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域文化书写与鄱湖作家群的崛起
——“鄱湖作家讲坛”之三
文/涂国文
（,8,8）
鄱阳湖是与俄罗斯贝加尔湖、匈牙利巴拉顿湖、芬兰奥卢湖、美国肯塔基湖、新西兰北岛卢托鲁阿湖、肯尼亚纳库鲁湖、日本琵琶湖，以及中国的洞庭湖、青海湖并称的“世界十大名湖”之一，也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环鄱阳湖流域，地域辽阔，包括38个县、市、区。年，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一块举世瞩目的经济热土和文化热土。伴随着经济的复苏与腾飞，环鄱阳湖地域的文化也必将迎来一个复兴与腾飞的黄金时代。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史，环鄱阳湖流域曾经涌现过无数文学、文化巨匠，如陶渊明、黄庭坚、姜夔、洪迈，等等，给这片浩瀚的水域留下了灿烂辉煌的文学、文化遗产。即令到了当代，鄱湖文学也成就骄人，涌现出了诸如陈世旭、毕必成、王一民、李志川、程维、熊述隆、陈永林、摩罗、范晓波、石红许、史俊、周美兰等一大批优秀作家和《小镇上的将军》《庐山恋》《乡情》《悲烈排帮》《戈乱》《鄱湖水鬼》等一大批优秀文学、影视作品。当代鄱湖文学创作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至少到目前为止，当代环鄱阳湖地区，与“中国最大的湖泊”这个名头相匹配的大师级文学巨匠尚未出现。大湖呼唤大师。特别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环鄱阳湖流域的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经济生态和文化生态都遭遇了严重改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全新形势的出现，给环鄱阳湖流域的每一位作家，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重新发现鄱湖，重绘鄱湖文学地图——时代将这一全新的课题，摆在了每一位鄱湖作家面前。
一、寻找和建立“文学根据地”
什么是文学根据地？简而言之，文学根据地就是作家所锁定的相对固定的书写地域。也就是说作家一辈子都在书写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作家的精神母土、题材宝库、表现对象和文学乡愁。是否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结果是大不一样的。没有文学根据地的作家当然最终也可能获得成功，但往往要付出比有文学根据地的作家多十倍、百倍的努力。而建立了文学根据地的作家，则可以大大缩短迈向成功的进程。纵观古今中外那些取得了卓越创作成就的作家，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功，绝大部分人都是因为建立了自己的文学根据地。
文学根据地不仅是故事发生的场域，也是作家的精神原乡。文学根据地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实在实在的地域，如王安忆的上海；一种是作家在现实的基础上虚构出来的地域，如莫言的高密乡。放眼世界文学版图：一个小小的“邮票”般大的以约克纳帕塔法县，成为了美国作家福克纳的文学摇篮；一个名叫马孔多的小镇，成就了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的传世名作《百年孤独》；一个名叫米格尔的英属殖民地小街，走出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奈保尔。
建立了文学根据地的中国作家就更多了：鲁迅、周作人与绍兴；茅盾与桐乡；老舍与北京；巴金之与四川；萧红、萧军、端木蕻良与东北；沈从文与湘西；赵树理与山西；柳青、路遥、陈忠实与陕西；陆文夫与苏州、孙犁与白洋淀；冯骥才与天津；莫言与高密乡；贾平凹与商州：王安忆、程乃姗、金宇澄与上海；方方、池莉与武汉；王旭烽与浙江；张炜、王润滋与山东；苏童与香椿街、阿来与西藏；梁鸿与梁庄，还有我前面提到的鄱湖作家李志川、周美兰，等等。作家们所建立的文学根据地，成为了他们文学创作的重要的内源性资源。
著名作家阎连科说过：“一个作家永远不要试图把自己排斥于地域之外。每个优秀的作家都会有他的‘立足之地’。”作家的“立足之地”就是他们的文学根据地。著名文学评论家谢有顺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文学精神是超越地域界限的，但文学是有出生地的，作家要在作品中追问自己的精神来历。”这里的“出生地”指的也是作家的文学根据地。比如鄱湖作家周美兰从开始文学创作的第一天起，就自觉地将鄱湖作为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她的系列散文和中、长篇小说，都以鄱湖为书写对象，因而迅速在文坛上脱颖而出。
二、坚持开放性的地域文化书写
什么是地域文化书写？简而言之，地域文化书写就是利用地域文化资源，进行带有地域风情的文学创作活动。地域文化包括：一、地域的自然环境，即山川风貌、气候条件、土地物产、四时美景等；二、地域的人文环境，即民俗风情、历史文化、方言土语、现实生活等。前者为客体的自然，后者为主体的人文。每个不同的地域都有着不同品格、风情、气息和气象的文化。这些不同特质的地域文化，对作家的个性品格、审美情趣、思维方式、表现手法和艺术风格等，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美国作家赫姆林?加兰在《破碎的偶像》一文中曾说：“艺术的地方色彩是文学的生命力的源泉。是文学一向独具的特点。地方色彩可以比作一个人无穷地、不断地涌现出来的魅力。”“我们首先对差别发生兴趣，雷同从来不能那样吸引我们……如果文学只是或主要是雷同，文学就要毁灭了。”美国诗人弗罗斯特说:“人的个性的一半是地域性。”法国作家丹纳说：“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这些论断都说明了基于差别性的地域文化书写，是文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和发展动力。
