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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先生本文共约字
曹大娘不是本地人,这是村子里人人都知道的事儿。
她的娘家在南方,可到底是在南方的哪个省,曹大娘的外头(鲁西南人对于“丈夫”的称呼)闹不清,曹大娘本人也“讲”不出来。
九十年代,那时的曹大娘还是一个黄花大闺女。在隔壁村张巧嘴的撮合下,曹大娘嫁给了我们村子里的“光棍曹”。
那一年,“光棍曹”36岁,曹大娘27岁。
01
村子里突然来了一个“南蛮子”,这自然引起了大伙儿的注意,就连村主任也披着褂子摸黑儿往“光棍曹”家跑了好几趟。
几天盘问下来,“光棍曹”和张巧嘴都交了底,原来这媳妇儿是从外面给买回来的——中间的经手人不是什么人贩子,恰恰就是曹大娘的亲爹。
那时节,虽然鲁西南老百姓的生活还算不上好,可相比于西南一带的山区,我们那儿也算得上“有吃有喝”了。
一过十八岁,曹大娘就跟着亲爹去浙江打工了。按说曹大娘当年的条件也不孬,用母亲的话讲,“恁曹大娘当年长了一双会说话的眼睛”,可就是因为身上带着聋哑的毛病,她才迟迟没有寻到婆家。
那年头儿,曹大爷也算走了“狗屎运”——
早些年他家穷得叮当响,再加上家里还有一位长年卧床不起的老母亲,没有什么材料的曹大爷一直“无人问津”。虽然他的两个姐姐也没少在背后使劲,可曹大爷还是一年又一年地单了下去。
92年,在浙江打工的弟弟给张巧嘴捎来了信儿,信中说厂子里有个老头儿要给自己的闺女寻个婆家,对方开的条件也不算苛刻,年纪大点儿无所谓,只要能出两千元的彩礼就成。
张巧嘴悄悄摸摸地寻到了“光棍曹”,“光棍曹”连夜喊来了两个姐姐,姐弟三人围在母亲曹老太的病榻前一合计,这钱花得不冤!两个姐姐各掏了五百,母亲从床头柜里摸出来一对用手帕包着的玉镯子。
从此,村子里再也没有人称呼“光棍曹”为“光棍”了,他又恢复了之前的名字——曹宏伟。
02
据知情人讲,刚开始曹大爷是不怎么满意曹大娘的——他不嫌弃曹大娘的年纪大,也不是瞧不上曹大娘那刚刚一米四出头儿的矮个子,他心里放心不下的是曹大娘身上的“聋哑病”。
尽管张巧嘴拍着胸脯说这病不是娘胎里带来的,而是因为小时候的一场青霉素过敏导致的,可曹大爷总觉得心里慌慌的——娶个不能讲话的婆娘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万一将来的娃娃也是一样的聋哑,岂不是坑害了自己全家!
犹豫了两晚,曹大爷终于点了头。是张巧嘴的“金字招牌”打动了曹大爷?还是曹大娘那双会说话的眼睛“说动”了曹大爷?村子里没有人知道内情。大伙儿只知道,婚后两个人的日子过得还算安稳,至少没有在外人面前红过脸。
93年的腊月里,曹大娘为曹家生下了一个带把儿的大胖小子,为曹大娘接生的产婆恰好就是耿老奶奶。
当曹大娘奋力地咬着被子分娩时,西屋里的曹老太也在地府门前晃悠着。据耿老奶奶回忆说,她这边刚把孩子给拽出来,西屋里就传来了曹宏伟的哭声。
一炷香之间,家庭里多了一个人的同时又少了一个人,老人们说,在我们村子里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景况,甚至有不少喜欢烧香拜佛的老太太说这是曹老太转世投胎在自己家门了。
也许曹老太是听到了隔壁屋子里传来婴儿响亮的哭声后才放心咽气的,也许曹老太太根本就没有听见自己孙子的声音。可不管怎么说,曹老太是带着对孩子的祝福和希冀离开这个世界的。
“俺娘是脸上挂着笑走的”,这是曹大爷经常会对左邻右舍讲的话;许多年后,曹大爷依旧喜欢边望着孩子边向周围人讲,“这孩子一出生就受到俺娘的庇佑”。
03
孩子阿南的出生的的确确像一道光一样给整个曹家带来了希望。
在孩子出生以前,很多人都觉得曹大娘在村子里待不长,因为村子里早就有这样的先例了——朱老三儿的媳妇不就是从南方买来的后面又偷偷跑了吗?
