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萧红的影响

[作者简介]

季红真,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

摘要

作为中国新文化与新文学的缔造者之一,鲁迅对萧红的影响是和新文化运动中所有白话文学作品的影响混溶一体的,包括翻译文学。萧红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最早的得益者,新派乡绅的父亲在一设立女校的时候,就立即把她送去读书,但是祖母定下的婚约阻遏着她的求学与奋斗之路。进入哈尔滨现代女校,在新派教师的引导下,接触新文学的作品,在家庭政治启蒙的前提下,又接受了更前卫的左翼思潮。鲁迅对她的直接影响主要是新体白话文学写作的启蒙,在和家庭决裂之后的挣扎奔逃与奋斗中,作为革命文学的旗帜,鲁迅始终是她精神的引领者,也是她后来进入文坛的重要推手。但是由于性别、文化背景、经历、处境等原因,萧红一直和鲁迅保持着心理的距离,并且想超越他。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多是超越年龄、性别的精神默契,民族国家的巨大危机与国际视野的人类情怀、共同被原罪诅咒的出身宿命、包办婚姻的苦难和身体的病痛,对于文学创作宗教式的献身精神和对汉语自身魅力的独特领悟,是他们深厚的思想基础。萧红在继承鲁迅精神遗产的同时,又以女性独特的生命体验,特别是生殖的体验,开拓出属于自己的艺术园地,补充了鲁迅和所有男性作家无法抵达的表现领域。她接续着鲁迅的文学精神,在史传文学、哀祭文体、修辞等诸多方面,为汉语写作的现代转型做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

[关键词]鲁迅;萧红;鲁迅的影响

鲁迅是中国新文学之父。新文学指的是中国文学出现的一种新的语体文学,也就是白话文。一般认为第一篇白话小说就是鲁迅的《狂人日记》,当然这些年有争议,因为比他早的白话小说被发现,比如陈衡哲最早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发表过一篇白话小说;四川有学者认为李劼人写的一篇白话小说比鲁迅发表的时间还要早一点,这些都是学界的争议。还有学者发现了晚清一个外交官用法文改写的古代中国传奇,也成为质疑中国现代文学时间节点和《狂人日记》作为白话小说开山之作的理由。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争议的,就其影响来说,《狂人日记》确实是第一篇。而且是和五四运动这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和《新青年》这份刊物,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狂人日记》发表于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刊物《新青年》上,而且是五四运动(年)爆发的前夜(年),这就趋近历史转折点的时间刻度,其影响的冲击波是没有任何作品可以比拟的,它就是这场文化改良运动的重要一环。而且,就其文体来说,开篇的题记用的是文言,正文部分改用白话,这种泾渭分明的语言形式,正好与新文化运动语体革命的时间相对应,具体地保留了那个传统大幅度震动、炸裂的历史时刻汉语的语用特征,是小说文体转型的过渡性形式标志。任何历史事件都有一个思潮积蓄的过程,特别是文化史上的事件更是如此,因为需要准备的时间更长,不会是突然爆发的。日本有一个历史学者用“延长线”这个概念,来描述一些制度的兴废过程,在过渡时期原有的制度无法实行,会出现很多变通的方式,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最后只好彻底改革,变通的方式取代原有的制度成为新的正式制度。文学史也是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狂人日记》作为第一篇白话小说是无可争议的文学史事实。从古至今,故事都在漂流中,有的在时间中漂流,比如《陌上桑》;有的在空间中漂流,比如《灰栏记》等等。翻译成哪种语言就应该算哪种文学,中国的翻译文学,只要是以白话为文体就属于现代汉语文学。当然有超越国境的情况,也要以文体为标准,比如近四十多年来关于世界华文写作的引入与研究,多是以现代汉语写作为基本形式,这也是五四白话文运动辐射的结果,特别是华文小说和新诗占了极大的比重,所以也证明着《狂人日记》作为白话小说第一篇的历史地位。

  萧红出生于年,也就是革命的辛亥年。她的命运和这次革命,和胡适、鲁迅这一代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息息相关。由于家族的关系,她既跟旧的历史与文化习俗夹缠不清,又跟新的历史与文化精神紧密纠结,两股彼此冲撞与扭结的力量限制规定了她的人生与创作。年五四运动爆发,年她所在的县城呼兰的小学设立了女生部,她立即成为第一届学生,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受益者。因为她的父亲张廷举是呼兰教育界的头面人物,是五四运动的急先锋,倡办女学的主将,当时任小学校的校长。同时,萧红的家庭和东北的政治史、文化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呼兰这个小城,在她的笔下是一派衰败的样子,她表现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到五四运动之前那个时期。但是呼兰曾经是很辉煌的京畿之地,距金代的第一个都城阿勒楚克城很近,是黑龙江最早的五城之一。中东铁路开通以后,政治经济的中心转移到了哈尔滨,它才开始衰败;另外还有水患,以及年东北地区大规模爆发的鼠疫,使得这个小城迅速地衰败,很多人口外迁,几乎变成了死亡之城。

