消费主义幻象，是通过符号学分析展开意识形态批判的靶子。《上海摩登》正是这一方法的集大成者。李欧梵直言：从上海的现代生活里诞生的，是一门“物质文化的‘符号学’”。因此，从图片和广告引出商业资本主义现代性在年代中国的持续登场，才是《上海摩登》的着力之处。
《上海摩登》用“景观”一词概括上海的现代都市文化，或许也要追溯到其对于外在符号表象的偏爱。李欧梵表示：“‘现代性’既是概念也是想象，既是核心也是表面。我把这‘概念’部分留给其他学者……我在此打算大胆地通过‘解读’报刊上的大量图片和广告把我的笔墨都放到‘表面’上”。比起“所指”的本质特征，李欧梵所借助的符号学分析方法更重视“能指”的符号活动。由于只把文艺活动视为某种符号，以之作为分析现代性的“表面”工具或例证，这样的观念也就容易仅仅停留在符号或话语的表层，多少失去了因“及物”而“及心”的能力，使“文学”沦为与咖啡座和电影院地位平行的、装点大上海“现代性”历史主线的“符号景观”。
然而，《风景》中的“文学广告”研究却避开了文化研究偏爱的符号学分析。某些广告可能并非消费主义意识形态操纵下的“复制产品”，而是有着文学者的主动设计意图的“艺术作品”。同样讨论《良友》画报，《上海摩登》 1曾朴的法兰西情结 14胡适的“半部”文学史 26“南国诗人”田汉与南国社首次沪上公演 38中国化的“颓加荡”：邵洵美的唯美主义实践 51巴黎情境与巴金的国际主义视景 65“一·二八”事变与战争文学热 79《现代》杂志与“现代派”诗 93中国杂志史上的一个“准神话” 告别奥尼尔：洪深30年代的转向 废名小说的“文章之美” 田汉的转变 穆时英与左翼的殊途：从《南北极》到《公墓》 《西线无战事》与30年代的“非战小说” “茶话”与“咖啡座”：海派散文的都市语境 作为“中介”的日本 换个角度看“文艺自由论辩” 高尔基在中国与“中国的高尔基” 评论界“检阅”现代女作家 《人间世》与林语堂的小品文运动 “看萧和‘看萧的人们’” 旅游产业的兴起与中国现代“风景的发现” 《欧行日记》与现代作家的欧洲游记 沪上“八大女明星”与丁玲的“梦珂” 赵家璧与《中国新文学大系》 “北新书局版”的中国现代四大作家 艾芜笔下的南国世界 文坛忆念刘半农 丰子恺的“消夏新书” 端木蕻良：“大地之子的面型” 后记
后记
吴晓东
在我参与的几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写作过程中，最难忘的莫过于钱理群老师担任总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以下简称“编年史”）。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称得上钱理群老师所规划的一个文学乌托邦。这部总字数近三百万的文学史缘起于钱老师的一个梦。钱老师在《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个陈述：“年3月26号早上，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叫‘又一个新计划，其实是一个做了多年的梦’，这个梦我从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做，那就是写一部广告书话，按时间排列，显示文学史发展的线索。这将是一本以广告及广告背后的故事连缀起来的文学史，是别开生面的。”于是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面，钱老师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班子：“我首先找到了老搭档吴福辉，同时还想到了老朋友陈子善，后来又找了高恒文和陈方竞，吴福辉又推荐了汤哲声和袁进。”这些主要合作者都堪称是一时之选。历经数年的努力，四卷本的《编年史》终于在年问世。
这部副标题为“以文学广告为中心”的编年史，其核心范畴自然是“文学广告”。钱理群老师在《编年史》“总序”中说：
我们所说的“文学广告”，包括具有文学史价值与影响的重要的文学作品广告，翻译作品广告，文学评论、研究著作广告，文学期刊广告，文学社团广告，戏剧、电影演出广告，文学活动广告及其他……又包括具有广告性质的发刊词、宣言、编后记、文坛消息、公开发表的通信……选择狭义和广义的文学广告，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材料，是因为文学广告本身就是历史的原始资料，它的汇集具有史料长编的意义。……也为这些年我们设想的“接近文学原生形态的文学史结构方式”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所谓“文学原生形态”当然只是一种拟想和理想的历史图景，但是编年史的体例显然更有助于接近这一文学史家孜孜以求的文学历史样貌的原生性，背后还承载着编著者某种“大文学史”的观念和眼光：不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