要想拴住一个女人的心,那就得让她生下孩子。再铁石心肠的女人,只要有了孩子,也都变得柔情似水了。
等到曹大娘慢慢鼓起来了肚子,关于她早晚要离开的风声才逐渐平息了下来。腊月里,曹大娘生下阿南后,村子里再也没有扬起她要回老家的流言了。
“女人一旦有了孩子,心也就静下来了。”生了孩子的曹大娘确实也印证了鲁西南的这句老话。
生孩子前,曹大娘在外人眼里好像心里常常是慌慌的,眼神也总是刻意躲闪着村子里的人。
曾经有几个好事儿的婶娘们捧着瓜子儿去她们家串门,回来后都是同样的论调,“家里干净是干净,可总觉得缺了点儿味儿。”
对于这样的评价,大伙儿都是默默地点头,可若是详问下去曹大娘家到底“缺点儿什么味儿”,大伙儿嘴上又都讲不出来了——该有的鸡鸭鹅羊她家有,该用的农具她家也不缺,甚至连鲁西南不常见的泡菜坛子她们家也有好几个。
直到阿南又哭又闹地降生后,婶娘们才开始凑在一起说,“这才有家的样子!”
04
阿南慢慢大起来,曹大娘家院子里的物件儿也开始多起来,其中最惹眼的就是南边院墙附近的那株花椒树和枳子树了。
按说,花椒树在我们村子里算不上什么稀罕的树,因为村子里拢共有不下十株花椒树,可曹大娘家里的这株花椒树却有些与众不同。
她家的花椒不仅长得比别家的红艳,而且炸出来的油也要麻得多。用耿老奶奶的话讲,“别人家炒菜要烹一小把花椒,阿南她娘用两三粒就够了。”
每到花椒成熟的季节,曹大娘都会一个人在庭院里静静地晾晒花椒。虽说隔着种满了仙人掌的墙头,可大伙儿依旧离老远就能够闻见味儿,有时候一阵微风吹过,还会诱发路过的行人连打上好几个酣畅淋漓的喷嚏。
除了花椒树,曹大娘家还有一棵奇怪的枳子树。
乡下人没有听说过“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这句话,看到这样一株浑身长满了狗牙般长刺的怪树,大伙儿觉得用它当篱笆比啥都强,慢慢地这树也就有了一个很乡土的名字——铁篱笆树,后来竟然又被简化为“铁树”。
父亲曾经端着饭碗回忆说,早些年我们家也有这样一棵“铁树”,那是我的老爷爷从南方带回来的,每年这树都会开出许多白花,远远地望去和梨花基本一样。
“这树长满了铁刺,就是咱老百姓嘴里的‘铁树’!”父亲似乎很肯定自己的推论。
“如果是铁树,不是应该六十年一开花吗?为啥会年年开?”这是我内心的疑惑。当我将这一疑惑讲给父亲听时,父亲默默地放下了饭碗,他接不住我的话头了。
直到我们在小学语文课本里学到了《晏子使楚》那篇文章,我才懵懵懂懂地猜测阿南家的那株怪树也许就是枳树了。
阿南表示半信半疑,我们俩挨着头翻遍了字典也只是找到了对于“枳”的简短介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小枝多刺,果实黄绿色,味酸不可食,可入药。
05
虽然字典上写明了这种树的果实“不可食”,可曹大娘却喜欢将它的果皮晒干后用来熬汤喝,有时候还会往里调点儿蜂蜜强灌给阿南喝。
“秋冬喝它,润肺止咳,效果不孬!”这是曹大爷时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说这话时他的嘴角噙着的那把烟斗正噗噗地往外涌着青烟。