她出生在一个政治化的家庭,也是一个维新之家。这样的家族背景,和鲁迅所处的历史情景多有交集,这也是他们公共面对的基本历史情境。亡国灭种的巨大危机是所有现代知识者承受的共同宿命,新旧杂陈的文化变革又是苦闷人生的普遍心灵体验。

萧红的文学启蒙是古典文学,《呼兰河传》里详细记叙了她童年和祖父学古诗的经历。当时黑龙江的中小学语文课都以古文为教材,小学生要用文言写作,毛笔书写。除了一个时代知识者共同的思想背景之外,鲁迅对她最直接的影响更多的是新文学的艺术启蒙,当然她也得益于那一代人共同开创的文化潮流整体的熏陶。她小学毕业后停学一年,因为婚约,家里逼着她出嫁。但她想继续升学,而且是到哈尔滨的新式学校上学。折腾了一年,她们家才妥协,这可能是由于娘家和婆婆家有过商议。她的未婚夫当时已经师范毕业,在哈尔滨的小学教书,也是受过新式教育的。萧红到哈尔滨读书离那个男子近,也离婆婆家近,她这才能到哈尔滨,进东省特别区区立第一女子中学校读书。东省特别区是什么意思?在庚子之乱以后,俄国拿到了东北的路权,在修筑中东铁路的时候,侵占了中国大量的土地,沿线的村镇、道路大约有一百多万亩。北洋政府后来就把这些地收回了,设立了一个特区,这个特区就叫“东省特别区”,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行政体系,为奉系军阀所管辖,这是民国时期的特区。东三省的概念是在年,张学良易帜以后才形成的行政区划的概念。

萧红最初接触的白话文是张资平和张恨水他们的小说,所以她的同学回忆她写情书很擅长。那个时候的女校就像是一个现代文明的大闺房,学生中有缠足又放足的,多数是订了婚的,入学时一个班三十多个人,陆续出嫁之后,到毕业只剩下十来个人。而且管理极其严苛,管理方法参考了私塾的管理和西方女校的制度。也是在这个时候,萧红才开始读鲁迅。现在很多人都不以鲁迅为然,原因我觉得有两个,一个是由于被捧得太高了,作为一个政治符号,一个精神符号,被道德化神化,强迫人们去仰视地接受他,这样就让人觉得和一个真实的人相距太远,被架空之后就容易激发质疑和颠覆的心理。第二是由于“影响的焦虑”,比如很多人都不以鲁迅为然,但是稍一留意,他基本的时间形式和句式都是从鲁迅那儿来的,这就如同深受父亲的恩惠还要反对父亲的权威,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他实际上已经成为现代文学之父了。当然,鲁迅从神坛上被解放出来,人们才可能比较自由地言说鲁迅,不再按照官方的口径去阐释,这就使鲁迅研究正常化了。在萧红的时代,阅读和接受鲁迅都还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是自由选择的结果。

  萧红读书的东省特别女子中学校除了一批以监管女生维护封建道统的守旧派教师之外,还引进了一批著名高校的新派教师,加上新式的课程设置,比如外语、体育与运动会等,都使她接受到最前卫的文化思想。萧红的美术教师高仰山是刘海粟的学生,是成名的画家,也是杰出的美术教育家。他在三年之内,给学生以系统的美术教育,指导学校的业余美术组,而且发现了萧红的美术才能,把她吸收进来,还组织野外画会,带领学生到大自然中写生。因为他同时还负责学校的图书室,可以采购大量新文学的作品。看到萧红她们看张资平的书,就批评她们,引导他们看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新文学作品,萧红由此开始接触鲁迅,并且迅速痴迷。还有毕业于北大的语文教师王荫芬,把白话文引进了语文课堂。其他不少专业课的教师,也毕业于北大清华北师大等著名高校。那时候的新派青年都是反抗旧制度旧礼教的,都有救国救民的理想,所以萧红她们一伙儿朋友立志要当“自觉的革命者”,反抗社会与世界的不公,思想是很激进的。她在学校期间狂热投身过两次学生运动,其中一次是年反对日本强修五条铁路的学生运动,史称11·9哈尔滨学生运动。就是11月9号这天,由哈尔滨学联组织的请愿运动,后来发展成示威游行。男学生冲进女校,把校长孔焕书几乎是绑架了,然后逼着她放女学生跟他们一起去游行。所以萧红未完成的写作计划中,有一部是以这个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晚钟》。

