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青先生艾青（—）是“五四”以来我国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他是“自由体”诗歌最有影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以现代诗歌技法抒发革命情怀。他在抗战初期对“土地”“太阳”的想象与描绘记录了中华民族最最沉郁的心声，也宣示了中华儿女最最坚定的信心。如果说“土地”凝聚了艾青对国家、对民众深沉、痛切的爱，那么“太阳”则闪耀着艾青所向往的光明、胜利以及美好生活的光华。作为大诗人，艾青极具性格魅力，热烈，叛逆而倔强，百炼成钢而又矢志不渝，在追求艺术、追求解放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充沛的感情和顽强的斗志。无论是从曲折的经历本身来看，还是从广泛的牵涉面来看，艾青的人生堪称传奇，满怀诗意。从“地主的儿子”到“土地的儿子”“我摸着红漆雕花的家具，/我摸着父母的睡床上金色的花纹”，这是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里的一句诗。金华的艾青故居里也摆着这样一张中式的架子床，红漆金花，两边束着深蓝色的床帏。许多人接触艾青可能都是从中学阶段学习《大堰河——我的保姆》开始的，这首诗也许不是艾青最优秀的作品，但却可能是他最有知名度的一首诗。通过艾青细致的描述和夹杂着忏悔的怀念，大堰河含辛茹苦却又命运多舛的人物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但《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诗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年艾青在延安还写过一首《我的父亲》，把这两首诗合在一起就相当于得到了进入艾青成长过程的一道虎符。在《大堰河——我的保姆》里，艾青说“我是地主的儿子”，一百多年前故居中的情景正如诗中描述的那样，“红漆雕花的家具”“睡床上金色的花纹”“‘天伦叙乐’的匾”“新换上的衣服的丝的和贝壳的纽扣”“油漆过的安了火钵的炕凳”“碾了三番的白米的饭”，《我的父亲》进一步补充道“镇上有曾祖父遗下的店铺”“村上又有几百亩田，/几十个佃户围绕在他的身边，/家里每年有四个雇农”，可见艾青成长的环境是富足而殷实的。和赵树理的父亲相似，艾青的父亲也是一个半新半旧的知识分子，一方面他像是一个彻底丧失“上进之心”的高觉新（巴金《家》中的人物），“过着平凡而庸碌的日子”，因为笃信算命，认定艾青是一个“克父母”的孩子，所以从小让艾青管自己的父母叫叔叔婶婶；但另一方面他又接受过现代教育，在社会思想方面比较开明、进步，在子女的教育上可谓不遗余力，管教起艾青来也非常严厉。艾青后来和父母关系不算太亲密、融洽，视自己为“父母家里的新客”，对自己的乳母大堰河却报以拳拳的眷恋和愧疚，这些同他的童年经验不无关系。艾青故居大堰河是穷苦农民的代表，为了哺养艾青她不得不把自己新诞的女儿投到尿桶里溺死，艾青在诗歌里大段大段、饱含深情地忆述了大堰河卑微穷苦的生活。艾青是吃了大堰河的奶水长大的，所以虽然是地主的儿子，但是他却自幼了解农民、疼惜农民，甚至对以大堰河为代表的、像土地一样淳朴、沉默的农民群体报以一种悔过般的深情。艾青自己也谈到是大堰河促使他“长久地成了一个人道主义者”。抗战初期艾青不得不四处逃难，农民流离失所的惨境更是可想而知，“烽火连三月”“国破山河在”，在这样的语境下，艾青创作了许多以“土地”“农民”为核心意象的作品，比如《复活的土地》《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手推车》《北方》《补衣妇》《我爱这土地》等。毛泽东在延安曾经和斯诺谈到“我继续读中国旧小说和故事，有一天我忽然想到，这些小说有一件事情很特别，就是里面没有种田的农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将、文官、书生，从来没有一个农民做主人公。对于这件事，我纳闷了两年之久，后来我就分析小说的内容。我发现它们颂扬的全都是武将，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显然让农民替他们种田。”这段话可以做多重阐释，而其中涉及的问题之一便是新文学对农民和农村的重新“发现”，由此也就决定了表现农村、农民的文学作品在20世纪中国文学当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艾青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他始终保持和农民从情感到利益上的血肉联系，只因为“我是吃了你的奶而长大的”。