地域文化是文学的本根属性，地域文化书写是文学的根性书写。然而，在宏大叙事惨遭解构的当代中国文坛，作为重要精神资源和题材资源的地域文化被严重漠视。作家们大多在进行“世界性写作”，都在追求成为“国际作家”。这未必不是一件好事，然而，由此带来的一种全球化文学同质后果却也是显而易见的。正如著名文学评论家何志云所言：“在全球化和互联网几乎抹平并且遮蔽了所有地域特征的时代，这既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更是文学保持其源源不断的生命力的不二法门。”
文学只有深深扎根于独特的地域文化中，才会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全球化时代，差异性的地域文化书写是对全球化文学同质现象的有力反抗和消解。地域文化书写是文学抗拒同质化的唯一途径。正是因为有了具有不同形态、不同人文特质的地域文化书写，才使得文学具有了更为鲜活的品相，才构成了文学百花园的绚丽缤纷。地域文化是作家的精神母乳，地域文化成就文学的万千气象。文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地域文化的丰富多样性。一个放弃地域文化书写的作家是令人遗憾的，因为作家最好的故事一定来自于地域文化中。
我呼吁作家要寻找和建立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其实质就是呼唤作家要坚持地域文化书写，确立一个相对固定的书写对象，将自己的创作与地域文化融合在一起，让自己成为地域文化的代言人，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地域文化的金名片。每个地域的文化基因和世相百态都是不同的，作家们自觉地把地域文化作为书写对象、作为题材母土和文学资源，非常有利于培育地域文化特色，非常有利于吸附和凝聚作家的人心，非常有利于培养出在文学风格追求上有着最大公约数的地域作家群，非常有利于地域文学集团军的生成。
如何书写地域文化？要之就是这样一句话：锁定地域、突破地域，坚持开放性地域文化书写——
地域文化，其实就是一种地方特色；地域文化书写，首先是一种“本土的书写”“传统的书写”“边缘的书写”。这一点不言而喻。然而，地域有界而文学无界。地域文化书写不能画“地”为牢，在锁定地域的同时又必须超越地域，在“本土的书写”“传统的书写”“边缘的书写”中，浇铸一种世界眼光、现代精神和中心意识，将“本土的书写”变成一种“世界的书写”，将“传统的书写”变成“现代的书写”，将“边缘的书写”变成“中心的书写”。若过分强调地域性、本土性，排拒世界性、现代性，地域就会变成封闭落后的代名词，地域就会变成“地狱”。
上海作家金宇澄的长篇小说《繁花》，是地域文化书写的一部典范之作。小说以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4个上海男人的情感史为主线，通过描写多个上海市民（其中包括70多名女性）的日常生活，反映从上世纪60年代到21世纪初上海的沧海桑田，被《收获》主编程永新誉为为上海“建立了一个文学的博物馆”。这部小说，书写的是上海的城事人事，表现的是上海的风土人情，使用的是上海的吴侬软语，是一部纯正的地域小说，但因为作者在作品中浇铸了创新思维、时代精神和反思意识，它最终超越了地域，走向了全国乃至国外读者的心中。
余干籍鄱湖作家周美兰的系列千字散文和中篇小说，把充满人文关怀的目光，锁定在一群鄱湖女性身上，描写了一个女性的湖泊和一帧乡村生活远去的背影。她的长篇小说《鄱湖水鬼》更是鄱湖文学的一部扛鼎之作，在这部气象恢弘、想象奇瑰、魔幻与现实交织、具有神话和史诗特质的作品中，作者以其超验性的感觉化叙写和洞悉自然与人心奥秘的艺术表现功力，为中国当代文学贡献了一个令人目瞪口呆、驰魂夺魄的神奇的、魔幻的、文学的鄱湖。她的地域文化书写，同样因为导入了人文关怀、探索精神和现代手法，而超越了地域的局限性。
坚持开放性地域文化书写，必须在思想建立如下八种认识——
第一，地域并不必然等同于生身故乡。它可以是自己的生身故乡，也可以是自己的寄身之所，还可以是别的任何地方。确立自己的书写地域，以“熟悉”为原则；
第二，地域并不一定指真实的地域，它可以是虚构的地域；
第三，地域并不天生地指代农村，也可以指代城市。“乡村之根”和“城市之根”是现代人类的两种生命之根；
第四，地域文化书写不等于“乡土文学”。随着全球化、城市化的全面推进，地域文化的自然性正让位于社会性，钢筋水泥正在取代山水田园，都市叙事正在取代乡村叙事，城市精神正在取代乡村精神，城市文学正在取代乡土文学；
第五，地域文化书写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描写地域地理。不是说作家对地域地理进行了深情的描绘，就一定是地域文学。地域文化书写不能停留在对地域地理的平面描写上，而是要直抵地域文化之根，抵达人性深处。
第六，地域文化书写要摆脱过分的“关系叙事”。地域文学容易陷入一种“关系叙事”，诸如权力、人际、婚姻、血缘、宗族关系等等。“关系网”固然是一种客观存在，描绘“关系网”，可以揭示地域文化内部的精神方式和心理状态，但如若过分热衷、投入，缺乏批判精神和独立的价值立场，则很难达成从“此岸”到“彼岸”的升华。
第七，地域文化书写既要北京治疗白癜风最好十佳医院北京白癜风治疗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