在艺术形式上,比起其他新文学作家,鲁迅对她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她童年跟祖父学古诗,打下了汉语音韵的基础,而鲁迅的《野草》实际上是一种新的诗体。当时散文诗刚刚兴起,一传到中国,鲁迅就立刻接过来,创作了《野草》。她和同学们在一起背诵,一个人刚念完“我的后院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其他的人就会接着说“另一株也是枣树”,可见烂熟于心。单就艺术成就来说,鲁迅是非常高的。竹内好认为鲁迅是革命家也是思想家,但革命家思想家的责任感从来都没有压倒过他作为文学家的自觉。鲁迅有很多成分,但是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是他最终流传下来的原因,他的影响这么大,确实是有独特的艺术魅力。比如莫言谈到七八岁最初读到《狂人日记》的时候,正是文革最恐怖、民生最萧条的时期,尽管读不太懂,“模糊地一种恐怖感使我添了许多年不应该有的绝望。”青年时期自费买了十几本鲁迅的小册子,“幸福的,妙趣横生的”的快乐,特别是读到《铸剑》的时候,“其瑰奇的风格和丰沛的意象,令我浮想联翩,终生受益。”并且成为需要经常反复地读,而且“每次重读都有新鲜感。”他第一部出现高密东北乡地理标志的小说是《秋水》,里面有一个黑衣人,可以明显看到《铸剑》里面黑衣人的影子。他很多作品里面的人物谱系可以上溯到现代文学,实际上都是对鲁迅的一种改写,比如《丰乳肥臀》里面的上官鲁氏,实际上就是《女娲》主题意义的链接、结构调整和变异,所以说鲁迅对中国现代汉语写作的开创作用功不可没。

  我们现在经常讨论中国现代文化的转型,“转型”这个词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它不是断裂。我们提到萧红的时候不能不提的是,她读书的学校校长孔焕书是孔家的女儿。而且她的大伯父通晓俄文,通俄文不是为了读普希金,是为了跟俄商做生意,而且娶义兴泉孔公之女,是孔家的女婿,并且以之为荣耀,写进了家谱。萧红父亲是新党乡绅,秘密加入国民党,二三十年代东北的新党乡绅通常是穿西装、光头。她的家族谱系就最直接地体现着文化史的转型,是在没落中及早赶上了近现代文化变革、经济转型列车的中兴一族。萧红比她的父辈更加激进,接受的都是最前卫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和艺术思想。她也可以接触到欧洲古代的思想,因为哈尔滨是个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当时有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在那里设立使馆和商务机构,还有大批的白俄逃亡资本注入进来,最有名的一条街就是中国大街(现在的中央大街),是修建哈尔滨的民工从松花江搬运货物踩出来的道路,后来被一个犹太人买下修建、招商引资,成为繁华的现代商业街。再比如马迪尔旅馆,是英文现代modern的音转,典型的巴洛克建筑。所以哈尔滨是一个五方杂处、八面来风的国际化大都会。萧红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的文化思潮,但她选择认同的是最激进的左翼思潮,就是社会主义,抵触资本主义和商业文明,这跟她的祖父从小给她以古诗文形式培养出来的民本思想有关,体现着社会思想的转型。美术上她接受的是左翼的美术,先锋的美术,表现主义、感觉主义的。文学也是一样,五四新文化的新体文学之外,还有域外的左翼文学,包括美国作家辛克莱的《石碳王》等翻译文学。另外还有地缘的因素,哈尔滨离苏俄非常近,中东铁路使交通运输便利,各种新的文化艺术学术思潮可以由各种出版物迅速传入。电影院也很多,许多回忆文章提到,萧红和她的朋友们经常一起去看电影,当时东北民众称电影为影戏。最重要的是凯绥·科勒恵支版画对《生死场》的内容主题的深刻影响,我在另一篇文章有过比较详尽的分析。萧红和萧军同居之后出入的沙龙牵牛坊,也是左翼文人聚会的地方,他们以鲁迅为精神旗帜,以牛为象征,几乎整个哈尔滨的顶尖文化人都聚集在那里。