虽然母亲有时候也会在冬季里干咳,可她却不敢尝试这种偏方,每次觉得胸闷了,她依旧恪守着姥姥的嘱托——
一小捆儿桑叶草,在热水里咕嘟上个把小时,待熬成淡褐色的药汤后,一口气喝下两海碗保准儿就能把咳嗽给压下去了。
当曹大娘将冒着热气的枳子果皮汤端到我们家时,母亲正在庭院里翻晒刚刚起好毛的黄豆。
母亲不好意思拒绝曹大娘的好意,当着她的面一股脑地将满碗的酸汤给灌了下去,母亲回忆说,即使里面调了蜜,可也难挡果皮本身的酸涩味儿。
意想不到的是,连喝了五六天枳子果皮汤后,整个干燥的冬季,母亲的干咳再也没有犯过。
曹大娘给母亲开的这种偏方,我的姥姥没听说过,整个鲁西南也很少有人知道,可能这是曹大娘娘家常用的一种秘方吧。
也恰恰是这样一个机缘,我们家和曹大娘一家走得更近了。
在我童年的印象里,曹大娘经常会来我们家串门。其他婶娘们,一屁股坐下来定会在我们庭院里说说笑笑个不停,可曹大娘却一直都是缄默着的,即使她想“说”点儿什么,除了手上比划个不停,嘴巴里从来不曾“阿巴阿巴”过。
在我们家,母亲手把手地教会了曹大娘如何搓绳子、如何纳鞋底,当然也将自己从姥娘那学来的酿制酱豆子和炖羊肉汤的绝活传给了她。
“阿南她娘,学啥都比别人快,是个有材料的人。”这是母亲常常会不经意间讲出来的话。
06
曹大娘来我们家串门的时候,身子后面也时常会跟着阿南。小学六年里,我和阿南是很好的朋友,属于那种每天雷打不动一块儿上学一块儿放学的好朋友,就连周末我们也会常常约在一起写作业。
我记得,阿南家里有四把高椅背的凳子,每次我们两个都是各占一把,将布书包往椅背上一挂,便各自写起了作业。
那会儿,阿南时常会将铅笔芯弄断,弄断后的铅笔他都悄悄地递到了曹大娘的手上。那时,曹大娘不管手上的活有多忙,她都会停下来去帮阿南削铅笔。
当年,农村学堂里没有卖什么旋转式削笔器的,铅笔芯磨秃了或者断了,只能靠着一把半拃长的小刀转着圈儿地手动去削。
也许是曹大娘不放心阿南,也许是阿南自己懒得削,只要阿南手里的铅笔出现“咔吧”一声,他就会起身走到曹大娘的身旁。
其实,曹大娘不仅仅乐意给阿南削铅笔,我的铅笔有不少也是她一刀一刀给削齐整的。有时候我的铅笔快要用秃了,她还会大方地将阿南还没来得及用的新铅笔塞到我的手心里。
写作业之余,暑期里我和阿南也经常会去南边的树林子里戳知了猴皮(鲁西南方言,指的是蝉蜕),每次我和阿南都是各执一支长竹竿,共用一个大塑料袋。
等到塑料袋里的知了猴皮足够斤两卖钱了,曹大娘一定会让阿南喊我去看秤——知了猴皮卖的钱,我和阿南一人一半,谁也不吃谁的亏。
“和恁曹大娘打交道,永远吃不了亏。”这是母亲经常会挂在嘴边的另一句话。
07
现在想想,那些年和曹大娘家的相处,我们家不仅没有吃过亏,有时候反而还捡了便宜。
就拿曹大娘的拿手绝活熏腊肉说起。虽然鲁西南人是很少熏制腊肉的,可大伙儿也都愿意尝个鲜。
也不知从哪年年根儿起,曹大娘突然开始在厨屋里生火熏腊肉了。刚开始大伙儿还是挺难接受的,一条好端端的猪肉不趁新鲜吃,竟然用黑烟给熏成那般模样,真是浪费了好物件儿!
