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端木蕻良的“不虞之隙”
邹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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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9月中旬，萧红拖着怀孕八个多月的身子，一个人到达重庆。其中的艰难与辛酸，委实难以想象。萧红曾对人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端木蕻良此时应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之邀，在新闻系任兼职教授。萧红便先到江津的白朗家中待产。这期间，萧红每天不是给端木和朋友写信，就是裁制衣裳，还给即将诞生的孩子做了小衣服。在当医院，萧红生下一名男婴。三天后，孩子死了。
所谓“小哀喋喋，大哀默默”。当意外事件已经超越人的承受力量，至情之人，不会有祥林嫂式的表达。曹雪芹最为心仪的阮籍，在母死之时，便曾有过不近人情之态。人生穷途的“孤寞忧悒”，又岂是世俗辗转中渐渐麻木恣睢的人所能懂？
出院后，萧红离开江津回重庆。临上船时，萧红与白朗握别，凄然地说：
“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萧红惊问着，接着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寞忧悒以终生！”
年底到年，一年多的时间，萧红与端木蛰居重庆。
萧红与端木的相处，在旁人眼中，有着各样不近人情之举。众矢之的，自然是端木。在武汉，除了前文所述的“撇下萧红去重庆”事件，还有“萧红独自提行李”事件，同样引人非议。
这是绿川英子因听到池田幸子对萧红处境的惋惜、感慨，而在头脑中想出来的一个悲剧的印象：
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钻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的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瞧自己那没有满月份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
从绿川英子的行文中可以看出，这是她“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一幅带有象征意味的、用“同情与愤怒”的情感渲染过的画面。画面上不是生活的动态场面，而是构思的静态图景。她是有了对萧红与端木先入为主的看法，才有了这画面。
到重庆后，又有了“端木嘲笑萧红”事件、“端木殴打佣人”事件的发生。
据靳以所述，有一次他来访萧红，见萧红刚放下笔，便问：“你在写什么文章？”萧红一面脸微红地把原稿纸掩上，一面低低地回答：“我在写回忆鲁迅先生的文章。”这声音引起正在睡觉的端木的好奇，他一面揉着眼睛一骨碌爬起来，一面略带一点轻蔑的语气说：“你又写这样的文章，我看看，我看看……”看了一点，便又鄙夷地笑起来：“这也值得写，这有什么好写？……”萧红的脸就更红了，带了一点气愤地说：“你管我做什么，你写得好你去写你的，我也害不着你的事，你何必这样笑呢？”
又一次，重庆难得放晴，端木推开窗子，发现邻家的女佣把一双脏兮兮的旧鞋子搁到了他面前的窗台上。于是他猛地一下把窗子推开，鞋子就掉下楼去。不料泼辣的女佣气势汹汹地打上门来。端木门一开，二话不说，一巴掌把那个女人推了出去。对方借势倒在地上耍赖，闹到了大街上。端木却潇洒地关门了事，反正听不懂那女人的四川话，就当与己无关。然而事情终得解决，萧红跑到楼上，向靳以求助，说：“你看，他惹了祸要我来收拾，自己关起门躲起来了，怎么办呢？不依不饶地大街上闹，这可怎么办呢？”又要到镇公所回话，医院验伤，结果是赔了钱了事，这些琐碎又麻烦的事都是萧红一个人奔走。萧红说：“好像打人的是我不是他！”
不像“萧红独自提行李”事件只是文章作者的想象，重庆的两件事是确实发生的，也为端木本人所承认。回忆者因着同情萧红，鄙薄端木的成见，行文中的情绪也在所难免。
长期以来，端木都遭到众多同行朋友的杯葛，他在众人之中属于“异类”，为身边的人们所厌恶。在其他人眼中，他既有激进的“左翼倾向”，又像潦倒的“传统文人”，还是个懒散的“资产阶级分子”。平日里“全是艺术家的风度，拖着长头发，入晚就睡，早晨十二点钟起床，吃过饭还要睡一大觉”。
众人对端木的攻讦实属冤枉，但端木也绝非没有他的问题。而这，大概与他从小便受到《红楼梦》极深的影响有关。
端木蕻良曾说，《红楼梦》和他有血统关系，在古今中外的一切小说中，他最爱《红楼梦》，对之一往情深。因与曹雪芹同姓，他感到特别亲切，而曹雪芹的天才、思想及其小说中叛逆的倾向，都成为他理想的楷模。他常常幻想自己就是曹雪芹的后裔或是化身，而书中的贾宝玉，则在他对《红楼梦》一遍遍的呼吸领会中，自然而然地渐渐融入他不断成长的人格，凝结成他“仿贾宝玉”式的心灵世界。他的文学才华，得益于曹雪芹；他的人格性情，得之于贾宝玉。
《红楼梦》中，曹雪芹对贾宝玉有两句“似贬实褒”的批词，乃是：“行为偏僻性乖张，那管世人诽谤”；“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被世人“诽谤”为“偏僻乖张”，在端木心灵的极深之处，其实未必没有升起一丝暗暗的得意，似乎因此而与贾宝玉有了“同呼吸、共命运”的契合。端木的内心之所以能够有着“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辨乎荣辱之境”的强大，正是因为这举世的非毁，让他感觉和心中的宝玉更为接近了。
而“无能”、“不肖”的批词，更让不治生产、不谙世事的端木对自己的“无能”有着颇为矛盾的心态，一面心生愧疚（宝玉常常如此），一面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这样的人生。端木不嗜烟酒，生活极其简单，收入无论多少，悉数交给萧红“包办”。他不管钱财之事，日子过得“贫穷难耐凄凉”与否，他是从未想到过问的。这不禁让人想起《红楼梦》第六十二回，黛玉对宝玉说道：“咱们家里也太花费了。我虽不管事，心里每常闲了，替你们一算计，出的多进的少，如今若不省俭，必致后手不接。”然而宝玉却笑道：“凭他怎么后手不接，也短不了咱们两个人的。”
至于“嘲笑”萧红的写作，是极有可能发生的。端木晚年自责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太过随便、粗心、不拘小节，结果可能伤害了对方而不自知，其实并没有嘲笑的本意。正如宝黛之间，因觉熟惯、亲密，则不免一时有求全之毁、不虞之隙。二人言语不合起来，黛玉气得房中垂泪，宝玉自悔语言冒撞，亦是常有之事。何况连著名编辑家靳以本人也觉得文章“嫌琐碎些”，只是觉得端木太过莽撞，不该当他面说出而已。至于这篇《回忆鲁迅先生》的价值，若未经过岁月的洗礼，确实是难以体会的。
宝玉虽有女性崇拜，但身上乖劣之处也多。如他只爱才貌双全的少女，对中老年妇女、普通的丫头，可没什么耐性。因乳母李嬷嬷吃了他留给晴雯的包子，喝了自己的茶，便要摔碗、骂丫头、撵走乳母。因淋了雨没人开门，就气得满心里要把开门的踢几脚，将袭人踢伤吐血。联想起端木在重庆对待邻居家女佣的态度，未必没有感染了宝玉这点习气的缘故在内。内心还没长大的端木浑然未觉，尚“不自惜”，在这些小事中寻到了“扮演宝玉”的快感，只是实在苦了“千方百计为之惜”的萧红。而这一错位，终于酿成大错，成为端木抱憾一生的悲剧。
作者简介：
邹经，年生，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方向博士生，著有《萧红传》（浙江大学出版社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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