  萧红的组诗《春曲》后六首都是写给萧军的。在《春曲》之前萧红主要是写五言古诗,这是最直接的文体转型。而且就恋爱心理学来说,把自己主观的想象投射到对象上去,她根本也不太了解萧军的情况,就说:“你美好的处子诗人/来坐在我的身边。”这跟中国古代女性诗歌含蓄、羞怯,以及哀怨的情感基调完全不一样,是萨福情歌的境界。因为她的中学语文老师王荫芬毕业于北京大学,当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希腊文学的课程。此后,她从事的文艺形式基本都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样式。她还在共产党人金剑啸创办的天马广告社(也是共产党的联络地点)当广告副手,为地下党的刊物《东北民众报》刻钢板、画插图,走上了左翼文化之路。因为她和萧军自费出版的合集《跋涉》(做成了毛边书的样子,这也受鲁迅的影响,他是极其推崇毛边书的),被日伪当局很快查禁了,生命安全受到直接的威胁。日伪当局在武力镇压经济封锁之后,开始了全面的文化控制,萧红和萧军就只有逃亡。

年,他们转道到青岛,她在那里完成了《生死场》,然后在朋友的建议下,把书稿和他们的照片寄给鲁迅,开始了和鲁迅通信,向鲁迅讨教革命文艺的方向,希望鲁迅给看看稿子。鲁迅回信说,我没有批评的本领,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他们到青岛是投奔舒群,舒群是共产国际的联络员,因为失去了组织关系而到青岛找以前的老师,接上了组织关系,又与倪姓革命家庭的女儿倪青华结为夫妇。他们在青岛只住了半年,舒群就与倪家兄妹一起被捕,是蒋介石钦定的要犯,送到南京关在陆军监狱。地下党给了他们四十块钱,让他们赶紧离开,他们跟新结识的朋友张梅林一起搭轮船逃往上海。

  那时候鲁迅作为革命文学的旗手,他的影响在青年人里面就像核爆炸的扩散一样深远。但是这时候新文化运动已经开始分化了,左翼文学是一股更激进的新潮流,五四新文化精神更多地保留在京派文学阵营中,京派文学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传统,年轻的左翼文人多汇集于上海,海派文学更多左翼的传统,到现在也是这样。京派文学其实是两个传统:一个是儒家诗教的传统,现代的转型就是美育的传统,蔡元培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是经典的表述;由此派生出美文的传统。萧红当时的创作显然不属于京派的传统,所以他们要向鲁迅讨教革命文学的方向。

  到上海以后,他们反复地跟鲁迅通信,才进入了鲁迅的核心圈子,开阔了眼界,认识了史沫特莱、冯雪峰,还有日本的鹿地亘等国际友人,就此进入了一个更为国际化的左翼文化圈子。而且鲁迅给他们推荐稿子,介绍左翼的朋友,使他们逐步敲开了上海文坛之门。《八月的乡村》(年3月)和《生死场》(11月)都是自费出版,由于鲁迅序言的大力推荐,还有胡风后记“史诗”的高度赞誉,他们俩立刻就成为引人瞩目的抗日作家,组稿不断。而且萧红近距离接触鲁迅的这段时间(至年6月,鲁迅是年10月去世的),鲁迅还在写《故事新编》,年开始写,一共写八篇,年完成的。以前有人说鲁迅早期的思想是进化论的,后期是阶级论,这太简单化了,他除了借助进化论来试图改造国民灵魂之外,他还深受刚刚兴盛起来的近代文化人类学的影响,所以《故事新编》里面八篇故事都是中国古代的文化英雄,他实际上是面对空前野蛮的外来暴力威胁中,在古代神话的意义空间中表达自己对民族原始善良健康之思想的发现与推崇,完成精神的自我确立。

  萧红在年旅日期间,就开始构思《呼兰河传》,她给萧军写信说,“我要写一部长的”。回到上海后很快遇到“七七事变”,又撤到武汉,稍一安定她就开始写了,但一直没写完,一直到香港才赶写连载出来。第一章几乎是电影,大量的空镜头,推拉摇移,夹带着叙事性段落,还有乌鸦的叫声和孩子的歌谣构成的画外音。第二章全部是风俗画,第三、四两章是自叙传的抒情诗,每一节开篇的陈述句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或者“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以复沓的叙事节奏展现童年败落中的家园,这和她熟稔于心的鲁迅《野草》的句式相似。五、六、七是三个短篇,都涉及到各种各样的制度(婚姻制度、丧葬制度、大量的仪式性的内容),还有残酷的愚昧信仰和荒诞的巫术淫祭内容,这和在鲁迅身边的熏陶有直接关系。这时候近代文化人类学已经开始兴起普及,进化论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文明的毁灭性破坏,作为一种世界观已经瓦解。文化人类学实际上是比较中性的学科,鲁迅重视的国民性实际上就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从商贸到传教士的活动,对于各民族文化差异性的发现与重视,逐渐形成田野调查的工作方法。近代文化人类学以马林诺夫斯基年发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为成熟的标志,这很有意思,“十月革命”带来世界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的那一年,是他深入西太平洋原始部落考察的时间,而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年头则是这个学科悄悄登上世界的历史节点。过去的人类学家都是分析别人的二手资料,这时的人类学家必须深入实地亲自调查,所以他们嘲笑老一代人类学家是“坐在安乐椅上的人类学家”,因为他们只是通过分析传教士、商人、殖民地官员的日记与游记一类资料,来建立自己的学说。所以在鲁迅身边,对萧红的影响是非常之深远的。

