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去了么

——读郭娟著《纸上民国》记

年1月2日至19日期间，我阅读了郭娟著的《纸上民国》一书。

作者郭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的主编，书中内容是她曾在报刊专栏上发表的文章合集，单篇成文，虽不系统，但看着不累。

文中，作者介绍了鲁迅、胡风、萧军、萧红、丁玲、韦君宜、聂绀弩、牛汉、曹禺、老舍、汪曾祺、赵清阁、邵洵美等人的事儿，以及作者在组稿过程中，和多人的交往感受。文中，思想少，但反思多，生活细节多，而后者，恰是我看此书最大收获。诸人的点滴细节，让过去的时光也活泛有了生气：

晚年路翎神志呆呆，有时一句话不说，直愣愣呆坐，其妻说，他坐着坐着忍不住，会到外边什么地方大吼几声，再回来，说有一股气堵在心口。

聂绀弩写在干校劳动时搓麻绳“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写拾稻穗“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写放牛“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苏武放羊牛放我，共怜芳草各天涯。”聂绀弩曾说，自己在戏里，只能小生演，不能老生去，他的同事朋友张友鸾解说：是得意语，也是伤心语，七八十岁的人了，只能称为“老小生”吧。

年，周瘦鹃为表达敬意，精心制作了松、柏、梅三个盆景送给毛主席。并奉颂诗一首。年受毛主席接见，欢谈半个小时，其后作诗有“不须羽化已登仙”。年8月12日深夜，74岁的周瘦鹃在自己花园一口浇花用的水井中自杀。

鲁迅在厦门大学任教时，因其初创，设施多简陋，买的糖果点心多被蚂蚁包围，其想出妙招：糖果点心放碗中，碗置大水盆中，蚂蚁只好望洋兴叹了。

年，留法中国学生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谢寿康、常玉、邵洵美、刘纪文参观在巴黎举行的以装饰艺术和现代工艺博览新风尚为主题的世博会，为无中国馆而悲叹。张道藩在纸上画出中国馆，徐悲鸿在一旁指点纠正，最后，光影、透视都很艺术了，还添上了个执纨扇的古装美女。

众人逛世博会，看景看人看美女。据常玉观察，英国女人走路用脚走，美国女人用腿走，真正的巴黎女人是用下身走的，有一种特殊风韵。

解放后，国家诸多的大设计都出自张仃之手，张仃说自己是“给国家办红白喜事的人”，天安门上挂一排大宫灯就是张仃的主意。当年在延安土窑洞里，他用土布、牛毛毯子、麻袋片、旧木头，设计了非常现代的作家俱乐部，有徽标、有酒吧台，还有壁灯——那是用筛面的箩，切了一半，钉在墙上，罩住煤油灯，装饰感和实用效果俱佳。当时诗人艾青就感叹：张仃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

张爱玲的母亲说胡适：一笑像个花脸猫。

徐志摩有一次应学生们之请，在校园的古墓前上课，他背靠一棵老槐树，学生们分坐两旁石凳上，头顶满树绿叶，耳畔小鸟啁啾，徐志摩给同学们念赫德生的《绿色大厦》、《鸟与人》…….

徐志摩上课时主张，打破知识分子和农民、江浙人和北方人之间的界限，实行“尽量通婚”，让女同学毕业之后嫁给农民，让江浙学生找北方人谈婚论嫁，引同学们哄堂大笑。学生赵家璧直率地问他可是当真，诗人只好回到现实说：这只不过是我的“理想国”而已。

贾植芳曾对复旦大学校园内挥手的毛泽东塑像调侃说，毛主席背后的那只拿着的帽子，随时会给谁扣上的。

有一次作者和老编辑一块去看望病中的曹禺，已经行动不便的曹禺分手时，硬要起床至门口，垂手弯腰致恭送礼。郭娟疑这般的戏剧感，是曹禺进去了某种戏剧场景中，因为去过多次，只有这一次是这样。

曹禺说，在《雷雨》这出戏里，繁漪是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

在林贤治著《萧红传》的作品研讨会上，曾成功将《生死场》搬上话剧舞台的女导演田沁鑫特别痛心地发问：那么有才华有成就的萧红，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怀着别人的孩子跟萧军，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去嫁了端木？

毛泽东为逃到解放区的丁玲填词“临江仙”，夸她“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聂荣臻转丁玲收的。又夸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毛主席评价周扬：党正确时你正确，当犯错误时你犯错误。

