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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汝昌著《曹雪芹小传》由百花文艺出版社于年4月出版，周策纵作序，这是“二周”订交不久的一次愉快的学术交往，周策纵称之为“墨缘”。

周策纵说：

现在这空前的国际《红楼梦》研讨会议即将在美国召开，并已邀请汝昌和世界各地其他红学专家前来出席。恰好他的《曹雪芹小传》也要出版了，我且匆匆写下了一首小诗，来表示预祝这两件盛事，并且用来结束这篇序言：

传真写梦发幽微，掷笔堪惊是或非。

百世赏心风雨后，半生磨血薜萝依。

前村水出喧鱼乐，野浦云留待雁归。

且与先期会瀛海，论红同绝几千韦①。

周策纵的红学影响是与他成功地筹划年6月于美国威斯康辛召开的首届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有直接关系，这是一次红学国际交流的盛会。

黄霖说：“他不辞辛劳，奔走海外，主办了两次举世瞩目的《红楼梦》国际学术会议，使‘《红楼梦》一书之光焰如日中天’。仅凭此一点，周先生在红学史上也就不能不令人瞩目了。”②笔者曾在综论周策纵的红学研究业绩的文章中说：“‘两周’（周策纵和周汝昌）交谊关乎红学。”③

周策纵为《曹雪芹小传》作序显然有助于这部人物传记的传播，周汝昌对此自然心领神会。

周汝昌念念不忘地说：

《小传》卷首，即他赐序，为红学史上一重要文章……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书中的‘痴’义，是受晋代阮氏诸贤的影响。在他的启示下，我于一九八六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红楼梦与中华文化》时，便特设了专章细论这个重要的文化精神问题④。

“陌地生”即周策纵的居住地，他关于《红楼梦》“痴”字奥义的阐发直接启发了周汝昌。

周汝昌在《曹雪芹小传》“总序”中说：

《曹雪芹小传》出版于年，原是《曹雪芹》（，作家出版社）的修订扩充之本。雪芹的家世，已由《新证》考订粗备，而生平则史料奇缺，本是无法成“传”的，但为了填补这一巨大而重要的空白，“知其不可为而强为”，勉力以赴，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来。

书出后颇获专家学者的奖许与鼓励，于是方悟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上文已述，《新证》虽然‘曹学’成份很重，实质是文、史、哲综合型论著。因此可以说‘曹学’的正是成型，应以《小传》为其代表⑤。

“总序”这段话谈了几个关键之处：

一是曹雪芹生平史料奇缺，只能勉力钩勒出一个“聊胜于无”的轮廓；二则为曹雪芹作传是一项“扛鼎”胜业，值得勉力而为之；三则《曹雪芹小传》堪称“曹学”的代表性成果。

对于以上三个关键之处，能够真正理解且认同者并非多数，其中的缘故既有对“曹学”认知上的差异，也难免非学术的人事方面的纠葛。

周策纵对《曹雪芹小传》作者周汝昌的“了解的同情”则尤其值得一提，他说：

大家都明白，我们对曹雪芹这伟大作家的一生是知道得太少了。我们不但没有足够的材料来写一部完整的曹雪芹传，就连许多最基本的传记材料，如他的生卒年，父母到底是谁，一生大部分有什么活动，到今天还成为争论的问题，或停留在摸索的阶段。

事实上，世界几个最伟大的文学家的生平必竟如何，也往往令人茫茫然：像荷马与屈原，也许是由于时代太久远了，缺乏详细记载；但莎士比亚（-）比曹雪芹只早生一百多年，已近于中国的明朝末期，到今天大家对他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甚至有人还在说，那些戏剧都不是他作的。

也许这些大家在生时正由于不受统治集团和世俗的重视，才有机会独行其是，发挥一种挑战和反叛的精神，创作出不朽的巨著罢。这样说来，好像越是写最伟大的作家的传记，越会遭遇到最大的困难。曹雪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此我希望读者们在读这小传之前，首先要想到著者所面临的是何等的一个极端棘手的难题⑥。

由以上所谈可以看出，周策纵正因为深知“曹学”中有关作者曹雪芹生平家世的难题何等棘手，所以才毫无保留地欣赏周汝昌知难而上的学术勇气，他们之间的交谊显然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朋友情谊。

周策纵认为：

我觉得汝昌写这小传时，却采取另一种很明智的态度。他把我们所已确知有关曹雪芹的一鳞半爪，镶嵌熔铸进他所处的社会、政治、文化和文学艺术的环境里，用烘云托月的手法，衬出一幅相当可靠而可观的远景和轮廓来。

他所描写的清代制度，康熙、雍正、乾隆时代的政治演变和风俗习惯，都详征史实；对于曹雪芹身世的考证，比较起来也最是审慎；大凡假设、推断、揣测之处，也多明白指出，留待读者判断，好作进一步探索。这种以严密的实证配合审慎的想象来灵活处理，我认为是我们目前写曹雪芹传唯一可取的态度⑦。