  但是,萧红一直都是想要超越鲁迅的,她对聂绀弩说,“我至少要在长度上超过他”,其中有影响的焦虑,也有性别等其他的因素。她说鲁迅是居高临下地悲悯他的人物,她说我不是的,一开始我也悲悯,但写着写着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倒是他们更应该悲悯我才对——这跟张爱玲是一样的,把自己放得很低,张爱玲就不愿意让别人觉得自己是知识者,她愿意跟最普通的市民混在一起,“这一年我是自食其力的小市民”。她这是要把自己和靠遗产为生的遗老家庭区分开来,也要把自己和“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士大夫文人区分开来,还要把自己和鲁迅这些自觉承担着启蒙责任的精英知识分子区别开来。所以一直到晚年,她还说“鲁迅把中国人说得那么坏,我在感情上是接受不了的”,因为她在国外呆了很多年,她知道外国人比中国人也强不到哪去,当然还有文化认同的问题。萧红也是这样的,她说“我的人物比我高”,“悲悯只适合居高临下”……。但是基本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鲁迅是要改造国民性,萧红说“作家不是属于某个阶级的,作家是属于人类的。现在或者过去,作家的写作的出发点是对着人类的愚昧”见《七月》,第15期。。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最大的愚昧就是法西斯的战争,鲁迅那个时期有战争风云,但是还没那么迫在眉睫地全面爆发,所以他启蒙,希望救国图存。启蒙与救亡两个概念不是并列的关系,而是递进的关系,启蒙的目的是救亡。

  很多人奇怪为什么鲁迅对“两萧”这么好,首先是因为鲁迅一直   鲁迅在精神、物质和社会关系方面全力支持他们,萧军对鲁迅的感情就是对父亲的感情。萧军一辈子没哭过,鲁迅死的时候,据海婴回忆,这大汉一头闯进来,跪那儿抱着他父亲的腿嚎啕大哭。萧红也是,她一生就是靠三个老人维系了精神家园:童年的祖父,中年的鲁迅,晚年的柳亚子,晚年在香港,柳亚子给她介绍延请名医,筹划医疗费用,馈赠美金……一直到他的后人把萧红介绍给西方的读者,著名的美国汉学家葛浩文先生就是在柳亚子儿子柳无忌开设的传记文学课程上,第一次读到了《呼兰河传》,选萧红为博士论文,开始了一生对中国新文学的翻译研究参见柳无忌为葛浩文所著《漫谈中国新文学》之序言。