“一大”嘉兴南湖上的红船上摆着麻将，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想出来的主意。

文革中，郭沫若的两个儿子相继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把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案头，一字一句地抄写，竟抄了八本。

夏衍说过，党犯错误时，郭沫若也犯了错误。

郭沫若曾自嘲“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

郁达夫和王映霞定情时写过诗句“偕隐名山誓白头”“为君先买五湖舟”。

邵洵美出身官商之家，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台湾巡抚、湖南巡抚。妻子的祖父是盛宣怀，曾和李鸿章一块办洋务。有钱，自办金星书店，出版《金星月刊》。曾斥巨资从德国购买当时最先进的影写版机器，印制精美画册。解放后，这套设备卖给了人民日报社。

韦君宜《思痛录》中写“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

书法家王景芬回忆干校劳动，有一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袄，下身穿短裤，天气冷，脚冻得难受，有时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热热以应急。收割麦子时，越是下雨越抢手，结果一连几个阴雨天，麦子全发霉了。

组织去干校劳动前，所有人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宣誓。不知谁说过，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中国政治又太文学化。

闫刚私下里问老作家严文井，向阳湖（干校）和南泥湾比，哪个更苦？严文井想了想，说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作家吴泰昌回忆，藏克家在干校时很谨慎，也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时没事干，就盘腿坐在床上数钱，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装在铁罐子里，可见寂寞。

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当年在干校，被当地群众编顺口溜：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提起干校，徐邦达难以掩饰愤怒：谁提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

杨绛《干校六记》写的是河南息县干校的事。怨而不怒的笔调，也有这样一读惊心的句子——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诗人牛汉协助丁玲办《中国》杂志，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就发表在上面。种种原因，其只办了两年，但是牛汉关于之有两句话：《中国》时间短，影响大；办《中国》让我受气，但我从不后悔。

韦君宜在小说《清醒》的开头关于干校写到：五七干校，这是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起它就气愤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竭力想办法离开这里。

90年代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牛汉深沉而平静地讲他这个人和他的诗。食指朗诵时还攥着拳头，仿佛在干着一件“力气活儿”，这两位诗人都很阳刚。

聂绀弩晚年对牛汉说：算一算，当年鲁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风分子”和“右派”？

牛汉晚年这样评价胡风：胡风在中国是一个大形象。在我心目中，半个多世纪来，他的存在，如天地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连用了六个“大”。

曾有人说，活着时，诗以诗人的命运为其命运，诗人死后却以诗为其命运。

邵洵美在上海的家：八条可跑汽车的阔路直通他的宅邸。内部装潢富丽，墙壁上挂着庞贝火山废墟中掘出的希腊女诗人萨福像的真迹，他还有一架子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都价值不菲。三角钢琴上，一叠乐谱都用翡翠绿的蛇皮装订。

汪曾祺写《鸡鸭名家》中，正在写鸭子时，荡开一笔，写景，特好：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极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杳杳，悄怆感人。

抄录这些生活细节，是我阅读此本书的最大收获，我有《雨窗闲话》的小文，就是收录这些生活细节，以资平时和人的聊天的，上述内容皆充实进了其中。

这些钟爱文字、激情饱满、热血淋淋、豪气满怀的人，经历了不同时期的各种运动，肉体和精神都在磨难中，碎了，或又好了。他们毕竟曾属于文学、属于性情，属于生活，属于时光，而属于他们的岁月，又被时间记住了几多？幸者，有《新文学史料》。

“许多日子，如烟。”但属于具体的一个人的日子和经历，真的能如烟吗？苦累和汗水，委屈和良心，艰难和泪水，那毕竟曾活生生、血淋淋、惨痛痛地属于一个人、属于一个时代呀，真的就远去了吗？

忘记过去，意味着背叛历史。

一个不反思历史的民族，必定要重复历史。

而我们今天描述那个时代的影视作品又展示了什么呢？

我在阅读此书中，知道了几本不错的书：陈明《我和丁玲五十年》（作者介绍说，此书中生活细节很多）；《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两书已在孔夫子网购买）《熊秉明美术随笔》（知此书中论及书法者，在图书馆拍照阅读之，局限于那个时代，熊秉明似乎将书法的有些问题没深入，但说“书品即人品”一语逻辑之不通，还是挺好。）

阅读郭娟《纸上民国》一书，处处可见作者隐隐的良知。少此，想来也是无法做《新文学史料》的主编的。

年1月25日星期一清晨雨后近春色之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