由大堰河的奶水浇灌成的朴素的人道主义立场实际上成为艾青早期思想的重要线索：年冬，艾青噙着泪水写下了“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农民和土地的热爱与对国家命运前途的忧虑交融在了一起；几个月之后艾青完成了《他死在第二次》，为那些“爱土地而又不得不离开土地”英勇牺牲的“拿过锄头”的人们而默默忧伤，向战争提出“要求答复与保证的疑问”；在年冬完稿的《诗人论》里，艾青郑重地将诗人定义为“自己所亲近的人群的代言人”。由此是否可以说，大堰河的乳汁不仅哺育了艾青的身体，更哺育了一位伟大诗人的悲悯的灵魂？合而为一的艺术追求和社会理想艾青从小学开始起就阅读蔡元培、梁启超、孙中山的文章，他的成长受到“五四”新文化的滋养，在中学作文中他还曾援引胡适、鲁迅的观点而受到冬烘先生的批评，艾青回忆说，“老师的批语并没有错，我却在他的批语上打了一个‘大八叉’”，叛逆的性格可见一斑。及至弱冠之年，“少年人的幻想和热情，/常常鼓动我离开家庭”，受到启蒙精神的感召，他不满于父亲“无力地期待‘进步’，/漠然地迎接‘革命’”，在众多师长、亲友的帮助下终于说服父亲“取出了一千元鹰洋，/两手抖索，脸色阴沉”资助艾青留学。艾青故居里便展出了这样一枚鹰洋。艾青青年时期艾青是怀着美术的梦想到法国去的，从绘画当中他受到革命精神的熏陶，“我爱上‘后期印象派’莫内、马内、雷诺尔、德加、莫第格里阿尼、丢飞、毕加索、尤脱里俄等等。强烈排斥‘学院派’的思想和反封建、反保守的意识结合起来了”。同时，在学习法语的过程中，艾青开始广泛地接触欧美文学与俄苏作品，惠特曼、凡尔哈伦、马雅可夫斯基都令艾青为之倾倒。年在国民党的监狱里，艾青除了《大堰河——我的保姆》还写下了《芦笛——纪念故诗人阿波利内尔》，艾青也因为后者而被称为“吹芦笛的诗人”。所以艾青艺术思想的背景是非常丰富、驳杂的。从观念上，他将绘画与写诗连通，“学习用语言捕捉美的光，美的色彩，美的形体，美的运动”；从方法上，他坦然领受了象征主义、自然主义、感伤主义以及知识分子气质的影响；从艺术观念延展到政治立场上，艾青则坚定地认为“诗的前途和民主政治的前途结合在一起”。以这些思考感悟为基础，当艾青系统地总结自己的《诗论》时，一开篇便迫不及待地把诗歌定义为一种表达真善美、承担真善美的文体。由此也就不难理解是什么信念驱使艾青在归国之后很快就投身左翼文艺运动，又是什么追求吸引着艾青在险象环生的逃难路中最终把延安作为目的地。由苦难淬炼而成的诗歌艺术真正让艾青得到淬炼的还是国土沦丧、山河泣血的现实。让我们先把视线拉回到历史的角落中去……年1月27日，一列由汉口开往潼关的五等铁皮卧车进入河南渑池境内，望着远处山峦苍茫、河川封冻的景色，“国破山河在”“烽火连三月”的复杂情感笼罩着整节车厢，趴在窗边的端木蕻良不禁失声叹息道：“北方是悲哀的。”抵达潼关之后，艾青提笔写道：“一天/那个科尔沁草原上的诗人/对我说：‘北方是悲哀的。’……”应该感谢艾青的这首《北方》，车厢里那个令人动容的瞬间得以从历史无数的切片当中保留下来。电影《黄金时代》也特意再现了这一场景，镜头扫过端木，扫过萧红、萧军以及聂绀弩，而对端木的哀叹反应最强烈的艾青却没有出场。如此处理想必是因为艾青和萧红关系不算密切，倒也无可厚非。艾青书法在颠沛流离中艾青目睹了侵略战争造成的苦难与死亡，而长久以来人道主义与革命精神对他的熏陶则激发了他昂扬的斗志和金灿灿的必胜信心，从而创作了一大批以“土地”和“太阳”为核心意象的作品。如果说“土地”凝聚了艾青对国家、对民众深沉、痛切的爱，那么“太阳”则闪耀着艾青所向往的光明、胜利以及美好生活的光华。艾青自己也谈到“无论生活与艺术都促使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但是，不能因为艾青的作品表现了抗战而把他看作是一个单纯的写实主义诗人，这样的限定太狭隘了，而且也模糊了诗歌与小说、散文不同的文体属性。事实上，艾青那些最优秀、最成功的作品都不是直接描摹现实的，甚至是与实际情况不尽相符的。比如他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有人曾质疑艾青，“中国没有戴皮帽、冒着大雪赶马车的”，而艾青也承认自己“确没见过那个场景，而是面对欲雪的天气想象出来的”。而像《吴满有》《雪里钻》《藏枪记》那些纯写实的作品反倒都不成功。艾青的诗和那些醉心于锤炼情绪、色彩、图案，“小处敏感、大处茫然”的现代主义诗歌也不一样，艾青为之注入了饱满的现实素材、社会理想。比如同样受到艾略特的影响，戴望舒、卞之琳等更偏重于捕捉寂寞、悲凉的情绪，对普遍的精神麻木、堕落施以冷眼，而在《死地》里艾青则把痛苦和绝望浇筑在灾馑过后“地之子”们的饥饿与哀泣上，“大地已死了！/——躺开着的那万顷的荒原/是它的尸体”。艾青和夫人艾青的诗歌表达了乐观、明快、昂扬的抗战信心，但他的创作绝非主题先行式的、宣传化抒情所能比拟的。艾青曾经明确表示：“我最不喜欢浪漫主义的诗人们的作品。雨果的，谢尼哀的，拜伦的那些大部分，把感情完全表露在文字上的作品，我常常是没有耐心看完的。”他的诗歌克服了早期白话诗的浮泛与直白，通过色彩、意象、暗喻、拟态、象征、对话、感觉以及诗形的综合，为情感寻找到一副沉重的肉身。比如《太阳》，诗人以创世纪的气魄描摹了太阳肇始时间、点亮黑暗、孕育生命的伟力，同时也暗示了民族更生的必然趋势，完全可以视作一首赞颂文明和生命的作品；稍后的《向太阳》《火把》等则是气势更加宏阔的组曲，而且艾青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