  萧红的文学成就在许多方面确实是鲁迅所无法涉足的,比如生殖的叙事、女性的生命体验等等。萧红一生写过六个人、七起生殖事件,这七起生殖事件基本上覆盖了女性生殖的全部可能。《王阿嫂的死》是母子双亡;《生死场》里的三起,分别是金枝因为丈夫不节制早产,险些把命丢了;五姑姑的姐姐是难产,生下一个死婴;只有麻面婆是正常生产,她本来是愚笨的乡村妇女,以逆来顺受忍气吞声体现传统妇道,只有生孩子的时候可以冲破儒家男尊女卑的文化规范,骂天骂地,骂她丈夫,发泄不能够节制生育的苦恼。萧红写作的时候是年,计划生育的理念是年美国一个叫辛格的37岁的女护士提出来的,她还办了一个帮助女人避孕的诊所,受到天主教会的极大压力。所以,萧红作品中的生殖主题是很前卫的,体现着新兴的节育理念。生殖的主题在19世纪以前,是被各种叙事遮蔽的隐秘领域,是人类的集体创伤记忆。十九世纪之后才成为文学可以触及的领域,但在男作家笔下的生殖叙事受到性别限制的,从古至今男人都不许进产房,男作家不可能亲自看见女性生产的状况,都是以倾听的方式来表现女性生产的苦难,只有流浪汉小说和知青小说中出现不其然而遇的写实场面。在她之后,生殖主题的写作只有莫言在数量上超过了萧红,他笔下公开的生殖有30多起,隐秘的生殖加上人兽交合的神话,大致不下五六十起,是人类有史以来叙述生殖最多的作家。但也没有超过萧红表现的领域,在意义的范畴中他是无法超过萧红的,他没生过孩子,他没有实际的体验,也没有源自本能的强烈的欲望投射。但是萧红一开始写作就经历了生产的磨难,还有无奈舍弃亲子的母性大悲,她的生殖叙事既有大胆严谨的写实,也有总体的象征,有夸张的表现,也有巨大的悲悯,还有刻骨的体验与强烈的欲望投射。她深受西方前卫美术的影响,《生死场》里三个女人生孩子的场面之间没有情节的关联,就像三个画面一样,所以震撼人心之处不在于它的逻辑力量,而在于它的画面感。莫言最多就是象征,他更多的是历史叙事的表意策略,他笔下的生殖都是和灾难联系在一起的,而且充满了人与动物之间交合想象的神话性质,表达对动物对自然无法救赎的忏悔,这是他吻合了人类文化精神发展的新知识谱系,回应全球人类对现代性的反思。萧红笔下的生殖建立在生物学基础上,就是人作为一个物种,它和动物之间不可区分的共性。比如她写人和动物都忙着生,很幽默的,而她所谓“女人的天空是低矮的,身上的累赘又是很沉重的”,首先就是指女性在人类生殖繁衍中所承担的不可替代的角色,所以她是有史以来人类最伟大的咏叹生殖的悲情诗人。莫言则是以生态学和遗传学为知识谱系,借助生殖的故事启示人类的危机与希望。鲁迅也写过生殖,只是在杂文议论生殖主题,这是晚清开始所有维新知识者都要触及的话题,但是他小说里没有写实的内容。《女娲》以佛洛依德主义的观点重新阐释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表现的是生命力的发动、创造与平息的过程;而《丰乳肥臀》里的上官鲁氏不是由于生命创造的需要,而是为夫家延续香火的文化功能,女娲所代表的大女神的文化信仰,已经被打压到父权制社会生育奴隶的牢狱里。萧红与莫言都是立足自己时代的知识谱系与人文立场,对鲁迅非常自觉的继承和有意识的改写,所以鲁迅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并没有中断,基本的语义链条仍然在延续中。而萧红主要是以二十世纪初的生物学为知识背景,从女性的立场出发回应节育的前卫理念,而莫言除了生物学的一般知识和遗传学与生态学的新理念之外,还面对着计划生育成为国策之后的新问题,借助中国古代生命伦理的知识和信仰。

  具体到萧红的创作上,我们明显地看到鲁迅对她的影响和她超越鲁迅的努力。有研究者认为《金锁记》是模仿《狂人日记》的,张爱玲填补了鲁迅女性生存的盲点,成为台湾女性文学的祖师奶奶。持这一观点的学人要下力气考证,张爱玲是不是看过鲁迅的书,但这个问题对于萧红来说是毫无疑问的。她就在鲁迅身边活动,鲁迅对她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祖父一样的关怀和提携,另外她对鲁迅的感情也带有对她祖父的那一种依恋,就是温暖与爱的象征。政治思想、社会理想等方面的启蒙,她通过家庭和学校,在接触鲁迅著作之前就基本完成了,而鲁迅从一开始就是她文学的启蒙者,又是她走上文坛的推手,作为汉语写作的成功范例,他对萧红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特别是诗文传统中的家国情怀,鲁迅的不少小说都是有着杜甫式沉郁顿挫的诗性风格。还有汉语音韵节奏的形式,是萧红文学抒情性的直接模本,比如,她早年就谙熟于心的《野草》句式,“……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置换在《呼兰河传》的第三、四章,每一节的开篇都是“我家是荒凉的”,或者“我家的院子是荒凉的”,复沓的节奏容纳着悲凉的情感旋律,统领着对衰败景物与绝望人世的描写叙述。学界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小说艺术成就最高的是“三城”——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和师陀的《果园城记》,这三部作品都是将诗文传统融入小说的抒情文本,而且是以被现代文明冲击到边缘的古城为载体表现衰败的主题。但那两城都没有具体的名字,而呼兰确有其城,而且是黑龙江最早的五城之一,这部作品还有方志的文体特征。

