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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3月28日，是人民文学出版社65岁生日。朝阳门内大街号的人文社大楼，是新中国文学事业的重要见证者，众多文学名著在这里汇集，多位现当代名家的全集在这里完成编注，文学，在这里完成了诸多美妙的相遇，“朝内”也因此成为中国文学界的一个标志。

几度传言人文社大楼要拆，引得人文社的很多老朋友挂念与追怀，最终汇成《朝内号回忆》这本书。在人文社65周年之际，我们挑选书里几篇文章与读者们提前见面，感谢你在。

今天与您分享的是，我社郭娟老师在朝内号与老作家、老编辑交往的经历。

后楼小记

郭娟

后楼，当然在前楼之后。临朝内大街、挂号门牌的灰色办公楼，是我们的前楼。穿过前楼，走过一块空地，就进了后楼。二十多年前我刚刚被这个单位接收，兴奋地穿过后楼黑乎乎的走廊，迎着一窗耀眼的日光，风衣飘飘——这个当时被人看到、日后形容给我听的我的样子，我似熟悉又陌生。二十年，一段漫长的时光，倏忽而逝。

《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在后楼，编辑部里整日坐着两个老编辑，他们仿佛一直坐在那儿。红脸膛的黄汶像退职老军人，庄严威武，一接触，却笑嘻嘻的，还带点腼腆；李启伦戴着厚厚的眼镜，看稿子贴得很近，像闻稿子，说话慢吞吞，人很温和，但心中自有规矩。他俩隔桌对坐，埋头看稿，工间操时两人一起下楼散步，中午捧着饭盒相对而食——他俩自成一体。有他俩在，任谁也甭想在《新文学史料》杂志上寻个错别字。

忽一日，主编牛汉来了，静悄悄的编辑部立时热闹起来，现编室的编辑也有闻声凑过来的。第一次见牛汉，感觉他太高大了！他正双手将一个胖婴儿举得高高的，似乎快要挨到天花板了，他大声赞美着：“壮！美！这小子！”真的是洋溢着诗人的热情，礼赞新生命。

胖婴儿出现在办公室，也是中国特色。那时年轻人结婚生子仍然没有分到住房，还挤在单身宿舍。这样的“驻社婴儿”有好几位呢，如今都长大成人。胖婴儿的妈妈，我的同事，长得像江户时代的日本女子，白皮肤，墨色长发高高挽起，露出圆鼓鼓的额头，后来果然去了日本，又转到法国研究象征派诗歌去了。

她走了不久后，一日我接到一个找她的电话，对方说：我是卞之琳。我“啊！”了一声，呆住。卞先生声音很小，又说一遍：我是卞之琳。我说：我知道。我熟读诗人的诗篇，却一时不知如何表达敬慕。那边静了会儿，有点落寞地说“再见”。他的诗和文都有学养，是知性的雅，智慧的玲珑。非常后悔没与他多联系。那时有顾虑，怕打扰老先生；同时工作中接触名作家的机会也多——当时并没意识到人民文学出版社这个平台有多宝贵，一个小编辑轻易就能接触到名作家。也是用这部电话，我打到吴祖光先生家里，每次都是新凤霞这位大名角接电话，每次都要细细问我是谁、哪个单位的、什么事，然后用甜润的嗓音、字正腔圆地朗声唤道：“祖光——，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找你。”这是为了编辑“中国现代名剧丛书”，吴祖光那一本收了两个剧本《风雪夜归人》和《闯江湖》。这套书收入曹禺五个剧本，见曹禺的次数更多。这一次所用发稿底本全部是最初的版本，如《雷雨》就保留了“序幕”“尾声”“教堂忏悔”的内容，这是中外戏剧惯用的平复观众情绪的手段，曾因政治意图而删改掉了。我将这几个剧本仔细校勘，发现字句问题交由曹禺一一“钦定”。一次，曹禺先生因一个字的斟酌，想起创作《雷雨》时激情澎湃、文思泉涌、笔不胜逮的青年时代，来情绪了，用手迅速抓了两下头发，兴奋地说：那时来不及斟酌，一气写、写！曹禺逝世后，他的女儿万方在文章中记录了他努力想写出超越《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新作而不能的万分痛苦，便想起这一次他回忆时的兴奋神色。种种原因，他青年时代创作的辉煌，没有再现。