《曹雪芹小传》采取了“很明智的态度”且是“唯一可取的态度”，这番评价何其难得！这无疑可以看作是对周汝昌的学术成果的肯定和激励。当然，同时也明确地表达了周策纵自己在曹雪芹传记写作方面的一种明智的学术见解。

周策纵在进一步表达自己的见解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了《曹雪芹小传》的缺陷和不足：

曹雪芹是个非常渊博精深的作家，他的思想、艺术和人格，浸润着整个中国的深厚文化成就。我们如要充分了解他的作品和为人，也就非从多方面深入追索不可。换句话说，我们如果不从历史、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文学、艺术，以至制度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的传统来研究，那我们对曹雪芹和《红楼梦》恐怕是不能充分了解的。

就这一未必人人都能见到的观点说，我觉得汝昌这《小传》和他的《新证》却都开了好些端绪，说明他的理解早已洞见及此。有时候，他为了要了解曹雪芹更多一点，而直接证据不足，也就像我们每个人一样，都想多推测一些，亦在所难免。但他所指出的多可发人深省⑧。

周策纵所说的因“直接证据不足”而“想多推测一些”不仅是《曹雪芹小传》难以避免，但凡做曹雪芹传记者都难以避免。正如樊志斌在《曹雪芹传》“引言”中所说：

除周汝昌的《曹雪芹小传》外，曾保泉有《曹雪芹与北京》、李广柏有《曹雪芹评传》。小说家也参与进来，高阳创作了《曹雪芹别传》，端木蕻良则由《曹雪芹》一书。已有的著作，为后来人的研究和写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除吴恩裕外，研究者多排斥民间口碑资料，认为其中虚妄信息不少，然而，我们平时常引为证据的文人笔记所提供的信息，跟口碑资料相比，也难称准确，甚至政府官书中的记载也历来为人们所诟病。

资料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的问题，如何使用和研究，则在于研究者的学识与眼力。学识、眼力不同，从而引发学术争议，进而从各个角度推动学术的研究。当我们把有关曹雪芹的文献资料、口碑资料综合起来分析，就会发现，祖宗留给我们的有关曹雪芹生平的信息并不少。

如果我们能够再了解曹雪芹生活时代的社会背景，结合各种资料，对他的个人素养、生活情况、娱乐方式进行考察，一个有立体感的曹雪芹，就会比较清晰地站在人们面前——虽然这个形象的一些细节还有些模糊。

每个研究者都清楚地知道，在当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传记不会引起争议。但是，伸向远方的路需要不断有人来探索。即便走错了，他也证明有一条路不通。何况他还有踏上前路的可能呢⑨！

既然没有任何一部曹雪芹的传记不会引起争议，那么，求全责备任何一部已经出版的曹雪芹传记也就显得不够明智了，明智的态度是“了解的同情”并善待这部“相对精善”的曹雪芹传记，《曹雪芹小传》正是这样一部传记。

梁归智对《曹雪芹小传》的评价则别有一番见识，他在《凸显出中华文化的浮雕——读曹雪芹新传》一文中说：

周汝昌从《红楼梦新证》时代起，就被目为‘曹学家’。这个“雅号”一度有嘲弄意味，讥他治学重点偏颇，重了曹雪芹的“家世”，轻了《红楼梦》的“文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周氏研红实绩的展示，这种偏见已经逐渐烟消云散了。

“作者”和“文本”曹雪芹和《红楼梦》，本来是不可以割裂的。这一“辩证的”识解由于进入了文化的层次而更显示了深度。曹雪芹是中华文化的冠冕，《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精光。曹雪芹——《红楼梦》——中华文化，真像基督教文化里的圣父——圣子——圣灵，是“三位一体”的。

周汝昌切按住这个关穴点，攻关犯难，“用书册的形式研究介绍曹雪芹”，一共三次。80年代初的《曹雪芹小传》是在60年代的《曹雪芹》基础上加工重写的，其“质的飞跃”有目共睹。90年代初，作者又应外文出版社之约，以‘外国读者’为对象，写出来《曹雪芹新传》。

不过，《新传》与《小传》，却是两种完全独立的书，它们互相补充印证，但不能彼此取代。《新传》不是《小传》的变形或重复，而是可以与《小传》并列共传的又一册杰作。如果说《小传》有更强的“科学性”，那么《新传》则有更多的“艺术性”⑩。

尽管都是为了“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著，《曹雪芹新传》作为“外国读者”的普及读物足以起到《曹雪芹小传》难以企及的传播效果。不过，从红学书评的立意而言，《小传》则因其具有更强的“科学性”而理应首选以介绍给读者尤其研究者。

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