  萧红始终和鲁迅保持着心理的距离,除了地域、历史情境、性别与经历的差异之外,还和泛文本的艺术传承有关系。萧红终生的梦想是当画家,巴黎是她向往的艺术之都,这和她早年在五方杂处的国际化大都会哈尔滨的阅历有关,那正是她艺术观形成的时期,俄罗斯巡回画展派的景物与叙事性、先锋美术以身体为中心的表现手法是重要源头,她当过广告副手,画过漫画与杂志的刊头画,设计过封面。和张爱玲一样,电影更是她重要的艺术营养,也曾跃跃欲试参与电影的创作没有成功,但蒙太奇的手法是她得心应手的叙事技巧。鲁迅的美术兴趣是民间古代绣像小说的插图、社戏的人物造型、汉画像石、日本浮世绘和欧洲古典时期的绘画等等,而且主要是以鉴赏、设计、收藏和推广为主,文学创作中直接的借鉴并不多,他的文字中几乎没有风景,更多借重中国传统戏剧简约象征的表现手法。他对电影则是排斥的,虽然他极喜欢看电影,但主要是消遣,欣赏的是纪录片。只有对凯绥·珂勒惠支的推崇是她们两个人美术兴趣的交集,但鲁迅看重的是她的人格、内容与版画的形式;而萧红几乎把珂勒惠支版画的许多主题和内容内化在自己的作品中。除此之外,鲁迅对话剧一类外来艺术样式似乎不大   他们之间的关系,除了隔代的情感依恋之外,还有身世相似的同病相怜:都是官宦人家出身,鲁迅是13岁的时候家庭变故遭受命运的诅咒,由大家公子变成被人歧视、奚落的“贱民”,他实际上是清代的“黑五类”,他爷爷卷入科场受贿案;他回家是为了卖掉祖屋,接母亲出来,按照封建伦理观念,身为长子守不住家产就是不肖。萧红则是生下来就承袭着原罪,自先秦的时候开始,就有恶月恶日出生的孩子男杀父女杀母的说法,端午节是阳数五的叠加,阳上加阳有违阴阳平衡的文化理念,所以是恶日,也是祭日,呼兰民间信奉祭日出生的孩子不祥。她母亲一直不喜欢她,打她,不让她上学,逼着她在家抱孩子干活,家里对外把她的生日推后一天,三岁就订入鬼神忌惮的军门。他们都承受着包办婚姻的痛苦,萧红为求学和家里吵闹,出走北平,未婚先孕,前后与两个男人同居,按照那时候的乡俗,就是男子也要受活埋的处罚,何况娘家和婆家都在败落中,很容易被归罪于她不祥的宿命原罪。只有祖父对她好,这就是她为什么对祖父那么依恋的原因。中国有四大鬼节:清明、端午、中元节(七月十五)和下元节(十月十五)。清明和十月十五这两头是家祭,十月十五送寒衣,清明是给祖先上供;端午和七月十五是公祭,关于端午节的祭祀有很多说法,年以后官方统一确认祭祀屈原,还有一种说法是祭祀为寻父投江的曹娥,所以在有些地方端午节也叫“女儿节”。萧红生在端午节,所以在《生死场》中专门辟一节叫“罪恶的五月节”,五月节就是端午节。她叙述了两桩杀子的故事,其中之一是小金枝因为家道败落,还没满月就被暴怒中的父亲给摔死了。这就是一种明显的强迫症,时间标志的精神强迫症,就是她生日的文化禁忌对她的精神强迫。她特别叙述了(成业)买不起五月节祭神的那些祭品,被他摔死的女儿替代了节日的祭品;题目也特别强调了五月节的伦理性质,发泄对自己一出生就遭遇文化禁忌命运诅咒的愤怒。而且,在《呼兰河传》中叙述七月十五鬼节的时候,又有关于鬼节出生孩子不祥的大量叙述,这两个节日的文化象征语义有交集,因为都是鬼节,所以由此可以破译出萧红文本的心灵密码。萧红熟读《红楼梦》,自然掌握“将真事隐去”的虚构策略,使内心的悲凉与愤怒一再曲折地抒发出来。鲁迅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称他为“堕落文人”;萧红被父亲开除族籍,受到乡土社会和家族内部普遍的歧视,现实的压迫也是他们精神特别默契的原因。即使是有点暧昧也属正常,不光是鲁迅,包括胡风在内的很多人都很喜欢她,茅盾他们都叫她“红姑”,因为学生气、孩子气,质朴自然,没有上海滩女孩儿的扭捏作态。所以,她与萧军情变、与端木蕻良结婚之后,所有人都愤怒已极,包括那些花边很多都是基于各种嫉妒心理,端木蕻良成了众矢之的。这也是个大情种,以真正的处子诗人,娶身怀别人孩子的女人,而且在她死后,“苦守寒窑十八年”,背负几十年的恶名始终保持沉默,是很有胸怀和气度的。而且,他是满族正白旗人,虽然是汉军旗人,但是母亲为满族,还有一个当萨满的舅舅;而目前披露出来的资料,在人间蒸发了八十多年的萧红未婚夫汪恩甲旧影浮现,乃金代皇族完颜阿骨打直系、金兀术的后人,清代也属太后统领的正白旗,属于贵族里的贵族上三旗。这是否也是萧红情感的宿命?清代皇帝中很有几位大情种。汪恩甲水灾之后逃脱家人的禁锢,跑到旅馆去找萧红已经人去楼空,虽然后来娶妻生子,但以萧红的原名张迺莹的迺字为族亲女孩儿起名,可见对萧红的真情难忘,而萧红的遗嘱中也有找回她和汪恩甲的孩子。端木蕻良八十年代接受葛浩文采访的时候,提到萧红之死时痛哭失声,一生保留了萧红赠与他的红豆,他在萧红去世之后剪下的一缕青丝,成为呼兰萧红墓中唯一承载她生命信息的物件……总之,这就是张爱玲所说,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都是一首悲哀的诗,好像你自己做得了主似的。