也曾跟着牛汉去组稿，拜访端木蕻良。端木坐轮椅，样子有点儿虚弱，笑嘻嘻的，话不多。那时他正攒劲儿、拼了老命写《曹雪芹》。牛汉俯下高大身躯，蹲在端木轮椅旁，热情地撺掇端木写回忆录、写萧红——这蹲下来的姿势胜过言语，开示我。后来我又看到牛汉致赵清阁的约稿信，写得非常得体，那是应该列为编辑教材的。那次组稿还去了舒芜家。作为曾经的“胡风分子”，牛汉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对于历史事件，每个亲历者都是从自己的视角讲述，横看成岭侧成峰，历史追述中也时常“罗生门”，而《新文学史料》是个平台，展示着历史的复杂性。牛汉常说，要对历史有个交代，要讲清楚。老编辑张小鼎就曾满怀敬意地给我讲述，在一次大会上，讲台上某文艺界领导讲到冯雪峰时完全违背事实，牛汉当场站起来反驳他，为死者辩诬，毫不含糊。正是这种对历史的郑重态度，决定了《新文学史料》的品格。这本杂志于年创刊，迄今已办了三十多年。至今有耄耋老者揪着楼梯栏杆、一步一步攀爬上楼来买一本杂志；有曾在延安办报的老革命来访，因腿脚不灵便，让警卫员上楼把我们编辑请到楼下他的车里谈谈当前的文学；当然也有所刊文章“惹”了当事人，气呼呼来抗议的……这都证明了这份杂志的影响力。

《史料》的编辑，无论年龄大小，都有历史癖，往往沉潜于陈年往事，不知今夕何夕。《史料》楼下是《当代》，下楼串到《当代》，相当于穿越民国回到现在，接触五光十色的现实，免得变成不谙世事的呆子。《当代》是名刊，名刊有名编，主雅客来勤，半个出版社的人都爱来这儿聊天。这里有各类资讯有香茶红酒咖啡巧克力，有快手杨如好客女主人今儿鲜榨苹果汁、明儿盐焗白果，这里像沙龙像俱乐部像会议中间的茶歇，是我的后花园。

…………

如今，不论前楼后楼都成危楼，要拆了。不止一个送快递的小伙子拽着家乡口音说，小姐，你们这办公条件也太差啦！更有一善感女博士，因发了她的稿子来感谢，请吃饭什么的，被婉拒，她可能觉得我们太高风亮节了、太清苦了，哽噎着，眼泪都下来了。她跑出去，一会儿又回来了，带着花店的人，搬来两个巨大花篮——那鲜艳的花簇，更反衬了办公室的黯淡与破旧。

但我们没感觉，也没感慨，还觉得我们的办公室比那些中央空调的写字楼更环保低碳、更人性化呢。而且，在这墙皮斑驳、水泥地面的办公室里，我们接待过多少才华横溢、学识渊博的作者？饕餮了多少华丽丰赡的思想盛宴？即使在过道上，也不时遇到名作家、翻译家。古人早有《陋室铭》了嘛——在楼梯转角瞥见描眉画眼、穿着艳丽长裙的八十多岁的翻译家文洁若施施然走过；或者迎头撞见《读书》前主编沈昌文神情端然一步一步上楼，非常gentleman地挥手让健步的年轻女士先请；或者《人物》年轻的气质女主编赵立挎个大包、头发遮了半边脸、潇洒地“嗨！”个招呼匆匆而去；而隔窗正对着语委宿舍楼，每天上午十点左右总能望见一百零八岁的语言学家、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坐在窗前伏案读书的身影……这都是后楼风景。

即便楼拆了，种种情景也不会磨灭。

年5月

（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朝内号记忆》，本书将于近日上市）

《朝内号记忆》，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缘起于一个至今未落到实处的消息——人民文学出版社大楼的搬迁。它是在“即将告别”的怅惘情绪下，由一群与这座大楼有关的人，为某一天必将消失的它，留下的见证和念想。

六十六篇回忆录，三百多幅珍贵老照片、老书影，定格时代与文学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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