可当曹大娘将蒸好的滋滋冒着黄油的腊肉片子端到我们家时,母亲着实是吃热了!平日里吃惯了大料炖出来的猪肉的母亲,竟然觉得略带有烟味儿的腊肉口感好极了,“不腻而且有嚼劲儿”,这当真是开了洋荤了!
其实,我们村子里饱受曹大娘福泽的不止我们一家,她们家的腊肉跟着年根儿的炮仗声走进了村子里的家家户户。
说来也怪,隔壁村孙瘸子的孩子一直都被孩子们排挤,可聋哑人曹大娘家的阿南却受到了大伙儿们的“优待”——孩子们愿意带着他一块玩,家长们也乐意将口袋里的零嘴儿分给他吃。
整个童年阶段,村子里没有孩子称呼阿南为“哑巴的孩子”或者“聋子的孩子”,似乎他的母亲是再正常不过的人。
08
日子随着挂在墙上的钟表一步步地走着,院子里的花椒树一日日地老起来,阿南和我也逐渐大起来了。
小学毕业后,我和阿南就不在一块儿读书了。13岁那年,他去了镇上的初中,我则一个人跑去了城里。
大概是每个人都忙着自己的学业,我们见面的日子也越来越少了。可即使只有短短的二十几天寒假,过年的那阵儿我们依旧喜欢凑在一起玩。
也就是那几年,我发现曹大娘特别喜欢放烟花,尤其是在年根儿和正月里。
过去,鲁西南农家人过新年是不舍得花钱买烟花的,为了图个喜庆,顶多也就是购置几盘白鞭炮。
可阿南家不一样。曹大娘特别喜欢放烟花,腊月里放,正月里也放,这就与村子里的其他人家有些不同了。
曾经有热心的长辈们劝曹大爷要看管好手里的那几个钱,可曹大爷似乎乐意曹大娘买烟花。
“孩他娘过年回不了家,看看烟花过把瘾,我还能说啥!”这是曹大爷时常望着满地的烟花筒子讲出来的话。
曹大娘的娘家到底在什么地方,村子里依旧没有人知道,她的娘家人似乎也从来没有来看过她。
在一次阳光的午后,我曾经小心翼翼地问阿南他是否知道姥娘家在什么地方。
阿南握着手里的笔沉思了许久,直到院墙外的大杨树上传来了好几声杜鹃鸟的啼鸣,他才望着墙角那株落了叶的枳子树喃喃地说道,“可能是贵州吧,俺娘怀里藏着一张相片,背面写满了字儿。”
“上面的字儿你见过没?”
“看过两眼,一大串字,比字典上的字还小,可有好几处都看不清了。”
听到这里,我终究是问不下去了——相片背后的文字,并非一道“某某同学不小心将成绩单用墨水弄脏”的数学题,也不是一道简简单单的填字游戏,而是一个有关故乡和亲人的遥远而又模糊的指引。
09
我不知道曹大娘现在还有没有留着那张相片,也不知道她是否已经彻彻底底地习惯了鲁西南的生活。可有一点我是知道的,每到过年的时候,她们家依旧是烟花璀璨,像极了南方!
也许也只有那么一刻,曹大娘才有了回老家的感觉。可这种感觉又是那么得缥缈,一阵噼里啪啦的喧嚣过后,除了空气中隐隐约约的硫磺味之外,似乎什么都没有了。
#农村老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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