  最重要的是灵魂的相守与艺术精神的默契,这是人类可以超越年龄与性别、更永恒的心灵纽带。鲁迅说要改造国民性,萧红说要“对着人类的愚昧”。她到日本以后,给她弟弟写信,说日本比中国还病态,在她看来资本主义也是反人道的愚昧,那种剥削、那种残酷、那种机器一样的生产方式和对自然的野蛮掠夺,她从心里是抵触的。她在东京看到污水河上漂着的破船,里面坐着衣衫褴褛的女人和孩子的时候,写信给萧军说,“估计巴黎大概也有这样的污水河”萧军:《萧红书简辑存录》,第12页。。对新兴资本主义野蛮的原始积累的愤怒,是她观察现代文明重要的一个角度。后来我到日本还专门找到了这条河(日本朋友说大致就是当年萧红说的那条河),清水碧波,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河上有一座桥,叫俎桥,所以我觉得萧红是真正理解鲁迅文学精神的。

  另外一个因素,就是对于汉语写作的宗教式的献身精神,她和鲁迅一样,都几乎是以血写的文字投身民族解放与文化再造的伟大事业。她在颠沛流离之中写下了近百万字的作品,单就小说来说,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特的艺术生命,不重复,人物不重复,故事不重复,叙事方式不重复,但整体的风格又极其完整。把她所有作品故事发生的时间顺序排列,就是一部东北的近代史(单就已经完成的部分而言),这是对司马迁开创的史传文学传统成功的创造性发展,这是她和鲁迅相同的地方,对汉语写作现代化的转型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鲁迅生前就想写一部杨贵妃的历史小说,没写成,但是他的《故事新编》基本上就是对古代神话的改写,但这些神话不是连续性的,八个单篇故事构成主题相近的合集。而萧红对东北近代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以器物的方式做了标记,用地方的小历史丰富了国族的大历史,这是萧红特殊的艺术贡献。另外从文体上来说,她更多地继承的诗文传统主要是哀祭文的传统,自祭和他祭融合,主题变了,内容变了,语言形式变了,但哀祭的功能没有变。还有就是语言的转型,她一生学过四种外语,英文、俄文、世界语和日语,形成了多维的艺术参照,启发了她对汉语独特的领悟。比如她不用复合的色彩概念,她系统地学过美术,而且是画洋画儿的,但是她写作时候就借助口语,突出汉语的表现力。这和张爱玲一样,语言的高度自觉首先表现在对民族语言的自觉运用。比如张爱玲说自己参差比较的文学理念像“葱绿配着桃红”;萧红说,那个南方姑娘很美,“只是那件葡萄紫……的袍子不美”,葡萄外面有一层白霜,不是水晶石透亮的紫,应该是灰紫色,她不说灰紫色,她说葡萄紫,就突出了汉语的表现力,在提示一种色彩的同时,也带出了自然物鲜嫩水灵的生命质感。因为整个西洋美术色彩概念的体系是建立在实验的基础上,根据光学的原理,所有颜色可以还原为三原色,因此有大色、中间色、主色、过渡色这样的区别,而且任何微小的色差都可以通过光谱仪测试出来。中国人的命名方式是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每一种色彩都有专有的名词,而且限定色彩的定语都是自然物。就是说,它在指涉一种颜色的时候同时也带出了具体的物质状态,因此和用光谱测出来的抽象概念相比,表现力要丰富得多。萧红在文学语言上也完成了成功的转型,而是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直到现在,很多研究者都不屑于去考察“水下的冰山”,因为萧红的文字之美已经使人们非常陶醉了。早期她受西方先锋美术的影响明显,后期的《呼兰河传》,表现出更多中国古典诗词的影响,很多主题实际上是唐诗宋词里面主题的变奏——“人生何如?”一组描述性的陈述句之后,又是一个设问句,“人生为什么这样的悲凉。”但她用的是句号,用设问的句式来回答问题——人生就是这样的悲凉。由于萧红对于汉语写作现代转型的杰出贡献,我才敢于把她定位为“悲情诗人”,“溃败历史中的女祭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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